有效犬儒:乌兰巴托城市衰败和更新的浪费、权力和谈判｜Cultural Anthropology

本文作者：Rebekah Plueckhahn

因此，这栋建筑在2016年的年久失修并不一定代表失败或终点，而是其建筑本身具有的一种波动性特征（Ssorin-Chaikov 2016, 694）。X号楼的破败超越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非计划性废弃”，如Christina Schwenkel在讨论越南东德设计公寓的破败时所指出的那样（Schwenkel 2020, 233）。X号楼始终被视为一种“介于临时住房与废弃建筑之间”的存在。2016年的居民经常被迫承载这种中间状态。尽管许多中国劳工早在1964年就已离开，但X号楼的居民有时被外界描述为可能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这一标签在蒙古语境下尤为敏感，因为蒙古存在较高的恐华情绪（Billé 2015）。此外，居民们还提到，外界有时会嘲笑他们缺乏自来水。然而，面对这种种族和基础设施上的污名化（Plueckhahn 2022），居民们并未接受这一耻辱，而是巧妙地将这种“中间性”重新定义，以表达一种对立的态度。几位居民告诉我，他们选择购买这栋楼的公寓，正是因为他们预期这栋楼会被拆除。而他们的所有权地位则使得他们有资格在原址上新建公寓时，获得一套新公寓。

居民将这栋建筑视为一种可以进行投机的资产，而不仅仅是一个废弃破败的空间。这反映了后社会主义蒙古正在经历的城市转型意识形态的转变（Sorace 2021）。蒙古在2009年至2013年间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与1990年后外包化、碎片化的城市建设过程相一致，这种转变通过市政当局划定土地并授予私人建筑公司临时占有权（ezemshil）得以实现。然而，这些过程并未标志着与社会主义时代城市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彻底割裂，而是对其进行了一种转化（Sorace 2021, 242）。

正是通过居民与底层堆积的生活垃圾之间的互动，建筑的大部分逐步重新配置得以实现。由于位于城市垃圾收集不均的地区，X号楼成为一个被标记为半合法的空间，一个“失修的过渡区”（Chu 2014, 364）。清理垃圾成为一项可见的任务，这项工作使居民直接面对既有的再开发过程——这一过程促成了建筑的毁坏——以及城市垃圾基础设施的失败，导致废弃物被堆积并任其腐烂。此外，清理这些垃圾要求居民与其产生的多方面污染进行密切接触。

废物被证明会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具体方式和涉及宇宙观的抽象的方式”造成污染（High 2017, 87）。在蒙古，污染（buzar）被认为是一种肮脏、令人厌恶的物质，能够将“有序与野性”区分开来（High 2017, 87）。它还可能“对在场的人造成伤害”（High 2017, 87），包括带来不幸和疾病（Empson 2011, 283）。这些垃圾不仅对建筑居民具有耻辱化的情感影响，同时也可能对那些必须持续与之接触的人带来不幸。清理垃圾需要承担多方面污染的风险。然而，这一行为也使居民能够区分建筑内部的清洁和外部的污秽。通过清理，居民得以在重建引起的失修和废物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对建筑构成威胁的背景下，强化建筑作为独立资产的地位。

在乌兰巴托的不同地区，生活垃圾可能在垃圾收集不均的区域积累。市辖区（düüreg）通常会聘请私人垃圾收集公司提供服务。而由居民组成的公寓业主协会（suuts ömchlögchdiin holboo）负责在公寓楼外提供大型垃圾容器，由市政资助的垃圾收集公司定期清空这些容器（Byamba 和 Ishikawa 2017, 7）。然而，X号楼及其周围的三栋相同建筑并未拥有一个高效的公寓业主协会，也缺乏足够大的集中收集点。在这种情况下，垃圾常常被遗弃在公寓门前或道路上（Byamba 和 Ishikawa 2017, 7）。居民表示，市政部门只会收集存放在室外指定公共区域的垃圾。然而，由于垃圾堆积在X号楼内，居民必须先将垃圾从楼内清理出来，才能让市政部门同意收集这些垃圾。这种情况表明垃圾收集服务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建筑的失修和居民的不便。

质疑开发商、政治家和市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帮助居民在一个大多超出他们控制的灵活景观中描绘变化。这些反思构成了对权力关系变化的理解和描绘的尝试，变化难以确定，并且并不总是源自国家或市政机构。在2010年代，乌兰巴托市越来越依赖将城市发展外包给无数建筑公司（Plueckhahn 2020）。据传，一些市政政客，经常与国家议会政治派别有所牵连，往往在建筑行业中拥有既得利益和家族关系。政治利益和建筑行业的重叠反映了自1990年以来蒙古企业家精神和政治领域日益融合的趋势。这种社会和商业网络的融合还包括后社会主义蒙古政府的官僚机构，其中存在着在履行职务和履行对个人网络的“地方-个人义务”之间“经常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Zimmermann 2012，86）。

联盟和互助网络因此被视为构成蒙古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权力关系在国家权力或治理的形式之间、内部及其之外流动，并将商业、政治和治理交织在一起（Roitman 2004，191）。在2009年至2013年蒙古经济剧烈增长的时期，商业和治理的领域逐渐重叠（Radchenko和Jargalsaikhan 2017，1040–1041）。一些关键商业人物在此期间及其后成功竞选为政治候选人，宣传他们的商业才能将有助于有效管理蒙古经济（Bonilla和Shagdar 2018；Radchenko和Jargalsaikhan 2017，1039–1041）。自社会主义结束以来，随着大规模私有化的不均匀进程，蒙古在政治上强大的网络中经历了经济实践的深入，这些网络深刻塑造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成和展开方式（Plueckhahn和Bumochir 2018；Chuluunbat和Empson 2018）。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这种融合被以两极化的方式看待：那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能够获得显著的政治成功，但另一方面，一个“过于自由”的民主和经济则被视为可能包含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温床。

因此，影响建筑结果的权力存在于使建筑成为可能的不透明网络中，而这些网络通常被认为与政治紧密相关。对开发商、政治家和市政官员的愤世嫉俗反思揭示了X号楼居民与国家的特殊互动和想象（Anjaria 2011, 67），这种关系有别于其他市政治理模式和官僚体系的运行（Das 2006, 162）。居民尝试与所在街区的地方办公室（horoo）市政官员接洽，希望解决X号楼重建失败的问题。然而，他们被告知自己只是与一家不可靠的公司达成了糟糕的交易，而市政府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清理X号楼中匿名丢弃的垃圾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空间，在这里，分散且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被质疑和重新定义（Truelove 2021; Elinoff 2016）。X号楼的物质空间成为蒙古经济波动时期“道德-政治问题谈判的政治场域”（Von Schnitzler 2013, 671）。通过对废物的处理，居民不仅与更广泛的权力网络互动，还在X号楼的重建过程中形成了对国家和自身的重新理解。

在这里，愤世嫉俗的反思发挥了特殊作用。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有效工具，帮助居民尝试解读塑造其周围景观的不透明且流动的权力关系。我认为，这种模糊社会关系、商业和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界限的政治格局，催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犬儒主义。这一形式的犬儒主义引发了对彼得·斯洛特戴克（Sloterdijk 1987）和斯拉沃伊·齐泽克（Žižek 1989）所讨论的犬儒主义定义的重新思考。在蒙古，X号楼居民的犬儒主义表现出斯洛特戴克提出的两种犬儒主义的融合。一方面，X号楼居民展现了更早期的kynic概念（源自古希腊哲学），即一种流行的“挑衅性的……个人主义者”形象（Sloterdijk 1987, 3）。这种kynic与权力中心保持距离，代表着对“统治官方意识形态”的嘲弄（Žižek 1989, 26）。X号楼居民实际上处于权力和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地位，从远处批评权力者。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身处这些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物质遗迹与衰败之中。

此处的犬儒主义也并非与更广泛的政治动员（Hermez 2015）或幽默批评（Daswani 2020）结合在一起。相反，这种犬儒主义为居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他们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周围的现实（Hermez 2015, 520），并在权力与权威的微妙关系中找到生存之道。这种犬儒主义并非寄托于希望（Hermez 2015, 521），而是引发了一种疲惫感和冷静的精明。居民的犬儒反思帮助他们理解并挑战那些流动而模糊的权力关系，因为他们试图保护自己的höröngö（蒙古语术语，涵盖了财产、财富或在城市景观中具有生成意义的利益）。这种犬儒主义不是一种退缩，而是对权力网络的一种现实主义式的参与和解码，帮助居民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行动的空间。

X号楼的居民试图追溯并理解跨越市政管理、城市发展、国家政治以及地方权力掮客之间的权力变迁关系。犬儒主义的反思使他们能够理清各方的角色、权威的性质以及隐藏的动机。这种反思集中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那些掌握权力的个人——例如建筑公司负责人、市政官员或国家政客——究竟是在为公共利益（niitiin）而行动，还是在追求自身的私利和利润（ashig）。这种怀疑态度不仅揭示了居民们对权力结构的不信任，还体现了他们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刻洞察。他们通过犬儒视角对这些人物进行权衡和解读，将其视为理解和应对复杂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方法。这种态度帮助居民在面对不透明的权力体系时，更清晰地把握背后的动机与利益分配的逻辑。

在对某些人可能隐藏的意图进行猜测时，犬儒主义表现为对表面无私的公众形象产生怀疑。当居民认为某些有权力的人暗中追求私利，损害或排斥他人利益时，这种犬儒主义的观点尤为突出。这种怀疑的态度在他们对地方官员或政治家行为的批评中显现：居民认为这些行为只是为了展示“善行的外表”（tsarai），从而提升自己的声望（ner hünd）。同时，这种怀疑与另一个信念并存，即某些人可能是“huvia boddog hün”（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人，Højer 2019, 753）。这种对权力人物的评价还反映在描述他们为“ashig sonirhlyn zörchiltei hün”，字面意思是“矛盾的、有利益驱动的人”。这种表达指的是那些公开宣扬利他主义但私下却追求自身利益的人。通过这种犬儒主义视角，居民试图揭示和批判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以及公共与私利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怀疑既是一种对现实的回应，也是一种理解和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策略。

这位居民使用“höröngö”这个词时，指的是财产的物质和物理属性。然而，她同时也在暗示这个多义词所蕴含的生殖性潜能，这一概念是蒙古人财产理论的核心。Höröngö可以翻译为一种具有使某物生长、扩展并有益于他人发展、繁荣和扩张的能力的物品或事物。从这个词的用法中可以看出，höröngö不仅指加入热牛奶中的，用来制作更多酸奶的那第一勺酸奶，也指用于面包烘焙的酵母。要使财产具备höröngö的特性，它必须具有这种扩展性和生殖能力，这种能力在蒙古牧民对能够繁殖和扩展的动物群体的重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见Plueckhahn 2020, 74–75）。在蒙古的城市中，一个人的höröngö可以以公寓或土地的形式表现出多种生长性：它可以保障家人安全生活和成长，还可以作为申请更多贷款的抵押物。当一个人无法保持其höröngö的能力时，比如大厦中的浪费和故意失修，便会剥夺居民业主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财产的生殖潜能。居民们需要重新找回这种未来潜力，哪怕这种潜力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呈现。为此，他们必须采取一种“集体的、现实的方式看待事物”（Sloterdijk 1987, 5），从而使他们既感到沮丧，又充满行动力。

有一天傍晚，我和一些居民在1号楼的一套公寓里聚会，休息、喝茶并聊天。在我们坐下时，其中两位居民开始描述他们对一些导致当前局面发生的事件的看法。他们向我展示了许多关于失败的重建项目的报纸文章，并给我看了一份即将到期的建筑公司土地占有文件的复印件。

“我听说这里的工作（重建计划）将停止，”一位居民说道，“这个地方将被纳入国家（tör）保护。”

“嗯，（国家）在它完好无损的时候都没能保护它！”另一位迅速反驳道。

“是的，”其他人低声附和。

第三位居民补充道：“你真的认为，在它没有所有者/持有者（ezen）之后，他们还能保护它吗？”他指的是曾拥有开发权的建筑公司。

“他们能吗？也许他们会把它烧掉！”第四位开玩笑道。

这段对话暗示了居民在构思周围环境的权力关系时的一些重要观点。当思考重建工作停止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时，居民们推测，ezen（即所有者/持有者）将失去对这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在这里，ezen指的是之前获得临时占有权并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个人或公司。一位居民评论道，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建筑和周围的土地将会归入国家（tör）保护。然而，正如上述所见，这个观点被居民群体带有怀疑的眼光所看待。他们认为这片土地过于宝贵，甚至开玩笑地预料到国家可能会烧掉旧建筑，“释放”其下的宝贵土地，并促进私人建筑公司在其上进行建设。这种带有讽刺的看法，虽然充满了失望，但也具有诊断性。它揭示了乌兰巴托土地管理背后的政治经济的关键事实。灵活的土地使用制度使得市政当局能够向私人建筑公司提供大量土地。因此，居民们（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准确）认为市政当局有意愿将有价值的土地提供给建筑商进行开发。

在这一时期，将开发工作外包给众多私人公司成为了城市治理的一部分。这种方式反映了市政和国家政治家所关注的其他经济形式，并得到了乌兰巴托居民的回应。政治家们在该地区发表公开演讲，鼓励居民自行寻找建筑公司来重新开发该地区。正如克里斯蒂安·索拉斯（Christian Sorace, 2021, 254）所写，这种再开发“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项目来看待的，而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普遍逻辑的一部分”，在这种逻辑中，居民对“个人未来”负责。

城市的快速扩张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城市重建政策和治理中所支持的自由市场精神。乌兰巴托的土地保有制度以及更广泛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也构成了法律和概念框架。这些都源自蒙古人对土地的过度利用，使得城市的盈利性再开发变得更加可能。居住行为本身，通过让某人居住在土地上或留在破旧建筑中，并通过围栏或混凝土基地逐渐保持土地的存在，成为了乌兰巴托土地配置的关键方式（McFarlane 2011, 651）。在这里，住宅和正在尝试建造的新建筑通过摩擦方式共同作用，从内部巧妙地重新配置城市，因为人们试图获得和保留höröngö（Plueckhahn 2020）。因此，周围的景观被居民和市政当局视为极具延展性的东西，成为一个波动的进入与排斥空间。

在解读自由市场精神与灵活土地获取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借鉴了一个我在其他地方扩展过的概念，即“生产性反公地”（参见 Plueckhahn 2019, 2020）。该概念源自 Carol M. Rose（2004）对 Michael Heller（1998）“反公地悲剧”分析的延展。在“反公地”中，当私有财产过度集中时，“多个所有者各自被赋予了排斥他人使用稀缺资源的权利，但无人拥有有效的使用特权”（Heller 1998, 624）。乌兰巴托确实经历了商业利益驱动下私人土地使用权的剧增。然而，我认为乌兰巴托的城市发展政治经济，以及居民试图获取土地的方式，展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反公地。这种形式可能并不那么“悲惨”或排他。相反，尽管景观经常变化，临时性使用可能被视为不稳定，但由于其灵活性，这种景观能够生成不同类型的权利转移和重叠所有权（Plueckhahn 2020, 14）。

虽然居民们在应对破败家园的挑战并试图解读不透明的政治和商业关系时面临困难，但这种景观及其背后塑造它的权力网络本身具有内在的灵活性。权力集中在那些拥有聪明才智、资源和政治关系的人手中，他们试图将这种灵活的格局塑造为对自己有利的形态。然而，这些权力人物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Bumochir 2020, 14）。

居民意识到，他们需要评估和理解在所在区域内出现的政治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动员和重新安排的突破点”的间隙空间（Chaflin 2017, 665）。通过居住在土地上并清理垃圾的行为，居民得以在“众多不同的面孔和代理人”（Pedersen 2011, 67）之间维系他们的höröngö，尽管这种维系十分脆弱。这些面孔和代理人构成了居民周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

X号楼居民对政治家和开发商动机的犬儒反思，与腐败与修复的物质过程形成了一种随时间展开的动态关系。废弃物与犬儒主义是可能导致绝望和无力感的现象。然而，在这一间隙空间中，居民们富有成效地对其进行了重新改造，创造了逐步更新的形式，并揭示了塑造景观的不透明过程的部分内情。这对居民而言并非易事。生活在日益蔓延、腐朽的废弃物旁，直面破败所带来的隐秘侵蚀，本身就是一项艰难且持久的挑战。对于居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伴随着一种强烈的被遗忘感，同时他们也在试图解读和理解那些隐藏于众所周知的国家机器与行政管理之外的权力形式。然而，居民通过对废弃物与犬儒主义的缓慢再利用，使这种“忍耐与疲惫”的体验逐步“在情感和认知上变得可感知”（Povinelli 2011, 5）。

在这里，犬儒式的反思成为一种“概念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居民如何在塑造景观的分散权力关系中定位自身（Hermez 2015, 507）。X号楼的居民更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概念视角如何转化为一种推测性和生成性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寻找各种渐进式策略。这种犬儒主义也不一定与希望共存（Hermez 2015, 520–21），而是伴随着在困境中的一种富有成效且略带讽刺的实用主义。讽刺的是，挑战这些关系网络的局限性和潜力，恰恰是有效穿行于这些网络的基本素质之一。因为这种方式奏效了，居民们认为他们的谈判取得了成功。然而，这并未削弱他们总体上的犬儒态度，反而强化了保持警惕和精明的必要性（Allen 2013, 4）。乌兰巴托富有成效的“反公地”生成了一种不可预测的互动，其中包含渐进式排除、空间释放、可移动围栏、合法性的重塑以及不断变化的联盟（Chu 2014, 365）。尽管日常生活充满挑战，犬儒主义却为理解和谈判这一动态变化的物质与政治景观打开了可能性之门。

编译｜小雪

审核｜穷象

终审｜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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