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40名在中国从事性产业的男性进行深入访谈，比较了从事性工作如何对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新兴成人(emerging adult)的职业发展和向成年的过渡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大多数中产阶级性工作者在性行业之外都有具体的职业目标，并且正在利用他们的教育资历和社会文化资本实现这些目标。与此相反，大多数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依靠性工作的高利润来积累资金，以实现他们的长期目标，比如创办小企业。没有职业目标的下层阶级性工作者往往把收入花在电子游戏等成瘾性习惯上，他们从事性工作不利于其长期职业发展。将有关新兴成人的文献延伸到性工作的语境中，我认为，对于那些有意识地从事性工作并具有职业目标的新兴成人来说，性工作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探索”，而对于那些没有明确职业目标的新兴成人来说，他们的性工作更适合被描述为“挣扎”。译者注：由于篇幅限制略去了参考文献及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底部“阅读原文”按钮前往原文网页。
Chaoting Tang，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Tang, C. Exploring or Floundering in the Sex Industry? Understanding Sex Work as Job Explorations for Emerging Adult Sex Worker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4-03028-8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大学生参与性行业的情况，并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学生性工作者群体(Betzer et al., 2015; Ernst et al., 2021; Jones & Sanders, 2022; Krisch et al., 2019; Lavoie et al., 2010; Sagar et al., 2016)。本研究通过比较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男性性工作者如何在性行业中发展壮大 (floursih)或苦苦挣扎 (flounder)，扩展了有关全球性产业和新兴成人的文献。首先，借鉴有关新兴成人的文献，我强调了从事性工作如何对一些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和向成年的过渡产生或好或坏的持久影响。我认为，对于那些有意识地从事性工作并有具体职业目标的新兴成人来说，性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工作探索，而对于那些没有职业目标的人来说，他们从事性工作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挣扎。其次，我将有关新兴成人职业发展的文献延伸到性工作的背景下，并认为从事性工作本身尽管被普遍视为一种危险行为，但并不会使新兴成人“发展壮大”或“苦苦挣扎”。相反，从事性工作会对新兴成人的职业道路及其向成年的过渡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他们的家庭背景、可供选择的职业机会以及职业目标等。 本研究通过对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进行深入的在线访谈，对长期以来关于性工作与剥削之间关系的争论做出了贡献，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的权力动态是多变的，尽管剥削普遍存在，但它并不是性工作的固有属性。一方面，大多数中产阶级性工作者表示有信心通过自己的技能、关系或学历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他们认为性工作是满足消费欲和性欲的临时机制。相反，许多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则依靠性行业的丰厚利润来积累资金，以实现长期的职业目标，比如创办小企业。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相比，他们往往在中介的人际关系网中工作，更经常受到剥削。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发达国家年轻人从学校到工作、从青年到成年的过渡变得更加漫长和复杂。Arnett (2004)将这一漫长的人生过渡阶段（18至29岁）称为“新兴成人”，其特点是身份探索、不稳定性、自我关注、介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两者之间的感觉以及可能性多样/乐观主义。新兴成人既不同于青少年，因为他们没有在经历青春期，也没有被法律归类为“儿童”；也不同于成人，因为他们很少有稳定的工作，也很少结婚生子(Arnett, 2007; Nelson, 2020)。Arnett (2004)描述了新兴成人的两种工作不稳定性：一种是工作探索，即有意识地尝试不同的工作；另一种是挣扎，即无意识的、被引导的跳槽。Grosemans et al. (2018)发现，当年轻人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而导致工作变动，或者当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份临时工作作为起步时，他们就会经历工作探索。与此相反，在其他情况下，比如新兴成人没有职业目标或没有特意选择临时工作时，他们的工作变动就符合“挣扎”的描述。成年期的发展壮大与苦苦挣扎不仅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也受到机会分配不平等的影响(Swendeman et al., 2015)。以性工作为例，Hoang (2015)发现，越南女性性工作者之所以进入性行业，是因为她们认为家政工作（她们主要的性工作之外的职业机会）比性工作更具虐待性，自主性更低。Abel and Fitzegerald (2008)观察到，新西兰青少年性工作者无法获得社会支持，导致他们为了生存而选择从事性行业工作。在《性教育国际技术指南》中，性交易活动被认为是对个人健康和福祉有风险的行为(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8)。选择参与风险行为本身并不能决定新兴成人的轨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各种因素将决定从事性工作对个人在新兴成人期的职业发展的影响，例如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数量以及他们是否有职业目标和退出性行业的计划(Grosemans et al., 2018)。因此，在研究从事性工作如何影响新兴成人的职业发展或向成年过渡时，我认为有必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分析来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职业目标的性工作者的经历，而不是只关注单一类型的性工作者，如大学生或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 Arnett(2011)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来说，新兴成人期只存在于社会中较富裕的阶层，因为农村和城市贫民很早就开始从事类似成人的工作，也相对较早地开始结婚生子。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为研究新兴成人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首先，由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每年新招收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200万左右增加到2022年的1000多万，使许多下层阶级学生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Fu & Ye, 2023)。此外，中国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已从2000年的25.11岁和23.28岁分别提高到2020年的29.38岁和27.95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Wang，2022)。
卖淫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性行业是高度剥削性的，妓女被视为其家人、皮条客和嫖客之间交易的对象(Hershatter, 1989)。共产党认为卖淫是“剥削妇女最明显的形式”，因此在执政后不久就废除了卖淫(Henriot, 1995)。前妓女被送往再教育中心，国家提供技能培训、医疗保健和其他支持项目，帮助她们退出性行业(Henriot, 1995)。然而，在上海接受再教育的7600名妓女中，只有500人被允许留在上海；绝大多数被送往农村国营农场，再也没有回到上海(Henriot, 1995)。
作为建国时期的遗产，性工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非法的，并受到严重的污名化，但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性工作却激增了。性工作者及嫖客被处以罚款和强制教育拘留，而皮条客和其他第三方则面临刑事指控(Yau & Kong, 2021)。2001年以前，警察可以保留性工作者及嫖客的部分罚款作为经费，从而形成了打击性交易案件的强大动力(Pan, 2017)。这项政策于2001年被废除，导致警方的打击力度大幅下降：18至40岁的男性中，嫖娼者的比例从2000年的11%上升到2020年的22.3%，但公安局通报的卖淫案件数量却从2000年的23.9万起下降到2013年的8.4万起(Pan, 2017)。
在中国，性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工作，性工作者往往会在赚到足够的钱、找到更好的工作或结婚后退出。Zheng(2009)发现，中国的女性性工作者通常通过结婚成家、被包二奶或独立创业等方式退出性行业。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性工作者被困在性行业中的时间比她们预期的要长。例如，Kong(2016)指出，中国为了赚钱而从农村前往城市的男孩尽管有机会离开性行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和社会文化资本，他们无法或不愿经营小生意，导致他们的经济损失和在性行业工作的时间延长。
以往许多关于中国性工作者的社会学研究都集中于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城市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Ding, 2016; Ho et al., 2018; Huynh et al., 2019; Kong, 2012)。最近，越来越多的文献认识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也从事性行业(Cai et al., 2021; Fang & Tang, 2023; Tsang, 2017; Yu et al., 2022)。Yu et al. (2022)发现，在1995-2002年出生的人中，8.7%的受过本科教育的男性和1.9%的受过本科教育的女性曾以性换取物质利益。Fang & Tang (2023)指出，男性学生性工作者进入性行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欲和性欲。本研究扩展了有关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文献，探讨了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和个人选择（如拥有职业目标并为之努力）如何在新兴成人男性性工作者中产生作用，并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向成年的过渡。
本文基于40个半结构化的在线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是从事性行业的中国男性，包括性工作者（37人）和中介（皮条客）（3人），以及2022年1月至7月进行的中国性行业网络民族志。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我观察了中国男性性工作者在推特上的个人资料和帖子，以及嫖客和中介在电报和微信上的互动和对话。鉴于本研究的敏感性，在线访谈使我能够收集到更多关于男性性工作者对他们私生活的反思性回答(Wu & Ward, 2019)。参与者必须是18岁以上、从性活动中获得物质利益的顺性别男性。访谈于2022年1月和2月进行，大多数访谈持续45到60分钟。设计的问题主要围绕受访者的动机、经历以及对性行业的看法。受访的男性性工作者都很年轻，平均年龄约为24岁，开始从事性工作的平均年龄约为21岁。绝大多数（35人）是18至30岁之间的新兴成人。所有受访者都是18岁以上的顺性别男性，但其中6人声称在18岁之前就开始从事性工作。他们的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从初中未毕业到拥有研究生学位不等，其中大多数（21人）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学士学位。与以往只关注为男性客户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不同，我的受访者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性取向或服务的客户的性别来选择的。大多数受访者（19人）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其他人则认为自己是同性恋（11人）或双性恋（7人）。大多数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性取向选择客户：一些参与者（15人）只为男性客户提供服务，另一些参与者（11人）只接受女性客户，还有一些参与者（11人）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客户提供服务。大多数受访男性性工作者（32人）计划退出性行业，其中29人对何时退出和退出后做什么有具体的职业目标。在这29名有具体职业目标的性工作者中，有5名是前性工作者，他们在接受访谈时已经退出了性行业。没有人报告滥用药物或被强迫从事性工作。受访者使用不同的术语和短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一些人使用了“性工作者”、“金钱男孩”(money boy)和“鸭子”等标签，而另一些人则拒绝接受这些术语，并认为他们参与性行业是“交易性约炮”(transactional hookup)。一些受访者指出，尽管学者和男性性工作者自己经常使用“金钱男孩”这个词，但它还是带有负面的含义，不过比“鸭子”要少得多。在本研究中，我将把受访者称为“性工作者”，把他们从事的性行业称为“性工作”，因为大多数受访的性工作者将他们的参与视为一种就业形式。然而，当受访者明确使用其他术语来描述自己或他们的参与时，我将采用他们最初选择的词语。受访者主要通过推特和豆瓣进行在线招募。推特正在成为中国色情内容、现代同性恋文化和性行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平台(Wang & Ding, 2022)。许多中国色情业者和性工作者使用推特来防止中国政府的监控和审查。推特上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经常在个人简介中提到他们是性工作者，尽管许多人可能没有那么明确。我手动识别了推特上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并使用消息功能直接向他们发送采访请求和有关本研究的信息。豆瓣是以电影和书评闻名的中国社交网站。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主要为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使用的网站。我在豆瓣一个拥有 15000多名成员的受访者招募论坛上发布了有关本研究的信息。该论坛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为研究论文寻找受访者的大学生。我鼓励受访者邀请其他性工作者参与这项研究，并为每位受访者提供了200元人民币的报酬。以往许多关于中国性行业的研究都是通过民族志观察或面对面访谈来收集数据的。虽然这些方法提供了对中国性行业的深入洞察，但其研究重点往往局限于街头性工作者或在卡拉OK、妓院等公众能见度较高的室内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这些人往往是经济和教育条件较差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性工作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私人领域。学者们注意到在不同环境中工作的性工作者之间存在各种差异(Weitzer, 2009)。在本研究中，我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招募受访者，与之前的许多研究相比，我能够接触到来自更多不同背景的性工作者。此外，我相信，我作为一名与受访者年龄相仿的大学生而不是一名资历更深的研究人员，这让他们更愿意参与这项研究，并与我分享他们的私人经历。 在进行访谈和录音时，我已征得每位受访者的口头同意。受访者被告知他们可以随时退出，并且由他们决定他们希望分享的内容。所有访谈均以普通话进行，随后誊写成书面中文。部分引文被翻译成书面英文。访谈录音在转录过程完成后立即删除。我没有收集任何身份识别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或身份证号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密性和匿名性得到了充分保证。本文中的所有姓名均为化名。对访谈材料的分析以扎根理论为指导，扎根理论是一种归纳法，允许研究人员从定性数据中构建理论(Glaser & Strauss, 1999)。在美国的男同性恋陪玩网站， 如rentmen.com，经常可以看到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的男性性工作者。然而，在中国，由于行业内明显的年龄歧视，30岁以上的男性性工作者要少见得多。在推特上拥有超过25万粉丝的色情业者和中介人Cheng分享了他对这种“年轻人偏好”的见解：我不完全确定；他们过去可能接触过一些顾客，可能还有一些常客对他们很有好感。不过，这个行业并不适合长期发展，年轻人确实更有资本。（Cheng，30岁，同性恋，大学毕业生）。经营色情按摩店的Chong将性工作者职业周期短与顾客追求新奇感联系起来。他解释说：当然，员工流失率非常高。客户往往渴望新奇，他们很快就会厌倦现有的产品，也就是某个员工的服务，这导致我们的员工频繁流失，因为客户不断追逐新奇和刺激。一个员工的典型“生命周期”大约为半年，半年后他们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开始另一个“生命周期”。（在去过不同的城市后或年满30岁时，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可能会回到更传统的道路上。这个行业与异性恋的性工作行业类似，生命周期很短——做这行真正依赖的是一个人的青春。（Chong，24 岁，同性恋，硕士学位）受访者经常用“青春饭”来形容性工作。“青春饭”通常指报酬丰厚但难以持续的职业，这些职业往往依赖于迷人的外表。鉴于人们普遍认为性工作是临时性的“青春饭”，新兴成人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尤其适合。 在本研究中，我根据受访男性性工作者的教育程度和性工作之外的职业机会将他们分为两组。那些已经或即将获得学士学位，并且已经或自认为即将在大城市找到一份非体力劳动工作的人被视为中产阶级性工作者。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包括未能找到非体力劳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被视为下层阶级性工作者。鉴于在中国，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户籍状况）与教育程度和职业机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种分类提供了对每个性工作者可选择的职业机会的概览(Liu, 2015; Wu, 2011, 201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类未能反映性工作者身份的某些重要方面，如他们的性取向和从事性行业的时间长短。本研究中的中产阶级性工作者从事性工作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和性欲。Zhang把自己从事性工作视为交易性约炮，并把赚来的钱花在去酒吧和购买高档食品上。他解释说：我每个月大约与他们联系10次，每月从这些交易性约炮中赚取约10000元人民币。是的，它们很重要，因为我可以把钱花在其他地方，比如去酒吧、外出就餐和叫更好的外卖。我都花光了。到月底，我通常只剩下几百元（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与Zhang对旅游和美食的偏好不同，Wang和Qiu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而进入性行业，这一点在他们的回答中都有所体现：我通过性工作（每月）可以赚到大约三四万人民币，而我的全职工作（每月）工资大约是五六千人民币......没有性工作的收入，我买不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经常买运动鞋。目前，一双耐克或阿迪达斯的鞋子相当昂贵，通常每双要2000到3000元人民币。North Face等品牌的衣服也比较贵。如果没有这份兼职工作，仅靠5000至6000元人民币来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对我来说是个挑战。（Wang，23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我的大学室友也参与其中。在我通过做这个（性交易）赚了几次钱后，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了他。他很惊讶，但还是抵挡不住赚钱的诱惑。由于我经常买鞋，看起来有很多钱，他也想尝试一下这种工作。我主要买耐克。耐克在当时很流行，尤其是Air Jordans（译者注：Air Jordans是耐克旗下的一条产品线，价格普遍相对较贵）。（Qiu，26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Wang和Qiu加入性行业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买得起时髦的服装。Wang渴望通过时髦的服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而Qiu则对耐克鞋情有独钟。性行业的暴利甚至驱使Qiu的大学室友也考虑走上这条路。除了赚钱满足消费欲，中产阶级男性性工作者的另一个共同动机是满足性欲。Hao和Yang解释道：我不会根据年龄或其他因素来选择客户。如果有的时候我不想与客户打交道，比如特定的某个月或我太忙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拒绝所有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更喜欢那些更合意的客户。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归根结底，我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Hao，25岁，同性恋，大学毕业生）（如果你认为这不道德，那么你从事性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也许并不是因为我积极从事这种工作（性工作）。目前，我没有从事，我想我将来也不会从事。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这并不能给我带来多少钱，而且会让我筋疲力尽。比如，你可能需要到其他城市出差，而我个人不喜欢不停地来回奔波：那会消耗体力，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至于我的推特账户，我仍然在用，因为有些人真的想和我联系，我也可以在那里交朋友。我没有特别的动力去认真使用它来获取经济利益。我可能会继续留在这个社区里，与他人勾搭以获得身体上的满足。我认为身体上的满足对我来说比经济上的满足更重要。（Yang，21岁，同性恋，大学生）。由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对性工作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且有动力满足自己的性欲，因此，与下层阶级性工作者相比，他们在从事性行业期间拥有更多的自主代理权和控制权。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性服务购买者建立了基于相互选择的更平等关系。大二艺术生Mu认为，性交易更像是“交易性约炮”，而不是一份工作。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像普通约炮一样对“客户”进行选择的：又不是你给我钱我就跟你上床。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我想我们艺术生都会欣赏美。我看他们（客户）的外表、体型和年龄。因为我只有19岁，我的标准是不超过27或28岁。如果他们超过28岁，我甚至都不会见他们。（Mu，19岁，同性恋，大学生）Mu认为自己长相帅气，很有吸引力，他寻找与他条件类似的人进行非交易性的约炮。不过，如果对方付钱给他，他也会与他认为“不那么好但可以接受”的人进行性活动。Mu根据他认为的客户对他的吸引力来调整自己的收费标准，在与客户见面后他会给每个客户一个个性化的价格。他还提到，如果他觉得客户有吸引力，他就不会向客户收费：如果收他们的钱我会觉得尴尬，因为他们看起来也很帅。Mu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兼职工作。他在美术辅导班当老师，每月能挣15000 元。性交易的收入只占他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与Mu相似，Zhang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参与性交易。Zhang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他更愿意用“交易性约炮”这个词。他描述到：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性工作者”……我只是在“约炮”，虽然是交易性的......非交易性的性关系意味着我们真的喜欢对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约炮，满足彼此的性欲。但对于那些给我钱的人来说，她们喜欢我，但我并不那么喜欢她们。（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 人们在寻找性伴侣时，往往会在年龄、外貌和教育程度等方面找到与自己“相当”的人。作为年轻帅气的大学生，Mu和Zhang都有自己偏好的特征，并且在普通的约炮时对性伴侣也有很高的选择性。Mu只会寻找同样长相帅气、有吸引力的性伴侣。而Zhang对年龄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在普通的约炮中，他只约“18到20岁之间的年轻女孩”。在交易性约炮中，这些中产阶级性工作者会降低对顾客的标准，尽管他们仍然有选择性。例如，Zhang将他的顾客年龄限制扩大到30岁，并发现他的顾客对他也有“性吸引力”。本研究中的中产阶级性工作者并不依赖性工作带来的经济收益来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或实现长期目标。他们的教育资历、社会和文化资本为他们在性产业之外找到有前途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前景。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有具体的长期职业规划。例如，Shi渴望进入一所有名的商学院深造，然后在金融部门工作。他说：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你刚才提到想去读研究生？）
是的，我目前的计划是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想加强自己的教育背景，进入更有名的大学攻读金融研究生学位。由于我的父母都在金融行业工作，他们将能够支持我未来的职业生涯，而且我在本科阶段也在学习这个专业。因此，我将在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这个专业，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Shi，22岁，异性恋，大学生）
Hong计划成为公务员，他详细解释说：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嗯，我打算在大四时参加公务员考试，主要是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公务员。
（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目标吗？）
我想目前，我的目标是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并尽早开始工作。我希望能在一个好的单位谋得一个职位。
（你认为自己将来还会继续从事性工作吗？）
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到了结婚的时候，我就不会继续做这种工作了。那将是不同的人生阶段。（Hong，19岁，异性恋，大学生）
Shi和Hong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并且正在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从事与父母相似的职业。Shi和Hong的目标是从事相对独立的职业，而作为学生运动员的Zhang则决心在毕业后协助家族企业。他解释道：
我曾经想过专注于体育运动，成为一名全职运动员，但后来由于训练太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还没有真正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的家族实际上拥有一家企业。
（所以，你可能会继承家族企业？）
是的，我可以继承它，或者在家族企业里工作，做我父母做的任何事。我们经营着一家加油站。（Zhang，21 岁，异性恋，大学生）
Zhang的父母开了一家加油站。虽然他曾想过做全职运动员，但严格的训练让他望而却步。虽然他在沿海大城市从事独立职业会面临挑战，但他家的生意为他提供了一个令他放心的安全网。
大多数中产阶级男性性工作者都有在性行业之外开创事业的抱负，在他们看来，大学毕业和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是退出性行业的理想时机。Shi和Zhang都解释了他们想在大学毕业后离开性行业的原因：
（你认为自己今后还会继续从事性工作吗？）
是的，我可能会一直干到大学毕业。在大学期间，你可以赚钱，体验美好的感觉，并从中得到性满足。但一旦参加工作，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了，也没有精力去做了。（Shi，22岁，异性恋，大学生）
（你打算这样干这行多久？）
我还没有详细考虑过。如果我将来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回家（给家里的生意）帮忙，我可能就没有时间或精力再做下去了。
（所以你认为你会在整个大学期间继续这样做？）
是的，除非有重大变化，或者我将来要忙于其他事情。（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
此外，Mu将性交易视为一种就业不足，认为这不符合他更广大的职业抱负。他解释了这种观点是如何影响他决定离开这个行业的：
（我想退出性产业，因为）我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作为一名艺术生，我不能总是依靠性工作来维持生计。我必须继续学习和追求我的艺术天赋，因为我打算靠我的艺术谋生。性工作只是副业而不是主业。我从事性工作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如果仅仅依靠性工作，我的青春还能维持几年？最终，我将无法继续从事这一行，因为它非常不稳定。（Mu，19岁，同性恋，大学生）
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往往是在理性地比较了其他工作机会后才进入性行业的。对这些人来说，性工作比低工资的体力劳动更有吸引力，这在以下回答中得到了阐述：我确实考虑过其他兼职工作，但它们的薪水都很低。我在一家餐馆当过服务员，端盘子，还送过外卖。不过，这些工作要求很高，工资相对较低。能有多少？以我送外卖为例，一天可能只挣几十块钱。而性工作者则来钱快，而且不像体力活那么费体力。我也不讨厌从事性工作，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行业。（Jiu，23岁，异性恋，大专毕业生）它让生活变得轻松了。当我做收银员或服务员时，我必须轮班工作10个小时。但现在，我可能最多花半小时进行直播，再花半小时发布内容。我喜欢这种轻松。既轻松又能赚钱。（Liao，26岁，异性恋，大专毕业生）许多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在从事性交易之前，都曾从事过低工资的体力劳动，如服务员、收银员或汽车修理工。与体力工作相比，这些性工作者更青睐性交易，认为它更轻松、更有利可图。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性工作中，性工作者可以赚取数百甚至数千元人民币，而在中国，体力工作的时薪一般在20元人民币左右。此外，性工作还为一些工人（如Lin）提供了满足性欲的机会，并且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工作。虽然学历，尤其是大学文凭，是中国年轻人在大城市获得体面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已不再是体面工作的保证。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飙升（截至2023年6月为21.3%）反映出，许多大学生，尤其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有限的大学生，无法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Zhou, 2023)。一位27岁的名牌大学毕业生Chun解释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份与你的专业相关的工作？你的专业听起来不像是很难找工作的专业。）我找不到工作；而且，我在这个领域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我们专业的大多数人都会编程语言，如Java和C语言，并具备软件开发技能。我们的专业培养学生成为软件开发人员或工程师，而我并不适合。大学期间我没学到多少东西，只是玩了几年。（叹气）（Chun，27岁，大学毕业生，异性恋）从211大学毕业后，由于技能不足，Chun在计算机领域很难找到工作。他不得不从事装配线上的体力劳动，并被性行业的经济前景所吸引。他在农村长大，家庭条件有限，无法帮助他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与Chun不同，Bai认为他的家庭背景阻碍了他在金融行业获得理想职位的机会。他说：（叹气）我学金融的，但那是有钱人学的专业。如果你不是有钱人，学这个也没什么用。因为没有人会真的想要一个有金融专业学位的人。这意味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但它不会在特定领域提供好机会。我在大学里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获得过奖学金。但在找工作时，这并不重要。金融行业的人不关心年轻人的这些东西。他们看的不是你的成绩，而是你的背景。面试时，很多人会问你家里是否有钱，是否有房有车。金融就是看你能带来多少客户和存款。如果你家没钱，你能给银行带来多少钱？我可以找到前台的职位，但工资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月薪）。这对我来说太低了，无法在大城市生存。（Bai，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Bai在一个内陆小城市长大，在沿海大城市的一所一流大学攻读金融专业。他认为，金融行业的雇主在面试过程中会通过间接提问的方式考虑应聘者的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因此，尽管他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许多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在皮条客或经理的监督下在私人色情场所或色情按摩院从事全职工作。他们很少选择嫖客，而且经常报告说，为了钱，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性活动。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相比，下层阶级性工作者更经常遭遇性工作的风险和弊端，以下答复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遇到过。有些客人会打我的脸——她们有这些特殊的癖好——甚至让我舔她们的肛门。这太恶心、太变态了。是的，我曾经认为这些行为非常恶心，但当你做了两个月，甚至不到两个月，你就会觉得麻木了。反正都是为了赚钱，管它呢。我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感觉。如果客户想让我做什么，就给我更多钱。给我更多，给我更多。只要你给我更多钱，我什么都愿意做。现在我已经麻木了，所以没关系。我曾经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受不了。客户的性癖真的是一种侮辱。（她们）真的让你很没面子。（客户）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你只是个玩具。（Chun，27岁，大学毕业生，异性恋者）有时我会遇到一些要求过高的客户，她们可能会对你非常无礼。例如，她们可能会在我脸上撒尿，就像字面意思一样，或者说一些非常伤人和不礼貌的话。两者都有。有些人说这些话可能是因为她们的性癖好，但有些人则非常伤人，她们侮辱你，说你做这份工作一定很下贱，骂你是狗，诸如此类。起初，这些话让我非常生气，但后来我渐渐习惯了。我通常会要求提出这些过分要求的客户多给我一些小费。这都是为了钱。（Qian，30岁，大专毕业生，异性恋）Chun和Qian都经历了来自客户的非人道羞辱和严重的物化。他们逐渐将这些负面经历合理化，要求嫖客付给他们更多的钱。此外，一些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表示，为了钱，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男性顾客：在为女性客户服务时，我感觉很好，但一开始我很抗拒为男性客户服务。我不知道会有男顾客（在我进入性行业时），但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强迫自己接受，只是为了钱。尝试了几次后，情况有所好转，我也不会和男客户肛交，我只是用手或嘴去做，所以可能还不错。（Qian，30岁，大专毕业生，异性恋）我不会对客户做选择，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没有事先见过他们，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来找你，而他们非常没有吸引力，你会拒绝他们吗？） 为了赚钱。最初，我不能接受（与）男性客户发生性关系。我在身体上抗拒（与）他（第一位男客户）发生性关系，但他越发兴奋......我们什么都做了。肛交、接吻、BDSM。他把我绑起来，我们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滴蜡、鞭打......渐渐地，我习惯了（与男客户发生性关系），因为可以赚钱。（Gong，21岁，大专学生，异性恋）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相比，性工作对下层阶级性工作者的意义更大。对这些人来说，从事性交易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欲或性欲。相反，它是一种积累资本的手段，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或长期目标。在访谈中，Bai表达了他的愿望，即用从事性工作赚来的钱做小生意：我们性行业中的许多人并不一定是来发财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干上几年，趁着年轻赚点钱，然后等我们攒了点钱，就可以投资做点什么，或者做点小生意。我想开一家茶馆......实际上，我已经攒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但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门生意，而且我的朋友圈还不够广——茶馆要想成功，需要一个广泛的人际网络。我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来扩大我的人际网络，确保有稳定的客户群后才能开业，尤其是考虑到现在大城市的房租并不便宜。我想50万人民币应该够了，我已经存了大约30到40万人民币（Bai，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Bai的目标是用自己从事性工作攒下的钱在沿海大城市开一家茶馆。自从五年前大学毕业后重新开始从事性工作以来，他已经攒下了大约30万人民币。对于小白来说，性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也是培养人脉的一个途径，他认为这对茶馆的成功至关重要。偶尔，他也会去朋友的茶馆做义工，以获得经验和人脉。与Bai想留在沿海大都市的雄心相比，Qian和Chun都憧憬着退出性行业后回到农村老家。他们解释说：我想赚更多的钱。赚够了钱，我就回老家买房子。然后，我会看看能否在家乡做一些小生意。我希望在5年内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没有多少。以前投资基金亏了不少钱，所以现在只剩下两三万了。（Qian，30岁，异性恋，大专毕业）。现在，我觉得再过一两年，我应该可以攒下50万左右的人民币。我打算回老家买房子，然后尝试安排的相亲，找个女朋友结婚。我会找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我存了大约20万人民币。（Chun，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与中国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似，Qian和Chun离开内陆的家乡，到沿海城市追求更好的职业前景。他们的理想是利用性工作攒下的积蓄在家乡做小生意，购置房产。在做全职性工作者的短短两年时间里，Chun攒下了大约20万元人民币，已经到了他存钱目标的40%。相反，Qian因为投资基金失败，损失了大部分积蓄，只剩下两三万元人民币。Lin在积累了足够的钱支付与女友结婚所需的彩礼后，一直在考虑离开性行业。他解释说：对我来说，最大、最重要的动力是我想娶我的女朋友。你看，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们付不起一大笔彩礼。你知道现在结婚有多贵吧？姑娘们要的彩礼，往往在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左右。我老家在农村，家里能存下的钱也就这个数。但即使我们付得起彩礼，她还是想要房子和车子。我之前的工作月薪只有6000元，根本负担不起。我觉得这个行业能让我很快赚到钱，而且我有信心现在有足够的钱娶她。我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将来，我肯定不会继续干这一行了。我已经攒够了娶她的钱，（继续从事性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结婚后，我就会有房子、车子和像样的积蓄。到那时，我可以做一份更正当的工作，虽然生活可能不如现在舒适，但至少我的健康状况会有所改善，不是吗？而且，我还可以养家糊口，压力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所以，结婚后，我肯定不会再这样下去了。（Lin，24岁，异性恋，大专毕业生）。Lin来自一个内陆省份，那里的文化是新郎家要给新娘家一大笔彩礼。由于付不起彩礼，Lin被性行业的丰厚回报所吸引，随后进入了性行业。他相信自己已经攒够了彩礼钱，并计划很快离开性行业。当许多男性性工作者利用性交易的高利润积累资金时，高中毕业的Heng却离开了性行业，作为学徒学习计算机技能。他在访谈中分享了自己的理由和未来计划：（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你正在学习计算机。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我有一个亲戚目前月薪为50000元人民币（从事IT工作），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IT行业将继续蓬勃发展。因此，我想学习计算机，希望自己也能赚取可观的收入。 理想情况下，我想自己创业，也许和朋友一起开发软件，或者经营一家小企业。那样就太好了。（Heng，22岁，异性恋，高中毕业）此外，一些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没有具体的职业目标。这些人很少有积蓄，与有明确职业目标的同龄人相比，他们从事性工作似乎更不利于自己的长期职业发展，下面的回答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没有存钱的习惯，有时会乱花钱。另外，（性工作的收入）很不稳定。如果十天或半个月都没有客人来找我，我就没钱吃饭（Shen，21岁，同性恋，高中毕业）。Shen每月从性交易中赚取六七千元人民币，但他没有职业规划。他在电子游戏上不计后果的开支和频繁出入酒吧偶尔会让他吃不起饭。Shen承认，他的消费习惯是存钱的主要障碍。Wei是一名18岁的职高学生，他从事性工作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电子游戏上，对大学和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规划。他解释说：这要看情况。很难说。也许我还能在大学里找到其他兼职工作，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实际上，我对自己的目标感到困惑。我现在只是顺其自然。开始做这种工作后，我的成绩很差，因为上课时无法集中精力，满脑子都是电子游戏......我现在读的是职高，如果能上大专，我会觉得很幸福，不敢想上名牌大学......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去参加这个（高考），你知道的。我对大专一无所知。当我的同学们谈论我们的选择时，我感到很困惑，无法参与这些谈话。（Wei，18岁，同性恋，职高学生）性行业是分层的、多样化的，性工作者退出性行业的轨迹也是复杂的(Ham & Gilmour, 2016; Hoang, 2011; Sanders, 2007; Weitzer, 2009）。因此，从事性工作本身并不会使性工作者发展壮大或苦苦挣扎。相反，各种社会因素和选择决定了从事性工作如何影响新兴成人的职业道路及其向成年的过渡。本研究强调了家庭背景和职业目标的关键作用。对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来说，他们往往兼职从事性工作，并通过自己的学历和社会文化资本获得性行业以外的非体力劳动工作。相反，下层阶级性工作者由于其弱势背景，他们的其他可选择的职业机会要有限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第三方的监督下从事全职性工作，依靠从事性工作攒钱来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最近关于全球教育扩张和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实证研究对高等教育作为阶层差异的巨大均衡器的普遍看法提出了挑战。例如，Guo and Wu (2024)观察到，中国大学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未观察到的能力的回报造成的，而且与城市学生相比，处于入学概率前百分位数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毕业后收入相对于高中毕业收入的增长下降得更多——这表明教育扩招后，前百分位数的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带来的收入增长反而减少了。与这些研究结果一致的是，一些性工作者的农村家庭背景继续阻碍着他们从体面的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这种影响要么是在招聘阶段直接感受到的，如Bai的情况，要么是通过其他因素（如大学期间的技能学习）发挥作用的。因此，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性工作者相比，这些下层阶级性工作者被困在性行业中的时间可能更长，他们在性行业中的经历也与其他出身相似的性工作者更为相似。作为新兴成人，本研究中的大多数男性性工作者正处于以工作探索和身份探索为特征的过渡性人生阶段(Arnett, 2007)。对于那些带着职业目标有意识地从事性工作的人来说，性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工作探索，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短期欲望，还可以通过作为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过渡到成年阶段。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职业目标而从事性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更像是一种挣扎，并不有利于他们的长期职业发展。本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对目前全球南方下层阶级青年在新兴成人期的经历的理解更加复杂。Arnett (2011)断言，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下层阶级青年并不会经历新兴成人期。在本研究中，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有意识地在不同工作（即体力劳动工作和性工作）之间转换，并利用职业机会积累资本，包括经济和非经济资本，以进入更稳定的生活阶段。这一发现表明，尽管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的生活轨迹与中产阶级性工作者截然不同，但他们仍在一些方面经历了新兴成人期(Grosemans et al., 2018)。本研究还扩展了目前文献对中国性工作者退出性行业计划的理解。Zheng (2009)指出，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通常通过结婚成家、被包二奶或独立创业等方式退出性行业。Kong (2016)称，对于大多数男性性工作者来说，前两种途径都不可行，他们大多渴望成为城市地区的“小老板”。与Kong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的许多男性性工作者都希望自己创业，但我也观察到其他退出途径，如返回农村家乡和结婚（对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此外，Kong (2016)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和社会文化资本，中国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的外来“打工仔”没有能力经营小生意，这导致他们赔钱和长期从事性行业。在本研究中，通过在推特和豆瓣招募受访者，我的受访者很可能与Kong (2016)中从农村到城市的外来 “打工仔”相比拥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虽然本研究中一些下层阶级男性性工作者（如Qian）的经历印证了Kong的说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养成了储蓄的习惯，似乎都能按计划退出性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背景阻碍了他们通过学位找到工作，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下层阶级性工作者似乎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更有准备成为小企业家。例如，计划将来经营一家茶馆的Bai特意为朋友的茶馆做义工，以积累社会和文化资本。本研究中中国性工作者的经历表明，性工作者和性购买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剥削虽然普遍存在，但并不是性工作的固有特点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Monto & Milrod, 2019; Sanders, 2007）。一些年轻帅气的中产阶级性工作者在相互选择的基础上与性买家建立了相对平等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金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征，有助于缩小性工作者和性买家在年龄和外貌等非金钱方面的差距。在非金钱特征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即使提供金钱利益，这些性工作者也不会与潜在客户发生性关系，因为他们的性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一些性工作者认为，他们与客户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是“交易性约炮”，而不是性工作。此外，在推特上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期间，我观察到了“上贡”的案例，即有服从倾向的客户向占主导地位的性工作者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性互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线下当面。在这些“上贡”案例中，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的传统权力动态发生了逆转：占主导地位的性工作者在经济上剥削嫖客，在精神上控制嫖客。学者们有必要开展更系统的研究，探讨日益多样化的性交易形式如何使我们目前对全球南方地区的性工作的理解复杂化。正如Arnett (2011)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趋势下，新兴成人期将变得更加普遍，到21世纪末，它很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常态。Fang and Tang (2023)认为，在关于性工作法律地位的学术研究和公众讨论中，新兴成人性工作需要被视为介于儿童卖淫和自愿成人性工作之间的中间地带。本研究观察到，大多数受访的男性性工作者都有能力在不同的工作机会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有望通过逐步规划退出性行业，进入更稳定的生活阶段 (Sanders, 2007)。本研究表明，利益相关方有必要反思新兴成人性工作者在长期职业发展和向成年过渡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及社会如何帮助性工作者在性行业中“探索”而不是挣扎(Swendeman et al., 2015; Vanwesenbeeck, 2017)。伦理审查
本研究由纽约大学文理学院2021年秋季院长本科生研究基金资助。本研究获得了纽约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IRB-FY2022-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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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和文化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近几十年来，这个词的使用出现了一种“重新污名化（restigmatizing）”的现象，尤其是在青少年男性中（“Dude, that’s so gay!”）。我们猜想，许多以这种方式使用该词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重新定义很可能会再次强化人们对gay的负面态度，无论多么无意。在这组分析中，作者包含了在四个不同层面上构建的协变量：公司、歌手、人口和热百单曲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