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快报推介|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肥胖社会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再概念化

文摘   2024-12-25 23:22   浙江  
肥胖社会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再概念化

摘要:

近年来,肥胖及其相关健康问题的患病率急剧增加。主流的医学、经济学、心理学,尤其是流行病学的观点通常将这些趋势概念化为个体生活方式的结果——无论是自由选择的,还是受到各种“致肥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的。这些主流方法严重依赖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因果叙事,强调替代性,鼓励个体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替代“不健康”的做法。本文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将肥胖趋势视为社会实践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动态组织导致的结果。通过结合实践理论和新兴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解释了实践组合的变化如何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最后,作者评估了本文结论的实践意义,并呼吁通过延展性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干预,将实践的组织方式作为关注的核心。本文可能对反思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有新的启发。


作者简介:

Stanley Blue,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Elizabeth Shove,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Michael P. Kelly,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文献来源:
Blue, S. et al. (2021) Obese societies: Reconceptualising the challenge for public health.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3(4), 1051–1067.

译者:
wanchen
本文作者(从左至右):Stanley Blue, Elizabeth Shove, Michael P. Kelly


本文主要内容

医学、经济学、心理学、尤其是流行病学对肥胖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所依赖的因果论传统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塑造出的政策和应对措施是基于个体责任和个体选择、归责于个人的。尽管这些策略几乎完全没有成效,但在预防其他类型的非传染性疾病时,仍然采取的是类似的方法。    

在本文作者看来,研究和政策的失败反映了当前主流观念和方法中固有的“盲点”。首先,缺少对变化过程的表述,尽管病因学方法——即一种试图理解导致健康和疾病的原因的方法——在揭示相关生物机制方面生产了非常详细的知识,但这些知识的获得是以忽视社会组织秩序的历史发展为代价的,而正是在这些社会组织和秩序中,这些生物性过程得以形成并发挥作用(McMichael, 1999; Meloni, 2019)。其次,社会经济地位与寿命和健康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然而对于健康和福祉的差异是如何在社会组织的框架内被再生产的,解释则少得多。总的来说,本文作者认为,目前的公共卫生策略/研究未能对肥胖问题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它误解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过于关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进而忽视了社会实践(practices)在构成和转变中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趋势,这些趋势共同在字面和隐喻意义上塑造了社会身体(social body)。本文认为,应将肥胖理解为社会实践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中再生产的产物。

本文首先讨论了生物惯习(biohabitus)这一混合概念:认为惯习是具身的,是个体与整个集体历史之间的不断互动(Bourdieu,1990)。生物惯习这一概念将生物身体(biological body)其从社会(影响并受社会实践影响)和历史(代际传递)两个层面扩展开来。从生物惯习的概念出发,本文将人的身体视作多重实践的物质痕迹和交汇点(Reckwitz,2002),以及代际效应(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的载体(carrier)和改造者(transformer)。所以,要理解肥胖(和其他的公共健康趋势),就要理解一系列社会实践如何结合和汇聚,以及理解人类身体作为实践复合体(complexes of practices)及其痕迹和代际效应的载体。

实践的共同变化有多种途径。作者以吃零食(snacking)为例,说明了实践的“目的”(或动机、目标、目的等)是如何随着新的关联(associations)和配置(configuration)的形成而发展的;以吃零食和看电视为例,说明了实践及其相互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的。
 
对于零食正在侵蚀之前确立的正餐和用餐时间、早餐和午餐越来越具有“零食化”的特点这一现象,Twine(2015)提出用“实践殖民化(practice colonisation)”来看待零食对正餐的侵蚀,实践之间暂时稳定的关系被扰动,一种社会实践如何进入并“占据”另一种既有实践的空间或时间,进而改变或重新配置两者的关系。正式用餐时间的社会性削弱是一个更广泛的去结构化过程的一部分,包含饮食事件时间固定性的丧失、饮食场所的空间多样化以及社会去结构化(表现为单独用餐事件的增加)。在这个无数实践交叉的过程中,过程中,新的饮食方式——“吃零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而这一实践的具体形式和作用是通过与其他实践(例如正餐习惯、时间安排、空间使用等)的复杂互动中逐步发展出来的。  

以电视晚餐这一标志着新的混合实践出现的概念为例,共存的实践可能因某种新的行为方式或时间消遣方式的“到来”而被重新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电视与许多不断变化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重新配置了家庭的使用方式,看电视的地点、时间节奏等方式越来越多样。其中,吃饭与看电视之间的动态关联嵌入并成为看电视的各种趋势变化的一部分,电视晚餐这种新的混合实践出现。而电视晚餐的新变体——即食餐点、零食、打包快餐等等,共同强化并转变了“进食”和“吃零食”的目的、意义和定义:零食不再是附加于正餐的一种“奖励”而成为一种随时可能发生的饮食形式,例如早晨、在路上、传统的午餐时间,甚至晚上在屏幕前。
  
吃零食、看电视、工作、通勤、社交、休闲等活动都通过参与者的行为被再生产和转化,这些行为反过来影响参与者的身体及其形态,身体因此成为实践被再生产、社会差异和区分被传递的媒介之一。当代的实践复合体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肥胖社会”,肥胖趋势只是(但也恰恰是)多种实践相互作用的痕迹(trace),这些相互作用包括在完整的实践体系(the total plenum of practices)中发生的断裂、混合和融合模式(patterns of fracture, hybridisation, and merger)。因此,体重增加/肥胖既是一个集体的、也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它并不是由某个特定因素导致,而是实践纽带(the nexus of practice)变化的衍生后果。

人们吃什么、何时吃、在哪里吃以及与谁一起吃,是过去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以来商业、技术和工业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若要理解某一时间点、某一社会群体或地理区域内的体重趋势,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转换思维方式,必须弄清相关实践复合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复合体如何演化。这需要能够揭示该领域中新兴出现的生物习性(biohabitus)的数据和研究形式。上文使用的例子(吃零食和看电视)仅是这一方向的初步尝试。
    
目前处理肥胖的各种方法(比如鼓励步行上学、对含糖食品征税、禁止在交通工具上吃零食)都嵌入了特定的叙述和概念框架:关注单一实践(采用因果模型)、提出替代方案(重现替代逻辑)、强调个体及其“选择”(体现一种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这些策略在无意间强化了关于能动性和选择的概念,而这些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    

考虑到本文的观点——肥胖是实践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对这些关系历史特异性的坚持,本文很难就公共卫生策略应该具体“针对”哪些实践以及如何“目标化”提出可行的建议,这是因为相关的实践配置始终在变化,无法确切指出公共卫生政策应如何行动以限制肥胖趋势。干预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如何融入相关实践的现有轨迹,以及如何在这些实践之间建立或断裂连接。从这一角度来看,就业政策、儿童保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实际上都是健康政策。努力改变实践之间关系的措施可能会以未预料到的方式产生效果,并可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带来好坏参半的结果。        

本文对实践和身体相互交织轨迹的分析不仅对肥胖的概念化有进一步的意义,也对健康和福祉提出了新的理解。没有一种“自然”或普遍的身体是简单的、不受过去或现在的实践影响的。正如Lock和Nguyen(2018)所言,具身化更适合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它涉及“地方性生物学、社会关系、政治和文化的交织……”。因此,根本不存在某种公共的方法或某种唯一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回到“更瘦”或“更健康”生活方式的过去时代,除非重新创造出一整套过去的实践复合体及其相互关系。


编译|wanchen‍‍‍‍‍
审核|zhining‍‍‍‍‍‍
终审|Morp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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