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境下当代中国研究的变迁：回到原点？｜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文摘 2025-01-08 21:04 浙江

美国语境下当代中国研究的变迁：回到原点？

编者按：

当代中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有哪些关键的学者在该领域做出了贡献？本文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介绍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变迁和研究现状。长期以来，在美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中，中国研究都是区域国别研究里的重要一环。

摘要：

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经历了六个阶段。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中国研究的演变，不仅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相呼应，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学术届的范式转变。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影响。本文追溯了该领域的演变过程。尽管该领域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多元的特点，具有广泛和深入的学术知识积淀，但是近年来，在获取研究资料和应对研究环境变化上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

作者简介：

David Shambaugh，乔治华盛顿大学

文献来源：

Shambaugh, D. (2023).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ming Full Cir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146),314–331.

译者：

小火柴

本文作者：David Shambaugh

引言

这并不是首篇关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述评。多年来，一些研究将美国地区、欧洲地区和日本的中国研究进行了对比，还有一些则聚焦于苏联时期的相关研究。此外，还有一本论文集探讨了日本、北欧、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情况，以及另一部文集囊括了曾经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东欧地区汉学家的中国研究。最近，还有研究考察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国研究现状。《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也曾发表过关于不同国家当代中国研究的述评。

尽管已有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政策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国自身日益复杂的国情，关于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却越来越少。中国幅员辽阔、复杂多样，今天已经很少有学者敢于研究“整体的中国”，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专攻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微观分析早已取代了宏观分析。近年来，分析中国的机构也迅速增多。智库、金融服务机构（如银行、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律师事务所、情报机构也已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中心。

然而，我为这个趋势感到遗憾。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些“既见树木”（个别案例研究），也见“树林”（宏观全貌）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跨学科研究。

在本文中，我回顾并反思了过去七十多年中国研究的发展状况，旨在概述社会科学领域中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49年以后）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跨度。为了尽可能地覆盖更广泛的内容，文章在深度上难免有所牺牲。文章主要聚焦在政治学领域，对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难免挂一漏万。本文的目的是，帮助当前及未来的中国研究学者从历史的视角了解中国研究的发展过程。我也将在文章结尾简要评估当今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影响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因素

我观察到，在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主要对以下五种变化做出了回应：1）中国正在发生什么。2）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变迁。3）美国国内政治。4）中美双边关系的变化。5）世界重大事件（如冷战、越战、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第一种变化说明了媒体、政府、NGO组织、公民社会和大众有着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需求。这为学者扮演“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需要为不同的受众解读时事。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开学术用语，用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复杂的现象。

许多来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资深中国学者做到了这一点，如A. Doak Barnett、Ezra Vogel、Robert Scalapino、Michel Oksenberg、David M. Lampton、Kenneth Lieberthal、Richard Baum、Harry Harding、Thomas Robinson和Susan Shirk等人。1990年代的学者继续传承了这一传统，但自2000年代以来，新一代中国学者似乎不太愿意与公众观众或政府决策者互动。这也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计划”（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PIP）要在2005年启动的原因。目前，该计划已进入第七期，共有140名学者参与其中。

第二，像所有学科领域一样，不同学科的分析工具对其研究对象产生了显著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行为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以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实验室”，他们在这里“实验”和“测试”各自学科里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研究本身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区域研究学者必须在其学科部门中被聘用、存在并晋升。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对于美国的中国专家来说，正如图1所示，中国一直被作为其他学科中的分支进行研究，他们常常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而不是理论视角或者大规模调查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因此，这导致了美国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拿来型领域”（borrower field），而并未真正成为一个“生产型领域”（producer field）。中国研究常常“引进来”（importers），却没有“走出去”（exporters）。在中国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很少有被广泛应用于比较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机会。除了Andrew Nathan提出的“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和Susan Shirk提出的“选举团理论”（selectorate）。

中国研究中学科之间分庭抗礼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受过单一学科训练的学者几乎没有真正的动力或时间去深入了解其他学科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最终促成了基于学科的“孤岛效应”。

第三，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国内政治气候在某些时候对该领域产生了真实的（且往往是有害的）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越战时期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的批评，中国研究泰斗、哈佛大学教授John King Fairbank与左派长达五年（1969-1974）的论战。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国内政治对中国研究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在90年代末期，又一轮攻击开始针对华盛顿智库中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学术界并未成为攻击目标）。

第四，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一直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被作为一个对立的研究对象，目标是理解、对抗和削弱。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四十年里，尽管中美关系偶尔会发生危机和摩擦，但整体上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但是，自2012年以来，美国学者在中国本土的研究机会大幅缩减。

最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也受到了全球事件的影响。如上所述，冷战和越战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90年代初期成了“历史终结”的过渡时期。然而，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回归改革路径，这一预期逐渐消散。自那时以来，“中国崛起”和“中国走向全球”成为了值得单独研究的现象。

除了这五个因素外，美国的学术训练体系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与欧洲不同，美国并没有要求中国当代学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基础。这导致了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十分浅薄。因此，1949年之前的中国研究几乎完全由历史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负责。

但是，过去二十年里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是，“1949分界线”开始逐渐消融：现代中国史学家（以及外交史学家）已经跨越了“1949分界线”，深入研究了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而少数聚焦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也开始尝试向前探讨民国、清朝及更早时期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中国研究的六个时代

在考虑上述限定和背景因素后，我将对过去七十年中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进行梳理。根据中国国内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每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趋势，我将当代中国研究划分为六代学术研究：

第一阶段：The Soviet Era（1950至1960年代中叶）

这一时期总体上可以被定义为中国的苏联时代：最初模仿，然后改造，直到1960年之后的中苏分裂。195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上。他们尝试厘清什么是真正的“新”与“共产主义”，什么是受苏联启发的，什么仍然具有独特的“中国性”。学者们发现，实际上“红色中国”（Red China or Communist China)几乎完全复制了苏联模式，仅在某些方面作了相对较小的调整，以适应国情。本阶段的代表学者包括A. Doak Barnett、John Lewis、Richard (Dixie) Walker、Harold C. Hinton、Franz Schurmann、EzraVogel、John King Fairbank、Jerome Cohen、Lucian Pye等。

这十年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运动也吸引了大量学者，许多人以此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其研究资料大部分来自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USC），由美国学者主导，获得了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种子资金支持。1988年，它迁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在的沙田校园。USC附近的几个街区便是联合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ititute, URI），该所保存着大量各省市的报纸和文件。1985年，它将其藏品转移到了香港浸会大学。

在那个时期，USC成为了一个观察中国的特殊飞地。它不仅可以访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资料，尤其是来自各省的报纸，还可以采访大量的难民。因此，大学服务中心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学者提供了从“外部”研究中国“内部”的研究资料。

这一时期研究的显著特点是通过选取某个大城市、评估复杂因素对该城市的影响，研究者最终提出对中国更广泛和深刻的描述。许多在USC的美国博士生和驻校学者都因此撰写了关于特定地区的论文和他们的第一本书，例如Ezra Vogel的广州研究，Lynn White的上海研究，Kenneth Lieberthal的天津研究，Dorothy Solinger的云南研究等。第一代学者们被迫使用相对有限的资料来源，由此产生了一种“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的变种：“北京学”（Pekingology）。这种“方法论”聚焦于分析政治精英。文章中某个术语被使用多少次，文章在页面上的位置，是否由化名作者发布等细节都被逐一剖析。有时会有（所谓的）有价值的信息源浮现，但通常学者们的研究仅限于在狭窄的文本里。

使用这些资料和研究技术的研究常常将重点放在精英（而非社会）层面，呈现出一个似乎高度集中的、统一的体系。领导人、纪律和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且全国范围内变化不大。这样的研究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

第二阶段：The Chaotic Era（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

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研究议程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精英政治成为了一个更加突出的研究领域，但与之前对于相对统一和同质化的精英阶层的看法截然不同，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斗争和思想的研究。

尽管许多学者关注精英，但这一时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社会动荡。研究人员努力探索这一混乱的运动对中国社会本质的改变。学校和大学关闭，日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因此，学术界的关注开始从国家体制转向社会底层。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同时，中苏分裂的环境下，“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外交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外交学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另一个关注点则是作为国内政治主体的军队。这三个研究焦点标志着中国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美国学者包括Richard Baum、Michel Oksenberg、Kenneth Lieberthal、David M. Lampton、Lowell Dittmer、Allen S. Whiting、Thomas W. Robinson、Dorothy Solinger、Merle Goldman、Lynn T. White、Marc Blecher、Martin King Whyte、Andrew Nathan、Susan Shirk、Richard Solomon、Chalmers Johnson、Orville Schell、Tang Tsou、Robert Scalapino、Robert Dernberger、Dwight Perkins、Tom Bernstein、Ed Friedman等人。

与此同时，1960年，福特基金会为美国主要大学提供了一系列资助，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开始逐步制度化。福特基金会向美国的主要大学（如American、California-Berkeley、Chicago、Columbia、Cornell、George Washington、Harvard、Michigan、Stanford、Yale和Washington）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种子资金，推动了中国研究领域的建设。从1959年基金会发起“中国研究与培训计划”起，到1970年停止资金支持为止，福特基金会共投入了272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国内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另有28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之外设立相关研究中心。在美国，福特的资金直接资助了大学机构，而研究生培训、研究和出版支持则通过福特发起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CCC）进行。综合来看，1960年的十年间，各项资金的投入大约为7000万美元。

第三阶段：The Liberal Reform Era（20世纪80年代）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在此期间，与其说是中国的变化影响了中国研究，不如说是外国人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开展实地调研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在1979年中美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禁止美国学者进行实地研究，许多课题因缺乏经验数据而无法进行。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研究人员都比美国人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生。

幸运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启了新的研究格局。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发挥了主导作用。一下子，小企业家（个体户）、工人、农民、移民、青年、老人、知识分子、学生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都可供观察和随机采访到。

同样重要的是，特别是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开始有机会与政府系统中不同级别的官员就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等问题进行访谈。这种访谈是随机的，并不系统，而且取决于访谈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资深学者A.Doak Barnett、Michel Oksenberg、Kenneth Lieberthal和David M. Lampton都获得了非常高级别的访谈机会）。

广泛的大样本调查也在稍后进行。学者们有机会在北京及其他地区访谈。通过对系统内多个层级的官员的访谈，学者们还能够拼凑并追踪政策的执行情况。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在中国外交方面，研究人员也能够采访大学和智库专家，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看法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美国专家》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在此期间，中国的统计系统得到重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其他人也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一些内部资料也开始走出国门并流入外国手中。

因此，第三阶段的中国研究主要展现了政策过程上更细腻的感受、以及对特定社会领域的系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重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

第四阶段：The Hard Authoritatian Era（1989-2002年）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开始流行。在这一时期，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时“孵化”并接受博士培训的年轻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包括 Kevin O’Brien, Pierre Landry, Melanie Manion, Dru Gladney, Avery Goldstein, Elizabeth Economy, Scot Tanner, Bruce Dickson, Steve Jackson, Susan Whiting, Robert Ross, Penelope Prime, John Garver, Ed Steinfeld,我等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开始去美国读博士，并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如Minxin Pei, Yasheng Huang, Li Cheng, Bian Yanjie, Tang Wenfang, Shi Tianjin, Dali Yang, Suisheng Zhao等。

虽然这一代学者出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但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却出现了一个尖锐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而随后许多学者却产生了某种幻灭感，促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批判性的观点。

1996年后，中国研究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各省市的档案被挖掘了出来，大型社会调查不断扩大，各种类型的实地调查层出不穷，对各级官员的采访也被允许。在此期间，中美学者（以中国大陆为基地）之间的一些研究合作也得到了批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卢斯基金会的美中合作研究项目资助了49个联合研究项目。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中国的形象更加细致入微、丰富多彩。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倾向于展现中国的统一性，但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的研究中，当代中国非凡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这自然是好事，但在我看来，它也带来了一个更为消极的副作用：越来越无法进行归纳和概括。学者们开始“对越来越少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因此越来越难以对整个“中国”进行概括。对中国某一地区做出的概括，在另一地区总是经不起推敲的。学者们了解了他们的田野工作地点和研究对象的“树木”，但似乎无法概括更广袤的“森林”。结果，正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加开放和更有影响力的时候，当代中国学者变得越来越孤立于社会整体，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教派。

认识到这些问题，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于2005年启动了“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IP）。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加强美国学术界、决策者、舆论领袖和公众之间的联系，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第五阶段：The Soft Authoritarian Era（2002-2012年）

其实并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真正描述第五阶段的特征。回顾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总的趋势是关注各种社会弊病。

这十年的研究重点与中国社会日益明显的问题并行不悖。然而，许多美国学者关注的是更普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政治法律话题，如产权、劳动权利和争议、“法治”问题、减贫、新兴的私营经济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企业经营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总体而言，北京以外和全国各地的研究课题受到了明显的关注。

这十年间崭露头角的学者包括Jessica Chen Weiss、Scott Kennedy、Mary Gallagher、Andrew Mertha、Victor Shih、Joshua Eisenman、Jessica Teets、Carl Minzner、Kellee Tsai等。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性和通用性的研究项目居多。这一代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比较和概括的角度来构思他们的研究问题，借鉴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真正摆脱了本质主义倾向，开始更多地从比较和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大多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它们将中国视为一种“实验室”，用来“检验”其他地方产生的假设、方法、见解和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方法。这些研究通过对中国的现象进行比较，从而“归纳”出更广泛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严谨的理论和方法往往遮蔽了所研究的现象。此外，尽管研究人员利用比较方法来揭示中国，但能被更广泛应用的中国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

第六阶段：The Neo-Totalitarian Era（2012年至今）

在过去十年中，最新一代的学者包括Yuen Yuen Ang, Maria Repnikova, Julian Gewirtz, Sheena Greitens, Rory Truex, Margaret Roberts, Jude Blanchette, Oriana Skylar Mastro, Jennifer Pan, Wang Yuhua, Lily Tsai, Xu Yiqing, Junyan Jiang, Dimitar Gueorguiev, Martin Dimitrov, David Bulman, Kyle Jaros, Dan Chen, Wendy Leutert, Daniel Mattingly, Suzanne Scoggins, Christian Sorace, Denise Ho, Aynne Kokas, Rachel Stern等。这些年轻学者在其职业生涯的相对早期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预示着该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这批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极为广泛。

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国研究转变为从远距离研究中国，其主要基于文献研究和二手新闻资料，而不是在国内、亲身经历和原始资料，尤其是自2019年开始。

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可能会在第六代绕一个圈，重新回到与第一代和第二代相似的研究环境：从外部窥视中国。好消息是，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数据库获取大量数字资料，这是上一代研究人员梦寐以求的。坏消息是，信息是有选择性的。

如上所述，在获取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研究人员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料。在美国，有两处收藏库尤其值得一提：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文献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很可能岌岌可危，研究人员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外已有的印刷和电子资料。

中国的研究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所有研究人员（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责任熟悉这个新的、充满风险的环境。这种新的严酷环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和海外多种活动的机会确实多了起来。

面对未来：供需是否匹配？

中国研究领域或许有着萎靡的趋势，但是全球了解中国的需求依然强烈。全球主要的报社、广播和社交媒体对中国新闻仍然有着强烈的需求。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普通民众渴望了解中国（对普通民众而言，中国仍然不是一个重要关切）。更多的是因为中国如今深深嵌入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而中国自身全球影响力也显著增长。各国政府以及各类企业和社会团体现在都急需深入了解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动。

但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人员很难满足这一需求。目前它主要由智库中的中国研究人员、记者、政府和企业内部的研究人员来满足。为了“让自己更有价值”，学术界的中国专家必须摒弃学术术语、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学会以清晰、简洁、易懂、直接的方式与非学术界的“受众”进行沟通。

展望未来，尽管中国逐渐被视为对手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产生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但目前仍不清楚具体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综合来看，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前景非常乐观。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吸引我们并带来新的惊喜。

编译｜小火柴

审核｜好菜·王

终审｜蕤伶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SociologicalReview

Sociology理论志

搜索“理论志”，发现新学术：六万余读者关注的理论志社会学平台。目前，我们主力追踪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和区域研究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