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自我呈现｜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文摘 2024-12-04 22:09

社交媒体时代的自我呈现：

网络上的表演与展示

摘要：

自我呈现(Self-performance)作为一种解释网络参与的意义和活动差异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流行。本文认为，自我呈现可以分为表演(performance)和艺术品(artifact)，表演发生在同步的“情境”(situation)中，人工制品发生在异步的“展览”(exhibition)中。戈夫曼的戏剧方法（包括前台和后台的概念）侧重于情境。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经常采用展览。展览中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管理并重新分发这些数字内容的虚拟“策展人”(curator)。本文介绍了展览方法及其策展人，并提出了这种方法如何扩展当前有关网络自我呈现的工作。它引入了一种采用展览方法的“最低共同标准”(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文化理论。

作者简介：

Bernie Hogan, 牛津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Hogan, 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6), 377-386.

译者：‍‍‍‍‍

Luna Wang

本文作者：Bernie Hogan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整个世界就是一座舞台，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过是演员；
他们有自己的出场和退场；
而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许多角色。

——Shakespeare's As You Like It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雅克的独白所暗示的那样，我们不仅在人生的舞台上移动，还在前行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数据痕迹。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这些数据痕迹不仅记录了我们在生活舞台上的一时片段，更影响了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与他人留下的数据互动，也可以直接与他人交流。因此，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舞台(stage)，它还是一个参与性的展览(participatory exhibit)。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在线空间：一种是行动者相互互动的“表演空间”(performance spaces)，也可以理解为行为区域(behavior regions，戈夫曼Goffman，1959)；另一种是“展览空间”(exhibition spaces)，即个体提交自己的人工制品以供他人观看的空间。澄清这种区分可以提供一个更丰富的理论框架，从而使他们能够理清两类不同的过程：一种是行动者同时存在(即便不在同一地理位置，仍在同一时间)的过程，另一种是行动者不一定同时存在，但仍然可以对彼此的数据作出反应的过程。

展览本质上仍是一种自我呈现的形式。人们可以在他人家中展示的照片中找到线下个人展览的例子。人们会在选择展示内容时融入个人情感，并视其为一种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形式。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

戈夫曼的戏剧化方法是一种隐喻手段，用来解释个人如何呈现一种“理想化”(idealized)而非真实的自我版本。这一隐喻将生活视为一个活动的舞台。因此，个人参与表演，戈夫曼(1959)将其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观察者面前，个人在一段持续存在的时间内所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对观察者产生一定的影响”(p.22)。这种持续存在使个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有选择性地提供和传递细节，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戏剧化方法的一个核心假设是，活动发生在特定的、有界的环境中。为了阐明这一点，戈夫曼借鉴了Roger Barker(1968)的“行为设定”(behavior setting)概念。Roger Barker(1968)在回应20世纪初的行为主义(Skinner, 1939；Watson, 1913)时，提出大多数行为并非由个体特定的刺激—反应模式所决定，而是由特定环境中的规范和目标所引导。戈夫曼(1959年)将这些特定的环境提炼为“前台区域”(front region)和“后台区域”(back region)，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前台”(front stage)和“后台”(back stage)。在前台，我们试图根据特定角色呈现理想化的自我：成为一个合适的服务员、讲师、观众等等。正如戈夫曼所说，后台是“相对于特定表演而言，表演所营造的印象被有意地当作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的地方”(p.112)。在后台，我们做了许多真正维持外表(注：指“前台”)的工作。

观众 (Audience)

在拟剧论方法(dramaturgical approach)中，观众是指那些观察特定演员并监控其表演的人。简言之，观众是那些需要“装出一副面孔(front)”的人。这种面孔包括为了营造期望中的印象而呈现的选择性细节，以及作为表演一部分无意中释放出的细节。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观众对个人提出了统一且连贯的要求。戈夫曼不仅认为不同区域在时空上是有限的，而且观众也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在任何特定情境下，通常需要呈现一个特定的面孔，因为每个区域不仅是一个时空定位(spatial-temporal locus)，而且是由特定观众占据的时空-身份定位(time-space-identity locus)。因此，服务员是否认识他的顾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员是否向顾客呈现了那个特定的面孔。此外，面孔涉及基于他人存在而不断调整自我呈现。戈夫曼(1961)进一步在《日常接触》(Encounters)一书中强调这一点，讨论了有专注性的交往(focused interaction)和非专注性的交往(unfocused interaction)。专注性的交往发生在“人们有效地同意在一段时间内将认知和视觉注意力集中于单一焦点上”(p.7)。即使是在非专注性的交往中，比如“当两个陌生人相对而坐……每个人会因为自己受到观察而调整自己的举止”(p.7)，个人也会根据自己受到观察的情况展现出特定的形象并调整自我的表现。

戈夫曼还指出，当多个面孔(fronts)相互冲突时，冲突便会产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戈夫曼(1959年)讨论了在他人面前接电话时产生的文明失礼现象，或者当公共场合的对话声音大到足以被第三方听到时产生的失礼现象。同样，Ling(2008)探讨了与手机产生的“双重前台”(dual-front)相关的问题。他指出，办公电话通常绑定于工作场所，代表着该场所的个人，并且是构成办公室惯例的一部分。与之相对，手机则能将人们在多种情况下连接起来，甚至在一些前台之间存在明显不匹配的情况(例如，在通常沉闷的机场航站楼中完成高额的商业交易)。

后台并非私人空间

在分析拟剧论时，我考虑了两个问题：后台与私人空间的混淆，以及自我呈现与表演(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performance)的混淆。根据戈夫曼的定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另一个前台的后台。在办公室工作的学者，可能通过展示自己勤奋工作的样子(比如不浏览网页)，向同事展示前台形象。然而，这一前台形象也可能包括对一项工作的长时间深思熟虑，这一过程对于另一个前台——会议的听众来说是隐藏的。

在网络空间，后台的概念未能充分体现第三方在规范谁有权获取信息方面的作用。例如，脸书(Facebook)只允许“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查看特定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内容就是可以由任何人查看的“幕后”信息。期望在网络上保持隐私，并不意味着某个人有值得隐瞒的东西，或者这一展示可能与他在生活中其他角色的表现相冲突。相反，这意味着某些个人被认为在特定情境下适合看到这些信息(Nissenbaum，2004)。这进一步表明，存在一个第三方(如Facebook的服务器)知晓谁是这些内容的合适受众，谁不是。

除了后台与隐私问题之外，网络内容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表演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表演与网络个人资料的混淆，可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由于博客或个人资料代表一个单独的个体，它不仅仅是该个体的象征，而是该个体本身(Reed，2005)。同样，Robinson(2007)创造了“网络表演者”(cyberperformers)这一术语，指的是在网络空间进行表演的个体。在这样做时，她将聊天室和即时通讯工具中个人的行为(他们或实时互动，或与特定已知的收件人互动)与像Flickr.com的照片上传者和博主等行为等同起来。

那么，所有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为表演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区分短暂的表演行为和被记录下来的表演。一旦表演被记录下来，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仍然是一种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并且无疑继续代表一个个体。然而，它不再仅限于当时在场的特定观众。相反，它可以脱离原有情境，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中重现。例如，一场音乐会的视频可能会唤起观众对夏季演出的美好回忆，但它并不能将乐队带到观众的客厅中。

展览(Exhibition)方法介绍

展览场地现在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们提交可复制的制品(即数据)的位置，这些制品通常存储在数据库(data repository)中。策展人(由网站维护者设计的算法)有选择地从仓库中提取这些制品，供特定的受众观看。这些空间中的受众包括拥有制品和使用制品的人。这些人包括回应者、潜伏者(lurkers)以及那些承认或可能承认内容的人。

范围

与上述情况不同，许多社交媒体网站并不依赖于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互动。相反，它们具有以下特点，我认为这些特点是展览空间的充分组成部分：

1. 应第三方要求，向受众传递表明个人身份的信息(information signifying an individual)。

2. 由于内容的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以及内容被发送给第三方进行分发的事实，提交者通常不会持续监控这些数据的传播过程，因此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其受众(audience)。

第一个基本标准区分了需要当下才能理解的内容与不需要当下才能理解的内容。虚拟世界和大多数在线游戏(尤其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s)发生在“当下”(the present)。用户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系列简单的操作(如回复)，而是通过相互反应来理解的，其中每个行为的时机(timing)都至关重要。尽管个体并不在空间上共同存在，他们仍在相互监视和反应。游戏的背景或社交世界代表着特定情境的背景(Schroeder, 2002)。与此相对，展览空间则需要第三方来存储数据以供后续的互动；尽管实时互动(real-time interaction)可能发生，但并非必需。这显然不同于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情境”(situation)。

第二个标准区分了被针对的对象(target audience)和被提交的内容。在一些情况下，内容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ing)便是这种“针对性媒体”(addressed media)的例子。每条消息都指明了特定的发送者和特定的接收者。这与面对特定受众或群体时的社交互动非常相似，虽然这些互动未必实时发生，但用户依然可以针对特定群体展示某种姿态，并通过直接回复进行监控。在展览空间中，内容被提交到数据存储库；人们向 Facebook 发布状态更新，向 Picasa.com 或 Flickr.com 上传图片，向博客发布文章。尽管这些内容在提交时可能是面向特定受众的，但观看和回应这些内容的人群，可能与最初目标受众不同(如果这些内容一开始并非针对特定群体的话)。

这些标准并不排除展览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而是建议在最适用的领域使用该方法：如博客文章(blog posts)、图片库(photo galleries)和状态更新(status updates)。这些地方是将内容提交给第三方，内容对大量且可能未知的受众开放，同时又与特定的提交者相关联。将展览方法扩展到其他领域(例如混合领域，如 Google Wave)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策展人(The Curator)

策展人调解我们对社交信息的体验。良好的策展能够向用户展示他们认为相关或有趣的内容，而糟糕的策展则会让用户感到不知所措或展示一些意外的不相关内容。策展人促进了以下几种功能，这些功能在线上环境中可用，并且通常不属于表演(performance)和情境(situation)的一部分：筛选(filtering)、排序(ordering)和搜索(searching)。这些功能的基础在于，储藏库中存放的“艺术品”(注：指社交网络上的帖子等用户自行发布的内容)比实际展示的要多得多。因此，有必要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限制展示的文物。

筛选“艺术品”的过程仅仅是限制哪些“艺术品”会被展示出来。这可以根据“艺术品”的特征或个体与“艺术品”之间关系的特点来实现。例如，可能只想查看提到特定主题的推文。如果推文是公开的并且提到了这个主题，那么它就会被包含在展示的集合中。如果是私密的，则策展人会决定是否允许访问这条推文。如果我关注某人的私人账户，那么我就能看到这些推文。

筛选表演并不是在某种情境下完成的。诚然，人们可以选择忽略一场表演或其特定方面。人们可能会选择为特定群体审查一则幽默故事，但这种情境下的选择性审查与筛选是不同的。表演者进行审查，而策展人则代表观众进行筛选。我们可以“关注”或“忽略”一场表演，但筛选意味着在展示给观众之前，对一组事物进行评估。策展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从储藏库中检索物品并将其展示出来。

“艺术品”通常会以某种方式排序。根据任务的不同，排序通常是有意义的。比如，“艺术品”的展出通常按时间倒序排列，待售物品往往按照价格排序。更复杂的算法可以根据相关性对物品进行排序。例如，Facebook 会从较大的朋友集合中选择潜在的朋友，这些潜在朋友会通过一个黑箱统计指标进行排序，似乎与用户可能认识的人相关。亚马逊则根据产品的潜在相关性对其进行排序，这是基于相似性统计测量的排名顺序。名单通常会按字母顺序排序。

再次强调，排序并非是在表演中完成的。并不是说在特定情境中的事物没有顺序，而是表演中的事物不能随意“重新排序”。在线“艺术品”的顺序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件“艺术品”都是一组事先已知的类似“艺术品”的一部分。表演是有顺序的，但由于它们是“实时”发生的，或者有特定的时空定位，因此不能随意重新安排。

最后，在线“艺术品”可以进行搜索。搜索本质上就是根据用户输入进行筛选(和排序)。策展人通常是被动的，比如人们在查看他们的RSS阅读器、Twitter或Facebook新闻推送时一样。然而，有时筛选和排序是根据包含用户特定请求的内容来进行的。仅仅通过查看在线内容，用户就已经受到了筛选和排序的影响。而搜索则要求用户提交额外的信息，以便微调内容的展示。

什么是网上朋友？

在线分享作品通常是通过“朋友”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往往会在他们的在线个人资料中添加许多朋友，以便充分参与这些网站。管理员利用这份朋友名单来决定如何正确地重新分发内容。然而，这份名单并不是与特定情境相关联，而是与个人本身相关，超越了任何特定的情境。因此，人们可以添加比在某些特定情境中通常会包含的朋友数量多得多。学生在一个社交网站上拥有超过200个朋友的情况并不少见 (Boyd, 2007; Lewis et al., 2008)，这远远超过了人们可能亲自认识并感到亲近的人数。根据所提问题和所使用的方法，个人网络中的人数从30多人 (Hogan, Carrasco, & Wellman, 2007) 到60多人 (Boase, Horrigan, Wellman, & Rainie, 2006; McCarty, Bernard, Killworth, Shelley, & Johnsen, 1997)，再到150多人 (Roberts, Dunbar, Pollet, & Kuppens, 2008) 不等，但很少超过这个数字。

这种情况的讽刺之处在于，仅仅十年前，社会学家及相关领域的人员还在积极评估网络互动是否会导致人们的孤立 (Kraut, Lundmark, Kiesler, Mukopadhyay, & Scherlis, 1998; Nie, Hillygus, & Erbring, 2002)。然而，2009年，英国最新的报告指出，网络停用者和非使用者报告的孤独感是网络用户的两倍 (Dutton, Helsper, & Gerber, 2009)。与此同时，许多上网的人也抱怨需要管理庞大的好友列表 (Acquisti & Gross, 2006; Hewitt & Forte, 2006)。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人们的认知能力对能够积极维护的个人网络数量存在限制 (Dunbar, 1998)。

如果我们不把“朋友”视为表示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的手段，而是视为一种管理内容访问权限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朋友”在网络空间中的意义，并探讨如何有效管理社交网站上不断增长的好友列表。如何设计系统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内容管理？用户如何根据网站上的互动痕迹对他们的“朋友”进行分类？Gilbert 和Karahalios (2009) 针对这个问题，探讨了如何通过被动数据(如上次发消息的时间或共同朋友)来模拟强关系。这项研究主要关注已提交内容的排序，因此可以被视为对内容管理过程进行微调的手段。然而，关于如何对提交过程进行微调的研究仍然很少。强关系是否代表一个单一的群体，向该群体提交内容？还是说在不同的社交群体中存在不同的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向群体提交内容并让群体成员进行筛选可能更有效？在此，我并未提供具体答案，而是重新构建这一问题，使其能更有效地符合“朋友”这一概念在展览空间中的实际应用。

语境坍塌（Collapsed Contexts）与最低共同标准(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朋友”是网上访问控制的一种形式，而“关注者”(followers)则是信息管理的一种形式。这些隐喻(“朋友”和“关注者”)显然并不完全对应它们原本的含义。然而，它们无疑是简化在线授权访问控制过程的一种有用方式。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些隐喻可能过于简化。Boyd (2006) 列举了她在青少年民族志研究中与青少年互动时，青少年加好友的13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其中，只有一个理由是出于真正想做朋友，其余的则集中在受欢迎程度、访问控制的担忧以及难以拒绝等方面。由此产生的“朋友”标签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量社交圈的朋友被归为单一类别 (Hewitt & Forte, 2006)。随着网站扩展到包括更多来自线下生活中的人，且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也使得现代生活中的多个社交圈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列表 (Simmel, 1922)。如今，“朋友”可能指代家庭成员、同事、真正的朋友、邻居、熟人、高中同学、网络兴趣小组或游戏网站上的人、一夜情对象、朋友的朋友的远亲、曾经或现在的学生，甚至其他任何潜在的私人关系。

Boyd (2007) 将所有这些群体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称为社交网站的“语境坍塌”特性。在这些情境下，个体可能会展示略有不同的自我。然而，由于所有群体都可以随时访问个人的网络作品，这导致了这些作品脱离了其情境。作品不再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联，而是与个人档案直接相关。因此，个人展示给所有“朋友”的作品是相同的。如果社交网站上的“朋友”数量超出了认知管理的范围，并且这些“朋友”代表着不同的社交群体和潜在的形象，那么个人如何提交任何内容？为何不会出现自我呈现的瘫痪？

答案是，在提交内容时，不需要考虑所有的“朋友”，而只需考虑两组人：一组是我们试图向其展示理想化形象的人，另一组是那些可能认为这种形象存在问题的人。换句话说，除了传统的情境受众外，还必须考虑一个隐藏的受众群体，这些人虽然不是内容的预期接收者，但同样可以接触到这些内容。例如，一个人可能不会在推特上为老板发帖，但如果老板关注了他(或有可能关注)，那么这个人肯定会考虑老板可能看到的影响。同样，一个人可能不会在脸书上发帖给父母(或孩子、学生)，但考虑到他们可能看到的情况，还是会发帖。这个“隐藏受众”群体定义了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最低共同标准理论(A theory of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culture)更适用于内容不断丰富的展览空间，而非单一情境的展示。它为社交网站的三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释。首先，解释了为什么个人会有效地参与这些网站，甚至敷衍了事或拒绝加入：个人会评估，当他不在场时，查看其内容的人的最低共同标准是否能够有效代表他的身份。其次，它解释了在深度监控的时代(来自当局和同龄人)，为什么个人依然提交明显有争议的内容(如裸体、暴力、政治极端主义、种族侮辱)：小众网站的最低共同标准可能与一般网站不同。因此，一个人在Facebook上可能会保持干净的个人资料，但在Xtube.com、Suicidegirls.com、Pornotube.com等网站上却发布了一系列淫秽图片。同样，一个人在Facebook或推特上的性取向可能模棱两可或具有欺骗性，但在专门的同性恋网站(如Gaydar.co.uk、Gay.com、Manhunt.com)上却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

更积极的方面，一个商人可能会在某个网站上保持整洁和专业形象，但在Stormfront.org或Newsaxon.org上表达极端的政治观点。教师也可能在TheApple.Monster.com网站上抱怨麻烦学生，但在Facebook上不会这么做，因为教师可能是学生的家长或学生本人的朋友。最低共同标准理论还揭示了如何准确解读这一特定情境：人们通常不会对其社交网络进行复杂的设想，而是专注于少数几个突出个体，这些人足够少，可以保持一致性。对于这些突出个体之外的内容，长期存在的情况较少被解释。这个理论与阿奎斯蒂和格罗斯 (Acquisti & Gross, 2006) 关于为什么个人在Facebook上分享大量信息的研究一致：他们信任该平台会适当筛选内容，尽管他们对谁能看到什么内容往往有误解。

编译｜Luna Wang

审核｜康正炎

终审｜王友

编者简介

Luna Wang

研究兴趣

批判理论，医学人文

Sociology理论志编委会成员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Sociolog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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