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了宏观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开始转向单一案例和多元地区的深入探讨，也出现了对于事件（event）及事件偶变性（contingency）探究的兴趣。不过此类研究大多将事件的偶变性视为因果锁链的断裂，或外生于因果机制之外，缺乏对于现代性时刻的偶变性自身真正的兴趣。现任教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伊万·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201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发表的一篇长达63页的长文，提出了此前对于偶变性研究中的的并发性因果、时期效应、偶然发生等方法的不足之处，而是将偶变性时刻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纳入考量并进行了分类，尔马科夫提出正是在偶变性时刻中，内部行动者的相互不确定性才塑造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现象。此文可视为尔马科夫2008年出版的Ruling Oneself Out(自我淘汰）一书的进一步方法论讨论，这篇论文也获得了包括美国社会学协会Charles Tilly奖（2017）在内的多项大奖。已故的历史社会学家徐晓宏教授也曾对尔马科夫Ruling Oneself Out一书有精彩的解读：徐晓宏：时代有风暴眼
摘要：
我们可以将偶变性（contingency）作为过程和情境的特征进行识别和理论化吗？在将其应用于社会和历史事件中，偶变性指的是一种因果模式，其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并发性因果（Conjunctural causation）和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s）缺乏足够的特殊性，无法识别一个独特的过程类别。而偶然的发生（chance happenings）又不能在分析内生性干扰时提供线索。本文通过聚焦社会关系模式的断裂以及个体能动性发挥的作用，区分了四种影响的类型——金字塔型（pyramidal）、关键型（pivotal）、顺序型（sequential）和认知型（epistemic）——通过对1789年8月4日凡尔赛宫之夜的事件结构分析，探讨了这些类型如何与不确定性的可能性相关联。这一经验研究强调了不确定性与它所对应的集体性后果之间并发的重要性。本文在分析的维度上，为并发性的分类与相互不确定性（mutual uncertainty）打下基础，衡量了这种偶变性在行动领域和群体类型中的现象范围，将它与偶然性事件（chance events）进行对比，并探讨了这一理论对社会和历史变革研究的启示。
作者简介：
伊万·尔马科夫，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Ermakoff,Ivan.2015.“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1) 6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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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Ermakoff
引言
偶变性这一概念会给我们带来困惑。我们用它来指代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它超出了我们探究的领域，或在某个解释模型之外。无论其内容如何，我们都习惯将其归于剩余类别的实体。不过我们也常常用偶变性来描述那些本不应发生，或本可以有所不同的过程和事件。它隐含地指向了一种不确定感（indeterminacy）蕴藏于所讨论现象的核心，旨在向我们揭示这些现象的特质。
如果我们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路径使用“偶变性”这一概念，那么它就缺乏一致性。这篇文章通过探讨在社会和历史偶然性这一概念，是否能够赋予其任何正向的内容，来解决这一难题。因此这一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能否能清晰地界定推断因果不变的解释模型。
为此，我首先讨论了那些强调偶变性在不同“方面”的概念线索（Hall 1999）：并发性因果（conjunctural casuation）、时间性效应（时期效应和顺序效应）、偶然（chance）和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偶变性进行积极的理解，那么并发性因果和时间性效应的概念就不够具体。相比之下，一旦我们使用因果独立性的标准进行解读，那么偶然性出现（chance happenings）这一类别更容易形成积极的理解：一条因果锁链打断了另一条独立展开的因果锁链，此外，提到偶然性出现还能够进一步明确不确定顺序效应这一概念。不过，如果过于关注偶然性发生，就会将注意力从对不确定性这一作为过程和事件内在属性的识别中转移开来。这些讨论为探讨影响和不确定性作为过程和情势内生特征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而言，个体能动性进入了分析的视野：正是通过个体能动性的影响，偶然的原因才得以影响正在发展的行动系统，并在集体层面获得重要性。这些原因是个体的，通常是瞬间的，然而，它们的效果却是集体性且持久的。更具体地说，原因与效果之间的差异揭示了社会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的断裂，即社会关系的模式化与结构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解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的内生性因果断裂的线索在于系统地分析影响个体能动性如何导致社会关系模式的断裂。本文通过区分四种类型的影响来处理这个问题：金字塔型、关键型、顺序型和认知型（见本文第二部分）。以上四种类型体现了“微小”原因引发“巨大”效果的概念。金字塔型依赖于权力等级体系，关键型指某个行动决定性地改变了权力平衡，顺序型描述了个体与观察到的行为的对齐（alignment），认知型指影响了行动者们所假定的共享信念。
本文聚焦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之夜的事件结构分析(ESA)，这一分析引入了两种强调事件动态的连续时间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集体行为的不同场景并存着，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每种场景都可以被描述为“猜测性的”（notional）。然而，随后的时间模式却是单一的：当贵族阶层的代表们纷纷放弃自己的特权时，一种集体行为在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我们将焦点聚焦于这一转型时刻时，集体的犹豫不决凸显了出来。由于他们的犹豫不决和相互依赖，这一时刻充满了不确定性。此外，这一集体不确定性的涌现和解决，可以追溯到重要参与者所采取的公共立场。这些事件内生于集体动态，而它们的影响是认知型的：它们影响了行动者对同伴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的评估。
因此，在1789年8月4日，集体的不确定性标志着社会与政治关系模式的剧烈重组。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偶然性在此指的是开放性局势中的不确定性（第五部分）。它与相互不确定性的涌现（emergence of mutual uncertainty）同时发生：在这种局势下，群体成员同时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彼此的行动基础上，且无法弄清楚他们集体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一、线索
我从Hall（1999）关于“如何认真对待偶变性”的反思中获得启发，讨论了四个概念线索：并发性因果、历史时间（时期和序列效应）、偶然性发生和个体能动性。经过明确界定，偶然性出现（chance happenings）的概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然而，这一概念仅突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仍未解答偶然性的发生如何转化为集体性后果（collective outcomes）的问题。因此，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在这一背景下具有其分析意义：偶然性通过影响特定个体的能动性来产生其效果。
A. 并发性因果（Conjunctural Causation）
根据“并发性因果”的定义，偶然性“指的是那些由一系列变化的因素组合决定的复杂事件，而非单一因素或恒定因素的组合”（Steinmetz 1998）。换句话说，“事物的发生是因诸多因素的组合，而不是少数独立作用的结果”（Abbott 2001）。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区分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事件和过程的经验类别，那么“并发性因果”缺乏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具体性。因为任何社会过程都涉及不同类别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具有各自的轨迹、立场和利益。通过它们的互动，带入了不同的因果关系。简言之，社会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并发性的”。
以“并发性因果”表达的概念同样无法帮助我们明确界定所考察过程中不确定性特征。尽管“并发性因果”强调了产生结果的因素组合的可变性（Ragin 1987），它并未揭示这些组合背后的因果机制。它们是注定会发生的吗？还是我们应当将它们视为某些方面尚未明确的不确定性？“并发性因果”本身并未给出答案。更为棘手的是，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与对局势的决定论理解兼容，即各个因素可以在因果复杂体中动态关联，并且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B. 时期和顺序效应（Period and Sequence Effects）
第二个思路将偶变性概念化为历史时间的衍生物（Hall 1999）。分析者通常将其描述为“情境性”（contextual）、“局势性”（situational）或“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s），具体取决于时间的范围。
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将偶变性视为环境因素引发了类似于我对并发性因果的反对意见。首先，这些因素的原因尚未明确。它们是过去的必然产物吗？它们是否与某些断裂相符合或诱发了某些断裂？这一问题无法先验地解决，而是需要对涌现过程（emergence processes）进行研究。实际上，赋予局势性条件（situational conditions）重要性的前提正是相反的假设：如果局势不同，那么结果也会不同。
秩序与混乱（Order and disorder）——对时间性偶然性的另一种解读将焦点转向顺序、其演变和效应（Abbott 1983,1988;Hall 1999）。这一思路延续了这样一种主张：顺序的排列影响其后续的发展。
评估顺序未来发展的偶然性时，必须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Griffin（1993）在对1930年4月23日密西西比州博利瓦尔县David Harris案件的顺序分析中明确指出：当白人告知警察Harris杀害了一名白人佃农时，他们“引入了两个偶然性因素——这两名警察的可能参与——这些因素无法控制，并可能改变事件的发展”。无论我们是考虑外部冲击，还是分析Griffin（1993）所分析的顺序展开中的内生反应，顺序总是伴随着决定性时刻，这些时刻涉及行为者的能动性，并有能力“引导随后的事件走向”（Aminzade 1992)。
当单一事件由两个或多个独立因果系列的交汇引起时，我们就将它视为纯粹偶然的结果。这些因果系列相互独立地展开，它们的交汇是意外的、不可预测的。
因此，偶然性在历史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是随机变异对互动系统至关重要，这类系统的动态容易受到初始互动或位置分布小变化的影响。二是偶然事件通过突如其来的干扰或偏离来影响一个正在进行的序列。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偶然性这两种理解之间的鸿沟具有启发性。一旦自我强化的过程已经形成，它将按照反馈机制的确定性逻辑推进。
不过，即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某个事件视为纯粹的巧合，我们理解社会和历史过程的关键问题并非巧合本身，而是它的集体影响（Wood 2007）。要探究这种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个体和集体的能动性。这是第四个思路。
D. 能动性（Agency）
基于能动性的偶变性主张强调了一种超出因果不变性范畴的变异性（Sohrabi 2011）。这种偶变性观点通常交织着多个层面的内容。对此的积极解读涉及自由意志：“人类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元素使得偶变性与历史紧密相连”（Leff 1969）。即使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个体仍然可以选择一种避开外部条件限制的行为方式。这正是人类能动性中存在的根本性的不确定性——这种“根本”是指它作为人类本性的内在潜能，始终可能存在。
然而，关于行动能动性的消极解读提醒我们人类判断的脆弱性：它易受突如其来的转折、信息缺乏和认知挑战的影响。错误、失误和判断失误是无法排除的。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可能被出其不意的局面所迷惑，走上歧路。“每个迅速变化的情境中都充斥着‘主观性偶然性’，这些偶然性是由于无知和错误所导致的”（Gallie 1964）。“如果查理一世在处理王位事务时不至于如此无能，那么英国王室的财政困境和与苏格兰的战争就不会对王朝构成致命威胁”（Hall 1999;Dray 1984）。
要系统地评估偶然性的行动能动性，我们需要识别出哪些关系配置有助于个体因素的影响。将焦点放在不确定感（indeterminacy）的可能性研究上时，并发性因果（conjunctural causation）和情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s）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的静态性和普遍性。因此，它们无法为理解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具体的洞察。在社会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将问题局限于外部的扰动（exogenous disruptions）。我们还应关注那些内生于社会关系模式的意外事件和行动。这些关键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双重议程，聚焦于：(1) 扰动的集体影响；(2) 社会和历史过程是否能够自我生成不确定性。要有效地解决这一议程，我们必须探讨能动性的因素如何导致社会关系模式的破裂。
首先，事故(accidents)通过影响特定个体的能动性（agency）而变得具有集体意义。这些个体因为某次遭遇、事故或偶然事件以某种方式行动或未能采取行动。这种变化进而影响了许多人的集体行动和经验。在大多数叙事中，焦点通常集中在那些因其政治地位而已经具有高度可见性的个体（如凯撒、查理一世、威廉三世或拿破仑）。然而，应该明确的是，偶然事件的影响也可以通过那些较不显眼的个体的行动力来产生效果。阐明这一点需要一种“影响理论”（theory of impact）。
第二，特定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体现了结果与原因之间的差异——当原因涉及一个或几个个体及其独特的个性时，它可以被认为是“小”的；而当效应按照受影响人数来衡量时，它则显得非常“大”。
第三，原因与效应之间的这种差异表明了因果关系的断裂。相同的行为现在会带来与过去不同的后果。休厄尔（Sewell,2005）提到“微小的变化转变为庞大而沉重的社会过程”，他指的是因果模式的断裂。强调原因与效应之间的差距，引导我们关注社会因果关系中的断裂问题。
影响个体能动性的变化、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关系模式的断裂：这三种现象的结合促使我们研究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关系模式断裂之间的联系。
可以区分四种类型的影响：金字塔型、关键型、顺序型和认知型。金字塔型影响发生在一个集体的成员将他们的行为控制权交给同一个行动者的局势下。顺序型影响是指一些个体的行为引发其他个体行为的对齐（alignment）。关键型影响描述了少数个体如何通过其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权力平衡。认知型影响则是指某一行动改变了人们对于他人信念内容的认知。
A.金字塔型（Pyramidal)
在金字塔型影响的情况下，一个群体从某个行动者（或一小群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行动者）那里汲取方向感和决心。1848年6月在法国发生的欧根·托马斯（EugèneThomas）被解职一事，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反面。托马斯是“国家工坊”的负责人——这是法国政府在1848年2月革命后为失业者设立的公共工作项目。5月底，保守派政府因政治原因解雇了他。托马斯的被解职导致了他下属们的“混乱”局面。最终，这为他在工坊内部精心建立的权力结构的崩溃以及工坊工人们在1848年6月起义中的大规模参与铺平了道路。
B.关键型(Pivotal)
关键型影响最简单例子是，当一个或少数个体通过其行动，或在缺乏行动的情况下，重组了双方阵营之间的平衡（Leff 1969）。关键性影响假定所涉及的阵营必须明确界定。在立法政治中，当一项法案的通过取决于某一行动者的投票时（Krehbiel 1998）,这种类型的影响最为明显。
C.顺序型（Sequential)
当个体行为触发了行为对齐（behavioral alignment）的过程时，这种行为就具有顺序型影响。该行为影响一些个体支持相同的行动方向。这些个体在改变自己行为的同时，也激励他人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个过程基于对行为的可观察信息，并且是依顺序发生的。
D.认知型(Epistemic)
当一个行动重新绘制了对集体后果的预期，并在此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并因此影响了群体成员所采纳的行为方式时，该行动就具有认知型影响（epistemic impact）。这里的“认知型”指的是行动者对他人知识和信念的看法（Ermakoff 2010b）。这种影响基于两个假设：（1）所有群体成员都意识到该行动（共同知识）；（2）该行动促使他们对未来结果进行推理，这些推理可以合理地假定是共享的（共同信念）。
E.对比与平行（Contrasts and Parallels）我通过密切关注个体行动来推进这一研究方向，这些行动使得群体成员在相互依赖的局势（situation of interdependence）中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不确定性。当互相的不确定性（mutual uncertainty）逐渐渗透，以及行动者意识到他们无法就预期达成共识时，群体的处境（group conjuncture）变得不确定起来。以下的经验研究通过深入探讨一个体现“断裂”（rupture）概念的案例来阐明这一论点：1789年8月4日凡尔赛宫之夜。 A.背景
如果我们通过统治者政治举措的异常性质来衡量危机的范围，那么1788年路易十六所面临的危机显然是前所未有的。法国国家几乎破产，而路易政府提出的财政改革遭到了那些将被征税群体的强烈反对。为了摆脱困境，路易十六在1788年8月决定召集议会——法国三级会议。这一决定确实非常异常，因为自1614年以来，该议会就没有召开过。在每个地区，法国社会的三大阶层——教士（即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集会选举他们的代表。1789年5月初，这些代表在凡尔赛宫集会，举行了三级会议的开幕式（5月5日）。很快，紧张局势升级。大多数教士和贵族代表反对第三等级代表要求按头数投票。他们拒绝与市民阶层的代表会面，主张按等级投票，这将保障他们的政治主导地位。
面对这些激烈的发展，路易十六要求前两等级的代表加入国民议会。通过这一举措，路易十六事实上允许了按人头数投票的原则。7月12日，得知国王解除了改革主要推动者的职务后，巴黎市民上街示威，两天后，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监狱。面对这些局势的变化，国王撤回了原先的决定，并对议会采取了更为妥协的态度。
在7月的最后一周，关于农民起义的消息开始传到巴黎。自7月中旬以来，起义情势不断升级，直至7月27日达到了高潮。农民们试图摧毁封建契约。几座城堡已被焚烧。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促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准备一项法令以应对这一局势。8月4日晚，代表们召开会议，讨论由该委员会起草的法令——旨在恢复和维持乡村地区秩序的法令。
B.时间线简要概述
会议以强调“财产的神圣权利”（sacred rights of property）开始，并强调了除恢复法治与秩序外，还需征税。在朗读之后，两名贵族代表发表了讲话。前两名发言实际上是两名贵族代表提出的改革呼吁。在这个提议废除旧秩序之后，约两百名代表热烈鼓掌，但总体情绪却是惊讶和犹豫。
第三等级的三名代表发表了道德、政治和有时是直接的对封建义务的指责。最后两位发言引发了贵族的抗议。此时，贵族们似乎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社会特权。接下来，第三等级的代表迪蓬·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坚持认为，必须结束这些骚乱并颁布正在审议的法令：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和财产权。然而，内穆尔并未提出具体方案。随后，一位伟大的贵族——夏特莱公爵（Dukede Châtelet）要求发言。
夏特莱公爵谴责了封建的滥用，解释说他自愿放弃自己领地上的封建权利。发言后，几位伟大的贵族站起来宣布，他们也支持废除封建权利的提案。个人放弃的数量和速度迅速增长，以至于大会的秘书都无法跟上记录。
这些声明引发了相同的效果：公开宣布他们放弃封建和领主权利，谴责这种基于这种社会制度的财富和地位。贵族代表首先行动，接着教士们也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在他们之后，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他们将放弃地区和城市的特殊权利。
第二天，《三级会议日报》将此事件描述为一次激进的三重断裂，创造了一个“白纸”：一夜之间，封建、贵族和议会权力被推翻并抹去。税收平等已经得到确认。
鉴于这一断裂的不同方面，历史学家将此事件视为结束法国封建制度的革命突破。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1789年8月4日标志着一个由数百年构建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消解，这一秩序由一系列独立的等级、团体和社区组成，并以特权为特征。”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革命的关键转折点，既是阶级斗争的起点，也是意识形态转型的起点。然而，尽管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它依然是一个历史难题。我强调，原则上，鉴于国民议会的社会构成以及此前几周表现出的对立情绪，这一事件本不应发生。我考虑了参与者对事件的体验（actors’ experience）以及事件结构分析（ESA）所揭示的时间配置。这一分析突显了两个时间性模式：一种的特征是多个涌现的集体情境（emerging collective scenarios），并相互竞争；另一种的特征由单一集体行为占主导地位。当我们将焦点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模式之间的过渡状态时，集体的犹豫不决（collective indecision）成为焦点，它既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是发生剧烈立场转变的可能条件。
如前所述，会议的议程本应集中在推动乡村法律与秩序的法令。代表们预计他们的辩论将集中在该法令及其实施上。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却令他们十分困惑。
最为震惊的是那些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参与废除领主权利的人。“我们做了什么？有谁知道吗？”接着，他们开始评估失去的东西、虚荣、遗憾和悔恼。他们如何屈服于这场狂热的过度？他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并为此感到羞愧。
令人瞩目的是，即使是那些推进财政平等议程，并且参与了一些协调和计划的代表们，也对结果感到震惊。他们没有预见到如此大规模的转变。即便是最热衷于废除封建特权的人，也无法想象在一夜之间，整个特权体系、特殊权利和封建劳役能被如此迅速地废除。
这一事件并不是朝着某一结果“引导”或“推动”而发生的。相反，参与者在会议的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立场转变。这个转变完全出乎预料，它是他们内生于互动中。它既是这种动态的产物，也是这种动态的推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这种集体动态积聚势头，它似乎变得不可阻挡或不可约束。
B. 推测的场景（Notional Scenarios）
事件结构分析（ESA）通过描绘这些互动的时间结构，对这些观察进行了细化和阐明。
在这个图表中，明显可以区分出两种时间模式。第一种模式下，事件是三个不同集体场景的交织。场景1是关于恢复乡村地区法律与秩序的法令的讨论。场景2则涉及放弃特权和实施税收平等。场景3则涉及冲突、分裂和极化。所有三个场景作为具体的可能性出现在事件中，这些可能性是由特定的行动带来的。
第二种时间模式由一个单一的集体立场主导，这个立场专注于放弃——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主张废除一系列的社会和税收不平等的做法和习惯。此时，场景2主导了整个事件。贵族们也不再将愤怒发泄出来，而是与他们的改革派同行的立场达成一致，并扩大改革立场的影响力。随着这种立场的统一，场景2也扩大到涵盖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所享有的特权，从而成为唯一主导的情境。
让我们聚焦于这两种时间模式之间的过渡时刻。夏特莱的公开立场突出地成为了结点：他的声明启动了一系列支持行动，进而促成了进一步的提议和动议。
夏特莱是第一位个人放弃自己特权的代表。通过这一公开承诺，他实际上是在执行他们的提案，突然赋予其可信度，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为强有力的政治对齐过程打开了大门。
首先，作为法国卫队的上校，夏特莱拥有很高的可见度和重要性。他的贵族同僚可以合理地假设，他的政治立场符合普遍认知，任何他的发言都会引起他们的集体关注。其次，他过去在法国卫队的军职使他成为可能的镇压代理人，他通常被认为与保守派圈子关系密切。然而，他却公开支持诺亚耶和达吉永的改革提案。第三，他过去曾表现出机会主义：他已经展示了自己可以根据对风险的评估来改变立场。夏特莱的宣布为他的同僚提供了摆脱不确定性和犹豫的出路：他的立场使得对于那些像他一样个人处于危险中的人而言，放弃特权的选项变得可信，因为他们并未将自己的命运与其社会地位群体分开。
D. 犹豫与不确定性（Indecision and Indeterminacy）
这些替代场景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在这个时刻，贵族代表们将他们的直接未来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从而使自己有可能选择不同的选项。他们的沉默暴露了他们的困惑与犹豫。通过暂停各自的立场，他们能够观察到他人也在暂停立场。这种共同的意识使得情势（conjuncture）变得开放，集体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夏特莱这样的公开表态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犹豫作为一种集体状态（collective state），打开了更多可能性，尤其是它为立场的根本转变创造了可能性。这一局势在特定意义上是开放的，即它对近期未来的走向保持不确定性。
我通过参照行动者在事件中的利益来对其进行分类。可以区分出两类利益相关者：一些人挑战他们认为对其物质或意识形态利益有害的现状，这些人是“挑战者”；另一些人则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因此成为挑战的对象。我将他们称为“目标行动者”。
一些目标行动者提出了放弃特权的提案。这一立场在目标行动者中引发了犹豫不决。挑战者开始采取进攻态势。目标行动者对这一进攻的强烈反对预示着冲突的出现。此时，一位重要的目标行动者支持了放弃特权的提案。第一阶段所包含的三个集体情境（恢复、放弃、冲突），随后放弃特权的立场压倒了其他两者。
F.场景中的集体欢腾 （Situating Effervescence）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情绪波动剧烈。热情是“普遍的”。涂尔干专门提到8月4日之夜时提出了这一观点：当个人参与到那些使他们感受到社会规范道德力量的集体事件时，他们会超越自己的自利和物质关切。
然而，在当前的案例中，集体欢腾应被理解为“待解释的现象”（explanandum），而不是“解释因素”（explanans）。微观分析的方法表明，要理解贵族们情绪的转变，就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参与者如何在集体中重新塑造他们对形势的认知。推动这一动态的，是平民们表达的支持：喝彩、掌声和公开表态。这些公共的举动赋予了被称赞者正面的社会地位。这种认同感来源于超越社会等级制度的肯定，不受传统社会等级的约束。
五、验证
上述分析将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的偶变性与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尤其是在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期望相互依赖时，群体成员意识到自己既相互依赖，又集体上无法决断的时刻。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相互的不确定性体验。群体成员明白，他们的立场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立场寄托于彼此之上。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己对多种可能性保持开放。利益越大，不确定性越高。相互的不确定性既是偶然性的标志，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
六、范围
本文所理论化的偶变性，无法脱离对群体的参照：它所描述的不确定性反映了行动者在与一个被视为参考的集体对齐时的共同利益。因此，关于范围和可能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哪些类型的群体和哪些行动领域可以经历这种过程来重新表述。
例如1986年1月发生的美国航天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NASA Challenger）发射及其悲剧性结果。这个案例表明，不确定性时刻可以涌现在避免偶变因素干扰的组织环境中。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为正式的监管组织，也无法脱离共同的不确定性的涌现。
这一观察适用于广泛的情境，包括我们研究的精英冲突（Lachmann 2009）、革命情境的出现（Kurzman 2004；Ermakoff 2009）、关于宪法规则的讨价还价（Elster 1996），或政权过渡（Przeworski 1988，1991；O'Donnell&Schmitter 1986；Laitin 1998）。如果在这些情境中，群体的立场动态受到关键时刻的影响——在这些时刻，这些群体，无论是否正式组成，都会面临其解体的前景，那么抗争对于研究不能仅仅关注长期过程。它们还需要研究“时刻的偶变性”（Markoff 1997）。
七、启示
一种与关系配置的形式分析相契合的现象学——我之前称之为“形式现象学”（formal phenomenology）——有助于识别所涉及的不确定性类型：个体是独自体验不确定性，还是将其与他人的经验联系起来？如果他们确实将其与他人联系，是因为他们有机会直接观察到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因为他们假定与他人存在共同的利益（如抽象群体的情况。译注：关于抽象群体的具体讨论可见原文第六节第二部分）？同样，与“反解释”（anti-explanation)立场的呼吁（Kurzman 2004）相对，行为者主观经验的形式现象学有助于揭示这一经验能够产生的过程：群体的崩溃、顺序的对齐、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推理对齐或默契协调（Ermakoff 2007）。这种形式化的规范反过来为更好地理解调节其可能性的因素铺平了道路（Ermakoff 2010）。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分析不确定性的时刻对集体行为和决策、高度争议及转型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这些时刻对于理解集体行为及其在挑战性时期的过程至关重要。在关注这些交点时，当前的研究推进了一个以危机时期、转型或急剧变化的微观分析为中心的议程，无论焦点是组织（Freeland 1997,2001；Gibson 2011）还是政治（Chong 1991;Przeworski 1991；Jasper 2004）。在政治领域，这些时刻是精英政治与群众抗议共同进化的时期（Markoff 1997；Oliver Myers 2003），也是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互动的时期。这些情境的动力学依赖于这些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及其所采取的立场。
八、结论
用更广泛的分析术语来说，本文的观点是，基于相互依赖的集体犹豫具有不确定的结果。这种不确定性的线索在于一种关系配置，标志着行动者对其不确定性的相互认同。当行动者承认自己缺乏决断力时，他们放松了此前深深嵌入其信念和行为中的关系模式。同样地，他们使自己更易于接受不同的因果制度（causal regimes）。
是否会发生机制的转变，取决于这些行动者如何集体地解决他们的犹豫。这些社会和历史的不确定性时刻最有可能出现在分裂的情境中，以及当惯习和制度性框架失去其可见性时。因为在那时，行动者无法再理所当然地依赖其脚本（scripts）和程序（procedures）。
因此，可以通过这个基本的不确定性结构来积极地理解集体的并结点（collective conjuncture）是偶变的：当一个群体陷入相互不确定的状态时，它变得开放于不同的未来替代性选择。根据这种方法，我们通过密切关注行动者的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以及他们的背景预设可能正在解构的可能性，来探讨社会和历史的偶变性。所研究的群体可能是抽象的、特殊的（ad hoc），或者是正式构成的。关键在于，当人们失去方向时，是否能够重新获得集体决断感。编译｜王建强
审核｜康正炎
终审｜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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