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中的嘲笑：笑声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的表达｜Laughter as an Expression of Expertise

杜克卡西亚斯市（Duque de Caxias）马拉巴（Marambá）社区的公共诊所工作人员常常讲述他们在2010年代初经历的枪击轶事，那个时候警方和毒贩不时会在诊所大门外的街道上交火。几年前的一天，诊所四周传来剧烈的枪声，于是院外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纷纷进入楼内避难。当大家聚集在楼内并试图判断枪声来源时，诊所的一名牙医卢卡斯（Lucas）跑进小厨房并蹲在水槽下避难。2019年，当地的社区健康工作者（agentes comunitários de saúde，后称ACS）在向我讲述这一故事时笑着说：“卢卡斯真是个胆小鬼，你们真得看看他——蹲在那儿，吓得发抖，还紧抱着自己的包，简直找到了一个顶级藏身地！”当我问嘲笑卢卡斯的ACS工作人员，为何那天没有像他一样遵循“安全行动指南”（safer access framework，后称SAF）时，ACS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能够凭借枪声大小判断开枪者的远近，而且除非子弹从外面的街道上射来，四周的围墙能保护诊所不被击中。

本文认为，嘲笑和笑声的表演（performance）可以表达专业知识。幽默的嘲笑通过将表演者确立为认知主体，反映出与被嘲笑对象的权力差距，赋予了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一种尽管可能并不稳定的权力。与知识的直接言辞性表达不同，嘲笑和笑声可以被视为一种突显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经验差距（experiential gap）的表演。进一步来说，笑声不仅是在嘲笑，还通过突出从属者自身的知识成为了一种“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以反击权力差距。在上面的故事中，ACS工作人员通过嘲笑上司，将自己确立为了解当地武装暴力（armed violence）的认知主体。

通过重新审视以往人类学研究中关于笑声与权力的理论（Douglas，1999；Goldstein，2013；Pedersen，2017；Scott，1985，1990），本文重点较以上研究有所改变：重点不是笑声如何贬低权力上位者，而是笑声如何在表达专业知识时提升表演者的地位。为此，本文采用了弗洛伊德的幽默理论（theory of humor）中特别是关于“喜剧性”（the comic）的概念进行论证。喜剧性揭示了“我们为何会笑话小丑的动作：因为不协调又不切实际（disproportionate and impracticable）。”过度的行为或徒劳的努力往往会成为笑料。本文简化地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嘲笑他人，是因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预期——不协调、不恰当、太夸张或者太少，甚至完全多余。本文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的“喜剧性”理论中隐含了这样的一个假设：笑的主体是（或自认为是）一个认知主体。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在上面分析的嘲笑案例，ACS之所以嘲笑卢卡斯，是因为他们知道听到的枪声来自远处，并无实际威胁，因此卢卡斯躲到水槽下的行为完全是反应过度。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诊所过去的经历的一个关停事件，以分析嘲笑在马拉巴社区内部、尤其是在ACS与上级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一群被称为superiores（上级）的工作人员（ACS用来指代那些有大学学历的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和牙医）去市政府投诉社区工作环境太过危险，此事件导致市长决定关闭诊所。其间市政府单方面采纳了上级的意见，而没有咨询其他工作人员，尤其是一直居住在马拉巴的ACS工作人员。ACS对上级的嘲笑削弱了“大学学历决定有没有权威知识”的普遍观点。因此，他们的幽默表演突显了其自身相较于拥有大学学历的上级所拥有的专业知识。

我认为，嘲笑和笑声在权力关系和等级体系中的“专业性指数”（expertise-indexing）效应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仅限于幽默所涉及的特定话题，譬如在前面的案例中是城市暴力的地方性机制（local dynamics）。而诊所内医学知识的等级关系仍未受到影响，ACS工作人员通过嘲笑确立的专业知识可能随着上级的频繁更替而被轻易抹杀。尽管如此，当诊所周围发生枪击事件时，那些在诊所任职时间较长、曾被嘲笑的上级仍倾向于将判断权交给ACS工作人员。文章最后，我讨论了嘲笑是如何体现出一种“对立的平衡”（equilibrium of antagonisms）（Freyre, 2003）的——一种在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中建立的，始终面临被瓦解的风险的脆弱社会性。

幽默（Humor）

在帮助揭示研究情境中的共同认知时，幽默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启发工具（Apte，1985；Carty & Musharbash 2008，215；Swinkels & de Koning，2016）。存在于暴力中的幽默看似违背常理，但也证明了研究者可以通过笑声来理解暴力中的生活经验，许多人类学家过去也做过类似研究（Goldstein，013；Nordstrom & Robben，1995；Roekel, 2016；Scheper-Hughes，1992；Siegman，2020）。许多研究将幽默视为一种针对暴力的应对机制、一种“焦虑的笑声”（laughter of anxiety）或在危机中恢复正常感的方式（Hermez，2012；Skidmore，2003；Trnka，2011）。本文同样关注笑声所能揭示的关于暴力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它如何反映人们感知和评估暴力威胁的方式，以及根据这些评估做出恰当反应的过程。

将笑声视为一种专业知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其与权力的关系。笑声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它可以成为一种“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cott, 1985, 1990）。斯科特认为，笑声是一种通过嘲笑削弱权力上位者的隐蔽手段。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99，155–56）也提出，笑话（jokes）：

“并不肯定主流价值观，而是贬低和否定这些价值观。本质上，笑话是一种反仪式（anti-rite）……因为笑声和笑话攻击分类和等级制度，所以显然是表达社区非等级化、无差异社会关系的适宜象征。”

因此，斯科特和道格拉斯都认为，幽默（无论是笑声还是笑话）通过削弱权威人物或主导规范来批判权力。许多学者也在醉酒言论和政治讽刺的研究中探讨过这一点（Harvey，1991；Klumbytė，2014）。

唐娜·戈德斯坦（Donna Goldstein, 2013）在《不合时宜的笑声》（Laughter out of Place）一书中提出，里约贫民区居民在暴力中的笑声能够有效传达并让人理解巴西的结构性不平等。巴西精英阶层将被压迫阶层的“地狱笑话”（dark humor）视为是不合时宜的（out of place），而这种幽默恰恰揭示了在阶级对立的背景下形成的“共享反抗美学”（a shared oppositional aesthetic forged within a class-polarized context）。斯科特的“隐藏的文本”是一种“台下”（offstage）的反抗，而戈德斯坦借用这个概念，认为幽默成为了一种“反戏剧（counter-theatre）……是反对、挑战和荒谬的表达”。将个人暴力经历作为幽默素材的表演，其荒谬性本身就吸引了人们去关注表演者的生活环境。以上研究对于理解巴西的幽默与阶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在马拉巴观察到的嘲笑现象不仅仅凸显了社会不公平现象，而正是嘲笑者的专业知识使嘲笑得以发生。与斯科特的观点相反，这些嘲笑在权力上位者面前进行，是一种“台上的表演”（onstage performances）。

现有关于幽默与权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笑声对其行为客体（权力上位者、主导价值观、结构性不平等）的影响，而较少探讨笑声是如何影响、如何让我们理解那些讲笑话的人的。在彼得森（Pedersen，2017）对后社会主义蒙古萨满教的民族志研究《不完全的萨满》（Not Quite Shamans）中，他探讨了幽默如何作为一种“权力技术”（technology of power），成为萨满展现其权威和知识的方式，尤其是在解释神灵模糊性质的时候。在达尔哈德（Darhad）文化中，幽默不仅仅是简单的笑话，还代表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知识体系。无独有偶，在马拉巴社区中，嘲笑不仅揭示了关于暴力的特定知识，还通过突显嘲笑者特定的知识背景冲击了诊所内部的权力关系。

笑声：暴力经验中的专业知识

马拉巴诊所是巴西联邦政府“家庭健康计划”（Programa Saúde da Família）的一部分，旨在为生活在医疗设施附近的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是社区医疗代理人（ACS），他们必须居住在诊所附近并完成高中教育。在诊所的医疗等级体系中，ACS处于最底层，在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决策上，必须听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上级”（superiores）指示。与此相对，所谓的“上级”通常居住在里约更富裕的地区，且在马拉巴的工作年限通常不超过两到三年。每当他们需要离开诊所去病人家中探视卧床患者时，必须由ACS陪同。

阶级问题在诊所的日常互动中经常浮现。例如，一位ACS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沮丧：尽管他们对某些患者的病情已了解多年，医生通常仍不愿听取他们的诊断或治疗建议。这些ACS感到自己的知识因缺乏大学文凭而被忽视。另一个例子是，一位ACS提议午餐时买一瓶可乐共享，并开玩笑地要求上级工作人员买单，因为他们“有钱”，负担得起。诊所内的幽默互动也显然受性别和种族结构性不平等的影响：一半的ACS是黑人女性，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被嘲笑的牙医卢卡斯，则是一位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同时，在本文未详述的互动中，多名ACS也嘲笑过两位黑人女性医生，认为她们既不懂得如何在这个街区穿行，又被枪声吓得不知所措。无论如何，嘲笑几乎总是跨越了由大学教育所决定的医疗等级体系，这一体系正是巴西阶级不平等的基础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幽默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这个知识为基础的阶级等级体系。

莫妮卡（Monica）是马拉巴诊所资历第二深的ACS，自诊所开业近二十年前就开始工作。在莫妮卡刚开始工作时，她和她的ACS同事们因好奇经常把头探出诊所的大门，偷看警察和毒贩之间的冲突。每次回忆起这些往事，她们都会笑自己当时对危险一无所知。莫妮卡向我分享了几段她自己的故事：

“天啊，刚开诊所的时候，我们这些ACS简直疯了。记得有一次枪战爆发，一个同事竟然拿着雨伞指着枪声的方向挡着。雨伞能挡住子弹吗？（一阵笑声）我以前也傻，总穿着黑色作战靴、牛仔裤、黑T恤、黑帽子，还有当时的蓝色ACS马甲，爬上山坡。我看起来就像个便衣警察（policial civil）（一阵笑声）。有一次毒贩追着我，唯一没开枪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不可能有警察独自一人爬上山坡。于是我告诉他们，从那天开始，我会戴上红帽子（当地主要帮派“红色控制”——Comando Vermelho的颜色）。”

回忆起这些初入职场的往事时，莫妮卡和她的ACS同事们常常以笑声自嘲。她们的笑声指向的是未能充分认识到所处危险情境的自己：笑自己并不知道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如何保护自己的经验，是她们在马拉巴多年的经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整自己的行为中逐渐学到的。在莫妮卡自嘲的幽默中，她将自己展现为比当时那位天真无知的“自己”更为成熟、了解得更多的人。借用弗洛伊德的“喜剧”概念（在这里我将其等同于通过嘲笑产生的幽默），笑声是“通过比较……我观察到的他人的举动与我在其位置上会采取的举动之间的对比”而产生的（Freud，2002，186）。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像前面卢卡斯（Lucas）的例子中那样的夸张，不足或不恰当成为了莫妮卡的笑料。她的ACS同事用雨伞挡子弹的反应显然不足，而莫妮卡当时的着装也不适合那个情境。‍‍‍

通过这些经历，莫妮卡和她的同事们逐步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并学会了如何评估、应对马拉巴街区的危险。莫妮卡的笑声，作为她对暴力所获得知识的体现，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暴力的本体论——暴力的生活经验——与暴力的认识论——对暴力的认识和反思方式——是紧密相连的”（Nordstrom & Robben, 1995, 4）。这一点也在我与ACS们对诊所内听到的枪声的反应和评估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在枪声中被嘲笑

一个宁静的星期五早晨，我和桑德拉（Sandra）、卡丘西亚（Catiucia）在诊所外的庭院里聊天。她们坐在灌木丛下的长椅上抽烟，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味道。诊所里病人不多，一位男性患者正在看牙，两个孩子在庭院里玩耍，母亲则在接待处等候。正当我们闲聊时，我突然听到连续三声空洞的响声，以为是这个街区常见的鞭炮声，因为我们的聊天并未中断。然而，当声音再次响起时，卡丘西亚忽然大喊：“是枪声！是枪声！”，一边回头看我一边跑向诊所门口，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似乎正准备着大笑一场。桑德拉也转向我，挑了挑眉，嘴角露出一丝讥笑，但依旧不动声色地抽烟。此时，孩子们的母亲走到门口，在听到卡丘西亚的警告后赶紧呼唤孩子们进来，于是孩子们慢悠悠地走进诊所。我站在原地，困惑于自己看到的对于枪声的不同反应，开始犹豫是该跑回去还是走回去。最终，我决定走进诊所。进门后，一位医护助理正用巴西放克的节奏一边唱着“a chapa tá quente, a chapa tá quente”（情况变得紧张了，紧张了），一边跳舞，气氛竟然出奇的轻松。

大约10分钟后，卡丘西亚叫我出来和庭院聚集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当我们往外走时，她边笑变模仿着我：“看，当时佩德罗像这样跑来跑去，根本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大家都笑了。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我也附和着笑。我转向桑德拉，问她为什么没有进来。她叹了口气，露出一丝讥笑：“我？扔了我的香烟？才不呢。”

我成长于巴西利亚市中心的一个中产家庭，在来到马拉巴之前，我从未听过枪声。在马拉巴听到的枪声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也无法解读它。我无法判断枪声的来源、它可能带来的威胁，或者我所在的位置是否存在实际的危险。而且由于我对周围街道和山坡不熟悉，也不知道帮派成员的活动区域在哪里，因此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由于熟悉这些因素，ACS们能够比我更好地解读枪声的意义。 正如卡丘西亚和桑德拉后来解释的那样，那天听到的枪声并不需要我逃跑或躲避。她们指着诊所的围墙和外面的街区告诉我，诊所内部是安全的，不需要担心远处的枪声，只有在街上时才需要小心，非常响亮的枪声意味着距离自己很近。

我参加过多次SAF培训，却并没有学到如何解读枪声或如何评估周遭环境是否安全。卡丘西亚和桑德拉没有参加过这些培训，她们却知道这些知识，而且非常清楚暴力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枪击的方向，因为这些知识是与街区密切相关的，只有长期在此生活才能了解。与此相反，由于上级工作人员通常短期驻扎在马拉巴工作，很少居住在当地，他们无法像ACS那样准确解读枪声的含义。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也处于类似的境地，所以当卡丘西亚和桑德拉嘲笑我、取笑我时，她们的表演突出了自己在马拉巴暴力背景下积累的知识，显示出我对于这一切的无知。这种笑声暗含着她们对枪声所带来的危险的评估，也暗示了我的反应过于夸张和不必要。嘲笑和笑声在此成为了ACS们专业知识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暴力经常发生的街区上工作所获得的经验。

有意思的是，正如前文所述，ACS在诊所的医疗等级体系中处于最底层，很多关于病人的决策都需要上级来做。通过嘲笑、笑声以及更关于街区暴力的发生方式，ACS们似乎在讨论枪击事件的风险时，强调了自己的相关专业知识。虽然ACS们没有最终决定权，但在判断枪声带来的威胁时，其他工作人员会向他们寻求意见。通过这样的互动，ACS在专业知识上的权威得到了显现，相较于过去市政府曾忽视ACS关于诊所安全问题的意见，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作为一种“对立的平衡”的玩笑关系（joking relationship）‍‍‍‍‍

在斯科特（Scott，1990，15）提出的“隐藏的文本”的概念中，匿名性使得人们在隐于大多数的时候能够当面嘲笑殖民者，且能够进行一种微妙的抵抗。佩内洛普·哈维（Penelope Harvey，1991，22-23）在研究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区的醉酒言论时指出，醉酒使说话的人不仅不用为言论后果负责，还能挑战权力关系并削弱等级制度的合法性。与此相反，马拉巴诊所工作人员之间的玩笑关系似乎反映了一种“对立的平衡”——这一概念由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2003）提出，用以解释由巴西历史上未消化的结构性不平等所形成的、随时可能陷入冲突的脆弱社会平衡（参见Vianna，2000）。马拉巴的嘲笑形成了这样一种“亲密又带刺”（bonding and biting）的社会关系（Boxer & Cortés-Conde，1997），使得工作人员之间能够友善相处，也在上级拒绝这种玩笑关系时保留了冲突的可能性。

在与新工作人员接触并尝试建立玩笑关系时，ACS采取的是一种试探性（tentative）的态度，而关系建立与否取决于上级是否接受这种玩笑，上级们在其中行使着他们的等级权力。譬如一位护士和女医生听到一点嘲笑就会皱起眉头，那么ACS就会在与其他同事交谈的时候嘲笑她们。上级与大多数ACS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日常互动中十分突出。‍‍‍‍‍‍‍‍‍‍‍‍‍‍‍‍‍‍‍‍‍‍‍

而对于那些确实与ACS建立了玩笑关系的上级，他们似乎也不能反过来回敬（reciprocate）ACS的嘲笑。ACS的嘲笑将我和上级工作人员区分出去，因为我们对武装暴力过于无知，不知道如何解读枪声或恰当反应，因此我们是不可能基于ACS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反过来去嘲笑他们的。这种动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1940，1949）提出的“非对称玩笑关系”（asymmetrical joking relationship），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不对称性是由于对阶级不平等的意识而非亲属关系产生的，这种意识阻碍了一种双向互动（reciprocity）。在其他民族志背景下，特别是在民族多样性和少数群体中，有些研究提出，基于主流偏见刻板印象的互相嘲笑可以成为一种通过差异团结人们的方式（Sanchez，2016；Winkler Reid，2015）。然而，在马拉巴诊所，工作人员之间的阶级不平等却阻碍了在暴力话题上的双向互动。由于ACS对武装暴力的了解源自他们长期生活在社区中、在街头工作的亲身经历，若要回敬他们的嘲笑，就意味着需要从权力优势的地位出发，用阶级不平等为素材开玩笑。这种回应不仅不合适，也站不住脚。因此，玩笑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也可能取决于笑话的主题。

作为一名研究者，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其实是一种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让我逐渐体验到在枪声中工作的“真实感受”（Geertz，1972）。第一次事件后，诊所的工作人员开始更主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这种在枪声中进行的戏谑与嘲笑，充分展现了笑声既具有包容性（including），也具有排他性（excluding）（Boxer & Cortés-Conde，1997； 参见Morton，2008）。这种嘲笑的模糊性使ACS能够巧妙地运用它，既坦率地展现自身的暴力经验，又不会严重破坏与同事间的关系。这为ACS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上级工作人员交流时，既公开又微妙地展现自己关于武装暴力的专业知识。而被嘲笑的经历，除了是一种通过仪式，还揭示了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经验鸿沟。嘲笑不仅暴露了研究者所带来的技能和知识与田野现实的不适配，也凸显了研究对象在实际经验中的娴熟能力。

结论‍‍‍‍‍‍‍‍‍‍‍‍‍‍‍

嘲笑与笑声可以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的表达。这些幽默行为不仅揭示了被嘲笑者的无知，还在暗示中确立了表演者作为认知主体的身份。在马拉巴诊所，ACS通过嘲笑和笑声，讽刺了上级对枪击事件的过度反应（这些反应最终源于对远距离枪击所代表的危险的误判），从而展现了他们对于威胁的敏锐感知能力，以及对于如何从这种威胁中保护自己的知识。在诊所的医疗层级中，ACS通常会服从上级的判断，但在关于社区武装暴力的讨论中，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将嘲笑与笑声视为专业知识的表达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使我们能够从表演者的视角理解笑声如何动摇权力，而非从被嘲笑者这一被贬低的对象的视角出发。

因此，我认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99）的观点，即在笑话中，“正式事物受到非正式事物的攻击”，这反映了一种“反仪式”，我们可以通过关注“整体社会情境”（the total social situation）来理解这一现象（148-155）。

正因如此，我建议将笑声和嘲笑与诊所的关停事件联系起来理解。市政府在评估诊所是否适合营业时，顺应诊所的医疗等级制度而将上级的投诉意见奉若圭臬。然而，正如本文通过各种嘲笑和笑声实例所展现的，ACS才是马拉巴社区武装暴力知识的真正专家。他们因为长期居住并在街头开展日常工作，能够通过枪声判断危险的严重程度，并往往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因此，当我和上级因过度反应而显得慌乱时，他们便以笑声回应。  

这种视角为分析幽默互动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揭示了笑声如何在等级制度中展现知识，以及幽默如何质疑知识等级体系。此外，本文还强调了聚焦幽默实践对表演者的作用：嘲笑通过凸显不同社会阶层与正式教育程度之间的经验鸿沟，成为一种专业知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