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谱系学与福柯｜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本文作者：Steven Russell

    现代欧洲早期的巫术审判属于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这些审判记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志” 文献，由证人、法院官员、记录员、小册子作者以及恶魔学家等群体编写，通常带有对被审判者的厌恶与恐惧。这些资料几乎都具有 “稀少、晦涩且难以理解” 的特点，反映了一个对我们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信仰世界。但是，哪怕是记录最糟糕的部分，它们仍然不可抗拒地吸引着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人类如何在权力与信仰编织的复杂网络中挣扎与协商的瞬间一瞥。福柯曾提到，谱系学是 “灰色的、细致入微且耐心记录的” （1977b:139-140），它要求 “严谨的博学” 来处理那些 “纠缠不清、被多次涂改和重写的文件” 。本文的目标是将谱系学作为一种 “解释性分析” ，与主流巫术研究方法形成对比。谱系学始终质疑诸如知识、理性、秩序、权力与进步等基本范畴。

女巫的精英与大众观念

对非精英知识体系的广泛假设，尤其是将它们视为不重要或次要的观念，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如我所提出的那样，这种假设导致了对这些知识体系在何种“认知环境”下变得可理解和具有权威性的敏感度的降低。此外，学术界也缺乏对“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理性和主体性形式”的变异的关注。谱系学研究特别关注这些“具有历史情境的知识领域” （Rouse 1994: 93），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什么被视为严肃、权威和可信的知识的变化与转变。正如福柯在另一个相关的背景中指出的那样，这涉及的是 “是什么控制着陈述，并且它们如何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一套科学上可接受的命题” ，并因此能够通过科学程序进行验证或证伪。简言之，这关乎科学陈述的 “体制” 问题，即科学陈述的政治。此层面的问题不在于外部权力如何影响科学，而是权力如何在科学陈述之间循环，如何构建它们的 “内在权力体制” 。这种视角与猎巫活动中的权力动态存在强烈的共鸣。

然而，在许多巫术审判中，权力关系的极端不对称性似乎排除了进行谱系学分析的可能性，反而使得这些审判更多被解读为表现残酷压迫或统治的戏剧，而非“斗争”。这种解读部分源于时间背景的影响。这些审判反映了权力与知识技术在其早期阶段的运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是“控制或中和危险的社会元素”，而非（如后期那样）提升被控制者的“效用与生产力”（Rouse 1994: 97）。更重要的是，这种解读还源于我们对权力本质的假设，通常倾向于将权力视为法律、经济、制度化和静态的事物，是某些阶级拥有并加以使用的实质性东西。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分析不应基于“法权—话语”的框架，而应视权力为一种循环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只能以链条的形式运作。权力从未局限于某一处，从未归属于任何人，也从未被占为商品或财富。权力通过一种网状的组织得以运用和行使。个体不仅在权力网络中流动，而且始终处于既接受又行使权力的位置。他们不仅是权力的目标或同意者，他们也是权力的构成要素。换句话说，个体是权力的载体，而不是权力的作用点（1980: 98）。此外，权力关系始终包含抵抗的可能性。福柯曾指出：“我们从未被权力困住，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精确的策略，总是有可能改变其控制力”。从这些视角分析，巫术审判并非单纯的统治行为，而是可以视为显性的、常常高度仪式化的冲突场域，这些冲突围绕不同形式的知识的合法性以及竞争性的权力主张展开。

被指控为巫师的人，在法官、指控者乃至他们自己眼中，往往被认为掌握了一种与新兴精英群体相竞争的知识形式和权力来源。为了摧毁这种权力，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精英普遍将这些知识视为“不足”或“未充分展开”的，“幼稚的”，或“处于认知或科学性所需水平之下的低层次”，甚至被排除在知识与科学的等级体系之外（1980: 82）。在这些审判中，“陈述的政治”或其“内在的权力机制”通过策略和手段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审判形成了更广泛社会紧张关系网络中的冲突节点，展示了“权力与知识交织的作用”（1980: 109）。

这一反思不仅适用于巫术审判本身，也同样适用于对这些审判的历史解读。许多研究者曾试图从巫师自身的视角对他们的权力与知识主张进行严肃探讨，但这些方法常常被主流学术界轻蔑地称为“浪漫主义”，与被认为更为严谨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米什莱（Jean-Michel）在他的1862年著作中描述了撒旦所选择的新娘所掌握的超自然力量，展现了巫师作为反叛者与权威对抗的形象。他认为黑弥撒（Black Mass）是农奴反抗的神圣仪式，是一种对主流牧师与领主的仪式性蔑视。在这一观点中，巫师的行为不仅仅是对抗权力的手段，还承载了社会阶层的斗争和对现有秩序的挑战。玛格丽特·穆雷（Margaret Murray）的研究深受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影响，认为巫术是一种顽强延续的前基督教生育崇拜文化，核心是对有角之神的崇拜。然而，这种理论在更为 “理性主义” 的历史学家中受到了猛烈批评，认为其观点过于复杂且不切实际，无法被普通农民理解和实践。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直接指出，穆雷的巫术崇拜理论过于 “精致”，无法与文盲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符（1970: 10）。这揭示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它过度高估了理性的普遍适用性。理性主义的立场常常集中于对“理性历史社会学”（R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的构建，特别是在分析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时，强调通过严密的逻辑和科学性框架来理解世界。许多学者倾向于通过“理性主义”来解读巫术审判，认为它们是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无知之间的斗争。

一些重要的恶魔学（Demonology）作家，普遍被视为高度理性的人。实际上，他们自认为是自己时代最聪明、最受教育的群体之一。这些恶魔学家不仅是自然哲学家、科学家，还专注于对自然秩序、包括恶魔在内的各种现象进行严谨的观察与记录。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理性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置于想象性推测之上，试图以一种“科学性”的方式解释这些超自然现象。正如斯图尔特·克拉克（Stuart Clark）所指出的，尽管这些恶魔学作家的观点在现代看来可能显得过时或荒谬，但很难否认，他们的讨论形式总体上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些思想家试图通过逻辑和理性，去驳斥和压制他们眼中那些非理性的、荒唐的信仰和行为。博丹（Jean Bodin）作为其中的代表，其恶魔学理论也体现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巫术审判这一历史背景下，博丹的著作展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博丹（1529–1596）在法律、哲学、古典学和经济学方面受过高度教育。他曾在图卢兹大学担任罗马法教授，直至1561年被召往巴黎为国王服务。他是最早识别并准确描述来自美洲的贵金属大量涌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的人之一，并反对几乎普遍认为是高利贷者引发通胀的观点。他在政治上颇具进步性，甚至冒着危及职业生涯的风险。然而，作为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博丹撰写了一部早期现代时期涌现的大量恶魔学文本中最可怕的著作之一：《论巫师的恶魔崇拜》（De la Demonomanie des sorciers，1988 [1580]）。这部著作是他丰富的巫术审判法官经验与对早期恶魔学文本深刻阅读的结晶。博丹在这本书中积极为巫术的传统邪恶信念辩护，并主张对疑似巫师采取严厉措施，认为这些信念和行为的背后是来自非理性和野蛮的反叛。作为法官，博丹对嫌疑人实施了残忍的酷刑，包括儿童和残疾人。在博丹的众多著作中，唯独《论巫师的恶魔崇拜》没有被列入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目录，反而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广泛阅读并应用。蒙田形容博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出色作家，比当时一大群平庸的文人更具判断力”（1958 [1588]: 546）。对勒基（Lecky）而言，博丹是“欧洲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其渊博和广泛的学识足以“使他跻身于本民族学者的第一梯队”，并称他是“当时法国最能干的人物”（1910 [1865]: 87–92）。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称博丹为“十六世纪后期无可争议的知识大师”。他与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一致认为博丹是“十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比较历史、政治理论、法律哲学以及货币数量理论等诸多领域的先知”（1969: 47）。在此背景下，博丹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经典中的地位尤为发人深省。

许多现代哲学家认为，理性最基本的特征是“逻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像博丹这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正是按照这一标准来定义理性的。他的恶魔学理论是其严谨且连贯的“科学” 世界观的核心部分。对于博丹来说，巫术审判不仅仅是对个别行为的审视，而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场斗争。巫术和恶魔学被视为理性主义的敌人，是理性精英与 “农民轻信的精神垃圾” 之间的冲突。这些 “精神垃圾” 是博丹等人努力驳斥和压制的对象。因此，恶魔学著作和巫术审判在构建 “理性历史社会学” 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这种社会学需要对 “主导形式的理性与支配体系之间的关系” 保持敏感。

在1637年末的艾希施塔特（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是德意志重要的铁路枢纽），一名四十岁的女性因15份来自镇上居民的宣誓证词被召至市政厅接受审问。她在庭上坦言，自己被传唤的唯一原因是被指控为女巫。审判一开始，法官便要求她供认。在巫术审判中，由于巫术本身是无法证明的，被告人的自我指控在此类案件中至关重要。供认作为“西方最为推崇的产生真理的技术之一” ，同时也是权力意志与知识意志相互联系的症状，具有强烈的谱系学意义。这种供认的仪式性深植于司法和宗教语境中，它通过固定的问题模式引导被告发言，而这些问题通常源自经典恶魔学文本，如《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或博丹的《魔鬼之人类学》（Demonomanie）。虽然现代人可能将这种仪式视为机械化的程序，但实际上，它是法官与被告之间一场动态的 “特殊对话” ，双方都无法预知审问的最终结果。被告往往通过调整回答内容，试图符合审问者的预期或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复杂的对话不仅涉及具体的供述，还牵涉对 “巫术” 、 “上帝” 、 “邪恶” 、 “正义” 等核心概念的解释和争论。这些概念并非固定，而是根据不同的战略目的被灵活使用，成为权力交锋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根据战略目的在复杂的意志和权力的交织中广泛部署。

在巫术审判中，被告常被要求指认其他涉案者，女巫具备指认他人的能力和义务。这既是被告失势的象征，也是她们手中的一种强大“武器”。通常情况下，她们最为强烈保护的“真理”，是她们愿意为之放弃一切的最后一件事，而也是法官最希望听到的内容。但要求她们指认他人，也可以看作是赋予女巫一种“可怕的力量”和“一种强大的武器”。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可以打破并摧毁法庭和社区周围复杂的权力网络，迫使所有人屏息等待看她们会指认谁。无论他们身居何职，没有人能从女巫的指控中逃脱。许多易受指控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并提前利用这一点来防止被指控。这种威胁常被用来保护自己，例如克雷斯泰尔·瓦托（Chrestaille Wathot）威胁称，如果她被指控，她会揭发“重要人物”，以此迫使法庭释放她。类似地，乔治特·赫特曼（Georgette Herteman）曾警告，如果她遭到监禁，她会指控邻里所有的女人，甚至在被折磨之下依然如此。

在艾希施塔特的审判中，这名女性采取了一种谈判策略，她并未简单地将基督教与异教信仰和行为对立起来，而是试图通过辩论基督教知识、实践和身份的不同解释来为自己辩护。她不断尝试将法官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的身份上，强调她是一个明白基督为赎罪而死的虔诚基督徒，而非纠结于她是否实施过某些行为。然而，这一策略并未打动法官们。对于法官来说，真正的“真理”并不在于她是否相信基督教教义，而在于她是否完全坦白自己的“恶行”。法官们间接或直接否定了她的辩解，暗示在这个情境下，真正的虔诚体现为对自己“罪行”的坦白和供认。作为理性主义者，法官们希望通过更为客观和“科学”的方式来获取证据。因此，他们最终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做法：命令对被告进行身体检查，以寻找所谓的“魔鬼印记”，试图从中获取进一步的佐证。

我们应当暂停对基督教法官和法庭官员倾向于使用中世纪晚期的恶魔学话语和纪律性实践这一现象的思考，而转向审视这些实践与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范畴和牧灵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洞见尤为重要。他认为，16世纪的神学变革时期，其特点并非“去基督教化的开始”，而是“深入基督教化的开始”（Bernauer 1988: 49）。这一观点与许多教会历史学家的看法一致。例如，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 指出，“路德的改革”和“罗马的改革”是“看似竞争却实际上相互交织的两个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基督教信仰在民众中得到了深化，同时宗教实践也逐步走向精神化（1977 [1971]: 161）。这一基督教化的深化过程包括对异教存续现象以及混合了基督教元素的民间信仰的系统性压制与摧毁。这些异教元素曾经在民间敬拜活动和早期传教策略中起到作用，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这些策略被重新视为误导行为。正如 G.R. 奎夫（G. R. Quaiffe ）所言，民间文化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被认为 “既异教又不道德” ，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恶魔化的对象（1987: 73–74；参见 Burke 1978）。针对巫术的敌意的加剧，正是这一压制过程的一部分。埃马纽埃尔·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将其视为“去异教化的犯罪打击形式”，用以处理被认为具有颠覆性和异端性质的信仰与行为（1987: 19）。

在艾希施塔特的巫术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位被审判的女性似乎对其所在社会中“普遍的真理政治” （1980：131）有着清晰的理解，并深刻感受到其对自身身份的影响。然而，她同时也表现出困惑，尤其是当这些 “真理政治” 在法庭上无法可靠且一致地运作时。这种困惑并非个例，而是许多被指控为巫术者的普遍感受。这表明，巫术审判并不反映统治精英的自信，而更能看作是精英阶层在面对深刻而长期的政治与认知危机时，所表现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源自于他们对权力与知识复杂关系的困惑。福柯指出，在早期现代的稳定斗争中， “政府的普遍问题爆发” 是核心。这一问题通过众多关于治理个人、国家、家庭、教会等 “治理艺术” 的著作得以体现（1991：87）。本质上，这是一种宗教秩序的问题，即 “灵魂与生活的治理”，其中天主教与新教的牧灵教义虽然独立存在，却与日益庞大的领土、行政与殖民国家的治理密切相关（87-88）。

在早期现代时期，尽管宗教机构与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力量和影响力，一种世俗的“牧灵权力”（Pastoral Power）却在教会之外得到了扩展与多重化（1982：214）。作为一种治理艺术，这种“非主权”纪律性权力不仅是解决大型复杂国家秩序与控制问题的特定方案，同时也是福柯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伟大发明之一”（1980：105）。巫术审判中的权力运用正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官员们可能认为他们的行为源自某种宗教改革神学理论或牧灵实践，但实际上，这些行动更多地受到政府权力压力的驱使。这些审判既揭示了“牧灵权力” 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残酷性，也暴露了当时欧洲人对基督教知识与身份的深刻困惑。

谱系学的核心在于重新揭示那些冲突中的“粗暴记忆”，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冲突体现了人与试图征服自身及其知识的权力之间复杂的斗争关系。通过谱系学的视角，我们能够超越将这些审判简单化的描述，比如将其仅仅归结为“可悲和恶心”（Robbins 1959：149），或视为单纯的统治压迫。相反，它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斗争的本质，以及其中各方复杂的主观性与策略能力。从更宏大的视野出发，谱系学的价值在于恢复早期现代时期“巫术狂潮”中的人的处境和目的，这些处境既体现了权力与知识的纠葛，也与当代问题息息相关。这种恢复的过程需要对大量的审判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才能真实地评估它们的意义。本文仅能提示这种分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重拾那些被压迫性权力体制在生前或死后剥夺声音的人们的表达方面。尽管这些声音可能微弱，但它们依然值得在社会学这一充满理性却令人畏惧的法庭上被听见。

编译｜Edyrel

审核｜王友

终审｜康正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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