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编译合集
导语：
摘要：文化研究学者已经发现，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在文学经典化的不平等再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学界对读者的阅读接受(reception)和作品经典化(canonization)中的性别不平等分析强调读者的个人喜好，忽视了文学评论家的霸权男性气质的巨大影响，他们用模式化的分析方法，通过文学评论实现了男性支配权力的再生产。本研究对加拿大两部女性主义小说的文学评论比较分析，回答“什么是文学艺术领域中霸权男性气质再生产的工具”的问题。研究发现，霸权男性气质得以延续的话语机制由报纸评论家使用的贬义阅读方法(a derogatory method of reading)构成，这种方法建立在三个部分之上：（i）对女性主义政治的简化；（ii）以男性经验为中心的文学评论；（iii）对女性作家信誉的质疑。通过改写Delvaux(2019)的“男性俱乐部”概念并识别这些贬义阅读方法，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来说明批判性评价如何形成可供专业或非专业读者使用的话语资源，以评价和分类女性文化作品和女性主义活动。
编者按：人们熟知的女性作家数量远远少于男性。这不仅因为许多结构性的障碍限制女性接触写作，也因为女性作家的作品面临着比男性更严格的评价标准。加拿大学者Marie-Lise研究了评论家对女性主义作品的评论，发现他们会通过“贬义阅读方法”对作品进行贬损，通过制定评价标准再生产文学领域的男性霸权。研究对分析资料的选取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在理论建构上也略显粗枝大叶，缺乏对权力关系的详尽论述，但研究依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创造性。
作者简介：Marie-Lise Drapeau-Bisson，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lele
文献来源：Cultural Sociology 2023, 17(2), 252-276.
摘要：女性主义大体上缺乏一个对“厌女症”的全面理论解释。当大量分析“厌女症”的社会、文化、政治和习俗方面的女性主义著作出现时，关于“厌女症”的解释理论却是不全面的、碎片化的、模糊的并且概念不清晰的。本文聚焦于三个独立却相互联系的“厌女症”议题：“厌女症”与性别歧视的混融、“厌女症”情感因素的忽略以及性别暴力与“厌女症”的混淆。通过研究认为“厌女症”应当被看作一个极其复杂的情感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现象。此外，辨清“厌女症”的情感复杂性和其与性别暴力的混淆的尝试是减少理论学家担忧和干预的空间的一种行为。本文通过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和情感的复杂性即“厌女症”是如何出现、发展和形成闭环的，旨在促进对“厌女症”的更为全面的女性视角的理解。
编者荐语：在上野千鹤子的影响之下，关于“厌女”一词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厌女以及厌女症到底是什么似乎模糊不清。然而，在当下女性主义风靡之际我们尤其需要保持审慎且冷静的态度面对复杂的性别议题。本文将提供一个从情感层面理解“厌女症”的视角，用大量篇幅辨析“厌女症”与性别歧视、性别暴力之间的区别。为何辨析其中细微的区别是必要且急需的呢？是因为若非如此，会因为瞄准不了清晰的问题而使得本该靶向问题所在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敏感。无疑，我们依旧在努力攀登性别平等大山的过程中。
作者简介：Samantha Pinson Wrisley，埃默里大学助理教授和研究员
译者：楼露晴
文献来源：Feminist Theory 2023, 24(2) 188–207
摘要：家务劳动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体力活儿，如烹饪、清洁和购物。社会学家有时也提及家庭管理相关的情感劳动，但对此定义不精确，或者以与体力劳动的相同研究方法进行处理。本研究通过对35对夫妇的70次深度访谈(夫妻双方分别进行)，提出家务劳动中的一个独特维度：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研究表明，认知劳动包括预测需求、确定满足需求的选项、做出决策和监测事态进展。这些繁重的工作往往对认知劳动者及其伴侣来说是隐形的，因此成为夫妻双方矛盾爆发的源泉。认知劳动还是一个性别化的现象：在本研究中，女性总体上承担了更多的认知劳动，特别是预测和监测工作。然而，两性在决策制定方面大致是平等的。研究识别并定义了家庭层面性别不平等的认知维度，并为家庭劳动分工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编者按：在以往的家务劳动研究中，体力劳动与情感劳动构成了两个重要的维度。Daminger提出第三个维度：认知劳动，即我们常说的“操心”。她的研究发现，家庭语境下的“操心”是性别化的，总体上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认知劳动，而男性有一种“不预判、不跟进”的微妙权力。虽然Daminger在研究对象上仅仅涵盖了中产家庭，也没有给出将“认知劳动”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的具体方法，但她的研究依旧提供了一些深刻的洞见，供读者更好地理解家庭中的性别秩序：家务劳动可能发生在家庭之外，也不仅涉及肉身与情感的二分。
作者简介：Allison Daminger，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lele
文献来源：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 84(4), 609-633.
编者按：在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社会学提出了“缺失的女性主义革命”的批评，指出尽管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作出重大贡献，但未能根本改变该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提出，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同性恋社会学(lesbian and gay sociology)。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社会学家们开始研究同性恋生活，但相关研究仍然处于学科的边缘。本文深入探讨了同性恋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并借鉴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兴起，分析了其在挑战现有社会学框架方面的作用。作者指出，尽管酷儿理论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功，但社会学界仍需努力接受和整合这些理论转变。本文不仅回顾了同性恋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发展，还探讨了酷儿理论对异性恋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性别分类的重新概念化。作者强调，需要从性别差异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以更好地代表当前理论框架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并推动社会学的发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呼吁社会学界反思和重新思考教学实践、经典文献的解读以及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这些创新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同性恋和酷儿生活的复杂性，还将推进社会学的整体发展。
作者简介：Arlene Stein, 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学系；Ken Plummer,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雪梨
文献来源：Sociological Theory 1994, 12(2), 178–87.
摘要：醉酒性侵犯是最常见的性侵犯类型，但很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解读。本文将醉酒性侵犯进一步理论化，并识别受害者在此类侵犯发生后叙事的社会机制。通过对女性受害者的定性访谈，本文提出四种醉酒性侵犯叙事类型：“操纵”、“投机”、“成为性暴力的欢腾”和“按部就班”，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前奏和互动模式。在这些往往混乱失序、令人迷失方向的情境中，对社会-性地位动态的评估影响了受害者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低地位施暴者的侵犯行为更加清晰，更易定义，而涉及高地位施暴者的叙述则更模糊。
作者简介：Kari Stefansen, Gerd Marie Solstad, & Rikke Tokle，奥斯陆城市大学福利与劳动研究中心
译者：王友
文献来源：Sociology 2024, 58(3), 753-769.
摘要：在对当代教育分层的解释中，性别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在美国，性取向是分析教育分层的一个核心维度。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性取向群体的大学完成率，并使用2009年高中长期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不同性取向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分析，本文揭示了两个人口统计学事实。一，女性日益上升的学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异性恋女性，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面临着显著的学术劣势。二，男性的学术表现总体相对较差，但同性恋男性群体在校成绩非常高。进而，作者认为，社会主导性别规范对性少数群体的学业成绩产生了重要但不对称的影响。本文使用了机器学习方法论证了这一假设。
作者简介：Joel Mittleman，圣母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Morpheus
文献来源：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2, 87(2), 303–335.
编者按：本文是Suzanne Scott的著作《假极客女孩：粉丝、性别和融合文化产业》的第五章，理论志此前已编译过本书的第一章、第三章与第四章。本章将讨论一些“被选中的”个体，这些个体被选作代表，并调解着融合文化产业中媒体制作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通过粉丝“粉丝男孩作者(fanboy auteurs)”和“粉丝企业家(fantrepreneurs)”这两种新兴的混合身份，我们可以开始理解融合文化产业中粉丝参与和粉丝专业化的周期性男性中心主义。围绕粉丝专业化的性别张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粉丝文化生产的基础，因此探讨粉丝专业化的政治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简介：Suzanne Scott，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译者：陈翊
文献来源：Scott, Suzanne. "One Fanboy to Rule Them All". Fake Geek Girls: Fandom, Gender, and the Convergence Culture Industry, New York, US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44-183.
编者按：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酷儿研究以及LGBT（QIA+）研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视野中，无论是在学术中亦或是在社会生活中。然而，由于相关科普与教材的缺失，对于“酷儿（以及性少数字母表）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很难达成共识。
本文选自酷儿研究本科生教材《Queer Studies: Beyond Binaries》第一章《Queering Language: Words and Worlds》，试图帮助读者从语言学的视角对酷儿研究的基础术语进行溯源与理解。在第二节对于LGBT（QIA+）字母表的阐释过程中，由于涉及到每个字母背后词语的历时演变，编者保留了词语的原文，希望以此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个词语意义的演变过程。
作者简介：Bruce Henderson，伊萨卡学院传播学荣誉教授
译者：洋芋
文献来源：Henderson, B. (2019). Queer studies: Beyond bin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编者按：多年来，女权主义者通过翻译和改编研究英语女权主义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主导，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修订和转变。本文认为，女权主义学术不仅通过理论传播，还通过那些在地理、语言和思想上进出英语学术界的旅行学者（traveling scholar）来传播。本文将知识生产视为一个具象化的过程，并探讨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分子传记之间的关系。
通过关注旅行学者及其带有“口音”的写作，本文展示了多种“口音”形式、发明的术语和短语、意义框架和概念构建，以及创意性移植的思想和认知框架。以中国女权和酷儿研究中的各种“口音”写作为例，本文展示了在不同语言和知识传统之间穿梭的旅行学者的“口音”写作如何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重要模式和焦点，并有可能形成“外来语”学术（xenophone scholarship），对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Xin Huang，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译者：雪梨
文献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23.11.1, 30(4), 455–69.
摘要：在这篇非传统的文章中，Sarah Banet-Weiser、Rosalind Gill和Catherine Rottenberg进行了一场三方“对话”，她们轮流阐述了自己如何理解后女权主义、流行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Ros、Sarah和Catherine各自定义了她们所提到的术语。随后，她们又讨论了这些术语之间的重叠、相似和脱节之处。文章最后阐述了三位各自对当前媒介化的女权主义景观的理解。
作者简介：Sarah Banet-Weiser，宾夕法尼亚大学Rosalind Gill，伦敦城市大学Catherine Rottenberg，伦敦金史密斯大学
译者：陈翊
文献来源：Feminist Theory 2020,21(1), 3–24.
摘要：熊圈（Bear）是男同性恋中一种崇尚大块头、多毛身体的亚文化。本研究将熊圈文化作为一种否定女性气质的性别策略来考察。作者认为其同时挑战和再生产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规范。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将其对一个都市熊圈社群的民族志研究置于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中以阐明这一悖论。他特别强调熊圈男性气质（Bear masculinity）的具身性（embodiment）及其对性实践的影响。对此分析，作者的结论是，通过具身化的能动性（embodied agency），熊圈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性创新实践。这些实践将快感分散到身体各处而挑战了以围绕着性器官和纳入式性行为构建的对性的诠释。然而，这些实践的颠覆性潜能却因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反映异性恋霸权和男性霸权式对性的诠释的做法而大打折扣。
编者按：随着近些年来性少数，尤其是男同性恋亚文化在国内互联网中可见度的上升，熊圈作为其中最主流的分支之一也逐渐为人所知晓，甚至诞生了如“熊猴文学”这样的文化现象。然而熊圈男同的形象和大众刻板印象中的男同性恋似乎并不太一致，他们的外观没有那么精致，看起来也更“直”。甚至如熊猴梗图也暗示了一种基于身形和男性气质的歧视链。这样的一种性少数亚文化和更广的性/别文化与权力关系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二月份恰好是LGBT历史月，这篇讨论美国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熊圈文化的文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趣的视角与洞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以及亚洲当下的性少数亚文化与欧美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表现，比如典熊的形象在亚洲和欧美也有一定区别。这种差异也给了我们更多挖掘与思考的空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删去了对性文化的讨论并对部分内容有删减。本文与作者另外几篇讨论其他男同亚文化与男性气质的论文合编为了专著Faeries, Bears, and Leathermen（2008），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
作者简介：Peter Hennen,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Ahaoooo
文献来源：Gender & Society 2005, 19(1), 25-43.
摘要：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同性恋运动的定性研究，分析了同性恋组织动员是如何在威权国家发生的，以及法律在当中扮演的角色。新加坡的同性恋活动人士实施了一种务实抵抗策略，其中包括其与法律限制和文化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平衡运动的生存和进步，他们避免了直接对抗，也避免被视为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威胁。法律作为一项既定的约束以及合法性来源，限制了某些性行为、公民政治自由，以及异见者在文化上的合法性。然而，当同性恋活动人士在法律上进行务实抵抗时，法律本身也是争论的一个来源。此外，法律还体现了固定化现存秩序以换取运动之生存和即时收益之间的权衡。活动人士将法律视为纯粹的战术而非关注的中心，务实的态度使他们不再关心其在意识形态上究竟是在挑战法律还是被法律吸收。
作者简介：Lynette J. Chua,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译者：丁佳灿
摘要：本研究主要分析了男性如何借由测验考试获得录取优势。由于德国高校招生中的测验安排是非强制性的，该背景为探究高校招生录取中的性别差异是由考试参与还是由考试表现促成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研究发现，男性在测验测试中表现更好，而女性更有可能拒绝参加测验考试。这两种现象均取决于申请人的高中平均成绩（GPA），GPA 较低的男性申请者测验成绩更高，而GPA 中等的女性申请者更倾向于回避参加测验。以上两类情况都有利于男性在高校录取中获得优势。最终，就总体录取机会而言，女性的在校学业表现优势和男性在测验考试中的优势几乎可以相互抵消，使得性别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基本相同。
编者注：本研究被置于德国高校招考的特殊背景之下，关注基于测试的录取模式（Test-Based Admission）下，性别间的考试参与及考试表现差异如何影响高校录取机会。此处，“基于测试的录取模式”是德国医学院三类招生模式之一，它允许申请人提交测验成绩作为此类录取模式下可参考的录取指标（但这并非意味着申请人必须要向招生组提交测验成绩）。为便于直观理解，下文拟用“测验”或“入学考试”指代“基于测验的录取模式”。
作者简介：Claudia Finger，WZB柏林社会科学中心，“技能形成和劳动力市场”研究部门研究员Heike Solga，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者：姚歆玥
文献来源：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3, 96(4), 344-366.
摘要：本文结合了我的个人化叙事，根植于我从事的同我个人高度相关的、研究边缘化群体(marginalized participants)的情境，我采用了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和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lens)的视角，探讨研究者如何在类似情景中拒绝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并获得成长。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了我在一个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并收集数据的体验，该组织致力于帮助被商业性剥削(commercially sexually exploited)的女性。希望通过本文的叙事分享，能给数据收集前、中、后期的个人联结“去污名化”，特别是在那些边缘化情境的研究。并以此文开启一系列关于应对情感和心理上真实体验的对话——这是一项极其重要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我认为，解决客观性的局限性(the limitations of objectivity)可能给学者们提供了在学术上的成长机遇。允许学者们正视他们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联结、开启诚实的对话，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研究，从而更好地让研究造福实践领域。本文给学者和组织科学领域都提供了建议。
作者简介：Katina Sawyer,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译者：康正炎
文献来源：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35(3), 367-383.
摘要：美国正处在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文化转变之中——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不断被重新定义，来体现对不同的性别与性/别认同（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的包容性。提升包容性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话语上认同一套扩大的离散的、解构的（deconstructive）身份——“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被扩展到LGBT、LGBTQ、LGBTQIA+等等等等。然而，一个更为新颖的逻辑则是通过使用建构的（constructive）身份认同生成一个单一的术语，来囊括诸多身份之间流动的体验（例如，酷儿[queer]）。为了理解这种包容方式的变化，作者利用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再）生产的中层场所：服务性和倡导性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作者使用事件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s），分析了1998年到2016年735个组织的包容性话语的变化。同时，他们使用了对13个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来补充对行政数据的分析，补充了领导者对于这些使命陈述的讨论。研究结果阐明，自下而上、横向的以及自上而下的压力可以解释对结构逻辑中离散身份标签的增加以及其向着建构逻辑的转变。
作者简介：Kristopher Velasco，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Pamela Paxton，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译者：洋芋
文献来源：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2, 127(4), 1267–1310.
编者按：这是一篇英美法系下的宪法及政策综述文章。通过本文，读者将了解到目前美国监狱当局对跨性别囚犯分类和监舍分配的主流方式仍然是基于生殖器官（或出生性别）的二元分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囚犯还会被纳入某种形式的单独监禁。读者还将了解到这些做法对跨性别囚犯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他们曾多次就此提起宪法诉讼但仅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文章第三部分还介绍及评议了美国部分地区针对这一议题的政策改革。本文以案例方法撰写了其第二部分。从法学视角看，案例方法意味着文章对规则的探究除了依赖于对概念的拆解和自上而下的演绎逻辑，还更多依赖于在一个个具体的个案中归纳得出规则在特定领域中的规范边界。从社会学视角看，案例方法也有助于阐释规则的实际运行现状，或者通过深描阐释主体在特定结构中的互动如何影响规则的实际落地。
作者简介：根据《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的传统，所有由学生主笔的文章均不署名。
译者：丁佳灿
文献来源：Classification and Housing of Transgender Inmates in American Prisons, 127 Harv. L. Rev. 1746(2014)
编辑｜张文奕
审核｜Morpheus，z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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