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之间：预期、节奏和互动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互动主义的洞见，即互动具有根本性的潜力，即便经过半个世纪仍然未被削弱。正是基于这一点，布鲁默（1969）在其著作《符号互动主义》中提出的三大原则依然发人深省：人们依据事物对他们的意义来行动，这种意义在互动中产生，并通过互动发生变化（或保持不变）。因此，“情境”——即行动发生的物质环境、参与的行动者，以及这些行动者在持续的互动中对其世界的理解方式——成为关键的分析层次。

这种观点将互动主义定位于行动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时间性张力的中心，即“惯习”（dispositional）和“情境”（situational）方法之间的张力（Lahire，2011; Thévenot，2006）。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接受意义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的这一点，仍不清楚情境中发生的事情在塑造意义方面有多重要。我们是否需要主要理解行动者的过去——即行动潜能如何被灌输、惯习如何形成并固化？或者相反，互动的当下展开及其内在的压力才是“行动发生之处”？

尤其是在民族志工作中，互动的来回往复如此显著的情况下，围绕这一张力展开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如何使互动主义摆脱局限于当下情境的束缚，同时在分析上不忽视情境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如何重新发现那些超越情境时间的维度，同时关注意义、自我和制度如何在行动与互动中生成、稳定和变化？

对某些理论家而言，假定任何时间的溢出都是一种不明智的捷径。民族方法学将互动的当下逻辑推向极致，把研究重点放在有界的情境时间上。加芬克尔（1967）通过有意地将预先存在的秩序和意义置于括号内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研究面临的挑战始终是展示在特定情境中，利用仅有的资源，人们如何赋予其世界以意义；人们不断在情境中完成“秩序”或“规范”之类的惯习概念，而不是为行动提供蓝图。

尽管日益放宽了对普遍化的激进回避，会话分析——民族方法学最直接的后继者——依然构建了一套高度怀疑预先存在模式的方法论和理论议程。尽管Schegloff（1991：57）主张研究者在研究互动中的对话结构时应关注“对社会结构和对会话结构的关注之间的平衡”，因为“这两个关注具有潜在互补性”，但这两者在方法上是分开的。任何话语的意义总是通过下一轮回应的方式被追溯性地分析的。在方法论上话语的意义“回溯性（backward）”地定位在互动的时间当中，而不是预先假定的。从这个观点看，惯习不过是对本地意义生产的一种润色。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不能假定可以了解行动者“内心深处”的意义，更在于意义是在情境中追溯性地产生的。

这种理论上的怀疑虽然具有挑衅性和创造性，但也受到了行动理论家的强烈反驳。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有意忽略了行动者在其生活中的经验，以及他们携带的经验模式。正如布迪厄（1977：81）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陷入他所谓的“偶然主义幻觉”，忽略了“互动的真相从未完全包含在互动之中”。他的著名论断主张，为了理解社会生活及其再生产，必须将行动者携带的模式化惯习结构置于分析的核心。

尽管布迪厄（1977）的观点可能是对民族方法学的一种有力批评，但他过于笼统地将“社会心理学与互动主义或民族方法学”（81）归为一类，这种方式既无效又理论上不够精准。对于本文而言，这种不准确的一个方面尤其关键：即使布鲁默及其他“芝加哥学派互动主义者”强调互动是情境的重要元素，受实用主义启发的互动主义从未如民族方法学那样极端关注互动的当下展开。尽管在写作中互动主义者可能淡化了这一点，但他们从未否认实用主义对行动者的思维和行动惯习在结构化互动中的重要性的强调（Camic，1982）。

因此，明确地重新强调惯习在思维和行动中的重要性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因为如果思维和行动的惯习对自我身份和意义建构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走在一条折中之道上：惯习的过去是至关重要的，但持续互动中的创造力也同样重要。就像实用主义者提醒我们的，没有惯习就没有创造力（Joas，1996）。

另一方面，那些关注互动展开的人有时确实倾向于低估惯习。因此，当贝克尔（1982）撰写关于互动主义者对文化的看法时，他将其比作爵士乐手在表演时随身携带的一组曲目。尽管这种背景知识和技能在其他时刻可能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在他的工作中，它们往往被视为一组背景预期和“附带赌注”（Becker，1960），而关键的意义创造则在情境中运作。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场的爵士乐”，我们必须主要关注实际在演出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引人注目的互动研究关注这些时间性如何交织在一起。比如，加里·法恩（如1979年和2011年所述）提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即通过“小群体文化”——或称“特定文化”（idiocultures）。在他的研究中，法恩的研究通过实证追踪群体如何发展出共享的历史和行动方式，将“存续于当下的过去”与情境生成结合在一起。特定文化为互动提供了素材，每一个互动中的新创造性时刻都会被记录在群体生活中供未来参考。与早期有关人们如何通过互动发展“群体视角”的研究（Becker et al. 1961）类似，法恩表明，我们所称的文化是通过小型互动时刻的沉积而构建的。

柯林斯（2004）关于互动仪式链的研究具有相似时间逻辑，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和理论基础的。他结合了戈夫曼和涂尔干的思想，展示了行动者的过去如何通过情感沉积的方式塑造随后的互动。柯林斯使用“情感能量”这一隐喻，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互动仪式都在行动者身上沉积为一种“能量”储存，从而塑造了他们下一次围绕特定符号互动的方式——同时，仍然关注当下互动仪式的结构，会影响我们在情境中以某些方式感知的倾向。

对我们的讨论而言，无论是法恩还是柯林斯，他们都将行动者的过去形成过程（互动和仪式）主要分析为一组分层的压力和资源，人们用他们在当下互动中进行建构意义。尽管这些方法是重要的，但它们也是片面的。它们将行动的形成视为一种前情，而当前的互动只是对其进行修改、具体化或放大的过程。从时间角度来看，这种情境向过去延伸很远，而向行动的近期未来仅延伸很少。

然而，从这些时间角度进行思考也揭示了情境中另一种投射——即向未来的投射。思维和行动的惯习源自我们的历史，但它们同时也是行动、想象和预期的潜能。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认为惯习设定我们的品味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惯习还关乎我们对未来轨迹和时间景观的预期模式——关于我们对未来的隐含或明确的取向。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和想象的惯习是至关重要的。

行动指向未来这一点并不令人震惊。任何关于人类行动或“能动性”的分析都要求我们思考我们在时间中不断向前的行动（Emirbayer and Mische，1998；Giddens，1984；Hitlin and Elder，2007；Hitlin and Kirkpatrick Johnson，2015）。面向未来的前进内在于意义建构的结构中，是实用主义符号学的重要方面（皮尔士，1992–1999）。皮尔士将符号三元组描述为所有意义建构的构成物，他将时间性运动作为其三个“支柱”之一，他对解释项的描述捕捉到了这一特征，即符号的对象转变为符号以进行下一次意义建构。

从理论上看，社会学中的一些核心经验分析试图理解未来的导向及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分析变体。例如，布迪厄（1963, 1973）的研究展示了贫困阿尔及利亚人在殖民背景下解构“游戏感”与他们长期投射之间的关系。这一“游戏感”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行动者对未来的即时预期——现象学家称之为“前摄”（protentions）（布迪厄，1977, 2000）。阿尔弗雷德·舒茨（Schutz and Luckmann，1973）深入研究了我们如何在未来建构我们的行动，如何以未来过去时（future-past tense）想象未来的情景为“我们将已完成”的行动，以及这些想象如何根据它们与我们生活世界的距离，在细节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上有所变化，并探讨了这些前摄是如何被社会结构化的。

更近一些，Ann Mische（2009, 2014）关于投射性的维度（如清晰度、权变、或意志）的持续研究，提供了一组可以迁移的想法，用于探讨未来想象如何构建我们对可能行动路径的理解。另一方面，John Hall（2016）的理论项目，正在开发一种结构现象学的时间观，研究不同时间概念——如历时性、战略性，以及末世前后的时间——如何交织。

尽管上述研究都是重要的贡献，但它们对互动的关注较少。尽管行动确实存在——毕竟，韦伯式的“投射”本身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术语——但很少有研究探讨未来对于理解来回互动中共同建构意义的分析重要性。同样重要的是，认真对待互动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的理论化方式。

一种修正方法是，不仅关注互动中发生的事情，还关注可能在其中展开的预期。这一点的一个深刻且令人不安的例证来自一项关于非自愿性性行为的研究（Ford，2018）。通过对经历非自愿性性行为女性的访谈数据，作者发现女性有时会经历这样的性接触，是因为她们害怕如果试图制止，这些情境会变成暴力强奸。这种恐惧甚至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互动会变得暴力的情况下发生。相反，这种重要的具体化揭示了“强奸文化”在互动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一种强奸的可能性在性接触中始终笼罩着互动的“下一步”。

与此同时，认真对待互动也让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理论化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一步，在之前的研究中（Tavory and Eliasoph，2013），Nina Eliasoph和我试图通过明确行动者需要协调的未来导向的模式，来界定这种互动的相关性。我们定义了三种模式。首先，遵循经典现象学的思路，行动者始终参与“前摄”（protention）：即受到当下在未来的直接投影（shading）的影响。这种即将到来的未来感不同于行动者隐含或明确想象的轨迹（trajectory）。这些轨迹中有些是明确的——如我们构想的项目；有些则更加自然化：例如，高中是一段四年的过程，每年“自动”衔接在前一年之后（我们甚至有“新生”、“二年级生”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种过渡）。最后，还有一些轨迹是如此普遍且自然化，以至于它们被感知为中立的时间性背景，在其上，轨迹和前摄得以展开，例如一周的日子，或某些宗教群体所预期的即将到来的末世（或更乐观地，救赎）（Adam，1990；Zerubavel，1989）。

尽管这些不同的未来模式来自他人的研究，认真对待互动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模式并不仅仅是未来性的嵌套方面。例如，David Gibson（2011）关于古巴导弹危机中讨论的研究表明，行动者可以完美协调他们的前摄，同时却损害了他们协调共享项目（避免核大屠杀）的能力。当谈判者关注彼此的话语、遵循互动的内在压力时，他们常常忽视了重要情景的讨论——这种疏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尽管轨迹是通过前摄构建的，互动中的压力却意味着预期并不总是对齐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对“情境”的分析中纳入潜能、想象和预期。尽管如戈夫曼等人所示，情境中存在内在的互动压力，我们的想象和预期却能显著调节这些压力。回到Ford（2017）的例子，尽管在任何情境中都存在戈夫曼式的“互动顺畅”压力，在这些情境中人们仅仅因为“这会很奇怪”不中止性接触，但当这种内在压力与对情境定义的迅速变化的威胁结合时，压力变得更加紧迫。因此，一个“情境”从未是封闭的。它从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惯习中延续而来，并将触角伸向未来，如果没有未来，我们就无法理解其形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以一种相对线性的方式讨论了未来。无论是术语前摄（protentions）、轨迹（trajectories）还是时间景观（temporal landscapes），似乎都暗示我们在时间中总是向前推进，以至于即便在前摄的微小时刻，事物也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对于某些项目来说，这已经是对未来的一种足够好的描述。然而，大多数社会生活的预期并非如此线性。相反，人们以一种“波动形式”体验他们的生活（Bachelard，2000:145）。尽管我们在时间中前行，我们却以螺旋式的方式穿越熟悉的领域，而不是沿着直线到达目的地。我们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是有节奏的，是一种“存在与缺席的模式化运动”（Snyder，2012:16）。宗教与世俗生活的日历都是有节奏的（Eliade，2005; Leach，1961）。节庆和纪念的时间周期性地重现，仪式被重复演绎。

援引经典（这本身也是一种节奏），对于涂尔干（[1912] 1965）来说，我们的时间体验本身源于神圣与世俗的存在与缺席。正如Susanne Langer（1953:127）所说：“人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开端、一个意图以及一个完成，并在一个阶段的最后看到另一个阶段的条件，甚至看到它的兴起。节奏即通过解决之前的张力而建立新的张力。”

节奏对于我们的行动协调至关重要（Zerubavel，1985, 1989）。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对时间景观的想象，也适用于我们对组织、社会世界和关系的日常期待。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者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变革，但因为它深深嵌入了市场和其他社区活动的结构中，他们试图改变周的计时方式的尝试以惨败告终。如前所述，组织可以被精确地理解为不同节奏的协调，这些节奏既影响组织对象，也影响工作人员。

正如Summers-Effler（2007, 2010）的研究所展示的，节奏对于组织中行动者的情感参与也很重要。组织生活的节奏（特别是她研究的组织的生成、稳定和瓦解的生命周期）叠加在行动者的轨迹之上。因此，除了协调行动和建构未来预期，Summers-Effler认为，若不考虑行动者进入组织的时刻及组织节奏引发的“卷涡”（vortexes）式的参与，就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牵连。

对组织及其节奏的关注可以进一步扩大。“社会世界”可以精确地定义为一组节奏。正如我尝试研究的那样（Tavory，2016），我研究的正统犹太社区的体验“密度”正是通过这些节奏的重叠而产生的。学校、犹太会堂、节日的庆祝、宗教课程和人生事件都“协同”运作，以至于行动者不断地以无数种互补的方式被召唤进入这些节奏中。通过考察节奏及其所唤起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具体的说明Coser（1974）提出的“贪婪的机构”（greedy institution）把人们拉向身份认同和行动这一想法。我所描述的“贪婪的社会世界”正是通过这种厚重的节奏叠加而浮现的。尽管这些节奏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我应该去参加哪个犹太会堂活动？我应该将什一税投资到哪里？），它们仍然唤起了类似的身份认同。

这种分析方法——绘制行动者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如何由不同节奏的结合和分离组成——受到了列斐伏尔（2004）的启发。正如他在《节奏分析》（Rhythm analysis）中所述，通过理解不同节奏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大部分社会生活。无论是列斐伏尔所称的社会生活“盛装舞步”（dressage）对个人节奏的灌注，还是我们所生活的更广泛的社会与自然节奏的交汇，这种对社会生活的理论化反过来定义了新的分析对象。不同的节奏在认同层面上无缝结合时的“完美节奏”（eurythmia）极为罕见。而更为常见的是，多种节奏并排发生的情况，或者“心律失常”（arrhythmia）的情况——我们所经历的节奏发生冲突。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破裂对互动秩序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一问题源于与加里法恩的持续合作。从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到戈夫曼的工作，以及会话分析，互动主义都倾向于关注互动压力如何导向“成功的”，平滑的交流。对于芝加哥学派的互动主义者来说，协商并达成对情境的共同定义至关重要；在戈夫曼的早期工作（1959，1967）中，“表面的共识”既是互动的实用需求，也是互动中“交往道德”的一个方面，正如Rawls（1987）深刻描述的那样。从理论上讲，对平滑性的关注既允许互动主义者解释如何将行动线索整合并协调起来，也解释了我们通过日常和巧妙的方式实现主体间性——即体验他者的能力（即使有限）——的过程。

然而，之前互动主义图景的问题在于，行动的协调和主体间性很少仅通过互动的平滑性产生。首先是主体间性的问题。会话分析表明，人们不断调整他们的谈话，修复互动中的断裂以实现主体间性（Sacks，Schegloff and Jefferson，1974；Schegloff，1992）。正如Schegloff生动地描述的那样，轮流发言的机制，尤其是“互动性修复”，是“对主体间性的最后结构性防御”。

然而，我们注意到，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看，一场完全平滑的互动可能令人不安。如果互动的另一方始终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可能会慢慢怀疑，在这层共识的表面背后，其实什么也没有，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在与谁对话——这就是所谓的“鸡尾酒会困境”。因此，平滑性可以在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创造新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互动问题在那些平滑性最容易实现的情境中经常出现。

我们认为，在持续的关系中，主体间性并不仅仅源于平滑性，而是通过平滑与破裂时刻之间的来回往复而产生的，通过行动者挑战彼此对情境的定义，以及对情境中其他参与者的定义，不断地校准（Katz，1999）。虽然互动破裂通常被理论化为对互动的破坏，但这些破裂往往是对互动具有生产性的破裂。

但是，在协调行动的过程中，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共识能够协调情境中的行动。然而，仅靠平滑性只能在情境内协调行动。实际上，在一个短暂的情境中，当互动双方可能再也见不到对方时，平滑性是协调行动的最重要方式（有趣的是，这也可能是破裂的影响最小的地方）。对平滑性的关注与互动秩序需要“留在”情境范围内这一假设密切相关。然而，如果我们假设行动者生活在情境之间——他们不仅需要协调当下的情境，还需要预期未来的情境——那么互动破裂的重要性便浮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是一种预期结构。与亲密家庭成员的互动——即使互动是充满冲突的——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互动节奏中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以相当激烈的方式中断互动，我们还是会假设我们会在在节假日或感恩节之类的日子再次见面。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境中，保持戈夫曼式的“互动道德”本身可能显得具有冒犯性。正如Tannen（2001）所言，亲密关系通常恰恰以破裂为标志。尽管“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爱你”这句老话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它却揭示了互动时刻与更广泛关系期待之间复杂的关系。即使互动被中断，关系却可能不会中断。在情境范围内，行动者预期关系稍后会被修复。

因此，体验互动即为体验形成关系的互动节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互动中的平滑压力是可变的，对于大多数互动而言，问题在于平滑与破裂的时刻如何交替出现。正是这一点打开了互动主义者经常不愿触及的问题——它假设文化期待必然侵入情境，并提出了关于中断情境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仍然基于互动主义理论。并不是平滑性是互动的领域，而破裂是文化和关系性期待占上风的领域。实际上，正是平滑与破裂的交替构成了互动秩序的本质。

编译｜youjia

审核｜扶摇

终审｜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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