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约作为社会过程
摘要：
尽管通约（commensuration）在日常决策中显而易见，并且是理性化的重要载体，但社会学家对通约作为一般社会过程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将“通约”定义为根据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对不同实体进行的比较，指出“通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工具的悠久历史，分析了“通约”作为一种权力手段的特点，并讨论了认定某物不可通约所蕴含的认知和政治利害关系。我们为今后对通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并展示了这一分析焦点如何为社会学的其他成熟研究领域提供参考。
编者荐语：
本文在理论部分使用”通约“的概念串联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社会学三大家和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并给出了广泛的实例，让读者得以理解这一过程在社会中的普遍性。本文发表于1998年，而这一脉络的研究在现在依然生机蓬勃。相信本文对其他领域也能提供长久广泛的灵感。
作者简介：
Wendy Nelson Espeland，西北大学
Mitchell L. Stevens，汉密尔顿学院（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文献来源：
Espeland, W. N., & Stevens, M. L. (1998).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313–343.
译者：
Frances
本文作者：W. Espeland, M. Stevens
引言
请看以下例子。最近，几位职业母亲描述了她们如何管理对离开年幼子女时间过长的焦虑。每周她们都会计算自己和照顾者的工作时间比例。如果比例接近或自己稍多，她们就会感觉好些。一位妇女承认，她“伪造”了自己的数字，以得出一个减轻内疚的结果。与之相反的一种安慰策略是发明“高质量时光”（quality time）的概念。疲于奔命的父母试图说服自己，重要的是与孩子共度的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高质量时光”的出现是为了标榜父母参与的特殊性，这符合大量母亲加入有偿劳动大军的趋势。但是，一些接受传统角色的母亲和牺牲事业和收入在家陪伴孩子的母亲则对“高质量时光”这种自以为是概念嗤之以鼻（Hays 1996，Berger 1995:43-44）。
所谓通约，就是将通常由不同单位表示的特征按照一个共同的度量标准进行表达或测量。一些常见的例子包括效用、价格和成本效益比，尽管在更广泛的评估体系中都有通约的逻辑的身影：对组织进行数字比较的大学排名；使城市和国家具有数字可比性的人口普查和社会统计；试图量化和比较各种不同风险的精算项目；将可能还不存在的产品制成统一单位的商品期货；选举，以及往往隐藏在投票背后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交易；以劳动力成本计算不同种类的工作；以及在事业与家庭、学术的广度与深度、爱情的自由与承诺等可能无法比拟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的特别计算。
通约将质转化为量，将差异转化为大小。它是一种将不同的信息简化为易于比较的数字的方法。这种转化可以让人们快速掌握、表现和比较差异。通约的一个优点是，它提供了标准化的方法来构建不确定性和弹性质量的代用指标。此外，它浓缩并减少了人们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这对于表现价值和简化决策非常有用。通约使决策得以更加机械化。计算机程序可以计算效用函数、诱导和衡量价值，并找出能使人们的效用最大化的替代方案，从而确保人们所缺乏的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程序还能机械地告诉人们该做什么。通约的技术优势可能是巨大的，但有时它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优势则更为重要（Feldman & March 1981）。
有时通约的动机并不清白。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理性、限制自由裁量权或顺应强大的期望。通约可能是出于扩大民主化的愿望（Cohen 1982, Espeland 1998），也可能是出于隐藏在数字背后、强加秩序或巩固薄弱权威的愿望（Porter 1995）。通约可以为有争议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辩护，扩大一个群体的组织或专业地盘，甚至安抚上帝（Carruthers & Espeland 1991）。
大多数量化（quantification）过程都可以理解为通约，因为量化通过一个共同的度量标准在不同实体之间建立了关系。当通约在看似根本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关系时，它最为显眼；而当用数字联系起来的对象似乎已经较为相似时，量化似乎就与通约不同了。当我们认为数字赋予了统一性，当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似乎是物体的属性而不是量化的产物，我们就会想象我们只是在（客观地）计算或测量某些东西，而不是在通约不同的实体。例如，人口普查似乎是一种计算人口数量的方法，而不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和评估的机制。这是因为计数行为中隐含着一种公民或身份认同概念，它使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的一致性不成问题。正如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1986:24）所说：“如果不认为人们的共同人格比他们的差异更重要，那么计算人数就毫无意义。”
通约从根本上说是相对的。它在属性或维度之间建立关系，在比较中揭示价值。在进行决策时，通约的价值来自于对选择的不同方面所做的权衡取舍。价值产生于比较，而比较的框架是计算需要多少某样东西来补偿另一样东西。在复杂的选择中，通约往往发生在多个分析层面。例如，在修建大坝之前，分析人员想知道大坝会如何影响水质。水质有许多维度（如温度、溶解固体的数量和性质、浑浊度、pH 值），尽管这些维度已经量化，但测量的尺度却各不相同。根据某种更宽泛的标准将这些属性汇总，就形成了“水质”。
基于权衡取舍的产生价值就像是类比：它的统一性基于两个事物与第三个事物（度量标准）之间的共同关系。通约的难度或争议性有多大，部分取决于它是否经常被用来表达某物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它是一种合法的价值表达方式，也取决于被通约的实体看起来有多悬殊。例如，商品化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很难以价格以外的形式来解释某些商品的价值。
通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抛弃一部分信息并将剩余信息组织成新形式的系统。在对信息进行抽象和还原的过程中，表象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联系被掩盖了，不确定性也被吸收（March & Simon 1958:138–39, 150–51）。日常经验、实际推理和移情认同越来越成为无关紧要的判断依据，因为语境被剥离，关系则用更抽象的数字来表示。
正如我们在下文所展示的，通约的形式在几个方面各不相同。
首先，通约手段在技术上的精细程度各不相同。有些手段是高度精细的，如政府官僚首先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Porter 1992, 1995:148–89）。其他手段则只能略微确定，例如，夫妻双方通常会进行临时计算，以确定家务劳动的相对公平性（e.g. Hochschild 1989）。
其次，不同通约手段的可见或者明确程度也不同（编者注：即观众能多容易地意识到通约过程发生了）。通约手段的详细程度与项目的公开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一些高度精细的通约手段，如在股票或商品期货中产生相同的价值单位（克罗农，1991：97-147；波特，1995：45-48），是复杂的技术活，但对交易者和股票持有者来说却显得 "自然"。这表明了通约手段差异的第三个层面，即制度化，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详细讨论。
最后，通约手段因其行为主体的不同而各异。有些手段是不同专业机构严格保护的领地；保险业的精算师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Porter 1995:101-13）。其他手段则是常规工作，然后嵌入复杂的劳动分工中，例如护士和住院医师所从事的低级诊断和制表工作，他们通过将生命体征转化为独立的数字测量来使病人标准化（Bosk 1979，Chambliss 1996）。还有一些手段是日常社会经验的共同特征，如消费者在杂货店讨价还价或在购买物品时进行权衡。
将理性与可通约性联系起来，将非理性与不可通约性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最深邃的思想家研究过的古老观点。正如玛尔塔·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写（1984:56-57; 1986），将数字、度量衡和相称性与秩序相联系，将理解力与控制力相联系，反之，将不可比性与混乱、焦虑和威胁相联系，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早期希腊文字的特点。努斯鲍姆认为，通约对柏拉图对 "善 "的理解至关重要，因为柏拉图认为，我们需要使我们的伦理价值可通约，以便确定它们的优先次序。复杂的伦理问题如果不可通约，就会造成冲突、混乱和痛苦。
正如后来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柏拉图认为，通约作为一种感知世界的手段，也会改变使用它的人。换位思考会使我们更加理性，使人类的价值观更加稳定，不那么容易受到激情、运气和命运的影响（Nussbaum 1986:114）。如果我们在使用一般的价值概念时，可以将我们的选择定格在相同数量的多与少之间，那么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感觉就会与以往不同。如果我们不是把爱人理解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而是理解为一个能给我们带来某种特定数量的一般快乐的人，那么我们对爱人的评价不仅会不同，而且会降低。我们的爱人越是可以与同样美丽或同样聪明的人互换，我们就越不容易受到伤害，也就越不可能不顾一切地追求我们的爱人。
柏拉图的主张非常有力。他明白，通约让我们变得更稳定，激情更少，这既吸引人，也让人害怕。努斯鲍姆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消除我们的脆弱性，进而消除我们的激情，是一个太令人不安的前景。他认为，我们对美的感知依赖于美的转瞬即逝，我们的伦理则要求我们对他者的独特性付出。为独特的事物付出是有风险的，但失去脆弱的能力则会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善需要承担伦理风险，需要珍视事物本身的价值和激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将价值理解为一般的和同质的，会破坏善的脆弱性（Nussbaum 1986, p. 235–354）。
通约产生的同质性同时降低了风险，并威胁到我们所珍视的事物的强度和尊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中出现的这两个重要主题，在我们对现代性最有说服力的批判中再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商品化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变成了手段，把事物变成了目的；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铁笼的束缚和理性化带来的迷失的分析中；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金钱的分析中，价值的客体化在我们与所珍视的事物之间插入了距离，助长了知识化和疏离感。
通约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因此也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在马克思看来，通约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核心社会范畴：劳动、价值、商品和货币的关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伟大的通约者。价值来源于劳动，价值的通约也是通过劳动完成的。价值以精确的数量存在于所有商品中，但不是根据不同劳动的特定产品来衡量的。相反，价值是用这些劳动的共同点来表示的：劳动的一般经验，即马克思（1976 [1867]:992）所说的抽象劳动，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化贬低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质的差异变成量的差异：人成为手段，物成为目的。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并不是使商品可通约的原因。这是一种错觉（马克思 1976 [1867]：188）；相反，货币是已经体现在抽象劳动中的通约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货币之所以强大，一部分就在于它帮助维持的幻象。作为一种流通方式，货币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因为它允许我们购买任何东西，所以金钱成为了普遍的占有对象。在我们看来，金钱比它背后的关系更真实，它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means）。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质被量化，所有无法用数量表达或购买的质性需求都被禁止（Heller 1976:55）。
通约及其局限性是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进行研究的核心主题，这些研究常常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基于计算的理性的美德和威胁的对话有相似之处。韦伯的两面性使他无法选择立场。在韦伯看来，计算作为一种管理不确定性的策略，其作用不断扩大，这是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核心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些过程中，计算和标准化都至关重要。这种非个人性对依赖于个人关系的伦理体系是不利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宗教精英经常与贵族结盟，以保护父权关系（Swetz 1987:181-82；Weber 1981:224）。
思考伦理体系与形式理性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其设想为为对通约限度的争夺。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和政治体系往往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某些类别个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但是，理性体系依赖于多种形式的通约，依赖于严格区分职务与收入的官僚机构，依赖于界定职务的详尽规则。这样一来，个人的不可相称性就与形式合理性的激进通约对抗起来，而个人的不可相称性正是伦理学的基本特征。这种对抗所产生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韦伯强调理性形式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而齐美尔则关注理性形式的象征性和构建性力量。他研究了我们与社会形式的合作是如何改变我们的。齐美尔（1978）对货币的前瞻性分析为通约提供了精辟的见解。齐美尔认为，货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代生活中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日益背离。金钱因其充满活力的工具性和“完美工具”的特性，使人们的智力发展快于情感发展。这种特性扩展了我们在事物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以至于终点、终极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现代的计算特征”的原因所在，人们沉迷于“测量、权衡和计算”（Simmel 1978：443-44）。
当一种形式被视为理解关系和价值的理所当然的手段时，难以被这种形式同化的事物就会显得越来越不真实。金钱也有助于将实质性价值转化为金钱价值；这使生活同质化，但也提供了自主性，甚至自由。齐美尔以一个深刻的观点结束了他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越来越接近价值相对性的纯粹象征，以至于整个存在的相对性的象征——而货币本身也帮助定义了存在的相对性（Simmel 1978:512）。
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见解可以有益地扩展到其他形式的通约。例如，（经济学中的）效用（utility）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相对性形式，因为它体现了所有价值的相对性，甚至是那些没有价格的事物的相对性。效用可以精确地表达任何价值及其与任何其他价值的关系，无论是新鲜空气、儿童，甚至是死亡。
创造（通约等）手段的冲动源于我们对理解世界的需要，但正如齐美尔所理解的，形式可能拥有一种似乎独立于其使用者的力量。形式创造了期望和一致性，对形式的熟悉性鼓励我们参与其中。这种共谋增强了手段的修辞魅力，也是它们对我们吸引力的来源之一（Burke 1969:58-59）。通约鼓励我们相信，人们可以整合所有人的价值观，统一我们各自为政的世界，并衡量我们的渴望。
通约是古典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也是许多当代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目标和应用各不相同，但许多版本都将通约作为理性的先决条件。Steinbrunner (1974:25-46) 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源于三个关键假设：第一，在有意平衡相互竞争的价值诉求时，通过权衡将不同层面的价值整合在一起。效用在概念上整合了各种价值；它是绝对价值的衡量标准，是一种理想的衡量标准，可以涵盖价值的所有方面，并为在各种选择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依据。其次，人们根据对其他结果的预测来评估和分析这些结果。第三，随着人们对备选方案的表现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但这些新的预期结果会用相同的标准进行评估。
不可通约之物
通约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过程，它具有政治性，能够改变社会关系。它值得我们进行更仔细、更系统的研究。接下来，我们将提出一些核心的指导性问题，帮助揭示通约的自然化程度、决定性程度和抵制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一些支持者认为通约是一种包容的技术。这使得它在民主、多元的社会中尤为重要（Stokey & Zeckhauser 1978）。通约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中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提供了一种适应性强、具有广泛合法性的方法；对于务实的改革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Espeland 1998, Brown 1984）。在决策过程中，价值取向不同，知识形式各异，人们希望将自己的偏好纳入其中，通约为决策民主化和权力共享提供了一种严谨的方法。
对于支持者来说，通约这门学问创造了强大的、“客观的”知识，可以制约权力。例如，马克思将当时的 “道德统计”作为控诉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韦伯（1978:225）认为，通约为挑战旧形式的特权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从而促进了科层理性的公平效应；如今，律师们常常利用统计数据与歧视进行最有效的斗争；当在招聘决策中使用标准化测试时，少数群体的机会就会增加（Neckerman & Kirschenman 1991）。
左右两派均有通约的批评者。保守派蔑视其均衡化效应，认为它使精英阶层失去了自由裁量权。左翼批评家则认为通约是另一种权力渠道，它将权力关系神秘化，部分原因是它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和分配（e.g. Tribe 1971, 1972）。通约在推动“决断主义”的过程中，有助于维持事实与价值可以分离、政治可以技术化的幌子（Habermas 1973:253-82）。要将通约理解为一种权力的计算方式，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权力的各种伪装。
通约的构建力量或许是一种更加可怕的力量，它改变着它所侵入的人和地方。创造新类别和强制执行机械客观性的能力是一种具有后果的力量，通常与国家或企业相关联。官方统计数据对于它们所创造的对象（“拉美裔”、“失业者”、“天才儿童”）的重要性可能要大于这种知识所带来的技术优势。一旦分类完成，人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符合这些分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强制力量，而是更难以捉摸的、被动的规训力量，而且越发来自自我施加。人口普查、考试成绩或民意测验的有效性需要受试者的共谋。当测量结果引导着被测量的活动或塑造着被测量者的形象时，个人便变得可治理（Foucault 1991:87-104），数字也会自我印证（Porter，1995:45）。
通约产生了非人格化的、公共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形式往往优先于私人的、特殊的知识形式（Reddy 1984）。那些最了解某件事情的人的权威，可能会被那些距离遥远、甚至不太了解情况的官员的严谨方法所削弱。
通约以多种方式折射权力。它可以扩大决策范围，也可以使预先设定的决策合法化。它可以被精英们玩世不恭地操纵，也可以限制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它可以创造被规训的主体，也可以为政见不同者提供武器。这种多样性使得通约成为研究多种权力形式的有用视角。
编译｜Frances
审核｜霰雪
终审｜K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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