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婚礼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及其研究路径｜社会学评论

在20世纪上半叶，经由库利（Charles Cooley）、乔治·米德（George Mead）和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先驱们的开拓，芝加哥社会学派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符号互动理论。虽然从40年代起，芝加哥学派已失去了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霸主地位，但由其创设的符号互动理论非但没有失去对人类行为的独特解释力，反而进一步衍化出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微观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理论。大多数人都承认，符号互动理论“是致力于研究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过程包括主观意识和人际互动动力学的指导性理论之一”（约翰逊，1988：409），迄今“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中仍然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学说”（Coser,2001:575），以至赞赏者会说：“我们不认为符号互动论是社会学的一个视角，我们认为它就是社会学”（Gusfield,1995:ix）。

不过，严格说来，即使在当代符号互动论仍不是一种严整统一的理论，其内部依旧是枝蔓繁复、港汊纵横。曼夫德·库恩（Manford Kuhn）曾解释道，在符号互动论内部之所以会发展出一堆名称各异的小众理论，“既不是由于学者们倾向于通过重新命名已经提出的东西来为自己命名，也不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符号互动论做了修改或增添了什么新东西”，而主要源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乔治·米德（George Mead）的思想单纯依赖口头传播导致了歧义丛生（Kuhn,1964），也因此建构出了以符号互动理论为手柄、以各种亚理论为撑面的伞状结构。这类亚理论包括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日常生活方法论、标签理论，以及本文讨论的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的戏剧理论或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

一、互动与角色：理论的缘起

二、另类生命史，或一种加密版传记的后世解读

尽管角色理论将社会中的人与舞台上的演员加以比附的思想由来已久，并成了超出专业范围而为普通大众知晓的少数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但正是戈夫曼才把这种极为模糊的比拟转变成一种强有力的戏剧分析观点。“尽管戈夫曼在许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但他通过对戏剧学模式的精心构造而发展出的角色理论，才是他最标新立异又至为重要的贡献。”（Coser,2001:576）戈夫曼以自己独特新奇的研究方法，向人们证实了自莎士比亚起，虽一再得到重复但未能获得深刻阐述的观点：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演员。

首次系统阐述上述观点的著作，是戈夫曼1956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该书是在这样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一是戈夫曼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的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安斯特（Unst）进行的为期18个月的社区生活调查（Manning,1992:7），在这项调查的基础上，戈夫曼写成了题为《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的博士论文（Goffman,1953）；其二是博士毕业后，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A.希尔斯（Edward Shils）的指导下从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两项研究引发了戈夫曼对微观社会过程的兴趣，也为他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实事求是地说，戈夫曼对微观社会过程的研究兴趣及其不同凡响的成功，并非完全得自上述两项实地调查，还得自他独特的另类生命史和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所受的系统训练。尽管戈夫曼生前就谨慎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讲演时禁止人们录音和拍照，甚至在生前就封存了自己的档案，只希望他人根据自己的出版物来评价自己（Winkin,1999），但其成功依旧引发了人们巨大的兴趣。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与戈夫曼在宾州大学共事，后来主编了《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艾伦·法恩（Gary Alan Fine）就曾因这种兴趣提议借自己的婚礼进行一场参与者观察研究，并与戈夫曼共做一场自我民族志。本来，这一提议与戈夫曼的名言“这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婚礼”（the world,in truth,is a wedding）（Goffman,1959:36）极为吻合，但却因其笃信“只有傻瓜才研究自己的生活”（参见Shalin,2014:3）而不幸夭折。不过，作为社会心理学大师，戈夫曼应该懂得，一个人越是掩饰自己，他人的窥视欲望就会越强。以至戈夫曼去世30多年后，德米特里·沙林（DmitriN.Shalin）还会在查阅大量档案后说：“戈夫曼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加密版传记，他的社会学想象力来自其个人经历，而他的智力生涯中的那些关键转折无一不反映了他的人生轨迹和自我更新的尝试。”（Shalin,2014:3）

戈夫曼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曼维尔的一个乌克兰犹太移民家庭，20世纪初其父母跟随俄罗斯移民大潮抵达加拿大。戈夫曼出生后，父亲在曼维尔经营商店破产，仓促间逃往曼尼托巴省西部的小镇多芬，在那里开了一间成衣店，同时出入曼尼托巴省府温尼伯证券交易所，并因此致富。聪明早慧的戈夫曼虽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刻意保持着距离，但他既热爱科学，也喜欢戏剧。戈夫曼对戏剧的爱好有家族基因，他的母亲曾业余出演话剧，大他三岁的姐姐弗朗西斯（Frances Goffman-Bay）长大后成了演员，而他自己在高中时代也出演过《哈姆莱特》。因为中学时代就爱好化学实验，1939年戈夫曼考入曼尼托巴大学主修化学，但三年后离开，前往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公司工作；同时因认识了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Wrong）而热爱起社会学，于1945年获得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并在埃弗里特·休斯的劝说下，考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虽然戈夫曼在定量课程上成绩不佳，但他思维敏捷，很快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明星学生”（Manning,1992:3）。

1945年，戈夫曼移居美国。尽管当时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力在以帕森斯、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冲击下已远不如从前，但在芝大执教的布鲁默、希尔斯、休斯以及整个社会学系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年轻的戈夫曼。其实，稍后吸引戈夫曼的还有晚他一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安吉莉卡·乔特（Angelica Choate）。戈夫曼与出身波士顿显赫世家的乔特小姐1952年结成的秦晋之好，多年以后还被好事者用来揣测：地位意识、争强好胜和丢面子这类凤凰男（social climber）所面临的危险，是如何成为戈夫曼作品的基本主题的（Shalin,2014）。不过，1949年戈夫曼动身前往刚刚成立社会人类学系的爱丁堡大学，并转道前往设得兰群岛研究当地居民的沟通行为，背后的原因却是其前女友此时正好赴伦敦经济学院（LSE）任教。虽然后来两人鸾凤各飞、一别两宽，但戈夫曼毕竟在设得兰群岛最北端安斯特岛的巴尔塔桑德（Baltasound）社区完成了自己的田野研究。

如果考虑到这段未遂之情在戈夫曼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你就自然会联想到另一段十分相似但更为惊世的恋情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地处伦敦市中心的LSE。1910年，先前从波兰雅盖隆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德国莱比锡的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发现，“他真正的职业不是物理，而是民族学；不是物理化学，而是社会学”（扬，2013：150）。而恰在此时，他两年前曾努力压抑的一段不可遏止的恋情主角——比他大10岁的寡居的安妮去了伦敦，旧情复燃的马林诺夫斯基尾随而去，并因此转身在LSE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尽管两段恋情都无疾而终，但男主角们都留下了至今都有人捧读的名作。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往返英伦不易，也因为民族志对田野工作时间及次数的要求严苛，马林诺夫斯基前后在当时由澳大利亚托管的新几内亚滞留达六年之久（其间尽管他多次往返于墨尔本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相比之下，社会学给予了戈夫曼更多的自由，在巴尔塔桑德社区断断续续待了一年半后，1952年借与乔特小姐在巴黎共度浪漫蜜月期间，戈夫曼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

1953年，在系主任休斯的力挺下，戈夫曼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因为无法获得终身教职，他先为爱德华·希尔斯的社会分层项目打短工，然后去华盛顿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在那里度过了研究生涯的最初三年（1954—1957），这为他后来撰写涉及精神病人的两部著作《精神病院》（1961）和《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以下简称《污名》，1963）奠定了基础。1957年，戈夫曼在此时声望如日中天的布鲁默的邀请下重回社会学界并于第二年晋升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尽管包括布鲁默本人在内的诸多同事对其提名仍有犹豫，但戈夫曼却获得了同校人类学家戴维·施耐德（David Schneider）的力捧，后者强调不仅在作品数量上欧美学界无人能与戈夫曼匹敌，即使在智力水平上也难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参见Shalin,2014），四年后戈夫曼顺利晋升教授。

晋升副教授后的有段时光，在戈夫曼的生命史中一直讳莫如深。1959年戈夫曼请了一年学术假去“赌城”拉斯维加斯，申请担任赌场发牌员，借此将赌场作为自己新的研究田野。尽管戈夫曼深信“赌博是（各类）行为的原因”（Goffman，1967:186），但其本人对赌场的兴趣恐怕并非仅限于田野研究那么简单。在《交互性传记：理论和历史——戈夫曼案例》一文中，德米特里·沙林在细数包括戈夫曼父亲、叔叔在内的整个家族对赌博的兴趣后写道：“相对来说，戈夫曼对赌场社会学的兴趣是比较新的，但他个人对赌博的参与则大有时日……（甚至）戈夫曼谈到那些愿意将毕生积蓄押在一次赌注上的赌徒时会流露出崇敬之情”（Shalin，2014:16）。相比情场得意，戈夫曼在赌场的遭遇喜忧参半：虽然他打扑克时总是输——据同事回忆，他玩扑克时完全无法有效管理自己的表情（印象），换句话说，他摆不出来面无表情的“扑克脸”（poker face），但却擅长玩21点这种需要“记忆和算法”的游戏，有一次甚至在一个周末赢了一辆红色捷豹（Jaguar）轿车回来。虽然充满争议，但我确信，戈夫曼对赌场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产生了诸如“主要参与”与“次要参与”、“主导参与”与“从属参与”这些社会学术语，也促进了他对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的研究，而赌场上从不动声色到拼命一搏那些特定的互动情形还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启迪。

这样看来，戈夫曼的一生虽然写得很苦（所有成功者的“著述等身”，都是个人生活必然牺牲的偶然结果），但玩得似乎也很“嗨”。据说，除了社会学著述外，他还喜欢写散文、迷恋烹饪、热衷股市，尤其是“从古玩中获得了极大乐趣——无论是寻找稀有的物品，还是与有同好者神侃”（Grimshaw,1983:148），甚至不顾社会学系同仁的不快执意将办公室选在人类学博物馆旁边。借此多说一句，我的同事翟学伟教授在这点上与戈夫曼极为相像：他不仅对如何维护面子和不丢脸有酷似戈夫曼的见解（翟学伟，2011），而且对古董收藏一样无比挚爱。

1964年妻子乔特因不堪长期的疾病困扰自杀，戈夫曼动了离开伯克利前往美东的念头。1967年他先在哈佛访问一年，1968年为今天的加州伯克利分校镀上“造反”传统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最终促成戈夫曼转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座教授。1981年，戈夫曼再婚，娶了社会语言学家吉莲·桑考夫（Gillian Sankoff）。1982年，福祸同降：喜的是妻子生下了日后同为社会学家的女儿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名声大噪的戈夫曼也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悲的是此时的戈夫曼已经病入膏肓，以致不能出席象征自己人生巅峰的会议。但是，戈夫曼用生命的余烬做了最后一次“布道”，他递交了堪称“绝响”的长篇讲演稿——《互动秩序》，不仅道出了自己一生的研究主题，而且呼吁人们“要保持一种汪洋恣意、不求喝彩的探索精神，秉持除了关注自身而绝不四下顾盼的智慧”（Goffman,1983:17）。当年年底，戈夫曼因胃癌恶化撒手西归，年仅60周岁。

戈夫曼一生著述等身。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6,1959），之后《精神病院》（1961）、《邂逅：社会互动的两项研究》（1961）、《公共场所行为》（1963）、《污名》（1963）、《互动仪式》（1967）、《框架分析》（1974）、《性别广告》（1979）和《谈话的形式》（1981）等一系列著作相继出版，系统地建构出享誉社会学界的戏剧理论，以至想到“戈夫曼的拟剧论，每个人都会想到印象整饰的例子”（Manning,2016）。其实，《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6年在爱丁堡大学初版时波澜不惊，但1959年在美国出版锚点（anchor）版本后，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Shalin,2014），到其去世前共售出了60万本（Grimshaw,1983）。AJS和ASR两本杂志更是毫不吝啬地称其为“这一代人中对社会心理学最睿智的贡献者之一”，人生“最精彩的华章，必须直接触摸才能感受其丰腴之美”（参见Goffman,1959：封底）。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戈夫曼认为，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与我们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而做到这一点，也要像在舞台上一样，我们应把能为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在前台表演（performance）出来，而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back⁃stage）。如果“‘表演’一词指的是个体在持续面对一组特定的观察者时表现出的对后者产生了某种影响的全部行动”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前台（front），就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或无意使用的某种标准装置”（Goffamn,1959:22）。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情境场合，而后台则是针对前台而言的，“相对于一个确定的表演，后场或后台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地方，在那里表演所营造的印象理所当然地被故意否定掉”（Goffman,1959:112）。或者说，表演者在后台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出来的东西；在后台，表演者可以得到放松、休息，以缓解在前台区域的紧张。此时，他们可以使用在前台所不能使用的动作和语言，“后台的语言包括直呼其名，共做决定，语言猥亵或含有公开的性内容，当面发牢骚或吞云吐雾，衣着随便，‘横七竖八’地站或坐，使用土话或不太规矩的语言，嘀嘀咕咕或大声喧哗，举止轻率放肆，尽情胡闹……后台行为具有被心理学家称为‘退行’（regressive）的特征”（Goffman,1959:128）。

后台是相应于前台而言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例如，相对于工作单位而言，人们回到家里便是退回了后台，在家里夫妻间吵嘴撒气都是正常的；但如果碰巧有客人来访，那么，门一打开，后台便成了前台。刚才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不但会立即休战，而且会共同出演和睦恩爱的场景。戈夫曼认为社会行动者总是处在同他人交往的状态中，并且他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某些技巧控制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所以，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又将他的“拟剧论”称为“印象整饰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前台和后台的划分，使得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般都在有明确边界的区域内进行……通常还会加上时间的限制”（Goffman,1959:106）。如此一来，表演使得人们常常表现出假装作为，但有时又表现出假装不作为。就前者来说，戈夫曼所说的当管理者出现在车间里时，工头会提醒工人“赶紧干活”，“千万别让他看见你坐着”即为一例。而就后者来说，戈夫曼援引的一段有关19世纪初没落的上流社会家庭的日常生活描述则颇为妥帖：

戈夫曼以极其娴熟的技巧，从戏剧学中借用了全套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除了前台与后台外，最为核心也最为贴切的是他对“表演”的借用和描述。戈夫曼将人的表现分为两类：一是用各种语言符号或替代物给予的明显的表达；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出的隐含的意义。他认为，表演主要是指后一类表现，以及对这类表观加以控制或整饰的技巧。因为自然流露的意义虽是真实的，但未必能被他人接受，所以人们在互动中要制造某种印象的话，总少不了对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不过，自然的表演总是进行了控制，又显得未加控制。控制的痕迹过重，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作”。戈夫曼对表演的理解同他对角色的文化背景的考虑是一致的。比如，他生动而形象地指出，由于我们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总是认为女不如男，所以聪明的女孩子为了维护其与男友的互动，往往就会装得很笨：

一直到多年以后，在《两性间的安排》一文中，戈夫曼还继续写道：“性别即生物学”这一谬论根植于“根深蒂固的制度实践，其效果是将社会情境转化为两性性别主义的表演场景”（Goffman,1977:325)。显然，此时的戈夫曼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早年对男性气概的叙事多少具有性别歧视的倾向。但既然有关表演的解释一直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传统两性间的“双推磨”或我们即将讨论的由两人组成的“剧班”（夫妻）琴瑟和谐的出演，就必然是常备的剧目之一。戈夫曼敏锐地观察到，一对夫妻在面对熟悉程度不同的新老朋友时，相互的角色扮演或作为剧班成员的相互衬托是不一样的：在面对新朋友时，丈夫的支配地位是由妻子的恭敬或中国人所谓的女性“贤淑”体现出来的；但在老朋友面前，妻子的举手投足或“出演”就要率性得多。

“剧班”（team）或“表演剧班”，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从戏剧学中借用来的一个成功而贴切的术语，它指的是“合作出演同一出剧目的任何一群人”（Goffman,1959:79）。在给出剧班的定义前，戈夫曼专门讨论了当局外人在场时，即使熟客或是好友之间也会公事公办地相互称呼，尤其是下级称呼上级。在倾向官本位的中国社会，这一点尤为常见：没有外人在场时，你可以对担任不同领导职务的同学、同事或好友直呼其名，以示熟悉甚至亲密，但一旦有外人介入，就会瞬间转称“部长”或“校长”……恭敬者和被尊称者彼此都能理解和适应这种“转换”（这是从后台到前台的自然过程）。用戈夫曼的语言，这就是“剧班”成员间的一种“共谋”（collusion）或“约定”（Goffman,1959:80）。

在日常生活中，常规剧班的合作出演随处可见。这些年来广泛的流动和教育的提高带来了人们不同程度的见多识广，原本由单个骗子施行的骗术失灵，于是骗子们也与时俱进，扩展成由规模不等的“剧班”共同上演一场场大剧。最简单的剧班由两人配合，一如东北的“二人转”或越剧和锡剧里的“双推磨”（对子戏）：一方电话告诉你或有违规或有可能面临灾难，再给你一个谎称公安或纪检部门的电话，你拨通后接话人煞有介事地告诉你这是某某部门，你该如何如何……当然，最终免不了让你把钱打入某个账号“保存起来”。复杂的剧班有时需要即兴表演的天赋和相互配合上的严丝合缝，稍有破绽即所谓“穿帮”就有可能翻船。

剧班表演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一剧班的任何成员都有权放弃或破坏表演，因此，表演的成功有赖于他们彼此间的配合；（2）如果一剧班成员必须通过合作在观众面前维持特定的情境定义，那么他们彼此间就很难保持这种特定的印象。因为彼此熟知，要在其他剧班成员面前维持“前台”的形象显然就太难了。戈夫曼认为，不能将剧班视为个体表演者的简单相加，因为如果说个体表演者表现的只是自己的特征，那么剧班表现的则是成员间的关系和出演的剧目的特征（如一对夫妻表现的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剧班的表演比个体表演更有价值，也更富技巧，因为它涉及剧班成员为共同表演一套常规剧目而进行的相互配合。

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受到的高度关注相比，戈夫曼的另一部社会心理学著作《污名》在学界则相对受到冷落，而我觉得这本小书是对前一本著作所描述的主题在另类语境下的补充。《污名》一书虽直接源于戈夫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越轨行为课程讲演札记（Manning,1992:97），但其中有关精神病人的案例则来自20世纪50年代他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工作经历，也与1961年出版的《精神病院》一书有着密切的关联。

1955—1956年，戈夫曼通过熟人，以医院体育部助理的身份，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以了解精神病人的社会世界。六年后出版的《精神病院》一书除了导论，实际上由四篇相对独立的篇章组成：第一章“论全控机构的特质”，讨论了包括精神病院、收容所、监狱和战俘营等“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的本质，这是一种将大批有相似境遇的人集中起来，断绝他们的社会联系，予以封闭管理的生活场所（Goffman,1961:11），它剥离了被收容者的个人和社会属性。第二章“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讨论了精神病患在被收容前后的道德或精神变化，换言之，考察了制度化机构对病患或被收容者的社会关系甚至自我意识的影响。第三章“公共机构的地下生活”，考察了精神病患者如何通过初级适应和次级适应两种路径，发展出包括防御机制在内的各种生存之道。第四章“医疗模式与精神收容”，则继续以精神病院为例，考察了现行的医疗观点是如何被医务人员、普通职员和被收容的病患一步步接受的。比如，精神病患在住院过程中意识到反抗会导致恶性循环，只有接受才能最终获得出院的机会，因此他们会逐渐做出配合的行为。

戈夫曼的《精神病院》对美国当时流行的精神病治疗方式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全美“去机构化”的浪潮，他的探索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疯癫”的重新解释（福柯，1999）以及由社会标签论引入精神病解释产生的影响，可以视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杨锃，2014）。但就《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主题来说，与其更为接近的则是同在精神病院的田野基础上写成的《污名》（1963）一书。如果说前一本书讨论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对自我呈现进行整饰呈现出的互动世界的正常之序，那么后一本书关注的则是两种彼此相关的另类群体——遭贬者（discredited）或可能遭贬者（discreditable）在遭受“污名”（stigma）的互动处境下，如何通过对污名的管理或整饰维持自我呈现的非常之道。

“污名”一词源于古代希腊，它一开始就被作为社会控制的标签，比如奴隶或罪犯身上的烙印。尽管“污名”可以是一种身体残疾的标志，但在戈夫曼那里显然可以用于更为广泛的分析，或者说起码有三种类型的污名，具体包括：（1）身体的残疾，比如驼背、瘸子、瞎子（盲人）、麻子（天花）或侏儒；（2）个人精神或性格上的缺陷，如精神病人、花痴、犯人、吸毒者、酗酒者、同性恋、失业者或自杀未遂者等；（3）种族、民族或宗教等群体性污名，如杂种、黑人（污名甚至称“黑鬼”）、犹太佬、异教徒等。如果将这三种污名分别称为身体污名、行为污名和族群污名，那么其实还有第四种污名，即由于与污名者直接接触或共享某种关系（如夫妻）而产生的“连带污名”（courtesy stigma）。戈夫曼犀利地指出，“根据定义，我们自然认为带着污名的人不配为人。在此假设下，我们就会实施各式各样的歧视，由此有效并常常不假思索地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机遇”（Goffman,1963:14-15）。显然，污名对人们适应社会生活及获得社会声望都极为不利，所以戈夫曼除了用第五章讨论越轨行为研究对社会学的意义外，其余四章都用来分析污名者或潜在污名者如何通过污名矫正，或通过对污名的整饰（management），控制对自己不利信息的传播。

污名并非都是肉眼可见的，因此一个人的虚拟身份和正式身份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一旦为人所见显然会有损其社会身份。但是，这个世界上也不缺乏对被污名者怀有同情的人，其中一类人是具有同样污名的人，他们自然感同身受，戈夫曼将其称为自己人（the own）；另一类人是知情人（the wise），他们虽然未被污名，但知道内在的原委——因为他们或服务于与蒙受污名者有关的机构（如服务残疾人的社工），或与蒙受污名者有摆脱不了的私人关系，比如劳改犯的家属或精神病患的配偶。通常情况下，“知情人为边际人，所以在他们面前，有缺陷的人既不需要感到羞耻，也不需要自我克制”（Goffman,1963：41）。

在日常的互动环境中，污名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对其不利处境做出反应。知道与其交往者不能接受或善待自己，蒙受污名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矫正污名。比如，残疾人可以做整形手术，结巴（口吃）可以像古希腊的德摩斯蒂尼（Demosthenes）一样面对大海苦练讲演，此种去除污名特征的做法为直接途径；而小儿麻痹症患者学习驾车、游泳，出狱的犯人见义勇为，这些做法也可以间接矫正原先蒙受的污名。事实上，潜在污名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常常会通过防御性的“畏缩”来回避污名之伤害，就像德国大萧条时代一位失业的泥水匠那样：

戈夫曼的引文会使人自然想起我们生活中同样无处不在的污名现象，以及蒙受污名者如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们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管健，2012：99-131）。不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污名》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最相似的地方是拟剧论的分析路径，即论述在特定的污名情境中，人们如何管理敏感的信息，其中包括隐瞒、掩护、伪装以及对污名的适时暴露。对于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他们的策略是迥然不同的：前者的重心是整饰紧张关系，以便在互动过程中将自己尤其是他人的注意力“从污名上挪开”；而后者的关键则是“整饰污名”，即“整饰与他的缺陷有关的信息”（Goffman,1963:125,57）。显然，从拟剧论的角度说，潜在污名者整饰污名或管理信息的策略最符合原意。

当然，在两种极端情境下，整饰污名的意义并不重要：其一，污名无人知晓，比如，一个人身体的残疾或某种疾病并不显露；其二，污名无人不晓，比如，侏儒没法躲过人们的眼睛。但是，一般说来大多数污名者或潜在污名者处在这两种极端状况之间，因此整饰污名信息的能力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就十分重要，这种表演需要会“装”（passing）。所谓会“装”，其实涉及两个部分：在对大多数人掩饰污名信息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对某些特定的人暴露污名信息。比如，娼妓、同性恋者和瘾君子，一方面要对警察、普通大众甚至整个社会掩饰自己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恰如其分地将信息暴露给特定个体或群体（诸如嫖客、性向同好者及毒贩等），否则可能生计无下落，或者需求难满足。另外，暴露的意义，有时还涉及某种稳固的亲密关系的形成。比如，中国人戏称的“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三个“一起”中的最后一个“一起”，就是一种“道德投名状”，它对于嫖娼群体的心理认同或信任形成十分重要。

当然，同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样，“装”也是一种社会学习过程，没有谁是天生就会装的。蒙受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主动规避或抽离不适合的社交场合，要学习用语言、体态、礼节和道具不留痕迹地整饰污名信息，也要准备以配合、理解、感激和忍耐应对易受屈辱的场合。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污名者或潜在污名者的“装也有自然周期”：

对于潜在污名者来说，“装”的水准往往取决于技巧的使用及其娴熟度。从戈夫曼的角度来看，整饰自我污名信息的常规技巧包括：（1）隐瞒或剔除已经成为污名符号的标志，比如，年轻时因为一时冲动而在身体上刺青的人，可以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去除标志，同性恋者可以通过异性婚姻掩饰自己真实的性倾向；（2）将自己的污名标志呈现为另一种污名程度较低的标记，比如当下像IT这种高智力行业的失业者就可以假装对工作没有兴趣，从而掩饰自己的“低能”表现；（3）“另一种常用的策略是将人群一分为二：多的那群人什么都不告诉，少的那群人则什么都不掩饰”（Goffman,1963:117），这样一来他推心置腹或“自我揭露”的那小部分人（常常也是威胁最大的人）就会被他拉拢过来加入其人生的“假面舞会”（这可以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剧班”）；（4）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或干脆自我揭露，前者保证污名者不会因与人长时间的接触而导致“翻船”（装不下去）；后者则通过主动自我披露，彻底扭转自己的处境，比如，一个人公开声称自己是精神病人，他就有权利去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

在前文述及符号互动论的芝加哥学派和衣阿华学派的差异时，我们已经交代，虽然布鲁默和库恩都对人类“大脑中的”东西感兴趣，都认为个体的人及其对情境的定义应成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心，但具体如何加以研究，他们的路径却大相径庭。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非决定性，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行为科学的独特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进入行动者的世界，他们注意的中心是人的经验世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布鲁默原则上反对操作主义定义，反对在社会心理学中采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基于此，布鲁默提出了由探索和检验组成的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考察的方式，并提倡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戈夫曼而言，他的研究及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芝加哥学派和衣阿华学派的兼容并蓄。具体说，在对角色及角色间的互动的论述上，他是结构论者。他不仅从社会地位出发来界定角色，而且认为人们永远无法逃脱根据他人的期待来塑造自己行为的倾向。在戈夫曼那种使人感到“太透彻”“过于冷静”的描述中，“人们永远被捆绑在印象整饰的伊克西翁之轮上，永远被囚于情境的偶然性和决定性桎梏之中，我们不得不继续上演自己生活的悲喜剧，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持续这场出演”（Coser,2001:576）。

但是，戈夫曼卓尔不群的研究方法却明显不同于结构论者如衣阿华学派的库恩提倡的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凭自己的才情充分论证了布鲁默的非量化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在一点上拥有共识，那就是戈夫曼对自己的方法总是闪烁其词。他几乎不谈论方法，但却热衷于从报纸、偶然的观察和小说中收集各种资料（Manning,1992:142）。据分析，戈夫曼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类：（1）隐喻，他“直接将隐喻视为一种探究方式”，比如戏剧的隐喻，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开始）应该竖起来，但着眼于拆掉”（Goffman,1959:246）的脚手架；（2）非系统观察，戈夫曼提倡和齐美尔相似的非系统的自然观察，尽管这对“可靠研究是一种嘲弄”；（3）系统观察，比如，他在设得兰群岛对农户的观察、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对病患的观察，以及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对赌徒的观察（Manning,1992:141-155）。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的解释性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确实独树一帜。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未运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尔特、金，1991：394）。

单从戈夫曼对个人生活史或生命史的使用来看，作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二代学人，他从踏进社会学系的那天起，受托马斯（William Thomas）和兹纳尼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18—1920）一书中对生活史的借用和生命轨迹的叙事的影响，他就一直重视个人生命史和自传。并且，从一开始戈夫曼对个人生命史的考量就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像其他定性研究者一样，除了常规的观察和访谈外，对日记、自传和信件等各种反映研究对象个人生命史的资料都十分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精神病院》和《污名》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大量使用了这类定性经验资料；另一方面，他和一般的定性研究者又不同，就像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戈夫曼信手拈来的个人生命史大多来自其本人既丰富多彩又隐秘另类的私人生活。

对整个社会学界和读者来说，戈夫曼用不着掩饰的是，他对戏剧舞台及相关术语的娴熟借用，与他自己及整个家族对戏剧表演的酷爱不无关联。但是，戈夫曼不同程度给予掩饰的是，他之所以会关注污名现象，并将拟剧论成功地植入污名者或潜在污名者日常行为的分析，与由一系列难以言说的种族、生理和个人遭遇带来的内心痛楚密切相关。首先，就种族来说，尽管晚了大半个世纪，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犹太社会学家齐美尔当年曾遭受的污名化和歧视，对戈夫曼来说依旧是一种躲避不开的冷酷现实。他曾谈及，在自己的家乡小镇多芬，流行的是比希伯来语象征地位更低的意第绪语（Yiddish），如果你换一种语言，“就会被怀疑是同性恋者”（Hymes,2000:59）。这多少说明，“犹太人的成长过程，对于那个后来将污名化带到社会学分析中心舞台的人来说，是一种污名化的经历”（Shalin,2014:13）。其次，就生理特征来说，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曾列举过一系列美国男性应有的特征，包括白人、身材高大、具有体育天赋，否则就会遭受歧视。而据戈夫曼的姐姐费朗西斯回忆，弟弟非但长得矮小，也没有什么体育特长。因此彼得·曼宁（Peter Manning）认为，《寂寞芳心小姐》中的引用（其实）是深层的戈夫曼（Manning,2007）。换言之，正是由于身材矮小，他更加能够理解那个天生没有鼻子的小姑娘所遭受的污名压力。再次，就个人遭遇而言，对戈夫曼影响至深的是与乔特小姐刻骨铭心的爱恋，这场以罗曼蒂克开场的婚姻的悲喜两面都影响到戈夫曼的研究：喜的一面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他通过自反性研究发现，包括“凤凰男”在内的工于心计者常常都是“精通舞台表演的行家里手”（Goffman,1959:251）；悲的一面则体现在《污名》中，事实上戈夫曼婚后不久乔特就罹患了精神疾病，并为此受困多年，最终以自杀谢世。这不仅是戈夫曼从事精神病研究的缘起，“是其生活和工作戏剧性叠加的又一领域”（参见Shalin,2014），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他有关精神疾病的建构主义激进观。

从更广泛的角度说，戈夫曼对精神疾病及其他各类污名所持的社会建构论观点，还影响到了后来同样闻名遐迩的霍华德·贝克尔（HowardBecker）及其社会标签理论，他们的思想“多少有些沾亲带故……两人都以他们的方式奉献于涂尔干，都对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社会底层区域怀有浓厚的兴趣”（Lemert,2002:x），也因此都具有鲜明的“芝加哥-加州”视角。贝克尔与戈夫曼都受教于埃弗里特·休斯，他也“经常依赖戈夫曼的社会形象（image of society）作为自己的展示舞台”（Guth,2015:401），一直被视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中堪与戈夫曼比肩的重要代表（Fine,1995:xii）。在《圈外人》一书中，贝克尔写道：“通过确定违背一些规则即为越轨，社会群体造就了越轨；同时通过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特殊的人而将其标定为圈外人”（Becker,1991:9），这与戈夫曼对精神病患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夫曼去世后，艾伦·格里姆肖（AllenGrimshaw）曾无比崇敬地写道：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戈夫曼的论述容易使人敏感，也因此往往使其遭受抨击的地方在于，他为我们描绘的人的形象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其行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面。因此，在《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中，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Gouldner）对戈夫曼、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连带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理论都予以猛烈的抨击：如果说这一干众生都“沉迷于日常生活中的鸡零狗碎”，那么戈夫曼的理论更是一种“出卖灵魂的社会学”（Gouldner,1970:383）。当然，趁火打劫的远不止古尔德纳，有人甚至将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方法论视为药物，尤其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体验的结果”（参见Wiley,2019:165），与拟剧论、社会标签论一样都是所谓“加州主体性方法”（Californian way of subjectivity）的体现（Lehn,2014:79）。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在社会学领域首先被抬进“阅读坟场”的恰是当年挥斥方遒的古尔德纳，但“谁会想到加芬克尔和戈夫曼（却依旧）活跃在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理论的前沿？”（Lemert,20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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