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豆：从大豆出发的全球叙事｜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Gustavo Oliveira

引入

大豆的生产、加工和贸易正逐渐成为巴西农业的中心。巴西生产的大豆占国际市场的40%，在大豆出口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2013年，大豆及其加工产品（包括豆粕、豆油和其他衍生品）占巴西出口总额的12.9%，仅次于铁矿石（13.4%），远高于石油（7.2%）、肉类产品（6.1%）、车辆（5.8%）、机械（5.3%）、糖及其衍生品（5.0%）等其他主要出口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4）。巴西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地位均在全球体系中发生变化，大豆产业便是一大例证。作为一种“弹性作物”，它串联起“谷物-牲畜-燃料”的复合产业。在本文中，我将着重呈现大豆产业的发展如何推动巴西融入“多极化世界新秩序”。

进入经验梳理之前，我们需简要说明地缘政治的理论问题。我的研究始于对巴西大豆的关注，但最终希望能与批判地缘政治学进行对话。这一理论脉络下的学者认为，权力不是只掌握在主权国家手中，而是以一种更具关系性的方式跨越各种空间尺度和社会斗争。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实质上包含一种地理预设，这种预设告诉我们，“通过一系列中央政治机构行使国家权力”理所当然，而且“国家权力之间有明确的空间区隔”。但这实际上让我们陷入“领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本文极力避免重蹈覆辙，尝试从国家间的冲突、企业间的竞争，以及巴西国内阶级和全球各阶级之斗争等维度，更加全面地探讨这一议题。我们将会看到，推动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截然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但这两种逻辑正逐渐形成一种合力。对巴西而言，大豆俨然成为国家增强话语权和企业谋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

“绿色革命”中的移民、播种和扎根：1900-1970 

1882年，出于农业研究的目的，大豆首次被带往巴西。但直到1908年，日本移民才开始在巴西东南部种植大豆，以供自己食用。跨洲种植的尝试帮助来自日本的移民生存下去。一方面，这减轻了迁出地再分配土地和财富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在迁入地搭建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为后续大豆种植的井喷式增长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移民涌入之后，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整合模式。自殖民时期以来，巴西农业一直以畜牧场和（生产蔗糖和咖啡的）种植园为主。移民在定居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以贸易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使得原先冲突不断的地区趋于稳定。

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大豆在巴西都算不上是重要的商业作物。除了来自日本的移民外，巴西人基本不以大豆为食。此外，新兴的油籽产业也不需要太多大豆（Sousa & Vieira，2008）。但大豆是一种具有固氮能力的豆科植物。20世纪40年代，市场化农户开始在南里奥格朗德州种植大豆。在那里，大豆被当作绿肥，用来恢复大量种植小麦、玉米后退化的土壤。其背后是日益深重的土地退化危机。当时，这种危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大面积种植单一谷物的地区蔓延开来。这场危机引发了“绿色革命”，带来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的全方面革新。但在以往宣扬的技术乐观论调之余，我们必须注意到“绿色革命”的地缘政治面向。“绿色革命”本身有与共产主义领导的“红色革命”对举之义，其在墨西哥、印度和菲律宾等地针对粮食进行的技术改造意图明显。毕竟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取胜，离不开无地农民和贫困工人深感剥削沉重而奋起反抗。因此，除非能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并确保资本主义/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否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将摇摇欲坠。

从40年代到1954年，巴西的大豆产量增长了10倍，年产量从1万吨增长到10万吨（Shurtleff & Aoyagi，2009）。巴西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同时也是社会动荡期。在“向西进军”的高潮中，巴西开始建设新的首都。拖拉机、化肥和杂交育种技术使得单一谷物种植继续扩展。而从另一视角看去，农民正失去土地并成为工人，他们涌入城市的速度，远快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在城市增加就业机会的速度。大量城市贫民窟开始涌现，反抗的社会运动亦呈增长之势。然而，在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宣布政府将进行土地改革（1964年3月13日）仅18天后，军方就发动政变将其推翻。后者建立独裁政权，镇压农民联盟，取缔共产党，确保巴西农村的“绿色革命”继续下去。颇为值得注意的是，与这次政变关系密切的理论家戈尔贝里·多科托-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 e Silva）从政府离职之后，担任了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拉丁美洲子公司的总裁，而该公司是拉丁美洲化肥和杀虫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这说明“冷战”背景下，巴西“绿色革命”中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深受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和巴西政权的结盟之影响（Evans，1979；Freitas，2004）。

1954至1969年间，巴西的大豆产量又增长了10倍，突破了100万吨的门槛（Shurtleff & Aoyagi，2009）。这一增长得益于南部生产力下降后的弥补措施，以及向巴拉那州和中部塞拉多地区的早期扩张。大豆尚没有成为巴西农业桂冠上的明珠，但根基已然扎下，静待生长。

农业与地缘政治的重构：1970-2000 

大豆产业一开始由美国独占鳌头。但随着农业净进口国（如日本）和新兴的农业出口国（尤其是巴西）加入竞争，美国的优势地位正受到冲击。这种态势体现了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即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美国与重建后的日本、西欧之间的竞争导致全球北方出现滞胀。它和能源危机一起改变了资本投资与流通的国际模式：全球北方的金融家收紧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引发大规模的外债危机（巴西尤为严重）。这迫使巴西从“进口替代”的国家型发展转向“新自由主义”，即推动国有产业私有化，放松对外国投资和贸易的管制，进行出口导向型生产（Harvey，2005）。但是，想要理解大豆在这次结构调整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得先了解大豆成为牲畜饲料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美国研究者发现，在牲畜饲料中添加维生素A、D后，即可实现牲畜全年圈养。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以限制集中畜牧经营（CAFOs）中的高死亡率。起初，大豆在美国主要用作绿肥，偶尔当作榨油原料。但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短缺使得大豆在榨油、牲畜饲料上作用大增。大豆与玉米一起种植效果极佳（大豆可以补充玉米吸收的氮），也可作为廉价的高能量、高蛋白质饲料用于集中畜牧经营（Boyd，2001；Mason & Singer，1980）。战争摧毁了欧洲和日本的农业及加工能力，美国乘势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豆油和集中畜牧经营技术的主要出口国。而随着欧洲和日本恢复生产食用油（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恢复），豆粕又成为新的需求点。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豆逐渐取代小麦，与玉米并驾齐驱，成为主要农产品和出口产品之一。美国的大豆生产和出口补贴政策均符合中西部农民和美国政府的利益，这缓解了“和平时期”的生产过剩状况，还满足了全球北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摄入更多“便宜”肉类的饮食需求。大豆成为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的诱饵，将不结盟国家（渴望进口“廉价”粮食，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哄骗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内。

从1961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的大豆生产面积增加了400%。算上单位产量的增加，大豆产量增长了800%以上。在全球生产出的所有大豆中，只有6%被人类直接食用。剩下的部分里，98%用于饲料生产（HighQuest Partners & Soyatech，2011；世界自然基金会，2014）。图1显示了西半球（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巴拉圭）大豆产量的快速增长，图2显示了巴西大豆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

图1：西半球作物收获面积，1960-2012

图2：全球大豆出口份额，1965-2013

那么巴西是如何加入这一竞赛的？巴西大豆产业的扩张展现出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操控中的国家决策逻辑，并强化了这一逻辑。为了扩大生产，归属于联邦政府的国家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成立分支机构，专门负责塞拉多地区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再比如，1973年，“上巴拉那伊巴地区定向居住计划”（PADAP）为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塞拉多地区建立四个农业定居点提供土地。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则为PADAP项目下的大豆和其他谷物生产提供了信贷和技术支持，包括建设交通、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Hollerman，1988；Yoshioka，1992）。该项目的受益者是巴西东南部的市场化农户，其中 80% 是日本移民及其后裔（Pires，2000）。这并非巧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建立的人际关系可以追溯到日本向巴西移民的早期。PADAP项目成功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巴西政府在1975年进一步协商，将PADAP项目扩展为覆盖整个地区的“日本-巴西塞拉多开发合作计划”（PRODECER）。该计划的影响范围远超直接受益的农民。基础设施改善与其他公共政策（尤其是巴西银行提供的生产信贷）相配合，实际上能够补贴巴西南部种植大豆的农户。这些农户向塞拉多地区迁移，农田趋于集中，巴西大豆产业“农工一体化”的趋势愈发明显。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巴西大豆产量再次增长10倍，达到1000万吨（Shurtleff & Aoyagi，2009）。

巴西和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不谋而合，通过新的贸易和投资渠道扩大大豆的生产、加工（特别是日本的机器）和消费（日本和巴西的CAFOs）。在增强对新兴全球食品和农业秩序的构建能力之余，巴西也在调适自身在全球南方扮演的角色。

次帝国主义与“南南合作”：

1970年以来

巴西在南美洲成为“次帝国主义”角色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与阿根廷的冲突、针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以及与玻利维亚争夺阿克里州的冲突。但在军事独裁时期和上文讨论的“冷战”背景下，这一说法获得了新的内涵（Marini，1972）。巴拉圭不仅遭受了巴西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军事入侵，而且依旧是巴西“次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基地，大豆生产则是巴西移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扩张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市场化大豆种植园的引入，两国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此大开方便之门。197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将这种关系制度化，进一步合法化巴西大豆种植者在巴拉圭东部的存在（Galeano，2012；Zibechi，2009）。巴西和巴拉圭最近的民主化进程也几乎没有变更这一跨境大豆产业的地缘政治条件。尽管一些矛盾仍然存在，但在以“南美一体化”为主要支柱的更广泛“南南合作”中，巴西大豆产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Ribeiro & Ramos，2009）。系列开发项目促进了巴西农业（尤其是大豆产业）在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扩张与巩固（Borras等，2012；Galeano，2012；Urioste，2012）。

将目光转向非洲，巴西的能量也日益强大。过去十年中，巴西为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努力巨大：在卢拉的两届任期内（2003-2011年），巴西国家元首的正式访问从每届政府0-2次增加到12次，驻非洲的大使馆从18个增加到37个（共涉及54个国家），贸易额从2002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60多亿美元。巴西在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生产出新话语：应当用“南南合作”或“横向合作”，取代全球北方的“发展援助”。但事实上，巴西在非洲进行的合作和投资中，谋取国家利益的意向十分明显。最突出的是在安哥拉的甘蔗产业，在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的棉花生产和加工业，以及在莫桑比克的“粮食-畜牧-燃料”复合产业。其中又数莫桑比克的项目最引人注目。该计划的正式名称是“莫桑比克热带大草原农业发展三方合作”，是莫桑比克、巴西和日本之间的三方合作协议。该项目汇集了日本的资本、巴西的农业技术、莫桑比克的土地和劳动力，主要服务于净谷物进口国日本及其综合商社的利益。同时，它也符合巴西政府和农企的共同利益，两者在扩大影响力和利润的同时，将PRODECER项目产生的负面社会和生态效应外部化。莫桑比克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完全被动，其国内精英在三方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调解角色，农民和无地工人则积极抵制项目的实施（Fairbairn，2013）。

巴西经由大豆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力量，可能并不符合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小国的利益，但它确实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产生决定性的共鸣。巴西向中国出口的所有产品中，约有48%是大豆和豆油。而中国进口的所有大豆中，一半来巴西（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4）。双方的会谈、协议日益增多。尽管也有“去工业化威胁”之类的负面声音，巴西对中国的大量出口确实使得雷亚尔（BRL）增值，帮助自身积累外汇储备。而这又会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产生何种影响呢？

“匮乏”时代的大豆美元：

1995年以来

气候变化正在造就一个“匮乏时代”。在这个时代，掌控（不稳定的）粮食生产和（日益减少的）水资源将是所有国家安全的基石。“随着焦虑的市场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粮食已迅速成为世界政治的隐性驱力。类似的危机将愈发常见。与过去相比，新的粮食地缘政治看起来更加动荡不安，也更充满争议。匮乏将是新常态。”（Brown，2012：23）因此，“大豆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一个能够稳定获得粮食和水资源的‘重要空间’。” （Turzi，2011：66）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将“匮乏”本质化为时代既定条件的论调。匮乏不能被视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它蕴含在具有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必须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角度来剖析其内涵。

基于此，笔者主张从价格波动，以及粮食和资源获取机会的阶级不平等角度切入这些问题。“各国的货币空间日益互渗，极大地重塑了国际层面的政经关系。”（Cohen，1998：3）在巴西大豆业中，美元与巴西雷亚尔之间的汇率至关重要：巴西大豆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都是按照美元计算的，如进口种子、杀虫剂和化肥；巴西大豆生产总量的一半面向国际市场，其价格也是以美元确定的。因此，巴西的大豆产业每年在美元和巴西雷亚尔的货币市场之间流动数十亿美元，也会对巴西的国家金融和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巴西的货币政策会影响美国和其他大豆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巴西雷亚尔贬值，美国大豆出口则相应萎缩。产业发展离不开有利的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劳动和环境法规等），这使得国家能够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对农业发展做出极大控制。

巴西大豆产量从1975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94年的2500万吨，2013年又增加了两倍多，达到8200万吨（Shurtleff & Aoyagi，2009）。与此同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期间从250美元/蒲式耳飙升至1000美元/蒲式耳，20世纪90年代逐渐稳定在500美元/蒲式耳左右。但2003年后波动性再次增加，自2012年以来，平均价格为 1500美元/蒲式耳。最近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对巴西来说看起来十分有利，然而，由于巴西同时拥有广泛的工业和制造业部门，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持有“商品货币”的地缘政治影响并没有那么简单。商品价格走高和巴西雷亚尔的相对升值，可能会使大豆部门和其他商品出口国受益，但同时也大大会降低巴西工业品和加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加剧国内的通胀趋势（Frischtak，2012；Jenkins & Barbosa，2012）。巴西国内仍在为放松还是收紧货币政策争论不休。在这种语境下，扩大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l）等地区贸易集团，以及与主要贸易伙伴（如阿根廷和中国）进行货币互换，已成为巴西政府减压的有力措施（Carvalho，2008；Leahy，2013）。

巴西大豆最引人关注且未被充分研究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其与新的主要商业伙伴（中国）进行货币互换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元正在逐步丧失其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霸权地位（Carbaugh & Hedrick，2009；Eichengreen，2010）。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可能会在一段长短不定的、或许是过渡的时期内，在全球或地区性集团中共享储备货币的地位。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机制是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一直在积极寻求与邻国和全球南方的商业伙伴达成这种协议。例如，2013年3月，巴西和中国在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当于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基金。巴西央行行长亚历山大-通比尼（Alexandre Tombini）说：“这一互换的目的是，无论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如何，我们都有300亿美元可用。”

长远来看，随着巴西、中国和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加，这些协议确实可以使这些国家推行更加独立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更为直接地挑战美元和美国政府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Kirshner，2008；Spiro，1999）。通过扩大大豆生产，并控制其在巴西国内、南美邻国甚至遥远的非洲国家的加工和贸易，巴西政府、企业和其他新兴国家正在培育实力，以确立自身在“多极化世界新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这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可能会将其对大豆国际贸易的霸权让给中国大连、阿根廷罗萨里奥和巴西圣保罗的交易所（Treviño，2005）。

结语

虽然我认为巴西的大豆产业对当代地缘政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其背后机制并非巴西所独有。本文致力于深化理解国家与“农业权力的全球组合”（global assemblages of agro-power）之间的关系。巴西新兴产业开始成功挑战美国霸权并为国家发展谋取利益，但又在国内巩固和次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生产严重的社会与生态不公，我们该如何分析和评价这一矛盾进程？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建立“多极化世界新秩序”？如果这一新秩序依旧建立在“多极”垄断权力和财富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如何才能更加公正、更加民主？巴西大豆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它不仅仅是国家与公司竞争的工具，也是巴西和全世界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场所。

编译｜咸白

审核｜王海成

终审｜李蕤伶

©Sociology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