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与过度阐释
编者按：
本文首先从诠释学-符号学视角回答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认为理论是一种理解，一种抽象。接续作者在《阐释与社会知识: 人文科学中的理论运用》（2011）一书中对于阐释性模式下的理论的讨论，本文认为理论的抽象是从最小限度阐释走向最大限度阐释的过程，是将经验现实与理论缝合起来的过程。当借鉴理论时，就意味着与以前的文本和对这些文本的解释建立起关系。在评估最大限度阐释的优劣时，标准之一是阐释过度。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为案例，展示了什么是过度阐释。本文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摘要：
理论是在追求理解的过程中对抽象的运用。在人文科学中，理论是一种追求细微差别的、塔木德式（talmudic）的阅读和概念争论过程，它将证据迹象（最小限度阐释）与更具风险但更有洞察力和广泛相关性的阐释相结合，对人类事件的意义、原因和重要性进行解释[最大限度的解释（maximal interpretation）]。然而，在对社会、政治、文学等进行最大限度解释的过程中，理论也带来了对证据过度阐释的可能性。本文在发展了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过度阐释理论作为对人文科学理论的诠释学-符号学（hermeneutic-semiotic）解释的一部分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的兴起和部分衰落进行了案例研究。这揭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即经过几代人的学术传承，最大限度阐释模式一方面使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和洞察力得以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被判定为过度解释。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的衰落不仅仅是被证伪和/或知识分子政治的问题，它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判断，即抽象的理论术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产生新的、更深刻的理解。总之，本文认为，社会理论中的塔木德思想与人类的普遍思维能力有相似之处。
作者简介：
Isaac Ariail Reed，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Isaac Ariail Reed (18 Sep 2023): Social theory and Overinterpretation,
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DOI: 10.1080/1600910X.2023.2258289
译者：
王诗宁
本文作者
引言
诠释学传统并不将主观性视为客观世界的附庸，而是把社会科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包括因果解释——看作是理解的一个亚种，因此，解释本身受到诠释可能性的制约，同时也使诠释成为可能（将解释视为一种诠释，见Reed 2011）。此外，诠释学和符号学既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知识只是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叙述，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其他行动叙述没有什么不同，也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社会科学之为科学，是由从根本上打破日常知识的民俗（和幻想）构成的。相反，它认为：
重要的概念是通过一个知识世俗化过程进入社会科学的。一种观念首先出现在实践经验中，来自道德、经济和政治冲突的压倒性压力。之后，它才进入概念争论、范式冲突、研究计划和经验辩论的知识世界。即使在完成了这一转变之后，重要的概念仍然保留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联系，而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亚历山大 2006）。
抽象，作为社会科学写作的过程，对它的理解有两极。一方面，抽象与科学对普遍化的追求相关。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纵向”的抽象和科学普遍化的努力被批判。在与之相反的视角中，理论是众多横向翻译中的一种，普遍化的努力被怀疑使一套狭隘的经验成为霸权。
然而，诠释学-符号学却认为，社会理论中抽象概念的发展源于理解其他人的困难，这些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工作，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物件和兴趣。因此，抽象成为一种追求理解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可以使因果解释得以发展。然而，这存在着一个问题：在研究者自身环境中发展出的概念能否对其他环境下的现象提供理解？这一操作很好地体现了德文中“概念”一词的字面意思，即“抓住/把握/领会（grasp）”，这个意思将引导下文对理论的讨论。
一种思考“通过概念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阐释（格尔茨 2000 ；Taylor 1971）。在阐释学式的理论表述中，概念化的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而非受控的实验操作），对已掌握的事物（matters already in hand）进行阐释，同时，从中产生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必须能够在新的社会现象出现时，继续产生站得住脚的解释。本文中的过度阐释的概念被发展出来以更好地描述和理解这个过程。
人文学科中的阐释和评估的不同形式
我们首先将区分最小限度阐释和最大限度阐释。请看以下陈述：
A1. 这些孩子在玩耍
A2. 这些孩子在竞技游戏中展现了美国南方所理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从而表演性地将自己塑造成性别主体
B1. 1789 年 8 月 4 日晚，法国废除了封建特权。
B2.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具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
其中，A1是最小限度阐释，因为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某种阐释——它包含了一个阐释者了解到内部意义怎么发生的过程。但是不难想象，社会科学家会在这个阐释上达成一致。这种达成一致的基础是指示性的（indexical）。
而A2中含有抽象的术语。尽管这些术语被用来说明儿童游戏的情况，但它们所带来的一系列内涵并非源于具体情况本身。要知道“表演性”在这个语境中的意思，一个人需要熟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此外，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正在阐释时，他/她不仅在阐释儿童游戏，而且在阐释《性别麻烦》。这种阐释可能会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争论。这些争论将进一步涉及一个相互关联的文本网络，文本又本身受制于不同的阅读，通过评论和阐释，在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发展起来。
A2和B2即是最大限度阐释。最大限度阐释不仅是理论性的；它们利用理论提出理解的要求，而这种理解超出了以最小方式所能被检验的范围。社会科学通过使用理论术语来重新认识或重新把握最小限度阐释，从而从最小限度阐释走向最大限度阐释。
当一种最大限度阐释借鉴理论时，它借鉴的是一套通过文本进行解释和评估的意义。本文将在追求对社会世界最大限度阐释过程中完成的阐释形式称为“塔木德式的”。首先，这个形容词意味着要认识到人文科学理论工作的一个方面，即追求对以前的文本以及对这些文本的解释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遵循着塔木德的原则“没有什么是多余的”。通过回溯以前的文本，再由以前的文本回溯以前的文本，如此循环往复，人文科学理论创造了一种跨时代的、高度冲突的文本解释流。其次，这个形容词意味着阐释既指涉又帮助构成了一个跨越了几代人的探究共同体。
安伯特·艾柯对过度阐释的描述
在人文科学中对行动的过度阐释
过度阐释必须从文本延伸到行动。当作者撰写了文本并将其发送到世界上，作者的交流就超越了他对文本阐释的控制。写作的这种“逃逸”可类比于行动的来世（afterlife）对其动机和在某一时空点的具体出现的逃逸。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中，这通常被称为行动的意外后果。
在对文本和行动的类比中，“孩子在玩”产生的痕迹被看管他们的大人发现并应对。此外，孩子的玩耍行为被社会科学家记录并进一步阐释。我们可以说这些孩子和大人是行动的作者，而写下关于这个行动的民族志的社会科学家是行动的读者。借此，一个探究社群成为这一系列行动的读者社群。通过这种方式，从最小限度阐释中产生了最大限度阐释。
继续这种类比，法国大革命的作者参与、经历，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了革命。通过这样做，他们的行动在世界上有其来世。他们留下了类似于本文的东西，由指示性符号构成。构成法国大革命的行动的读者和阐释者将理论带到他们的“文本”上；他们用概念书写了法国大革命。这些革命者本身、在现代政治和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展开思想辩论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此类活动；19 世纪和 20 世纪阅读和撰写法国大革命相关文章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如此。在这种文本接着文本的弧线中，我们看到了对最大限度阐释的推动的涌现。
不过，法国大革命的读者，即研究并理论化它的科学家，相较于文学作品的读者，更多依赖于其他法国大革命的读者，因为由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产生的“文本”散布于全世界。不像阅读文学作品，一个人不可能去读“法国大革命”。即使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最小限度阐释，也必须由一个探究社群来掌握，更不用说做出最大限度阐释了。
过度阐释法国大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中，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从未体系化。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希望马克思写作中的抽象词汇和哲学辩论可以被应用以在具体性和独特性中把握人类历史。
其中一个知识分子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作为一种阐释，考茨基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中发生的更具参考性的话语融合在一起，将法国大革命阐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他就进入了一个对 19 世纪法国大革命进行阐释性争论的更大空间。换句话说，他的解释是用马克思的概念来重新叙述革命的具体过程。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已知的阐释，而且为今后的进一步阐释和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包括二十世纪法国档案研究的蓬勃发展。
之后的学术历史著作的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其丰富的经验研究和档案检索，还在于其论证结构以及对农民和城市工人政治的关注。这些历史将证据符号与理论符号交织在一起，从而参与产生了新的最小限度阐释和新的最大限度阐释。后者的理论概念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传统。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法国获得了胜利，但是应当避免将这种胜利仅仅理解为是法国精英学术历史机构的制度性和组织性控制问题。更准确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中，理论与经验主义的融合产生了惊人的现实效果，因为它将指示符号与关系符号缝合在一起，从而赋予革命行动以事实基础和光辉的人类意义。要打破这种阐释模式，不仅需要经验主义，也不仅需要政治学，还需要替代性概念来阐释证据符号。
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对现代世界历史的意义在于，它革命性地创造了一个商品社会，以及阶级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斗争。因此，包括 1789 年 8 月 4 日废除封建特权（最小限度阐释）在内的事件成为了一场具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最大限度阐释）。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的衰落被以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讲述，尤其是在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之后的第一时间。这些叙事主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角度来解释其衰落。在科学版本的故事中，一系列“结果”最终证伪了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至少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追随者来说，开始证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是作为黑天鹅事件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正是由于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做的艰苦的科学工作，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最终取得了话语上的胜利。然而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 Comninel）的《重思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挑战（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被希望贬低马克思的学者勉强承认，而这本书自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阐释。因此，与波普尔的愿望相悖，所有的天鹅都变成了灰色。
在以知识分子政治为基础的故事版本中，左翼社会运动从再分配政治转变为承认政治，再加上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祛魅，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一个不一样的政治空间。然而，尽管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都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思想变革。
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如何变成了过度阐释
在本文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的评估逐渐变成了过度阐释。倚重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作家们开始出现循环论证的现象。通过区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前瞻性农民和后瞻性农民等来解决一个经验问题，开始显得重复和夸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描述恐怖统治时期开始变得像是一种事后的借口，而不是严谨的分析。
比如，傅勒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主要是论证他们的理论术语未能与他们的经验论相融合。比如，傅勒批评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将革命分为了四个阶级，而这些基于理论范畴而做出的划分只是人为的。他自己的理论范畴导致了他错误地阐释了最小限度阐释，由此傅勒判断索布尔的理论过度阐释了历史学家的最小限度阐释。
结论
对于本文的内容，预计会有两种批评。第一个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视角能以这种方式产生现实效应，如果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它很有说服力，但最终却失宠了，那么这难道不能证明，社会科学发现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更有可能是受制于一种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的影响显然是反智的？这是不是在说，人文科学知识只是“视角”问题？
这种反对意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所带来的知识的巨大增长。最大限度阐释与最小限度阐释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限度阐释失宠的过程，并不否定最小限度阐释的多样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巴黎无套裤汉和 18 世纪晚期法国农民的探索，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真实情况。甚至可以说，在最大限度阐释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漫长阐释，留下了既真实又有用的深度阐释洞见。比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出现（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c Eq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2021）之所以富有洞察力，离不开索布尔的解读和傅勒对其无情的批评。也就是说，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部分是通过对它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尽管这种阐释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
相对主义的反对意见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注意到可以对证据做出多种解释的同时，坚持放弃对概念在证据中的应用进行判断的可能性，以及对概念本身的效用甚至现实相关性进行判断的可能性。一旦进行判断，我们倾向于从论证空间的概念完善中看到类似于知识进步的东西。从最小限度阐释到最大限度阐释，描述的是文本和部分文本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进步。
第二种反对意见与第一种相反：难道你不是在呼吁回归经验主义吗？难道你所引述的最大限度阐释最终不是仅凭经验无法持续而受到破坏吗？那么为什么不回到经验主义本身，而放弃理论及其所有的塔木德式的研究呢？难道这不是倾向性的伪装，或者是残余的学术主义吗？
作为回应，我们可以重新阐释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对韦伯来说，概念/理想类型所允许的正是对离散的人类行为的把握。同时，这一概念还参与了在学术话语中对概念的使用和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对概念的使用。因此，理论的必要性源于人文科学核心的诠释学问题，因为比如社会学研究中的“国家”概念既是为处理各种证据的研究目的而构建的，又与组成国家的人的思想的具体内容相关。
不过，在韦伯的概念方法中，理论有界限，通过元理论对使用理想类型的承诺保证了一致性。与此相反，诠释学-符号学的立场则消除了这些对概念化的限制，一方面导致概念可能性的激增，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使用概念来理解经验材料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从韦伯转向格尔茨（Geertz）。格尔茨不认为只有严格遵守理想类型的客观可能性才能使这种概念化成为可能。理论的作用是提供一种词汇，这种词汇可以编织进描述性民族志的体系中，使单纯的事件变得科学而有意义。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立场。在追求良好阐释的过程包含着抽象能力，就是思考。作为概念发展的理论是思维中固有的抽象能力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课题是理解。在社会科学中，理解通过对人类现象的更好和更坏的阐释的判断表现出来。
故此，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在我的思考中，越多的人的立场被我呈现出来，从而在我的判断中被考虑进去，我的判断就越有代表性。这种判断的有效性既不是客观的、普遍的，也不是主观的、随心所欲的，而是主体间性的或有代表性的。正是这种与多元化和代表性思维的联系，确保了人文科学理论与那些在没有主体的世界中运作的科学的不同轨迹。
编译｜王诗宁
审核｜王雨晨
终审｜张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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