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自主权的模糊边界
编者按：
摘要：
作者简介：
Pehlivanli, E. & Gedik, E. (2024). The vague limits of bodily autonomy: Prenatal experiences and the preference of caesarean births by women in Türkiy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31(2), 228-245.
译者：
lele
土耳其的产前保健和妊娠医疗化
“我知道我的母亲就没有做这些检查。但是如果我也不做，我会后悔。在所有的项目中，我唯一没有做的是糖尿病检测，医生说没必要。只要医生说有必要，我就愿意做，我相信医生。”（Ayça，37 岁）
“从第11到14周，我接受了21三体、Beta HCG和PAPP-A测试，医生说胎儿很健康，所以我不需要再做三联筛查。我很满意检查结果，但我觉得不够，无论如何我都想进行三联筛查，只是为了确保胎儿健康。”（Zeynep，32岁）
“直到第39周，我的宝宝还没有转为头位，医生告诉我最安全的方式是剖腹产。医生还说，可以通过干预来调整胎儿的姿势，但这会导致胎儿承受不必要的按压。”
“当时是夏天，快放假了。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下周之前没能生产，她就要去度假了。如果我希望她能在分娩时在场，就需要剖腹产。我当时有些失望，但我接受了这个提议。”
近年来的产前检测都将胎儿的健康放在首位，这产生了新的关于“好妈妈”的标准：遵医嘱并采用所有可用的医疗技术来确保最佳妊娠状态。产检和诊断的常规化让妊娠的身体成为容器，女性身体被医学知识和医疗管理来建构、调节和规训。她们内化了身体的医疗化模式，认为参加产检和采纳医疗建议是自己的责任，胎儿的任何问题都是自己的错。我们还发现，任何强调“家庭”这一单位的生育制度，都间接地将责任指向女性。国家的政治话语和“医疗系统的新自由主义结构”（Buğra, 2014: 150）都在复制传统的性别秩序。
与生育相关的技术和话语会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和期望。我们认为，土耳其的生殖管理系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权力机制，它强化了男性在家庭、婚姻乃至广泛社会秩序中的统治地位。这套社会秩序有赖于一整套关于“何为恰当（appropriate）的生育”的常识性社会规范，至于何为“恰当”或“正常”（normal），是由社会和生殖技术来配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女性的身体被生殖话语所物化，事实上，女性的身体是容器，胎儿才是生殖技术所聚焦的真正主体。
研究的发现也意味着，孕妇对产检的依赖可能与孕期人际情感支持的缺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她们通过产检来获得安全感，可能是因为医疗保健体系没有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这是现代医疗体系缺失的一个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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