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难民”，还是“文化入侵”？｜Sociology Compass

文摘 2025-01-23 20:44 浙江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在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中的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编者按：

选择这篇文章的缘由，是近期引发关注的 “抖音难民” 现象。文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视角的精研，以及探寻两者中间路径的努力，为解读诸如 “抖音难民” 等新兴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些思考依据。“抖音难民” 现象背后交织着多元文化元素的碰撞与交融。从文化权力结构的悄然转变，到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微妙而紧密的互动逻辑，再到个体与群体在文化宏观架构与微观情境下丰富多样的互动实践，无一不与文章所探讨的核心理论紧密相连。希望这篇文献可以为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摘要：

本文探讨并分析了在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与全球化视角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学术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极端形式被视为长期以来备受批评的“皮下注射理论”的国际延伸，该理论将文化消费者看作被动的机械个体。而与之相对的文化全球化视角，则被描绘成一种极端的后现代观点，认为自由流动的个体能够从文化产品中挖掘出无穷无尽的本土意义。许多全球传播与媒体学者日益倾向于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之间找到一个富有成效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要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这两种观点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关键是要看在区域和全球这些大环境下，地方是怎么创造性地使用文化对象的，因为这些大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此外，这种方法应当承认全球化、文化与媒体之间交叉的复杂性，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之间相互构成的方式，以及对地方霸权的抵抗如何可能反而助长国家或全球霸权。

作者简介：

Christof Demont-Heinrich, University of Denver

文献来源：

Demont-Heinrich, C. (2011). Cultural Imperialism Versus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 Riding the Structure-Agency Dialectic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Sociology Compass, 5(8), 666–678. https://doi.org/10.1111/j.1751-9020.2011.00401.x

译者：

Anthea

引言

围绕全球化、媒体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构建我们所生活的日益全球化世界的人类社会行动者，长期存在着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讨论和分析了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围绕全球化、媒体和文化交叉点的关键主题、方法、视角、问题和冲突。特别关注全球传播和媒体研究中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文化全球化视角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辩证关系。通过评论这一争论并在最后特别关注一些最具前瞻性的当代方法，本文旨在推动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文化与媒体研究方面的发展。

本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笔者概述了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视角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和疑问，并开始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第二部分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概念范畴和理论视角。第三部分对文化全球化进行同样的处理。在第四部分，笔者讨论并反思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方法的一些优缺点，特别关注权力问题。在第五部分，笔者聚焦并分析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旨在探寻最具成效的理论与分析手段，以应对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包括宏观与微观、全球与地方，以及文化生产与消费。最后，在结论部分，笔者讨论了全球传播和媒体研究在全球化、媒体和文化关系理论化方面的发展方向。

基础与定义

关于全球化、文化和媒体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涉及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

- 结构与能动性；

-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相对重要性；

- 全球文化流动及其对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影响；

- 哪些社会层面（地方、国家、区域、全球）最能揭示个人、社会、文化、媒体和各种身份形式之间的基本关系；

- 文化等级和不平等的存在、性质、原因以及对个人和集体的潜在影响；

- 权力

历史上，与媒体和传播研究的情况一样，涉及全球化、文化和媒体交叉点的研究往往在一个本质上相当于结构-能动性钟摆的两端之间摇摆，一端是强大的媒体生产者（结构），另一端是积极的媒体受众（能动性）。在一个极端，文化帝国主义被视为早已被否定的“皮下注射理论”的国际延伸，该理论将文化消费者视为被动且易受影响的机械个体，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通过媒体和文化产品直接注入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另一个极端，文化全球化视角被视为一种极端的后现代立场，认为自由流动的个体能够对文化对象做任何事情，并从中获得近乎无限的意义。虽然从结构-能动性连续体的角度来构想围绕媒体、文化、全球化和身份关系的争论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且学术研究的钟摆往往在这个连续体上摆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连续体并没有绝对或明确的二元端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与起源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最适宜被看作是 “一个概念框架、一组概念、假设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一种试图定位和阐明广泛问题的视角”（Fagen qtd. in Fejes，1981：288）。它指的是一种全球状况，即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强大文化产业和行动者几乎完全主导着其他地方、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及从业者。这种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是根本历史不平等的结果，这种不平等导致了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根据一些解释（Morris，2002；Sepstrup，1989），文化帝国主义还假定存在一种类似皮下注射针的效应，即文化产品（如好莱坞电影）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会渗透到地方和国家文化中，并有效地压倒它们。其结果是一种全球文化同质化现象，这种同质化主要（但不完全）围绕西方和美国文化形式构建，例如好莱坞动作片、美国电视情景喜剧、英国风格的真人秀节目、CNN 风格的新闻广播节目、麦当劳等等。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作为一种分析和政治视角，用于对全球文化生产和消费进行理论化，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Roach，1997）。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的回应。如今，现代化理论已受到严重质疑，甚至一些其最初的支持者也不例外，因为它不加批判地将西方的发展和传播范式视为整个世界的模型（Fejes，1981）。文化帝国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市场理论的批判性回应（Fejes，1981）。自由市场理论（Liberal marketplace theory）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认为文化产品的传播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消费者需求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全球文化生产、分配和流动中根本且往往严重的不平等的结果。

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依附理论和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核心-边缘模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发展理论（Fejes，1981）。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作品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关注文化（再）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文化流动，也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流动不平等，例如美国和法国之间。然而，受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影响的学术研究对那些通常不被视为处于所谓全球中心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流动问题关注较少，例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流动不平等问题。

许多不同的学者都与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发展相关联，其中包括 Schiller（1976，1989）、Mattelart（1979）、Golding（1977）和 Boyd - Barrett（1977）等。Schiller 被广泛认为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Schiller 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参与者塑造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在美国霸权之上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及其伴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逻辑的总体主导地位。这意味着，虽然美国的全球文化霸权常常是从文化帝国主义模型出发的学术研究的焦点，但区域甚至国家内部在文化生产、出口、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差异显然也在其理论和实证范围内。简言之，文化帝国主义不应与美国化相混淆，美国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帝国主义。Schiller 在下面这段话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中根本性的不平等是许多文化帝国主义学术研究的最终焦点：

“[文化消费者] 都受制于市场力量的统治以及资本对这些市场力量的主导。这是导致社会秩序中根本性的不平等的共同因素，而这种不平等常常被多元主义者和积极受众文化学者忽视。”（1991：153）

虽然一些学者（e.g. Morris，2002；Winter，2003）认为 Schiller 的观点已经完全被否定，并认为将自己与文化帝国主义明确挂钩已是一种失态，但许多当代学者仍旧承认Schiller的批判，表明它在全球传播和媒体研究领域仍然具有相关性。例如，Sparks 在 2007 年回应那些强调文化产品本地化的人时写道（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化是一种已经非常明显且广泛存在的现象）：

“是‘中心’进行生产和分配，而‘边缘’进行修改和适应。这种过程与那种认为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生产的产品体现了源自其他地方的材料，并体现了全球意识而非某个发达国家（通常是美国）意识的说法明显不同。”（2007：145）

同样地，Oliver Boyd-Barrett 在 2005 年《全球媒体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媒体帝国主义不必是永久性的，也不必是包罗万象的，但它依然值得研究。‘解读’多样性将文化产品的意义扩展到内容分析所能推导出的范围之外，但对于决定哪些文化符号被放大以供大众传播，哪些则被忽视的过程，洞见却甚少。”（2005：22）

文化全球化的本质与兴起

与文化帝国主义不同（文化帝国主义鼓励研究者关注文化的主导地位、文化生产者以及后者将其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的权力），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ulture）则鼓励研究者关注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与文化消费，以及个人和集体层面上人们如何创造性地、往往以反霸权的方式解读、挪用（Appropriation）并使用文化产品的力量。与文化帝国主义侧重于文化生产和生产者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它深刻地体现了结构与能动性这一长期争论的学术议题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文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视角，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对许多学者所批评的文化帝国主义中过于决定论的假设作出的回应，最著名的假设是，诸如好莱坞电影、音乐、电视系列以及像麦当劳和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等美国文化产品的广泛存在，必然意味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广泛接受。在其推动下，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关注文化产品在不同地区的本地化、适应性调整以及创造性挪用等现象，同时也引发了对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文化流动的深入研究，包括反向流动（从发展中国家或相对弱势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和南南流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重要文化现象。此外，它将文化视为具有高度流动性、可塑性和混合性的社会现象，但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多义（polysemic）文化文本解读的有效性以及文化权力不平等问题的深入讨论。

如文化帝国主义那样，文化全球化更适合被看作是 “一个概念框架、一组概念、假设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一种试图定位和阐明广泛问题的视角”（Fagen qtd. in Fejes，1981：288）。在研究方法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存在明显的冲突。文化帝国主义把重点放在文化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方面，比如研究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背后的制作公司有怎样的影响力等；而文化全球化则聚焦于文化消费和消费者，像是消费者如何根据自身背景理解和改造文化产品。在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到在学术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关于结构（即文化生产这个大框架）和能动性（即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主动作用）的争论在文化研究中的体现。这并不意味着倾向于文化全球化一侧的学术研究不关注文化生产或结构不平等，同样地，支持文化帝国主义观点的学者也不是只看文化生产而对文化消费不管不顾。实际上，这往往是对文化生产或文化消费的侧重点和强调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对其中一方的完全排除。在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和文化全球化倾向的学术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关注何种分析层面的分歧，基于文化帝国主义方法的学术研究通常主要关注宏观层面（全球 / 国家）的问题和议题，而基于文化全球化方法的学术研究则倾向于更关注微观层面（地方）。事实上，一些国际传播和媒体学者（e.g. Kraidy，2002；Straubhaar，1991 等）已经提出了一种仔细权衡结构 / 能动性因素并融合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的方法。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发展，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

文化帝国主义对权力的关注

David Morley 的评论深刻地凸显了“权力”这一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促使我们正视文化流动中一系列关键的权力不平等问题。首先，涉及文化材料的挪用主体、来源与去向，例如，哪些主体在挪用文化材料，这些材料源自何处，又流向何方；其次，关于文化抵抗的对象、形式与层面，如当文化抵抗发生时，抵抗的具体对象是谁，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在微观（如个体观众抵制广告）还是宏观（如集体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抵制）层面展开。

以 MTV 和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尽管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本地化，但仍能清晰地体现出文化产品生产地的主导地位和文化流动的不平等性。MTV 虽在世界各地实现了本地化，但其创立于美国，节目格式也首先在美国制作，且本地化的方式相对较为单一（e.g. Jean K. Chalaby，2006；Steve Jones，2005）。同样，《泰坦尼克号》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解读且具有混合性，但它由美国制作，且美国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远超乌拉圭或越南等国的电影，同时，电影和电视等文化形式的流动主要源自美国和英国等强大的文化生产者，而这些文化形式反向流入美国的情况相对较少（e.g. Els De Bens and Hedwig De Smaele，2001；Jean K. Chalaby，2006；Curtis Coates and Robert Peaslee，2005；Robert Phillipson，2003；Herbert Schiller，2000）。这充分表明，关注权力等级对于深入理解文化关系至关重要。

迈向平等的全球文化领域

尽管文化产品具有本地化和混合性的特点，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流行文化形式仍主要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例如，Richard Kuisel（2003）、Moran 和 Keane（2006）以及 Sparks（2007）等学者都指出，大量流行文化形式起源于西方。并且，文化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主要是从强大的文化生产者向外输出，不同国家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

从经验和批判的视角来看，文化产品的生产地点并不重要——这一点在某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并不成立，因这种观点诉诸于文化“纯粹性”的概念。事实上，没有所谓纯粹、未经污染的地方性、国家性或区域性文化存在。但文化对象的生产地确实很重要，因为发声能力（Voice）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多种因素共同构建了地方性、国家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文化。

然而，并非所有因素在塑造“共享文化”中都起到了相同程度的影响力。某些群体的文化故事比其他群体的故事更常被听到，也更广泛地传播。这些故事本质上是混合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不平等的混合，因为它们更多地来源于某些群体——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而非美洲原住民——以及某些地方——例如来自英国，而非亚美尼亚——这使得它们在不同地方的社会行动者可获得的文化原材料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这并不是要呼吁保留“纯粹”的国家文化或特定的国家身份或实体，而是对基本人类平等主义的更广泛的呼吁，即强调为个体和群体提供尽可能平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身份、实践和表现形式，同时也为这些个体和群体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在全球文化舞台上有意义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更大范围的集体实践和表现。

最终，为了有效地解构并挑战全球文化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不平等，我们必须承认全球文化关系中不平等的现实存在。仅仅基于普通的文化混合（cultural hybridity）性和本土化（localization）就宣称这种不平等已经消亡——且几乎没有关注权力层级——这实际上为这些不平等的继续（再）生产铺平了意识形态的道路，因为当这些不平等受到挑战时，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群体就可以简单地声称平等已经实现。

从平等的理想出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文化领域中存在声音不平衡现象。在这些文化领域中，某些群体和地区的文化故事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群体和地区的声音则相对微弱甚至被忽视。这种不平等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可能导致某些文化原材料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失衡。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基于目前文化的混合性和本地化而忽视权力等级的存在。为了实现全球文化的公平与平等，我们必须积极解构和对抗全球文化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不平等现象。我们要承认全球文化关系中不平等的现实，而不是只轻易地基于普遍的文化混合和本地化就宣称我们已实现平等，否则将为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埋下隐患。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中间立场的探寻

在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之间寻找中间立场。其中，Stuart Hall（1990）率先提出通过 “杂交”（hybridization）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化和文化，他认为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混合文化，即 “杂交种”。在这些 “接触区”，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相互作用，从属文化并非被完全同化，而是从自身根源出发，将自身文化与主导文化元素相融合。

近年来，学者们对 “杂交” 概念在权力不平等方面的考量给予了更多关注，同时也努力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相结合。例如，Richard A. Rogers（2006）在其文章《从文化交流到跨文化化：文化挪用的回顾与再概念化》中，试图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连续体中寻找平衡。他指出，无论是纯粹的决定论（e.g. Vulgar Marxism）还是纯粹的能动性（e.g. Neoliberalism）都无法充分解释在文化主导（Cultural dominance）下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动态过程。他承认全球文化流动中的不平等现象，如美国在影视方面存在巨大的流出与流入不平衡，并提出了一种基于 “跨文化化”（Transculturation）的文化挪用类型学，包括交换、主导、剥削和跨文化化四个类别。他认为，“跨文化化” 不仅涉及更复杂的文化融合，还与全球化、新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日益主导地位等条件相关，是理解全球化、媒体和文化交叉点的更优理论和分析工具。

Marwan Kraidy 和 Patrick Murphy（2008）在《转变格尔茨：走向全球传播中的地方主义理论》一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他们批评文化帝国主义 - 文化全球化连续体的极端情况，倡导一种比较 “地方化”（translocal）的实证方法。这种方法呼吁超越仅关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流动，转而考察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文化流动。他们试图平衡政治经济和地方文化消费问题，推动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倾向于文化全球化一端。

结论

Kraidy 和 Murphy 所倡导的比较、实证的地方主义以及 Rogers 所提出的跨文化方法，代表了全球传播理论的前沿方向。总体而言，这种融合两种视角优势的努力为全球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带来了积极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复杂和细致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文化和媒体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中间立场方法应当是将地方对文化对象的创造性挪用置于区域和全球宏观力量的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这些宏观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文化对象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广泛可用，哪些则相对稀缺。同时，这种方法需要兼顾文化生产和消费环节，充分考虑到全球化、文化和媒体交叉领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地方或区域文化霸权的抵抗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助长国家或全球层面的霸权。以魁北克为例，一个商家若仅使用英语而非英法双语张贴商店招牌，其本意可能是抵抗当地法语的主导地位，但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可能会促进英语在国家、北美甚至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文化产品的本地化和文化差异所体现的多样性，也要重视宏观社会学过程与日常生活微观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似性和同质化趋势。例如，当一名尼日利亚移民在巴西圣保罗听着席琳・迪翁的英文歌曲吃着麦当劳时，这一现象既可以被视为文化杂交的体现，也可能反映出现代生活的同质化趋势；同样，斯洛文尼亚流行音乐组合如悉达多（Siddharta）决定将其热门歌曲重新录制为英文版本，这既可能是其寻求全球影响力的举措，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英语的全球霸权地位。

全球传播研究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能够兼顾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分析方法，避免过度偏向任何一方。这并非易事，因为学者们往往难以摆脱对人类社会整体与个体关系的固有假设。然而，正如 Johan Fornas（2008）、Andre Jansson（2009）等学者所指出的，全球传播和媒体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的两极分化状态，朝着更加成熟和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以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媒体研究的复杂挑战。

编译｜Anthea‍‍‍‍‍

审核｜穷象‍‍‍

终审｜K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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