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
译者：
好菜·王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一场性革命。学者们记录了几乎所有性领域的巨变，如家庭、性别不平等和LGBTQ群体。伴随着性革命的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巨大加剧。主要受地区不平等和城乡差距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翻了一番，从1980年的0.3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0.55。此外，主要由于房价暴涨，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38上升到2010年的0.739。
性交易在中国是非法的。性工作者及其顾客会受到强制教育拘留和罚款，而皮条客则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如监禁。政府定期组织打击卖淫活动。公安部门通报的全国卖淫案件数量从2001年的23.9万起下降到2013年的8.4万起，尽管有过购买性服务经历的中国男性比例从2000年的11%上升到2015年的22.3%。学者们认为，警方打击卖淫嫖娼的积极性下降是导致卖淫嫖娼报案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从事商业性性行业的现象开始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Yu et al.（2022）利用最新的中国家庭私生活调查(Chinese Private Life Survey, CPLS)数据发现，在1995-2002年出生的群体中，有8.7%的男性和1.9%的女性在接受本科教育时曾以性换取物质利益，男女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4.3%和1.4%。研究学生性工作者对于学者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可以认识到全球性行业的多样性，还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化对中国性行业和新兴成人的影响。
文献综述
最近，学生性工作者越来越受到多学科的关注。学者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学生性工作者群体，英国为5%-6%，柏林为7%，瑞典为1.5%。研究人员推测，在直接从事性工作的人口中，约有10%是男性，其中约10%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金钱是大学生从事性交易的主要原因。Sagar et al.（2016）观察到，63.5%的受访者提到“为我的生活提供资金”，这是学生从事性交易的最常见动机。在学费高昂的国家，学生从事性交易也是为了筹集教育经费和避免学生贷款。
个人愉悦是学生参与性交易的另一个主要动机。Ernst et al.（2021）发现，33%的柏林大学生受访者认为，“乐趣”或“冒险”是他们从事性交易的基本动机。同样，对加纳几所大学学生性工作者的调查发现，除了金钱和物质之外，自我满足和放松的情感需求也是他们从事性交易的原因。对津巴布韦女大学生性工作者的访谈也发现，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将自己打扮成地位高、成功的现代人”是她们参与性交易的动机。
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性工作者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在全球范围内，与女性性工作者相比，男性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较少，而且往往更早离开这个行业。在美国，男性性工作者如果符合男性霸权的表达方式，与大学里的男性学生给人的刻板印象相悖，就会在男性性工作市场上获得溢价，而女性性工作者则可以利用自己的学历优势，将自己推销为高级伴侣。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的问题。关于性行业从业者的称谓，国内学者一直争论不休。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采用了“性工作者”一词，放弃了“娼妓”一词，以抵制“娼妓”的负面含义，承认性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平等权利。然而，也有人认为“性工作者”一词无法反映中国性行业从业女性的不同经历，并建议使用其他术语，如“小姐”。
与女性性工作者相比，男性性工作者在中国是一个更少被研究的话题。以往关于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主要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出发，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性传播疾病（如HIV）的高风险人群来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文献近年来不断增加。在中国，男性从事性工作被高度污名化，它的兴起与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发展密切相关。从事性工作是一种非法的、女性化的活动，损害了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男子气概。金钱是中国男性性工作者从事商业性工作的主要动机，其他动机包括性快感、对工作的掌控感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有过以性换取物质利益经历的中国男性比例大约是中国女性的三倍。
互联网在男性性行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大多数男性性工作都发生在网上。由于互联网和地理社交交友软件的发展，性交易变得更加离散和低门槛：男性性工作者可以通过互联网高效地找到顾客，而无需去酒吧或在皮条客的亲自带领下工作。在中国，男性性工作性质的改变鼓励了拥有体面全职工作的城市大学毕业生（如医生）从事商业性工作。
中国大学生对性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2004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仅有0.7%的受访者表示不需要性教育，35.7%的受访者认为性教育的每一项内容都是需要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性教育都是在“青春期教育 ”或“青少年教育”中进行的，以性健康和性病预防为主要内容。这些“青春期教育”或“青少年教育”课程通常从初中开始。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在第40条中规定，学校应“对未成年人进行适龄的性教育，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性侵害和性骚扰”。此次修订是中国法律首次明确提及“性教育”一词，被认为是中国性教育的里程碑式进步。然而，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困难，要实现全面的性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Yu et al.（2022）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从事性交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性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学生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被尊为“国家的未来”。以往对中国男性性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性工作者，他们通常是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很少接受高等教育。与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性工作者相比，中国的学生性工作者往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据我们所知，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对中国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的动机和经历进行过调查。我们的研究通过探讨中国这一新兴性工作者群体的动机和经历，指出将学生性工作和新兴成人性工作与自愿的成人性工作区分开来的必要性，为相关文献做出了贡献。对这一独特的性工作者群体的研究不仅拓宽了全球性行业研究的视角，而且对于向学生和新兴成人提供全面的性教育具有实际的社会政策意义。
参与者与测量方法
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男性性工作者进行的一对一半结构化在线访谈，以及2022年1月至7月期间对中国商业性行业进行的在线民族志研究。在网络民族志方面，我们从各种男性性工作者网站、交友软件以及顾客们在Telegram和微信上的群聊中收集信息，观察顾客与中介（“皮条客”）之间的互动和对话。访谈是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由于本研究的敏感性，在线访谈使我们能够收集到更多关于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私人经历的反思性回答。
能够被访谈的受访者必须是18岁以上、从性行为中获得物质利益的顺性别男性。我们对中国性行业男性从业者进行了40次半结构化在线访谈，其中包括性工作者（37人）和中介（3人）。大多数访谈持续了45分钟到60分钟。设计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受访者从事性行业的动机、经历和想法。我们相信，半结构式访谈能够让受访者详细讲述他们在性行业中不同方面的经历，同时让我们更容易对受访者进行比较。本文只关注正处于学生时期（17人）或在学生时期开始从事商业性行为的性工作者（8人）。虽然其中一些受访者已经大学毕业，但本文仍将他们纳入“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群体。
受访的男性学生性工作者都很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开始从事性交易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所有受访者都是18岁以上的男性。四名受访者称，他们在十八岁之前就开始从事性工作。他们的在校情况各不相同，有大学生（13人）、大学毕业生（6人）、普通高中学生（3人）、职业高中毕业生（2人）和职业高中学生（1人）。其中大部分人直接从事性工作（23人），其他人则从事色情直播（2人）。与以往只关注为男性客户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不同，我们的受访者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性取向或所服务客户的性别来选择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异性恋（15人），其他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同性恋（5人）或双性恋（5人）。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根据性取向选择服务对象。其中一些人只为女性客户提供服务（9人），而其他人只接受男性客户（8人）或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客户提供服务（6人）。大多数受访者在与顾客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以防止自己感染HIV。没有受访者报告滥用药物或被迫从事商业性行为。
研究过程
参与者主要通过推特和豆瓣招募。推特正在成为中国色情内容、现代同性恋文化和性行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平台。许多中国色情产业从业者和性工作者使用Twitter来防止中国政府的监控和审查。推特上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经常在个人简介中提到他们是性工作者，尽管许多人可能说得不那么明确。寻找受访人的过程中，推特上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都是我们人工识别的，采访请求和有关本研究的信息都是通过消息功能直接发送给他们的。豆瓣是以电影和书评闻名的中国社交网站。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由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使用的网站。我们在豆瓣一个拥有15000多名成员的受访者招募论坛上发布了有关本研究的信息。该论坛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为研究论文寻找受访者的大学生。我们鼓励受访者邀请其他性工作者参与这项研究。我们为每位受访者提供了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们相信，收集数据的作者是一名大学生而不是一名教师，这一事实也增加了潜在受访者参与本研究的意愿。
我们征得了每位受访者的口头同意，以便进行访谈和录音。受访者被告知，他们可以随时自由退出，并决定他们想分享的内容。所有访谈均以普通话进行，随后誊写成书面中文。部分引文被翻译成书面英文。我们在完成转录后立即删除了访谈录音。我们没有收集任何可用于识别受访者身份的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或身份证号码。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中，我们都充分保证了保密性和匿名性。本文中的所有姓名均为化名。对访谈材料的分析以扎根理论为指导，扎根理论是一种归纳法，允许研究人员从定性数据中构建理论。
进入性行业的渠道
互联网和同伴介绍是男性学生性工作者进入性行业的两个主要渠道。在受访的学生性工作者中，有13人是通过网络进入性行业的，10人是通过同伴介绍进入的，2人声称网络和同伴介绍都起了作用。
互联网：地理社交交友软件与推特
在中国，数百万人出于不同目的使用社交交友软件，从一夜情到寻找新朋友。以下两位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的回答表明，社交软件是学生进入性行业的重要渠道：
Blued上有个男人想和我发生一夜情。我不想这样做，然后他告诉我，如果和我发生非插入式性关系，他可以付我500元；这是一个我愿意接受的交易。（Yu，22岁，双性恋，大学生）
我上大一的时候，一个男人在陌陌上找到了我......。他大约30岁，问我是否愿意为3000块钱给他做口交。我同意了，因为我得还花呗的账单。（Lu，24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
陌陌和Blued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两款地理社交交友软件。陌陌主要服务于异性恋用户，而Blued在2016年的日活跃用户超过300万，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男同性恋交友应用。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学生性工作者进入性行业是受到了寻求商业性性服务的顾客或网络中介的引诱。只有少数学生主动寻求进入性行业的途径。近年来，中国的许多色情业者在推特上发布作品，以逃避中国政府的审查。一些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从在微博上发布色情图片做起，然后转而从事商业性性工作，正如以下回答所表达的那样：
我曾经在推特上看色情片，也开始发布自己的视频。一些看过我视频的人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发生性交易。我意识到这样做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收入，但我只做了几次。（Yang，21岁，同性恋，大学生）
在极少数情况下，顾客的引诱也可能发生在面对面的场合。例如，21岁的大学生Zhang在校园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个顾客：
我走在大学校园里，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愿意给我钱和我发生性关系。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们是在我去吃午饭的路上认识的。她觉得我长得帅，就加了我的微信。（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
同伴介绍
学生进入性行业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的同伴介绍，包括同学、舍友和熟人。学生性工作者将性交易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作为一种快速赚钱的方式。22岁的大学生Shi就是在舍友的介绍下进入性行业的。他解释说：
我在学校篮球队的队友推荐我这样做。我们也是一个宿舍的......。大约三个月前，他突然有了很多钱，于是我和其他室友问他是怎么弄到钱的。他告诉我们这种赚钱方式（性交易），我们就尝试了。（Shi，22岁，异性恋，大学生）
Shi的一位舍友公开向Shi和其他舍友介绍性交易，说这是一份兼职工作，可以让他们很快赚到钱。与以往研究中的外来性工作者相比，他们对“从事性工作”的想法似乎没有那么鄙视。他们利用交友软件和互联网分别独立地寻找顾客。
有几名学生进入性行业的年龄较小。Lai在高一时就开始从事性工作。他回忆起高中同学带他去酒吧找顾客的情景：
我16岁时，一位高中同学介绍我从事性工作。他把我带到一家酒吧......。我们经常和顾客玩游戏、喝酒。如果我和顾客都对对方有感觉，我们就会在聚会结束后去酒店，然后她会付钱给我。（Lai，20岁，异性恋，大学生）
Shi和Lai与介绍他们进入性行业的朋友是平等的关系：他们的朋友没有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也没有要求“中介费”。然而，在Zong和Bai的案例中，介绍他人进入性行业的高年级学生同时扮演了皮条客和介绍入行的同伴的角色：
我的大部分顾客都是由一位大四学生推荐的，如果我们发生过了几次性关系，这些顾客也会向其他人推荐我 ... ... 我每晚收费1200元，从晚上六七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但推荐顾客给我的学长要收200元中介费，所以我只能拿到 1000元。（Zong，23岁，异性恋，大学生）
我在大学学生会认识的一位高年级学生介绍我从事性工作。我们都是学生会的成员......。他也从事性工作，赚了不少钱。他成立了一个跨大学的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组织。我们去年和前年都开了年会。我参加了，大约有二三十名男性性工作者。我们都是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 . 我们没有直接联系顾客。组织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 . . . 顾客也会把钱给组织，然后由组织付给我们。（Bai，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
Zong和Bai都是通过大学同学的介绍开始从事性交易的。高年级同学为他们介绍顾客，并收取中介费。Zong每次赚1200元，每次给高年级同学200元。在Bai的案例中，高年级学生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建立了一个跨学校的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组织。这个组织会从顾客那里收钱，然后给学生性工作者一笔预先设定的金额。学生性工作者不知道顾客给了组织多少钱。
参与性交易的动机
以往的研究发现，经济利益和个人愉悦是学生从事性交易的主要动机。我们的研究发现，消费欲和性欲望是中国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从事性交易的两个最主要动机。
消费欲
虽然物质利益是受访学生从事性交易的主要动机，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生计，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23岁的大学毕业生Wang参与性交易是为了购买大牌的服装和运动鞋，以显示自己的“酷”。他解释说：
我很喜欢买运动鞋，但现在耐克和阿迪达斯的鞋很贵，一双往往要两三千元，North Face的衣服也很贵。如果没有这份兼职，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买不起这些衣服和鞋子。我想变得更好，比别人更酷。（Wang，23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
还有一些学生把从性交易中获得的钱花在了美食和娱乐上。异性恋大学生Bei分享了他和女友如何使用一起做色情直播赚来的钱：
我和女朋友一起做色情直播，每月能挣6000元。父母每月给我2000元生活费，这只能满足我的基本需求。……我们只是出去享受生活。我们逛酒店、吃美食、买衣服、做陶瓷艺术品......就是为了娱乐而花钱。（Bei，22 岁，异性恋，大学生）
在Bei的案例中，他和女友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一起合作工作，一起娱乐，工作时间灵活。然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学生是在成瘾性消费行为的驱使下从事性交易的。与Wang和Bei相比，这些学生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较弱。18岁的高中生Pei痴迷于盲盒和集卡游戏。他提到了经济上的需要如何促使他参与性交易：
我父母每个月给我2000到3000块钱......。因为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不需要支付吃住的费用，所以这些钱足够我的日常开销。但如果算上我的爱好，2000元就不够了。……比如 TCG（译者注：Trading Card Game的简称，即集卡游戏）和盲盒。有时，盲盒会像酒精一样冲昏我的头脑！我会一直买，直到买到我喜欢的那个。（Pei，18岁，双性恋，高中生）
Wei是一名18岁的职业高中学生，父母给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他花在了电子游戏上，他每个月底都要饿肚子，然后他才开始从事性交易。他解释说：
我每个月可以通过性工作赚到3000到4000块钱......。我把大部分钱用来打游戏或抽烟。……但实际上不是“花更多的钱在电子游戏上”。更多的原因是我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电子游戏上，所以我没有钱吃饭，只能挨饿。……我正在玩一款名为“原神”的游戏，你必须花钱才能在游戏中获得更好的角色。在从事性交易之前，因为在游戏上花了太多钱，我不得不在月底吃泡面。最糟糕的时候，我甚至连泡面都吃不起。我不得不挨饿。如果太饿了，我可能会向同学借钱，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会让我“没面子”。（Wei，18岁，同性恋，职业高中学生）
在中国，许多父母为子女支付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本科生每年的学费通常不到6000元。大多数受访者每月都能从父母那里得到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生活费。然而，这些钱并不足以满足受访学生的消费欲。一些学生因为不想给父母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转而从事性交易。还有一些学生，尤其是那些在成瘾性产品上花费大量金钱的学生，进入性行业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或对消费的态度不同而不支持他们的额外消费。例如，许多父母对成瘾性产品持有负面看法。有些学生，如Pei和Wei，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是如何花钱的，也不敢向父母要更多的钱。
通过性交易满足消费欲会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Bai是一名金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对自己找到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决定做一名全职性工作者：
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开始找工作的，当时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我尝试过几份不同的工作，但都不尽如人意：做实习生每月只能拿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我并不开心。但是，我做这个（性交易）每个月可以挣到五万元人民币，而且疫情也开始了，所以我决定全职做这个（性交易）。（Bai，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
此外，中国网络贷款的便捷性也助长了学生的过度消费。一些学生转而通过性交易赚快钱来偿还每月的网贷债务。Lu是一名24岁的大学毕业生，在大一的时候，他最初并不想与第一位顾客发生性关系。但后来，迫于每月支付花呗账单的压力，他开始与顾客接触：
当我的第一个顾客通过陌陌找到我时，我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但是，当我无法偿还花呗上的债务时，我联系了那位顾客，并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以获得钱款。（Lu，24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
性欲
学生从事性交易的第二个主要动机是满足性欲。大二艺术生Mu认为，性交易更像是“交易性勾搭”，而不是一份工作。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对“顾客”进行选择的，就像普通的勾搭一样：
不是你给我钱我就跟你上床的。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我想我们艺术生都会欣赏美。我会看他们（顾客）的外表、体型和年龄。因为我只有19岁，我的标准是不超过27或28岁。如果他们超过28岁，我甚至不会见他们。（Mu，19岁，同性恋，大学生）
Mu认为自己长得帅、有魅力，只会在非交易性的勾搭中寻找类似的性伴侣。不过，如果潜在的性伴侣“不是那么好，但可以接受”，只要对方付钱，他也会与之发生性关系。Mu根据顾客对他的吸引力收取不同的费用。他在与每个顾客见面后，都会给出一个个性化的价格。他提到过一些情况，当他发现顾客也长得不错时，他就不向他们收费了：
如果我向他们收费我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看起来也很帅。
Mu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兼职工作。他在美术辅导班当老师，每月能挣15000 元。性交易的收入只占他总收入的一小部分。收入丰厚的兼职工作让他在选择性伴侣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从而在经济收益和性欲之间取得平衡。与Mu相似，Zhang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参与性交易。张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他更愿意用“交易性勾搭”这个词。他声称：
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性工作者”。我只是在“勾搭”，虽然是交易性的......。非交易性的性关系意味着我们真的喜欢对方，所以我们勾搭在一起，满足彼此的性欲望。但对于那些给我钱的人来说，他们喜欢我，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们。（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
Zhang是大二年级的运动员。在访谈中，他多次强调自己从事的不是“性工作”或“性交易”，而是“交易性勾搭”。与“性交易”或“性工作”相比，“交易性勾搭”似乎更准确地描述了这些学生的经历，他们主要受性欲驱使，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所以他们选择顾客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人们在勾搭对象时，往往会在年龄、外貌和教育程度等方面找到与自己“相当”的人。作为年轻貌美的大学生，Mu和Zhang都有自己偏好的特征，并且在普通的勾搭时对性伴侣也有很高的选择性。Mu只会寻找同样长相漂亮、有吸引力的性伴侣。而Zhang对年龄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在普通的勾搭中，他只约“18 到20岁之间的年轻女孩”。在交易性勾搭中，这些学生会降低对顾客的标准，尽管他们仍然有选择性。例如，Zhang将他的顾客年龄限制扩大到30岁，并发现他的顾客对他也有“性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的学生性工作者并非只受一种动机驱使，往往是两种动机的混合使他们进入性行业。这两种动机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个光谱：一些学生的主要动机是消费欲，而对另一些学生来说，满足性欲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赚钱以满足消费欲是这两种动机中更主要的。Wang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学生的想法，他说：
我认为性欲也是我的一个动力。也许70%是为了赚钱，另外30%是为了满足性欲。（Wang，23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
处理污名的策略
纵观中国性道德的历史变迁，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变得开放和进步：性行为曾经被认为只有在婚姻中才是合法的，然后是恋爱中的性行为，最近是一夜情和勾搭，这些都逐渐被社会所接受，但性交易仍然受到社会的高度鄙视，无论是性工作者还是顾客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受访的男性学生性工作者意识到，在中国，从事性交易违背了性道德。此外，有性伴侣的学生性工作者也会被女友或男友贴上“骗子”的标签。因此，受访的学生性工作者使用了各种策略来应对这些污名。
首先，学生性工作者最常用的策略是隐瞒：只要不被别人发现，他们就不需要在公共场合背负这些污名。Yang提到自己如何利用推特寻找顾客，并向父母和朋友隐瞒自己从事性交易的事实：
事实上，我的日常生活和推特上的生活是分开的，因为我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这个！我担心他们会发现，所以事实上我正在渐渐退出。（Yang，21岁，同性恋，大学生）
受访者还通过隐瞒来处理与伴侣的关系。受访者中，除了Liao和Bei与女友一起做色情直播外，没有人向伴侣透露自己从事性交易。Lai两年前开始从事性交易，并采取了隐瞒策略。他说：
她不知道（我从事性工作）。我隐藏得很好。我们在一起两年了，她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关系影响不大，只是我会经常为她感到难过。……非常担心（被她发现）。如果她知道这件事，我们可能就完了。我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从事性交易），怎么能指望她原谅我呢？……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对，还希望别人原谅你，这不是双标吗？（Lai，20岁，异性恋，大学生）
Lai对自己与女友的关系态度矛盾。他成功地向女友隐瞒了自己从事性交易的事实，两人的关系在过去两年中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有时会感到内疚、羞愧，害怕女友发现他从事性交易后，两人的关系会破裂，无法挽回。
学生性工作者使用的第二种策略是将与嫖客的性关系与爱情观念分开。刚开始从事性交易时有女朋友的Pei解释说，他认为“出轨”必须是情感层面的，而性交易是身体层面的出卖：
我会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但我没有背叛她：我爱她，而我在感情上并不爱我的顾客，我只是在出卖自己的身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还爱你的伴侣。如果你的心已经爱着另一个人，而不是你的伴侣，那就是欺骗。（Pei，18岁，双性恋，高中生）
Lu通过对顾客的分析，界定了爱与性的分离。他认为：
我认为，如果你出轨了，就必须在精神上出轨。我们只是身体上的交易，没有任何情感联系。有些顾客可能会多次来找我，但那是因为我的服务和我的外表。……他们（顾客）也没有出轨，只是各取所需的问题：我需要钱，我得到了钱；客户想和我发生性关系，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Lu，24岁，双性恋，大学毕业生）
将性关系从爱情观念中分离出来，更多的是学生性工作者的内在理由：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分离是很难发生的。一方面，性与爱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另一方面，他们的伴侣不会支持这种分离，并会认为他们与其他人（如嫖客）的性关系是一种欺骗。举例来说，Lu虽然声称要把性与爱分开，但在进行性交易后不久便与前女友分手，原因是他在与顾客发生性关系时没有接听前女友的电话，令前女友怀疑他在做什么。
此外，一些性工作者还为女性客户模拟男友的体验。与卖淫相比，男友体验是一种强调陪伴、真实和激情的性交易形式。Bai分享了他为女性顾客提供“男友体验”这种性交易的经历：
现在很多富家女都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她们也有很大的压力，要和富家子弟交往，对不对？她们也不想和普通人谈恋爱，所以就找我们这些年龄和她们相仿的人。她们不喜欢看起来太老的性工作者。……她们有这方面的需求，但并不想马上发生性关系。她们需要一些情感上的交流。这有点像约会。我们经常一起看电影或出去玩几次，先彼此产生感情，然后再发生性关系。她们更喜欢这种方式。（Bai，27岁，异性恋，大学毕业生）
最后，一些学生性工作者在从事性交易时会主动终止恋爱关系或避免开始新的恋爱关系，以防止情感和生理的冲突。例如，Zong在开始从事性交易后避免建立恋爱关系。他说：
我谈过（恋爱），但自从我开始做这种事（性交易）后就没谈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正处于一段关系中，却还在做这种事，那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背叛或欺骗。（Zong，23岁，异性恋，大学生）
同样，一些学生性工作者在找到心爱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后，也可能不再从事性交易。22岁的大学生Shi解释说：
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如果和她在一起，我可能就不会再从事性工作了。（Shi，22岁，异性恋，大学生）
性教育
在本研究中，大多数男性学生性工作者都是通过学校的大型讲座接受性健康和性病预防教育的。Lin的经历在受访者中具有代表性。他解释说：
家里没有（给过我性教育）。我的父母会避免和我谈论性。他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我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的学校有一个大讲堂，里面有关于安全性行为的讲座。他们教我们如何预防感染艾滋病毒。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传单，每张传单上都附有一个安全套。……我看了色情片、AV，你知道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受到过色情影像的“性教育”。说实话，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尤其是农村的父母，都很保守。他们认为谈论性是可耻的，是不恰当的。让他们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真的很难。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Lin，24岁，异性恋，职业高中毕业生）
和许多其他中国学生一样，Lin从来没有和父母谈论过性，他所在的学校提供了大量关于性病预防的讲座，而色情图片则是他了解性知识的主要媒介。学校的性病预防教育确实对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采访的大多数受访者在与顾客发生性关系时总是使用安全套。
中国的性病预防教育项目和媒体经常将艾滋病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尽管异性接触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并占新发病例的70%以上。由于这种对艾滋病的描述存在的问题，一些男性学生性工作者在顾客付给他们更多钱的情况下，同意与女性顾客发生无套性行为，正如以下回答所表达的那样：
是的（，我会使用安全套），但有些顾客要求我不使用安全套，我也接受了。如果不使用安全套，他们会付我更多的钱，可能会多100到200元。……不，我想我没有使用其他安全措施（如果顾客要求不使用安全套的话）。（Zong，23岁，异性恋，大学生）
当然会用（安全套）！但如果是异性客户付我更多钱的话，我就可以不使用安全套，如果是同性客户，我和他发生性关系时绝不会不使用安全套。……我会要求她们服用避孕药。如果她们不同意服用避孕药，我就不会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不过，就病毒而言，异性恋比同性恋感染的概率更低。我认为大多数异性恋者不会感染病毒，所以我不太担心（Lin，24 岁，职业学院毕业生，异性恋者）
一些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的经历也表明，除了性健康和性传播疾病预防之外，还有必要开展更全面的性教育，例如性同意和性行业的风险。由于缺乏对性同意的理解，自称“玩咖”的Zhang在醉酒后与十多名女生发生了性关系：
她们（顾客）当然可以（在喝醉的时候也表达不同意）。我问她们是想让我带她们去酒店，还是找朋友送她们回家。如果她们想让我打电话给她们的朋友，那肯定意味着她们不想和我发生性关系。我没有强迫她们和我发生性关系。……是的（，我认为他们让我带她们去酒店意味着她们同意和我发生关系），不过我会等她们主动采取亲密举动。（Zhang，21岁，异性恋，大学生）
许多学生性工作者进入性行业是为了赚快钱。由于缺乏全面的性教育，他们并不了解从事性交易的风险和可能的负面经历。Chun回忆了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性行业，遭遇物化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过程：
我被一些广告吸引了，广告上说他们正在寻找兼职工作者。我去了那里，他们告诉我他们其实是在找性工作者。他们说我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就开始做了。……我当然（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老女人会打我的脸，甚至让我舔她们的肛门。她们有特殊的癖好，真是恶心又变态。……我曾经认为她们非常恶心，但当你做了两个月，甚至不到两个月，你就会觉得麻木了。反正都是为了赚钱，管它呢。……我只是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如果顾客想让我做什么，就给我更多钱。多给我钱，多给我钱。只要给我更多钱，我什么都愿意做。……现在我已经麻木了，所以没关系。我曾经很后悔。我觉得我受不了了，顾客的癖好真的是一种侮辱。（她们）真的让你很没面子。（顾客）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你只是个玩具。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Chun，27岁，大学毕业生，异性恋）
Granovetter（1985）提出，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嵌入在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案例，说明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的行动是如何嵌入到不同社会取向和道德价值取向的复杂纠葛中的。一方面，中国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社会趋势驱使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以性资本换取金钱。另一方面，传统的性道德对受访者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引导他们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应对与性交易相关的污名。
与性工作者必须为每一位前来的顾客提供服务的刻板印象不同，学生性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更受性欲驱使的学生性工作者，在选择顾客时拥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年龄、外貌和性能力是学生性工作者选择客户的三个核心维度。一些受访者，如Mu和Zhang，不会接受“外貌非常糟糕”的顾客，而另一些受访者则提到顾客的年龄必须在20-30岁左右。Lu声称，年龄差距越大，他就越觉得自己是在“与父母辈的人发生性关系”，这让他无法接受。此外，大多数受访的学生性工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性取向和客户的性别来选择客户的：只有少数异性恋男性学生性工作者接受男性顾客。
一些学生性工作者强调，满足性欲是他们从事性交易的重要动机。这些学生性工作者参与性行业的经历和理解超越了“性工作”的含义，用“交易性勾搭”来描述更为准确。在这些“交易性勾搭”的案例中，金钱可以被理解为与年龄和外貌相似的个人特征：如果潜在客户在非金钱特征上与这些学生性工作者相当，那么就可以发生非交易性勾搭；如果客户在金钱以外的特征上“不是那么好，但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可以向学生支付物质利益来缩小差距，使他们“相当”；如果客户不“可以接受”，学生就不会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的性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消费正在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中国，消费是形成“酷”的城市现代身份的重要途径。中国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男性性工作者通过消费服装、饰品和发型来模仿城市男同性恋者的身份。同样，为了显得更现代或享受城市生活方式，一些学生也转向性交易，以资助他们的高端消费。
与以往以男同性恋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研究不同，我们发现，在25名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中，有13人在不同程度上服务于女性顾客，比例之高令人惊讶。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下，男性嫖娼有一定的接受空间：在中国历史上，既有为男性嫖客服务的妓女，也有为男性嫖客服务的男妓。然而，女性在性产业中作为嫖客却几乎没有被接受的空间，这反映了男女在忠于伴侣和保持贞操方面的双重标准。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的女性客户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背景：一些人寻求直接的性交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也在寻求陪伴和亲密关系。通过将性交易伪装成约会，“男友体验”帮助男性性工作者及其女性顾客减轻了中国与性交易相关的道德压力和污名。研究发现，在中国，高端女性性工作者与男性嫖客在一种有吸引力的亲密关系中构建性行为，而低端女性性工作者则更直接地与嫖客进行性交换。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中国还没有关于性交易中女性顾客的动机和经历的研究。我们认为，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性产业，这是一个缺乏但必要的视角。
根据《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南》，全面的性教育旨在让儿童和青年掌握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使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健康、福祉和尊严；发展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考虑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的福祉；了解并确保在整个人生中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中国，以性健康和性病预防为导向的性教育对年轻人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多数受访者在与顾客发生性关系时都会使用安全套。然而，这种狭义的性教育并不符合学生对其他方面性知识的需求。
作为新兴成人，大学生正处于探索身份的人生阶段，精神和智力仍在发展。他们既不同于青少年，因为他们没有进入青春期，也没有被法律归类为“儿童”，也不同于成年人，因为大学生很少有稳定的工作，也很少结婚生子。全球大多数学者和社会都认为，未成年卖淫是对儿童进行商业性性剥削的一种形式，应予以禁止，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将成人自愿从事性工作合法化。年满18岁的人是否一下子就可以将自己从事的性工作视为“成人资源的性工作”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公众讨论性工作的法律地位时，都需要承认学生性工作或新兴成人性工作是介于儿童卖淫和自愿的成人性工作之间的中间地带，并将其与自愿的成人性工作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在中国尤为重要。根据《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南》，“性交易......可能对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构成风险 ”，是“性行为和性反应”章节中需要向学生传授的一个重要思想。由于中国缺乏全面的性教育，与西方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对从事性交易的风险了解较少。了解什么样的性活动以及性活动的相关风险是双方同意性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了解相关信息，个人就无法完全同意性行为。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受访的男性学生性工作者都不了解从事性交易的相关风险，在中介和顾客的引诱下进入了性行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决定进入性行业时，肯定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负面经历。这些新兴成人在自愿但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性性工作的案例进一步偏离了对成人自愿从事性工作的典型描述，在这种描述中，知情往往被假定，而新兴成人则未被告知与商业性性工作相关的风险。
中国的男性性工作者是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群体。通过在推特和豆瓣上招募受访者，我们的样本很可能会过度代表中国学生性工作者中经济条件较好的个体。由于样本量较小，仅有25名受访者，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中国其他类型的性工作者，也远不能对整个中国男性学生性工作者群体做出定论。此外，本研究中受访者的个人信息是由他们自己报告的。虽然我们在采访前多次询问受访者是否年满18周岁，但仍有可能出现部分受访者自称年满18周岁而实际未满18周岁的情况。
不过，我们相信，这项探索性工作拓展了研究中国性工作者的视角，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大门。我们发现，网络和同学介绍是男性学生进入性行业的主要渠道。大多数学生性工作者的工作动机是消费欲和性欲的混合体，其中消费欲更为普遍。为了应对与性交易相关的污名，学生们主要采用隐瞒的策略，以防止父母和伴侣等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事性工作，其他策略包括将性与爱分开、模拟男友的经历、终止恋爱关系等。在中国，以性健康和性传播疾病预防为导向的性教育让男性学生性工作者了解了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然而，这样的教育并不能满足学生对更全面的性教育的需求。作为新兴的成年人，大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别于青少年和成年人。我们认为，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公众对性工作法律地位的讨论，都需要将学生性工作以及一般的新兴成人性工作与自愿成人性工作区分开来，尤其是在学生不了解从事性交易的风险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政府需要为中国学生提供全面的性教育，这将使他们在性活动中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并为他们作为新兴成年人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包容的环境。学校不应该试图发现、宣传或惩罚校园中的学生性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心理咨询师和大学员工需要认识到学生性工作者所面临的挑战，并以尊重和保护他们的隐私、自尊和其他权利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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