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有一种氛围感，这常见于小说和诗歌等文学文本中：比如侦探小说的阴森压抑，流行文学的戏剧性张力，或者普鲁斯特的超现实主义式镇静。本文将探究社会学理论中的氛围感，这一氛围感能对理论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它不只存在于文本中，更与一些阅读实践、物与空间紧密相连。现有两条路径能够系统地阐释文本的氛围感：其一，修辞分析，其灵感源于文学研究。其二，继承自韦伯的卡利斯马社会学。在前一种分析中，氛围感由修辞手法产生，内生于文本、局限于文本本身，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超文本的方面。后者虽超越了文本本身，却局限于理论家的存在：理论氛围感的效果体现在理论家的吸引力，理论的“卡利斯马”即无所不知的理论家迷人的个体存在。这两种路径各有局限，我们因而有必要转向第三种方法。“理论氛围感”这一概念涉及了“中间”(Dazwischen)——一个连接的空间，它不仅包括作者和文本，还涵盖了阅读与接受的实践、理论的具体使用中的物与空间，这些方面相依相存、在情感上相互关联。基于上述观察，结合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的科学社会学，我提出了第三条路径。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提出了“思想集体”(Denkkollektiv)的概念，认为理论建立在某一特定的“思想风格”(Denkstil)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绪”(Stimmung)的基础上。理论氛围感因而是在互动中生成的，而不只是简单归因于作者或文本。然而在当下情动理论的讨论背景下，弗莱克聚焦于主体的“感觉”的做法也需要更正。因此下文将以情动(Affekte)替代感觉，用氛围感替代情绪。在“中间”的空间中，异质的物与行动者被集体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因此本文想要分析的是，理论如何以情动实践的方式运行。如此，可以理解理论在情感上的吸引力。近来社会学学科内部正在激烈讨论理论化的问题，以回应对理论工作进行实证研究的需求(Abbott 2004; Swedberg 2014)。“理论氛围感”的概念志在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做出贡献。理论不是“引导观察的假设”，而更多是“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它也在创造着这个它所描述的世界”(Kalthoff 2008, 13)。接下来将首先介绍弗莱克所使用的概念：“思想风格”“思想集体”和“情绪”。其次，简述“氛围感”的概念、对其进行理论定位并将它与情动概念相联系，使用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的“情动实践”概念来拓展弗莱克的分析成果。最后，将简要定义“情感氛围感”，以“卢曼式”和“德勒兹式”思维方式为示例进行比较研究，并特别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德的理论接受。
2.思想集体、思想风格、情绪
1935年，波兰裔医生、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在其著作《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中引入了“思想风格”和“思想集体”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和理论总是“一个研究者共同体运作”的结果(Schäfer und Schnelle 1980, VII)。一个思想集体不只是几个思想者和他们个人想法的总合，而是建立在特定“情绪”的基础上，这一情绪作为中间空间传达、激发和改变个体的思维能力。弗莱克将情绪定义为“选择性感受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意愿”(Fleck 1980[1935], 130)，其结果就是一个“思想结构”(Denkgebilde)。情绪是“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概念”(同上, 135)，它关心的是思想活动产生的具体效果。
如果思想集体超越了短暂、偶然、微小也即动态的形成，便可以成为特定“思想风格”的载体。其前提仍然是情绪，它作为定向感知的意愿，构成了思想风格形成的条件。通过与“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相联系，思想风格逐渐获得稳固成熟的“形式结构”(同上, 135)，其特点是内外行的等级划分。弗莱克用社会学概念“精英”与“大众”概括由积极参与认识过程的科研工作者组成的“隐微”(esoterisch)内圈和由感兴趣的公众组成的“显白”(exoterisch)外圈。
集体情绪作为门槛，调节着思想集体的准入和排斥。思想集体的特点是”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封闭“，想要进入思想集体需要掌握特定思想风格的规则，而规则是通过“学徒时期纯粹独裁(autoritär)的思想暗示”而非“普遍理性的思想结构”来掌握的(同上, 136)。因此，思想集体总是“暗示集体”(Suggestionskollektive)，这一概念来自于Karl Blacher的超心理学研究，被弗莱克用来描述“有机封闭的”思想集体中的暗示性特征(Fleck 1980 [1935], 137)。
理论氛围感的研究从思想集体、思想风格和情绪这些概念出发，但弗莱克的理论还必须与1930年代的大众心理学术语区分开来，才能为我们所用。接下来，将用“氛围感”概念替代情绪概念，与之相邻的情动概念则有助于对暗示(Suggestion)和感觉的概念进行更新。
3.氛围感作为情动实践的产物
新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及批判者主要以主观的身体为基点来观照氛围感概念。近来，以情动理论为首的批判观点则试图将氛围感的空间性、物质性从人类主体的具身存在中解放出来。两种范式都反复使用“情动氛围”的概念，假设在情动和氛围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没有更详细地对这一关系进行阐述。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的“情动实践”概念为情动概念提供了实践理论基础，是为对于氛围感的实证研究量身定制的。这一概念结合了古典社会学情感研究和情动理论的思路：前者认为情感是可以学习、形成和控制的，后者则强调生成(Emergenz)，即意料之外、充满惊喜和不可控制的部分。由此既能研究情动的氛围感对于主体性生成和具体主体的影响，也能够研究主体如何积极地塑造、改变、创造氛围感。我们将氛围感理解为情动实践，所感兴趣的就是“做氛围”(doing atmosphere)。下文以卢曼式和德勒兹式的思想风格为实例，从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其一，是理论文本的层面，概念建构、系统化、合理化的技艺、材料和方法等文本和副文本的元素共同构成具有独特思想风格的“理论音色”(Theoriesound)。其二，是外圈思想集体的阅读实践，思想集体的文本接受产生了特定的氛围。其三，将关注物与空间，既包括某一思想风格的基础设施、对象和工具，也包括文本外的呈现方式，这些推动了理论的情感流通。首先以传统的方式分别对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述，并逐渐揭露出能够产生特定理论氛围感的中间空间。通过冷静而抽象的“（理论）音色”和复杂、逻辑严谨、自成一体的思想风格，卢曼主张理论分析的道德“超冷却”。这一思想风格同时也成了自我悖论的游戏。卢曼提出了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tiell)与自我生产(autopoietisch)的理论，取代那些“如泡沫般脆弱、无法在明确的章法下堆积起复杂性的理论”(魯曼 2021, 38)，其特征是“极高层次的、处于自我反思程度的概念复杂性”(同上)。由于缺少社会学上的范例，卢曼必须从有思想风格全然不同的细胞生物学、生理学、计算机科学，尤其是控制论、控制与自动机理论中寻找理论和概念。他为社会学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论音色，“尝试增加所使用的概念，并且以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规定它们(同上, 39)”。其中包括：“意义、时间、事件、元素、关系、复杂性、偶连性、行动、沟通、系统、环境、世界、期待、结构、过程、自我指涉、封闭性、自我组织、自我生产、个体性、观察、自我观察、描述、自我描述、统一、反省、差异、讯息、相互渗透、互动、全社会、矛盾、冲突。(同上, 38)”
这张概念清单的列举模式也体现了理论化的风格：其主要任务是在一个自成一体、“能自我运行下去的建构(魯曼 38)”中编排整理这些组件元素。这种理论的“建筑”也建立在一种美学风格的基础上，这种风格作为模式化(modular)音色铭刻在文本中。卢曼表示，“不会试着使理论形式与表述形式相互一致(同上, 41)”，这指的是《社会系统》一书中章节序列的建筑形式，章节虽然按逻辑搭建排列，在其本质上却是任意的。表述形式是一个“安排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概念掌握及陈述的内容来看，理论像是自发地书写自己(同上)。”
这样一种理论听上去十分扁平抽象，因为抽象是“认识理论上的必然性(同上, 40)”。卢曼使用了一个复杂而意味深长的隐喻来阐明这种理论抽象的必要：“飞机是在云层之上飞行，但要顾虑有可能被厚密的云层所覆盖。我们必须信赖自己受伤的工具，有时，从上往下探望是可能的——看见地面上有道路、住宅区、河流或海岸线，它能让人想起熟知的事物；或者，也可较宽广地看见有马克思主义的熄火山的景色。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误以为，这里所提的少数几个论据就足以引导飞行。(同上, 39-40)”
这一氛围感与气象学意义上的云层隐喻有多种功能：它阐明了安排(Arrangement)不只是整理自己所信赖的概念，还服务于在其他理论领域和社会现实内部的自我定位。它是一种冷酷的观察者视角，隔着很远的距离观望像沸腾的火山一样的理论，将其余烬封印为过去的废墟。
尽管卢曼并没有赋予“热”理论对自身理论化工作的定向功能，氛围感的意象却正好发挥了这一作用：只有通过与那些理论保持距离，才能勾勒出自己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抽象不只是“自发书写自己的”理论的必然要求，而是在双重意义上具有氛围感特征：其一，它产生了一种音色；其二，它依赖于在竞争的思想风格框架中确定位置、距离和界限。冷却的氛围感意象在卢曼看来仿佛是专门为这些分隔性的和——也是连接性的——边界划分而生的。他的道德“超冷却”的吸引力也在于挑战了社会学作为一门温暖的、批判的、奉献的、共情的科学的自我理解。这种系统理论的思想风格坚持也可见于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辩论，详见后文论述。
（译者注：本节原文引自尼可拉斯·魯曼. 2021. 社會系統. 魯貴顯, 湯志傑 譯. 臺北: 暖暖書屋.）
在社会科学中，法国传统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外卢曼式思想风格的最大竞争对手。卢曼所设想的理论、政治和感官之间的距离的被取代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风格取代，后者是“过热”而冒泡外溢的，是无尽的生成和根茎的繁茂丛生(Wuchern)。
其媒介是一种书的形式，同样在对他者的否定中来勾勒自身。“经典之书”有着树一般的结构，表达着“有机的、意谓的、主观的崇高内在性”(德勒兹&加塔利 2023, 3)；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描绘了一种反谱系、多元的书，它没有“点”和“位置”，只有“线”(同上, 6)。“高原”取代了书的章节、“顶点和终结点”(同上, 19)，可以从任意位置开始阅读并彼此互通。这种形式与“炙热的音色”正好相合，展现出与卢曼完全相反的理论氛围感。这已经清晰体现在了副文本的元素中。根据文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89)的理论，副文本的元素属于书籍而非作品，是氛围感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的名字，书的标题，目录，献词，前言，小标题，备注等都是副文本的元素，使文本能够以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书的标题听上去是否刺激，是否制造了紧张或神秘的氛围感，都决定了一本书能否吸引人来阅读。以《千高原》为例，“繁茂丛生”的概念和理论音色早已被图书封面和目录暗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口吻中充满联想与幻觉，异于科学中思维风格的特定修辞。整本书中充满狂放的罗列、惊叹、粗俗的语言以及急促、热切的声音：“然而，即便是反文化之书也仍然有可能渗透着某种异常沉重的文化：不过，它将对之进行能动的运用——遗忘而不是记忆，不发达(sous-développement)而不是发展进步，游牧而不是定居，地图而不是仿图。根茎学=波普‘分析(POP’ ANALYSE)……(同上, 21)”Andrew Culp在《暗黑德勒兹》(Dark Deleuze)中借机揭示，在德勒兹思想狂热乃至嬉皮士式的恣意蔓延中，还隐藏着另一条隐蔽而阴暗的线索。他以“不生成”(Nicht-Werden)对应德勒兹的“组合体”(Assemblage)，以“残酷”对应其“强度”，以对于现存世界的悲观主义对应肯定，逐渐走向阴暗的“墓穴”。Galloway与Culp都属于德勒兹式思想风格的内圈。他们反对思想风格固守和封闭的倾向，进行自我批判以使思想风格能够延续。Culp认为，“暗黑”的理论氛围感可以拯救批判的词汇。这里还出现了“明”与“暗”的氛围感概念。还有许多强调的方式：思想风格时间结构的快与慢，小心探求的方式是轻柔、温和的，大步流星向前推进的方式则是响亮、坚硬的。这些思想风格只有在竞争与关联中才体现为冷热明暗。各种参与的姿态也表明，氛围感的文本元素不是封闭、自成一体地运行，而总是要进入接受、学派的大背景或者理论的意义斗争中，历史限制使得思想集体能够超越作者，进一步延伸发展。事实也证明，理论氛围感总是不断离开它出身的理论场域，超出文本本身进入其他领域：例如经济、文学、大众文化、新闻。（译者注：本节原文引自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加塔利. 2023.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理论氛围感不是源于文本，而是在思想集体及阅读的情感实践中初步形成。因此，在阅读中受到感染的读者是前提。弗莱克认为，出色的、有风格的文章可以迅速在读者那里唤起赞同的情绪，情绪推动读者在读过几句话后开始赏识这本书，使其发挥影响(Fleck 1980 [1935], 189)。然而，弗莱克将读者当作氛围感的被动接受者。为避免这种机械论的色彩，更有益的做法是将阅读视作情感实践，由此文本阅读将不只是认知活动。因为很显然，在阅读理论时逻辑理解与情感活动密不可分，享受、崇敬、疲惫、忧虑甚至是恐惧等情感调控着阅读的速度和顺序。作家Rainald Goetz是卢曼的出色读者，他在小说《给所有人的垃圾》(Abfall für Alle)中反复提到他对卢曼的狂热。在小说《锐舞》(Rave)中，他将阅读卢曼比作聆听科技舞曲(Techno)——二者的声音都是不断重复、模式化、简洁、冷酷的，因而相互交织在了一起。阅读集体的情感实践中的理论音色只有在与其他理论的比较中才会清晰显现。Goetz热情地将卢曼的清晰纯粹与批判理论的声音与“后现代的理论空想”区分开来：“和卢曼相比，阿多诺头脑太混乱，福柯则完全是在讲童话故事。(转引自Wegmann 2010, 469)”“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的魅力表现为令人无法抵抗的冷静和优雅，为卢曼吸引了读者，与德里达模糊的思想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散发出一种“决断的悲情”。就这样，在相互竞争的思想风格的场域中，由文学家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组成的外圈阅读集体对理论的氛围感进行了描绘。类似的区分也可见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清算之中。《反—俄狄浦斯》的阅读圈是一个外圈的暗示集体(Suggestionskollektiv) ，它将德勒兹的浓厚理论转换为浓厚的阅读氛围，但由于过度敬畏文本，忘记了非线性阅读的要求，而是试图以严肃、训诂一般的方式进行阅读。相对独立于阅读过程，这种圈子常常培养出一种模糊的神秘感：你以为的理解其实全是误解。复杂性不是情感充能的唯一标准，人们同时也在寻求易理解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1977b)能在与学术和理论并不沾边的西德嬉皮圈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能以氛围感的方式阅读和直观地理解(Felsch 2015, 115)。这种的较为日常的氛围感概念代表了一种轻松的、文学化的阅读方式。“阅读的氛围感”意味着集体阅读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具有拓展意识体验的潜能。但这一氛围感概念也主要侧重于理论的体验。弗莱克意义上的理论氛围感也应包括以“中立性”为目标的科学的思想风格，它可能更使人厌烦而非振奋。这些思想风格也能在情感实践中产生氛围感，但却会通过自己的惯例以及“情感共识”将氛围感隐去。总之，不是只有德里达式充满预示性的晦涩语言或是卢曼式充满距离感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才能受到欢迎。经验适用性、政治内容或时代诊断的价值也可以承载某些特定的情感实践。在讨论阅读圈时我们提到了外圈思想集体的组织框架，它不仅关涉阅读本身的物质维度，还涉及到物、对象和基础设施。这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那些中间空间的物质性，理论就是在此开始流通。Felsch展示了1960-80年代西德的一系列此种基础设施：苏尔坎普(Suhrkamp)和Merve等出版社，以及笔记本、便签这样的工具，还有出版商一些典型的书籍装帧设计，比如苏尔坎普的口袋书系列(stw-Reihe)。特定的风格效果在出版社和作者交替互动的氛围感中增强，双方都从中受益。卢曼式思想风格的能取得氛围感上的成功，苏尔坎普出版社功不可没。该社为卢曼对于批判理论的道德政治过热的批判，尤其是他与哈贝马斯的思想论争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竞技舞台(Habermas und Luhmann 1971)。卢曼的的形象因与更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的针锋相对而更加鲜明。更重要的是，他此前被一些小型出版社介绍为行政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现在却获得了“理论家”的头衔并成为了苏尔坎普的签约作家。充满情感和能量的思想使卢曼的理论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品牌标志(Schimank 2012)，其理论却一直是“冰冷”“技术官僚”和“保守”的。卢曼的“冰冷”不只体现在理论的模块化结构和音色上，还通过他的自我呈现方式得到了强化——他在访谈和讨论中通常冷淡自持、言简意赅且冷言冷语。他的自我呈现方式、出场形象和无声的写作共同形成了一种迷人的卢曼—氛围感，翩然而至却深入人心。文本形式所产生的“冰冷”现在仿佛是来自思想大师的权威了，“冷”理论开始被神秘化。出版社不只是理论的基础设施、物质容器，其组织方式也被理论氛围感影响。领导Merve出版集团的Peter Gente和Heidi Paris因阅读《反—俄狄浦斯》而被德勒兹吸引，因此开始将出版社的组织方式也向德勒兹的思想方式靠拢。理论氛围感依赖相应的“平凡”装帧，例如Merve简单的彩色菱形设计就获得了自己的标志性甚至是狂热崇拜的价值。作者和出版社可以实现标志性的融合，《块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封面是橄榄绿的Merve菱形标志，具有一定装饰价值，在艺术书店和高级研讨会都大受欢迎，尽管它不一定总是被真的阅读。与此相关的情感实践还有：收藏书籍的初版和全集，精心管理藏书，以及在咖啡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的阅读。书籍封面非常显眼，以便内行能够识别。理论的美学化和情感充能不仅限于阅读本身，还存在于一整套操演性的情感实践中。比如“理论的漫长夏日”(Der lange Sommer der Theorie)这部电影中那些分门别类的唱片架，由彩色的书脊构成的书墙，还有对伟大榜样的姿态、造型和姿势的模仿。与狭义的“阅读氛围感”不同，这种“阅读”只是物的整体配置中的一个元素；理论也不是认知活动或阅读享受，而是一种生活艺术。如这部电影所示，自1960年代以来，理论被作为一种恣意的、有时甚至类似于毒品的生存方式进行实践和表现。电影《理论的漫长夏日》剧照
理论能够成为囊括整个生活的热情，因为它有着增强生命的作用，充满意义而激动人心(Diederichsen 2016, 125)。理论一直是动人的，因为它能一并处理政治态度或是艺术与流行文化的问题，并且具有一种如流行文化的吸引力般的力量。Goetz将阅读卢曼比作聆听科技舞曲，Norbert Bolz则表示阅读德勒兹就像“看电影或听唱片”(转引自Felsch 2015, 230)。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艺术相关研究中被大量引用并非偶然。作为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Goetz推动了卢曼理论在学术界之外的传播。而在1998年的Spex图书排行榜上，卢曼的《社会的社会》(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与Nick Hornby和Max Goldt两位通俗作者并列第八——卢曼竟成了时尚配饰。
5.结论
本文提出了理论氛围感的三个维度，它们被分别分析，但共同发挥作用。理论论争从不只是由文本的主角挑起，而是在舞台与讲台上，在批判、书评和评论中上演。理论在流通与推广中超越了文本自身，通过由此形成的品牌符号获得了一种富含情感的氛围感。理论氛围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理论之中(in)并通过(durch)理论，途径陌生的学科语境迁移到文学的文本中，进入到消费、实践和表演的空间与环境中。理论氛围感概念的优势在理论的迁移过程中显现出来：它将无法不可预见、但在空间环境中产生的邻域在文本之中或之外定位下来。座谈会、研讨会、阅读圈、图书馆、会议等文本外部的形式和空间也是氛围感的组成部分，并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艺术形式产生于这些氛围感空间中，给予了某一理论思潮雏形。
只有通过理论氛围感三维度的相互作用，才能清晰认识系统理论家和德勒兹学派相反的思维方式：前者是深思熟虑、在距离感中产生悲情的次级观察，后者是兴致勃勃的肯定。这不只是习惯性差异或某种理论音色造成的结果。除了阅读实践，还要考虑物质性的文本媒介以及相互作用的物与空间的重要作用。氛围感接受不只是阅读，还包括文本以外的各个方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有其历史语境和学术社群选取上的特殊性，不能不加区分地被普遍化。但我们提及的1968年后西德的理论接受的优势在于，它体现了理论氛围感的所有重要面向。将氛围感的分析扩大到社会学史上较少被关注的理论上会是一个复杂但无疑十分值得的工作。
宏大理论终结后，理论环境发生了转变和重新配置，氛围感的概念邀请我们对此进行思考。今天的社会学理论建构看上去偏爱易理解性、精炼的论点和冷静、专业的音色。大量的导论和教科书通过提供教学解读、易懂的例子、贴心的消解和模式化列举的讲解方式极大减轻了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和负担。大型的理论论争越来越多让位于关于正确的方法的辩论。最后，今日的理论生产还面临种种压力：第三方资金筹措、期刊出版以及还要为其在学术圈之外的重要性辩护。
但是不应一味唱衰新兴的理论氛围感，这不仅是因为（男性）思想大家权威尚未衰落，还因为理论氛围感的新形式仍然混沌未明。在英语地区，轻松、随笔式的理论博客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书写理论的形式。脸书上的“卢曼的幽默”(Luhmanns Humor)小组很受欢迎；推特上的理论社群分享着研究所日常生活中的小发现、文本段落、论文征稿和趣闻轶事，它们对待理论文献的方式也并不十分严肃，而是讽刺甚至滑稽的。如果有人想寻找与福柯、阿多诺、马克思、德勒兹、卢曼、巴特勒和齐泽克等人有关的梗图或是印有他们名言的T恤衫，真的会被丰富的内容砸死。值得注意的是，适用被这种流行文化形式加持的更多还是经典理论家。
从当代理论界的“流行明星”来看，“演出活动(Events)”是正在不断兴起的形式，戏剧舞台、庆典活动、科学脱口秀有时能够重新激活一种令人生畏的沙龙氛围感，但却更加平易近人、娱乐休闲。由此，理论越来越成为流行文化中十分自然的一部分。不过，没有理由担忧书籍形式会在这种使用理论的方式中衰落：在公众视野中现身时，超模吉吉·哈蒂德(Gigi Hadid)手持一本加缪，歌手哈里·斯泰尔斯(Harry Styles)则携带着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在这之后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便宣布，书籍就是“2019年的最佳时尚单品”(Laneri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