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人心惟危：指的是人的情感、欲望等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不可预测，因此是危险的。这里的“危”并不是指绝对的负面，而是强调了人心的复杂性和易变性，提醒人们要谨慎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道心惟微：表示“道”（即宇宙的根本法则或最高的道德标准）在人心中的体现是非常微妙、难以察觉的。这意味着真正的智慧和道德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深入探索和体会才能把握。
惟精惟一：意味着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和精确，不能三心二意。这里的“精”强调的是精进、不断努力提升自我；“一”则强调了一心一意、坚定不移的态度。
允执厥中：指在处理事务时，应当秉持中正、公平的原则，不偏不倚。这里的“中”不仅仅是指中间或平衡，更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最恰当的方式行事，既不过也不不及。

《中庸》为了什么而写的呢？子思（孔子的嫡孙）担心“道学”会失传才写了《中庸》这本书。

大约从上古时候的先圣帝王继承天命建立极理开始，到了道统年间便已经流传下来。这些都被记录在了经书上，“言行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尧帝给舜帝说过的话；“人心，道心，只有精微专一了，才能够坚守中庸之道”，这是舜帝给禹帝说过的话。尧帝的话，已经将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舜帝又说了这几句话，也是为了进一步对尧帝的话做说明，必须这样做才能够真正理解“道”的精髓之处。

我尝试着将其总结为：心是空虚的，灵是有知觉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心。可是也有人将人心、道心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人心生于个人形体气质，道心源于人性命中的正理，由此才造成人的知见和觉悟有所不同，人心无法识别就会感觉危险而不安，道心无法识别是因为其精微很难显现的缘故。只是人都是有形体的，所以即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也都是有“性”的，所以即便是最愚昧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这两者就存在于方寸之间，而不知道怎样治理的人，危险的就会越来越危险，精微的就会越来越精微，那么天下的公理就无法战胜个人的私欲了。精心观察这两者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专一则能够坚守自己的本心正道而不偏离。长时间坚持下去，一点都没有间断，一定能够让道心成为一个人的最主要方面，那么人心就会听命于道心，这样危险就会转为安全，精微的地方也会凸显出来，在动静之间做事情说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

尧帝、舜帝、禹帝是天下间的大圣人。用天下最高的地位传承，这可是天下间最大的事情。用天下圣人相传，并且做天下的大事，在彼此传承的时候，还不忘告诫，所说也不过如此了。天下间的道理，难道还有比这更加深刻的吗？从道出现以来，圣人与圣人之间相传承，其中有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贤明君主，有像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贤能的臣子，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道统的真传。像我们的孔子，虽然没有得到他们那样的地位，可他继承了圣人的道统并开创了后人学习的道路，他的功劳要比尧帝、舜帝这样的贤者更大。

可是那个时候，见到“道”而又能够知“道”的，只有颜氏、曾氏两个人，他们真正领悟到“道”的精髓。接着曾氏再继续往后传，便到孔子的孙子子思那里。在子思那个时候，学界已远离了孔夫子的圣学之道，一些异端邪说兴起了。子思担心时间越久就越失去道统的真谛，所以才根据尧帝、舜帝相传的本来之意，来质疑平日里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来的言语，相互演绎，著成了这本书，以这种方式来昭告后来的学者。又因为子思的忧虑很深，所以他的言语也比较深切；他忧虑得很远，他的说法也比较详细。他说“天命率性”，也就是所谓的“道心”；他说“择善固执”，讲述的便是“精一”的问题；他说“君子时中”，就是所谓的“执中”。子思去世之后，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可他的言论并没有什么差别，好像符节一样正确。纵观所有前代圣人的书籍，能够做到纲目清晰、思想深刻、说明详细的书目并不多见，这算是其中的一本。

后来这本书又传到了孟子那里，在孟子那里这本书又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推广，以此来传承先圣的道统，只是孟子去世之后这本书便逐渐湮没而致使道统失去了传承。我们道的寄托无外乎是一些言语文字，可是异端之说日新月异、手法众多，致使老学和佛学的教徒们无处不在，看着和道理相近实际上已经扰乱真理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才有了程氏兄弟这样的继承者，对道统进行详细考究，让断了千年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以这本书为论据，反驳老学、佛学两家是非不明的谬论。从这一点来看，子思的功劳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没有程氏兄弟，后人还是无法从子思的言语中体会到他的心境。说起来实在可惜，程氏兄弟的学说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石氏所辑录的那些资料，仅仅出自程氏兄弟的门人之手，这样虽然大义还在，可是精微之处的言论并没有解析清楚。他的门人往往自圆其说，虽然讲解比较详细但大都是自己发明和发挥的，背离了程氏兄弟学说的目的而沾染了老学、佛学的言论，书中也有这样的解释。

我从小在父辈们的引导下研习这本书，心里生了很多疑虑，多年来，我一直反复思索研究，恍然间似乎已经得到这本书的要领，所以才敢从各家学说的融汇中选取合适的观点，写出了这一篇《章句》，以此来等候后来的学者们指正。有一两个志趣相投的人拿来了石氏的书籍，删掉了其中繁杂错乱的地方，改名字为《中庸辑略》，并且将那些辩论取舍的文章全部记录下来，另外编成了一篇，为《中庸或问》，这篇就附在书的后面。然后这本书的宗旨，枝节分开、融会贯通、详略得当、巨细皆有，凡是诸说中所讲到的异同得失，也都可以从婉转曲折中得以贯通，极尽其中的趣味。虽然对于道统的传承来说，我不敢随便地议论，可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或者会有有用的地方，也或许有益于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攀登和远行。

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