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那边（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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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丨静闻
图片 丨Charles Vickery

清晨五点，天还是黑的。起床号吹过，电灯亮起惺忪的眼睛，屋里的响动多起来。裹着毯子打哈欠的，窸窸窣窣穿衣服的，趿了鞋去拿洗漱用具的，最快的一个已拉开门，冷风嗖地灌进来。

“啊——嚏！老白，关门啊！”

老白反手拉门，一句“你们也快点”被嘭地截断了。

稻草铺上，王国振睡得正香。毯子又薄又小，他蜷缩成一团，只露出一圈黑漆漆的平顶头。

“阿振，起来啦，快迟到了！”一个戴眼镜的人边穿鞋边喊。

国振翻个身，又睡了。

一个站在铺上穿裤子的人踢了踢国振：“喂，大少爷，咱们又要挨批了！”

“啊，老谢！”国振猛地坐起，“迟到了？”

“哎呀，你怎么又慢了？”

“昨晚太冷，又闹肚子……啊——嚏！”

国振边说边快速地往身上套黄布军装。

最先出去的老白回来了，他将洗漱用具往桌上一放：“阿振，快点！”

“Yes,sir.”

国振的一只脚已穿了鞋，另一只脚还在找鞋。鞋不见了，估计是被起夜的人不小心踢到铺底了。他只得趴在地上找鞋。

“Be quick！Be quick！”老白说着先跑去操场集合了。

从星洲到云南走了半个月，在昆明集训所又处了半个月，他们已像老朋友一样知根知底了。

老白是福建人，回国前是汽车公司高级职员。

老谢是广东人，回国前是汽修厂师傅。

戴眼镜的是老郑，也是广东人，回国前是机械厂技工。

同寝室的还有老傅、老庄、老余、老林……都是南洋来的，听起来个个老成持重，其实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几岁。国振的年龄最小，他们有时候叫他阿振，有时候戏称“大少爷”，反正就不叫“老王”。

老白是领队。国振在星洲见过老白，穿西装梳大背头，靠着他的锃亮的轿车，风度翩翩。老白卖了爱车回国，口琴却带回来了。那小小的乐器似乎藏着无数神奇的音符，只要老白轻轻一吹，它们就长了翅膀飞出来，雄壮的，宛转的，清亮的，深沉的，河一样流动。国振最喜欢听老白吹口琴，老白的口琴一响，日子都亮了。

穿鞋、漱口、排队上厕所，偏偏又闹肚子，等国振跑到操场，各队已列好方阵，立在清晨的曦光中。

国振吐吐舌头，想悄悄归队。

“站住！”教导员喝道，“哪个队的？”

方阵不动，脑袋却转了向。国振像被抓了现行的小偷，但他很快抬起头挺起胸，两腿啪地一并，大声报出：“华侨机工队王国振！”

教导员抬腕看表：“迟到三分钟！”

“报告，我拉肚子！”国振依然抬头挺胸。

方阵哄地笑了。

“不许笑！”教导员喝道，命令王国振归队。

操练，训话，结束时天已大亮。雾大，阳光薄薄的，树叶、草尖、花瓣都湿漉漉的。

接来是吃早饭。没有食堂，大家蹲着或站着吃。还是粥，还是裹了烂白菜和辣椒酱的烧饵块。国振本来就闹肚子，闻到辣椒酱的味道，肚子又闷闷的难受。

有人端着碗走过来：“呵呵，王国振，你个憨杂种出名了！”

这是昆明的腔调。满大街都是这样的腔调。卖过桥米线的，卖鲜花饼的，卖香烟卖水果的，都在用这种腔调随意加华侨机工的价。三角钱的米线卖五角钱，五角钱的香烟卖七角钱，跟他们讲理，语言又不通。

“听说你憨杂种还是个大少爷，老子就不信，一个大少爷会跑来吃苦？”

说话的是一个外号叫“喷刚哥”的本地工人，平时就爱咋咋呼呼，训练所的一帮学员也爱跟着他咋咋呼呼。

国振一口一口地喝粥，昆明腔的国语他听得半懂半不懂。

“说洋话，唱洋歌，吹口琴，踢足球，还要天天洗澡，蝙蝠身上插鸡毛，装鸟啊！”喷刚哥仰着红而肥的酒糟鼻站在国振面前了。

一阵肆无忌惮的哄笑。上千学员，南洋来的只有八十。

不管是运输处的官员，还是训练所的教官、学员，都看不惯这些南洋来的。那么爱梳头发，那么爱洗澡，又是口琴又是足球，说话时不时要蹦一句洋话，这像是回国来吃苦的吗？

“都是机工，都是抗日，偏偏你们南洋来的又是欢迎仪式又是记者采访，老母牛坐烟囱——牛逼轰轰的哟！”

有人乐得直叫“喷刚哥”，一个教官把嚼在嘴里的烧饵块都笑喷了。

“你们这些憨杂种在南洋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吧？还说什么进步、爱国，狗屁！”

国振放下碗。

老白放下碗，站到国振身边。

老谢过来了，南洋的一个一个都过来了。

他们也看不惯这些国内的同胞。当官的都爱打官腔，当教官的理论一套一套技术却不咋样，当学员的讨好长官比学技术还要卖力，更要命的是不爱洗澡，身上总有一股怪味。

对华侨机工的无声集合，喷刚哥表现得漫不经心，撇嘴，翻眼，掏耳朵，还擤了两下鼻涕。末了，他将烧饵块塞到嘴里，挨个舔手指，挤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安逸”，仰着头大摇大摆地走了。

“别走。”国振说。

喷刚哥站住，扭头，酒糟鼻油油地亮，像点了一盏红灯炮。

老白拉拉国振的衣袖：“克制！”

这个老白，什么都好，就是太绅士。他总是提醒大家克制。买东西被敲诈要克制，在训练所被冷嘲热讽要克制，受了教官不公平的责难也要克制。“都是同胞，都是来抗战的，要注意团结。”这是老白常挂在嘴上的话。

今天，王国振才不管什么团结不团结，他必须以男人方式会一会这个同胞。

“摔跤。”国振说。

“扳跤？”喷刚哥爆笑，“老子从小玩到大，莫输过！”

“摔跤！摔跤！摔跤！”

一大群学员像在喊口令，年轻的脸在朝阳里泛红光。

国振和喷刚哥面对面站在操场中央，一大圈黄布军装围过来，教导员亲自当裁判。

喷刚哥跳来跳去活动手脚，关节掰得咯咯响。

国振站着不动，喝下去的粥正搅着他的肠胃。

“预备——”教导员喊，双方立刻都塌了腰，虎视眈眈地瞪着对方。

教导员刚喊出“开”，喷刚哥就扑过来，国振避过。喷刚哥扑了个空，扭头又冲过来，两条粗壮的胳膊一下就抱住国振的腰，俩人缠到一起。国振勾住喷刚哥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想迫使他松手。喷刚哥还真是摔跤的老手，他认准了国振的腰，使出蛮力紧紧箍着，狠命往下扳。国振想挣脱对手的死缠，无奈人家力气太大。他又想去抱对手的腿，可那家伙比他矮了一截，够不着。当然，他也可以用肘、膝袭击对手的要害部位，但这是摔跤，是学员间的较量，他怎能下这样的毒手？这一刻，除了死撑，拼命地死撑，国振别无他法。

“啊——”喷刚哥大吼一声，国振竟被拔离了地面。

第一次像战利品似的被人举起，国振的大脑一片空白。

“摔！摔！摔！”满操场兴奋的呐喊。

喷刚哥将国振往下一掼，全场沸腾，却又立马噤声——被压在地下的竟是喷刚哥！

国振的反制是在被掼下那一刻开始的，他利用了对手的得意。喷刚哥奋力挣扎，无奈上身、胳膊都被摁压得死死的。

“加油！加油！加油！”这下，轮到华侨机工喝彩了。

国振就像摁住了一只恶虎，哪里还肯松开。

教导员忙喊停。

当面红耳赤的喷刚哥从地上爬起，满操场寂静。

老白打圆场：“没事了，没事了。散了，都散了啊。”

教导员不说话。

就像得到无声的鼓励，喷刚哥再一次扑向国振。国振早就防着这一手，当下闪过，顺势送上一掌，咕咚——喷刚哥摔了个狗啃泥。

这一局结束得如此之快，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哔哔——上课啦！”教导员吹起长哨，学员们散去，操场安静下来。

梁子到底还是结下了。但国振不怕，不就是打架吗，回国打不了日本，打个架也是不错的。他没想到，这场架在当天中午就干起来了。

中午十二点，训练结束，学员们将车停得乱七八糟。老白等几个担任临时教官的华侨机工要求学员按规定停车，以喷刚哥为首的一群学员不服，当下发生口角，不知谁先推搡了谁，这架就打起来了。

水壶、鞋子、石头、棍棒、铁钳、锤子……一切可用的都成了武器。打声骂声惨叫声碎裂声搅成一团，训练场成了一锅沸腾的粥。

国振与老白、老谢在一起，他挥着驾驶场的标志竿，不让别人靠近。老谢手里有大扳手，谁敢上来他就敢敲谁的脑袋，就像敲那些难拧的螺丝。只有老白赤手空拳，这个绅士估计还不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啪！国振的后脑勺挨了一鞋。回头，是笑歪了酒糟鼻的喷刚哥。

“憨杂种，来啊！”

“老谢，看好老白！”

国振把标志竿塞给老白，自己冲喷刚哥去了——早晨的那场较量必须有个真正的结果。

拳法、掌法、肘法、桥法，还有腿上的功夫，国振把南拳都练起来了。喷刚哥也不是吃素的，他的打法没有套路，但招招狠毒。接连挨了几计重击后，国振怒了。他摆出一个箭马过桥的动作，喷刚哥又扑过来，一计重拳砸向国振的脑门。国振偏过脑袋，大喝一声，一个扫堂腿就把喷刚哥扫到地上，再顺势补上一个下劈腿。喷刚哥趴在地上唉哟了半天爬不起来。

几个人围过来了，国振跳上一辆卡车：“来啊！有种的上来啊！”

这一场群架打得天昏地暗，教官们吼停、鸣枪，都没用。直到军队赶到，将训练场团团围住，才算把场面控制住了。

事后，开会批评，强调团结，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几天后，训练提前结束。西南运输处送来“保卫祖国”的大旗，同济大学、西南联大的同学来慰问，华侨机工和一批国内机工高喊口号，坐上大卡车，唱着歌出发了：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

滇缅公路就是他们的沙场。

一切才刚刚开始。滇缅公路在崇山峻岭中静静地等待他们。它看起来不像沙场，倒更像一条浅色的彩带，绕在崖边，飘在岭顶，虹一样穿过江河峡谷。

那时候，滇缅公路还没有被描述为世界上最难走的公路，西方学者还没有将它比喻为中国最后的输血线或中国的第二长城。那时候，昆明的东郊还没有“华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畹町还没有华侨机工的纪念馆、纪念碑。那时候，第一批南洋来的机工还活得精神抖擞，成千上万的南洋青年正在积极报名回国服务。那时候，年轻的王国振还在为不能上真正的战场而懊恼。在他眼里，滇缅公路算什么沙场？机工算什么战士？说白了，不就是个修车工或货车司机吗？

第一趟运的是汽油。小分队十五人，都是南洋来的，老白是队长，老谢是副队长。他们在缅甸的腊戍领了汽车，一路开过畹町、遮放，在芒市交通部装上汽油，一人一车开往昆明。

四月的云南就在车窗外。山，从从容容地起伏，绿涛似的延绵到天边。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野花成片成片地开，在路边，在崖谷，明艳得一塌糊涂。凉润的空气流进驾驶室，草木的馨香流进驾驶室，战争远了。

王国振像躲过家长出来冒险的孩子，几分激动，几分紧张，以及前所未有的快乐。他两手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一只脚搁在刹车板上，随时防备可能出现的险情。汽车贴着山腰盘绕，急转弯一个又一个，路边是数千尺的悬崖。

沿途汇入的汽车越来越多，上百辆汽车像甲壳虫一样，卷起一路黄烟。

平缓的坡地出现了草房，草房前站着几个孩子，大的，小的，还有更小的被背在背篓里，都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这些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车辆。

这让国振小小地分了一回神。

“叭叭——”老白鸣喇叭提醒大家注意急转弯。

国振忙收住自己的心，放慢车速。刚拐过一个弯道，国振就看到对面山头的一辆汽车正翻下悬崖，像一只甲壳虫，无声地坠往深谷。那么陡的山崖，那么小的汽车，轻飘飘地落，似乎落了很久才到谷底，然后又弹了一下再落下去。

车队鸣叭致哀，上百辆汽车的哀鸣在群山间回响，惊起无数山鸟。

这是国振在滇缅线上目睹的第一场死亡。如此无声无息，如此快捷简易。看不见流血，看不见豪情，甚至连救援也用不着。就那么轻飘飘的，甲壳虫似的微不足道。

那是谁？来自何方？汽车坠落的时刻，他在想什么？国振一无所知，但他知道，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束了。

这一趟，车队走了七天才到达昆明。沿途所见事故不断，翻车是最寻常的。王国振不得不承认，滇缅公路不是沙场却比沙场更冷酷。

幸好有老白，有车队。十五个华侨机工，除了国振，个个都是有经验的司机。老白是个好队长，他常常叮嘱大家：“车要慢，心要稳，眼要捷，手要快，细心能开万年车。我们一起从南洋来，将来胜利了，也一起回南洋去。”

“将来”“胜利”这些词汇从老白嘴里出来，让人觉得很真实，仿佛它们已经在前来的路上，睡个觉做个梦，醒了就能看到。

带着老白的“将来”，国振跟着车队在滇缅线上来回抢运军火。

又有几批南洋机工到达昆明，有一批竟来了五百余人，琼州籍的也很多。父亲托人捎来钱、药品和家信，可国振等的人还没到。

约好昆明见面的，他到了，他们没有到。

他没有给他们写信，但愿他们永远不知道有一条公路叫滇缅公路，永远不知道有一种死亡像甲壳虫一样微不足道。

“星”却来了。

六月的一天，汽车在保山做检修，大家上街瞎逛。保山是个大地方，人多铺多，卖什么的都有，很热闹。国振就是在这里遇上“星”的。它在一个矮矮的竹筐里，售卖它的山民蹲在地上吸旱烟。国振是走过去了才回头的，一回头就看见它扒在竹筐上看他，浅黄的绒毛，耷拉的耳朵，两只乌亮的眼睛还透着小奶狗的懵懂。

国振朝它眨眼睛，它的小尾巴欢快地摇起来。

国振蹲在竹筐前，伸手去摸它的小脑袋，它兴奋得直蹭他的手心，蹭出一手的温暖。

卖狗的山民以为来了买主，高兴得连说带比划，烟筒都快戳到国振的鼻梁了。

国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许是“只剩下这一只了，便宜便宜卖给你吧”，或许是“这小狗和你投缘，世上的狗很多，投缘的可遇不可求”，或许是“狼狗，上好的狼狗！好狗配好汉，好汉，你就买了吧”。

“快走吧！”老白来拉国振。

国振有些不舍，它似乎知道他要走了，两条短腿又扒在竹筐上，小尾巴不住地摇，好像在乞求他。

国振只得求老白：“要不，就买了吧。”

“说什么呢？我们哪有时间照顾小狗？”

“老白，不是‘我们’，是我。我自己照顾。”

“你？大少爷，你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国振瞪老白：“我自己买，自己养，绝不麻烦队长大人。”

他去掏口袋，掏出几张钞票，数也不数就塞给人家，自己抱了狗就走。

国振给狗取名“星洲”，简称“星”。从此，星就成了车队的一员。

夏季的云南雨水很多，许多路段泥泞不堪，车轮陷进去就动弹不了，车队只得停下来，推的推，拉的拉，嘿哟嘿哟地喊着号子，好容易把汽车拉出来，没开几步又陷下去了，又得嘿哟嘿哟一阵，天天一身泥一身汗。

路不好走，车的毛病就多。抛锚就最常见的。如果在半路上抛锚，修又修不好，就只能饿着肚子等待救援。还有刹车失灵，这比抛锚可怕多了。有一回，老白就因刹车失灵翻进山沟，他抱紧方向盘，车翻到沟底，他竟安然无恙。老谢也因刹车失灵翻过车，侥幸的是车被崖上的树接住了，他只折了一条手臂。

经西南运输处统计，短短几个月，翻车身亡的机工就超过半百，有几个是华侨机工，其余的都是国内临时培训的学员。据说，运输处的官员们看了这组数据后感慨：还是南洋来的技术过硬啊！

但技术过硬的南洋机工硬不过寒热病。那是一种忽冷忽热的病，冷起来全身打颤，骨头像是结了冰，热起来就如着了火，脑子都要烧焦糊了。撑过去的就活下来，撑不过去的就死了。死了，也有追悼会，有花圈和悲伤。但很快又被新的追悼会、新的花圈和悲伤覆盖。国振也得过寒热病，在医院住了七八天，总算挺过来了。

雨季的滇缅线，塌方事故也多。八月的一个下午，天空下着雨，车队冒雨行驶。老白打先锋，国振随其后，星坐在副驾驶座上。它换了毛，耳朵已经耸起来，是只漂亮的小狼狗了。

国振瞥了星一眼，这家伙满脸严肃，似乎在思考什么严峻的问题。

“星，在想什么呢？”国振问，眼睛仍看着前方。

“汪汪汪！”星忽然吠叫。

国振受惊，猛踩刹车，身子撞在方向盘上。他刚要骂星，忽听得头顶上方轰的一声闷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正砸在驾驶室前，呯！车前玻璃碎裂了。紧跟着，一大团东西重重地砸下来，嘭的一声巨响，头顶的铁皮被压凹了一大块，驾驶室黑了。

星狂吠。国振浑身冷冰，死亡就这样来临了吗？

过了一会，不再有什么动静，国振试着去推车门，不动，再使劲，还是不动。他用铁锤敲碎车窗，一堆湿土塌进来。国振听到队友们焦急的呼唤，他回应，星回应。大家合力扒土，国振爬出来了，星也跟着跳出来了。

出来了国振才发现，他的车前已堆起一座山。而前面老白的车厢被压一块巨石下，汽车动弹不得。真险啊，差一点点他们就都没命了。

道路堵塞，车队行进不得，又担心还会有塌方，大家都不敢呆在车里。十五个人披着军用雨衣，心有余悸地站在路边。

山里的天黑得快，转眼夜就要来了。大伙把干粮凑到一块，应付了肚子。老白让大伙回驾驶室休息，他和星在车顶上放哨。十五辆卡车，装的全是枪支弹药，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任。

国振和老谢一起挤车头。老谢鼾声如雷，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抽支烟，摸摸口袋，没有，烟落在他的驾驶室了。水已经喝光了，咽下去的干粮硌得胃难受。没法放直的腰身又酸又痛。身上的泥干了，汗也干了，酸臭味引来蚊子嗡嗡地打转，赶也赶不走。

国振无奈地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哗——天塌似的巨响将他从座位上弹起，本能地拉开车门，凉爽的山风吹来，他才意识到那只是幻听。

今天真险啊！如果没有星，这里就是他的终点站。这一刻，他已经没了苦没了痛，也没了烦恼和恐惧，他和他的世界结束了。

可他活着，不是吗？

国振忽然明白，活着就是苦着，痛着，烦恼着，恐惧着。

明天，明天的明天，还有多少劫难等在路上？不知道。也许哪一天他也像甲壳虫一样轻飘飘地坠下去，成了野狼的美餐。但现在，他还活着，不是吗？

王国振第一次发现自己其实是多么害怕死亡。

活着多好，熬过黑夜，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一个个黑夜熬过，说不定还真能看到老白说的“将来”。

老白说，将来胜利了，还要一起回到南洋去。南洋有他的家，有他的父母兄弟，南洋在“将来”里。阿爸说得对，国家需要的不只是卫国的勇士，还有建国的人才。如果真的有将来，他还要出国留学。

老白的口琴飘进来了，忧郁柔美的旋律直往国振的心里钻，钻得他的心颤颤的。他干脆打开车门，也爬上老白和星放哨的车顶。星扑上来欢迎他，给了他最热情最温暖的拥抱。

雨早已停了，山峦上升起一弯精致的银钩，星星像随意撒下的金子。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天空之下，在一层又一层暗黑起伏的峰峦之间，怒江在奔腾咆哮。

“老白，你后悔吗？”

“没想过。”

“你后悔了吗？”

“也没想过。”

老白的口琴飘出熟悉的旋律，国振跟着哼唱：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成长白山，
　　血流成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口琴声止，国振抱着星哭了。

老白一只手臂搭过来，两个战友望着夜空下重重叠叠的山峦，轻轻哼唱：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星坐在他们中间，胸脯挺得直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