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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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片 丨李乙帆

朗诵 丨谢忠

不知不觉，伯父离世已十年。

二零一二年夏天，好友“哥平”邀我一同去曼谷参加邢诒喜先生当选为泰国海南会馆理事长的就职典礼，我欣然接受。邢诒喜先生我并不熟悉，之所以一同前往，完全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曼谷生活过，对曼谷有感情，也正好借此机会去探望一下伯父。由于是临时决定，免得伯父挂碍，事先并未通知。到泰国后，多次拨打伯父家的电话均未能接通。返深后，父亲告诉我，我去曼谷那段时间，伯父住院了。当伯父得知我来曼谷，却未能相见时，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在电话里头哭泣了起来。他说：“我侄子来到了曼谷，我却不能见上一面，真是遗憾。”听完父亲的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里暗暗许诺，我一定要另外找个时间再去曼谷探望一下伯父。不料事隔不久，伯父竟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十年来，我曾经多次梦回曼谷，但是每一次差不多要来到伯父家门口时，却突然梦醒过来……

圣人“哥福”

伯父李长福，按文昌人的习惯，大家都尊称他为“哥福”。伯父是个小个子，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不过，伯父长得很清秀，乌黑发亮的头发特别令人羡慕。我们村子里的人都说伯父的形貌与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先生十分相似。

别看伯父个子小，他在乡亲们的心眼中却是个“圣人”。当然，他们并不是说伯父是一个德才完备的至善之人，而是说伯父具有超出他周围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毅力和自控力。

伯父1923年出生，虽然小时候只在老家上过两年的小学堂，但是十四岁后随爷爷到曼谷打拼，通过自学也懂得了不少知识。我经常阅读伯父寄给父亲的信，其文笔之优美，我自愧不如。伯父在曼谷生活，除了日常惯用的泰语，还会讲普通话、广东话、以及简单的英话，这些都是伯父在工作中自学的。父亲说，伯父去曼谷前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但却在曼谷学会了普通话、广东话，没有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伯父并不会写泰文。在他年青时也曾想学习泰文，但爷爷最初的想法是携带一家老小全部返回家乡，怕伯父学会泰文后“变番”，所以不让伯父学习泰文。后来，伯父想学却又力不从心。

伯父享年八十九岁，但一直工作到八十岁。上世纪九十年代，伯父已经七十多岁，他竟然兼任四家大酒店的餐厅老总，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乐此不疲。父亲总劝他早点退休，他却说上班好消磨时间，并且还有奖金赚，是件两全其美的事。

伯父一共养育十一个孩子，个个考上大学，有些还读到硕士。其中，堂姐爱英退休前在泰国教育部任要职，堂哥诗铨在泰国航空公司任高管，其他堂哥堂姐在各个行业中均有出色的表现。虽然我们现在觉得“大学生”已不再稀罕，不过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对于一个工薪家庭而言绝非易事，况且一连培养了十一个。我们现在生育一两个小孩都叫苦连天，真不知在那个年代伯父伯母是如何挺过来的。爱英姐曾对我说，那会家里还请不起保姆，他们兄弟姐妹十一人都是伯父伯母亲自照顾成长的。爱英姐说，她小时候生病时，总是伯父亲自带去医院打针。伯母独自经营一家小蛋糕店忙得不可开交，照顾孩子们的重担主要落在伯父身上。伯父既要出外打工，又要兼顾家庭，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伯父最终咬紧牙头挺了过来，他的毅力使人不得不佩服。

伯父从不抽烟、不喝酒，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不良嗜好，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年青时去过赌场。父亲说，爷爷对伯父管教甚严，不准伯父讲番话，不准学习番文，更不准和当地人交朋友，总之怕伯父“变番”。解放前，爷爷带大姑、小姑及父亲回国后，伯父就像一个刚出笼的小鸟，觉得自己可以自由飞翔了。正是那会，他被老乡亲带去了赌场。伯母贤慧，从不跟伯父争吵，只是每天领着孩子们站在门口默默地等待丈夫回家。有一天，伯父回家时看到妻子眼眶里含着泪花却强装微笑，顿时心如刀绞。伯父擦掉伯母眼泪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赌了。”伯父说到做到，自此之后再也没踏进赌场一步。哲人说：“自制力是人生的方向舵，使你的人生之舟避开暗礁、漩涡，永不覆灭。”我觉得正是因为伯父拥有极强的自制力才使他的人生得以不断升华。

伯父也是个“俭出血”的人。每当人们夸赞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诗诚二哥”才是榜样。“诗诚二哥”是邻村人，听父亲说，“诗诚二哥”每月工资除了搭公交车及理发的开销外，其余分文不动。每当伯父“谦让”时，伯父的好友们总是开玩笑说：“你们俩算是‘半斤八两’。”

有一回我、父亲和伯父一起逛超市。父亲发现伯父总是喜欢挑选那些瘪罐子买，便问了问。伯父说，买瘪罐子有打折，家里有同样的罐子，拿回去换一换就好了，能省一分是一分。生活就是要精打细算，赚一百花一百，等于没赚，赚十块花八块，还剩二块，那也是赚。

伯父的几套西装，穿了几十年还是那么工整、挺直。哪些是上班时穿的，哪些是参加婚宴时穿的，哪些是重大庆典时穿的，分得一清二楚。居家用的拖鞋，散步用的凉鞋，上班穿的皮鞋也同样分得一清二楚。走路时，脚跟落地总是轻轻的，每双鞋总能穿上好几年。家里偶尔有剩饭剩菜，也从来不会轻易倒掉，总是用保鲜膜收拾好，放进冰箱。

伯父还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曼谷的海南乡亲们常对父亲说：“只有十拿九稳的生意他才会干。”这话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但也充分反映了伯父的性格特点。伯父他参与过很多投资，当过多家酒店的小股东，而每次投资都获得了良好的回报。父亲说每次曼谷的侨领要募集资本时，第一个要动员的人往往是伯父，因为只要伯父愿意投资，很多老乡就会跟投。父亲曾问伯父是如何做到精准投资的，伯父说皆因生活所迫，几十双筷子等着吃饭，容不得半点差错。不过，他倒是跟父亲说过，投资就是投人，只要看错了人，一切打水漂。

伯父为人低调、热心。八十年代初，曼谷的乡亲敬重伯父的为人，想让他在家乡扬扬名。于是大家鼓动伯父作为发起人筹集善款购买二部丰田面包车送给铺前公社，但伯父没有接受。伯父说钱他愿意多出一点，但坚决不同意做带头人。伯父说：“我的弟弟及众多亲人现在的生活还很困苦，我对他们的关怀还远远不够，这样做过于张扬，我心里不好过。”大家觉得伯父确实是一个低调的人，也就不再劝说。由于伯父不愿意做带头人，乡亲们只好放弃了这个提议。听父亲说，伯父有一本册子专门用于登记亲朋好友所赠送的礼物、礼金，每当亲朋好友办红事或白事，伯父总是加倍奉还。记得我在曼谷生活的那段时间，常有曼谷乡亲找伯父推荐工作或借款，伯父总是非常热心地帮忙。九十年代初，我们村子还在点煤油灯，村民们希望伯父捐赠几万元用于“牵电（灯）”，伯父二话没话立即汇款。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但伯父却从来没有挂在嘴边。

挂家念乡

“挂家念乡”是老家的土语，就是挂念“家”与“乡”的意思。父亲常用这个词语来赞美伯父。

爷爷生育有三男四女。大伯名叫长福，二伯名叫长寿，父亲名叫长喜。遗憾的是，二伯在小时候就夭折了。伯父比父亲大十五岁，而父亲仅比伯父的长子大一岁，他俩既是兄弟，又像父子。伯父嘴唇左上角有颗痣，父亲唇右下角也有颗痣，正好对合。按我们老家的说法，伯父的痣是“福”痣，父亲的痣是“食”痣。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伯父对他的疼爱胜过伯父的子女，而堂哥堂姐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爷爷即将走完他艰辛的一生。弥留之际，爷爷看见父亲茫然、无助的样子，内心十分难过，随即安慰父亲说，他曾找人给父亲算过命，相师说，“有福有喜，福喜相随”，所以叫父亲不要害怕，他走了，还有个大哥可以依靠。

果不出所料，爷爷辞世后不久，伯父便托人从香港给父亲寄来食油、大米、红糖等生活用品。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这可算是奢侈品了。后来，国家政策允许华侨向国内汇款，伯父便定期给父亲汇款。我印象中，每年的春节、端午节、中元节以及十月妈祖节，父亲都会收到伯父的汇款及附信，几十年来从未落过一期。伯父的附信常常附有一大串亲人的名单，诸如分给舅公多少，分给姨婆多少，分给伯母外家的兄弟姐妹多少，分给大姑、小姑多少、分给邻家伯婆多少等等，剩余的作为父亲的家用。自一九七三年起，伯父经常携儿带女回乡祭祖，每三年返乡两回，几十年来风雨不改。

一九八五年，伯父的家境稍有好转，便决定出资几万元在老家的祖屋旁盖一栋新房子。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资。当时，伯父的好友劝他不要急着在老家“做屋”，要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事业，不过伯父却坚持自己的意愿。父亲的好友建议伯父干脆在铺前墟上盖一栋三层楼，伯父也不为所动。伯父称盖这栋房子是为了完成爷爷生前的夙愿。民国时期，爷爷想在祖宅的边上多盖一栋房子，然后将在泰国的儿女全带回海南，以享天伦之乐。那个时候，人家盖一栋房子才花几百光银，可爷爷当年一共向家乡寄回了一万光银，由于没有亲信料理，结果被乡人吃个精光，连个瓦片都没有。每每想到这里伯父都懊恼不已。伯父嘱托父亲一定要亲力亲为，一定要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房子于一九八六年落成，伯父还专程回乡。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伯父的心情十分舒畅，逢人就夸父亲是一个厚忠老实的好弟弟。

二零零六年，伯父最后一次返回家乡。那一年，伯父看到祖宅已历经百年，显得破旧不堪，立即和父亲商量如何拆除重建。商量的结果是伯父拿出二十多万人民币重建老宅，不足部分由父亲来承担。那个时候，伯父身患恶疾，每月都要承担沉重的医疗费用，所余储蓄并不充裕，但是伯父返回曼谷后仍立即将二十多万元人民币寄给父亲。此后，由于伯父身体每况愈下，堂哥、堂姐们担心返乡会影响伯父的健康，便不再支持伯父返乡。由于思乡心切，伯父多次请父亲去曼谷相见，倾诉兄弟情、家乡情。父亲当时带了一本重建后的祖宅相册给伯父看，伯父一边看一边抚摸着相片，喃喃自语。每当身体稍有好转，他便对着堂哥堂姐们嚷嚷要回海南。他总是对父亲说，哪怕能让他回祖屋坐上一个小时，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堂哥、堂姐们曾对我说，伯父在世时，他们最希望伯父去周游世界，但是，除了回家乡，伯父哪里都不想去。他们说，在伯父的心眼中，全世界最美的风景就是老家门前的那棵椰子树，那个小鱼塘，那一片蓝天。

伯父居住曼谷七十五年，一直以作为一名中国人为荣，从不申请加入泰国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华侨。父亲说，他一辈子都坚信只有祖国才是最坚实、最可靠的肩膀。伯父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购买黄金。他认为，如果有一天泰国发生了战争或者不测之风云，只有黄金才能买到回海南老家的船票。

再造之恩

文昌各个地方对“伯伯”、“叔叔”的称谓略有不同。比如老家铺前镇一带，大伯叫“老父”，二伯叫“二父”，二叔叫“二爹”，三叔叫“三爹”。因此，我从小就叫伯父为“老父”。

大约十岁左右，父亲就带我去了曼谷。当时大姑、小姑和父亲已经和伯父、伯母说好了，就是想让我留在曼谷，成为新一代的“番客”。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我们的国家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去曼谷之前，我连马桶都未曾用过，所以闹了一些笑话。好几次我上完厕所后便把厕纸直接塞进水道中，造成水管堵塞。每一次都是伯父悄悄地去清理干净。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上完洗手间后伯父都要亲自检查一下，因为他担心我一不小心又造成水管堵塞，这样堂哥堂姐们会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伯伯是处处护着我。

可能是因为家有“番客”的缘故，我从小就被父亲惯着，是村子里有名的“坏小子”。去曼谷前，家乡彼时正在上演《少林寺》，我深深地迷上了“功夫”。去曼谷后，我总喜欢找一些“番仔”比试比试，就是想问问他们服不服“中国功夫”，结果每次都被“泰拳”打得很惨。那会，伯母因为得了大病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的伯母每次都被我气得要“吐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不已。可是，伯父从来没责骂过我，只是耐心教导我。伯父常说，淘气的小孩子往往都很聪明，只要人的本质不坏就不用担心。这些话，我一直记忆犹新。

后来，伯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伯父需要全身心地照顾，自然没有精力看管我这个“淘气鬼”，只好和父亲商量，让父亲带我回海南。回海南前，伯父担心伤我自尊，专门带我吃了一顿大餐，和我谈心。伯父说，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将来的海南不一定比曼谷差。伯父说一个人混得好不好，关键是要靠自己。伯父还一再告诫我，回海南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文化。他说，大家多次推选他当公司董事长，因为他不识“番字”（泰文），不敢接任。伯父说，如果识“番字”，他会赚更多的钱。

和伯父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我确实成长了不少，也懂得了很多道理。看到伯父整天忙碌的样子，我感触良多。原来伯父并不是富翁，他仅仅是一个打工仔而已。伯父之所以对我们那么好，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对家乡的情。其实，我们花的都是伯父的“血汗钱”，我不应该辜负伯父的教诲和殷切希望。

回海南后，伯父时常关心我的学习情况。我确实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一个喜欢和别人打架的“坏小子”变成了一个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优等生”，这样的转变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此后，我从中学直至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全部由伯父承担。伯父还经常嘱托父亲，生活费一定要给够，不能让我饿肚子。当然，伯父不仅仅只是关心我，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伯父的心血。大哥买街铺，二哥上大学的支出，也皆由伯父负担。有一次，父亲对伯父说：“此生花了大哥那么多的钱，真不好意思。”伯父见状连忙安慰说：“如果没有你花我的钱，我会觉得挣钱没味（道）。”

清明节快到了。这是一个思念放飞的季节，我又不由忆起和伯父相处的幸福时光。我祝福伯父伯母在天国长福！

（写于二零二二年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