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那边（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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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丨静闻
图片 丨Charles Vickery

一场暴雨给星洲琼侨出了一个大难题。

算起来，琼侨办学也有二十年了。培英建校之初，用的就是旧房屋改造的校舍，后来妇女过番，学生人数增多，又买下旁边的屋舍进行扩建。校舍修修补补，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琼侨子弟，现在终于老得不能再修了。

担事的王兆泽愁白了头。

没担事的琼人说什么的都有。

“给这个学校捐款给那个学校捐款，人家把学校办排场了还要办农场，咱们连个培英都办不好，这算什么事啊？”

“就是，下场雨教室就塌了，谁还敢让孩子去上学啊？”

“理事会那帮人是干什么的，不是演过戏筹过款了吗，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这几年都死火啦，生意做得越大的死得越快，那点钱早填了他们的窟窿吧。”

“嘘——小点声。”

“怕什么？你去听听，哪个不这么说？”

这些闲话是兆泽在海南街理发时听到的。当时理发师在给他刮脸，剃须刀在他的脸上刷刷地堆起雪白的肥皂沫，门口的长条凳上两个琼州人聊得正热闹。

理事会、校董会在培英学校一起开。校长领大家走上狭窄的木制楼梯，楼梯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众人忙放轻脚步。校长说，平时都不允许孩子们乱跑，怕把楼跑蹋了。校长姓王，一个书卷味很浓的琼州人，说话慢条斯理。

大家上了楼，先去看那间出了问题的教室。两个泥瓦匠正在干活。房屋太旧，他们不敢上屋顶，只能在屋里搭了脚手架，设法从里面修补。校长说，每间教室都修补过，这里补好那里又漏，前些日子接连下了几场大雨，有的教室渗漏多，连课都没法上。

众人表情复杂，如此破旧简陋的校舍，完全不是他们印象中的培英学校了。

一位校董责问校长怎么不早说。

校长沉默，可沉默本身就是回答：说了有用吗？情况不是一直都这样吗？这几年树胶没价，市场萧条，学校经费困难，还是哪里渗漏哪里修补，先应付着使用吧。

再没人说话，默默看完教室看寝室，最后在树阴下集中。

兆泽说，都看到了，这就是咱们的培英学校。外面的闲话可以不去听，但问题必须解决。

有人说，假期就要来了，趁着假期把屋顶都翻修一遍，又可以用个十年八年了。

有人说，这里地方小，容不下那么多孩子，长远之计还是找一块地皮，筹款盖新校舍。

前面的人反对，现在生意难做，上哪筹钱办这样的大事？还是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等以后日子好过了再做长远打算吧。

后面的人坚持，翻修屋顶也需要花钱，屋顶不漏雨了，难保墙壁、楼梯不出问题。即使全部拆掉重建，也没太大意义。地方太小了，孩子们连个像样的运动场都没有。长痛不如短痛，迁址办学才是正道。

两种说法都有人支持，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人提议将培英学校迁到琼州会馆，说这才是真正省钱省力的好办法。

立刻有人反对，琼州会馆空间也不大，又在闹市区，同样不适合办学。还有，将培英学校迁到琼州会馆，就是缩水，就是退步。人家都在发展，我们倒好，合二为一了。

兆泽抬头看树上的吊钟，二十年了，它一直忠心耿耿地挂在树上。他随手拉了几下绳子，吊钟当当地响，声音清亮悠扬，树下的人都不说话了。

兆泽感慨，二十年了，钟声还是这样好听，学校却老了，我也老了。

众人看看钟又看看他们的理事长，叶缝将光影漏在他的脸上，头发浅了，皱纹深了，他比前几年老多了。

“办学是大事，做大事哪有不难的？”兆泽的目光在钟上，他像在跟钟说话。

众人都低下头去。

兆泽说，咱们先分头找地皮，下一步就是筹款，培英迁址办学，就这么定了。

理事长当了十几年，王兆泽第一次没有充分地民主，谁要说他独行专断，他认了。

华历六月的一天下午，琼州会馆召开琼侨大会，兆泽先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然后宣布培英学校迁址办学的决定。台下的人说早就该这么做了，那么多孩子挤在那么小那么旧的学校里，出了事怎么办？

可迁址办学需要钱，学校的后续维持也需要钱，兆泽提出三种筹款方式：一是个人捐款，二是铺户月捐，三是船票附加。

就像一大锅热油里泼进一瓢凉水，嗡嗡的议论声顿起，一些刺耳的声音不断喷溅出来。

“凭什么让我们开店铺的月月献捐？”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拿什么来捐啊？”

“谁爱捐谁捐，反正我的孩子都在琼州，培英办不办跟我没关系。”

“苛捐杂税来了，苛捐杂税来了啊！”

这是开店铺的。没开店铺的关注的是船票附加。

“辛辛苦苦攒一点路费，还要交附加费，这不是逼捐又是什么？”

“他们又不是政府，没有权利收这费那费。”

“船票附加，船票附加，干脆叫拦路打劫吧！”

一些人还弄不清楚什么是“船票附加”，有人大声告诉他们，就是买一张回琼州的船票要多付一元钱，这钱是捐给培英学校办学的。他们像被马蜂叮了一口，马上叫起来，回家也要收税啊？！

主席台上的理事、校董如坐针毡。

王兆泽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过番这么多年，这样的场面他见多了，他像了解自己的手脚一样了解他的乡亲。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星洲，谋求的就是生存和发展，他是琼侨的侨领，兴教育以启琼侨之民德、开琼侨之民智，他责无旁贷。

不断有人往主席台前挤，指责、谩骂乱轰轰地搅成一团。

面红耳赤的理事、校董试图解释，却招来更多的指责和谩骂，逼得他们仓皇逃离主席台。

理事长王兆泽始终端坐在主席台正中，泰然自若。

“我们要求重新选举！”有人喊。

“重新选举！重新选举！”很多人响应。

兆泽缓缓起身，向众人深鞠一躬：“谢谢乡亲们！理事长的担子我担了十几年，今天终于可以卸下了。”

台下的人不做声了，他们似乎刚刚明白一个事实：这是一份卖力又不讨好的苦差。

兆泽继续说：“在卸任之前，我还得做个解释。前面我提出的筹款方式并非首创。个人捐款就不说了，铺户月捐呢，广府人、福建人、潮汕人、客家人不都在用这种方法维持他们的学校吗？我们过去不收，是因为过去琼州妇女不过番，我们的学堂没几个孩子，校舍够用，筹款也够用。现在，培英有二三百学生，校舍拥挤不堪，破旧不堪，我们不得不迁址办学。办学需要钱，筹款是必须的。铺户月捐就是店铺根据各自的营业情况来认捐，多的每月不过几元钱，少的每月只有三五角，琼侨店铺大大小小有几百家，积攒起来就是一大笔钱。船票附加是向暹罗琼侨学的。他们每张船票收一元附加费用来办学，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一元不算多，但你一元我一元，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几千块，数目也是相当可观的，以后培英学校的经费就不成问题了。”

兆泽停了停，又说：“这几年市况萧条，大家都勒着裤带过紧日子，培英迁址办学谈何容易。但再难的事都得有人做，如果我们能团结一致，把力用到一处，还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乡亲们，我们解决了培英的难题，就是解决了我们的子弟在星洲读书的难题啊。将来，琼侨在星洲的人口还会增多，我们还要办新的学校，让所有的琼侨子弟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讲得好！”郭瑞诚拄着拐杖出现在门口，满头银发，一身布衣。

兆泽忙去搀扶老人。

老人走上主席台，看着台下的同乡，神情有些感伤：“培英学校是经我之手创办的，我看它就像看自己的孩子。平时散步，我走着走着就到了培英，我在校门外听孩子们读书、唱歌，那声音比什么都好听。今天，培英遇到困难了，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遭难一样难过，我愿意尽绵薄之力帮助培英渡过难关。刚才理事会不是提倡个人捐款吗？我以我三个儿子的名义捐一万五千元。我老了，早就想回琼州养老啦。现在，我决定先留在星洲，看你们把新培英办起来，再回乐会老家去。”

全场肃静。

兆泽说，我的三个儿子都是培英学校的学生，我以家长的名义捐款一万五千元。

“我捐二十元。”这是冯老六，他也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我没了儿子，但我很高兴孩子们都有书读，有学上。”

个人捐款就这样开始了。月捐和船票附加再没有异议，重新选举的事自然不了了之。

兆泽被忽然扭转的局面感动。一群人心一致，力一致，焕发出来的能量是多么惊人啊！如果全马来亚、全南洋，乃至全世界的琼侨把力量凝聚在一起，可以做多少有意义的事啊？

散会后，理事会和校董会又开了一个会，把迁址办学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结束时，天也黑了，兆泽和大家告别，一个人走上街头。这座城市有他太多的记忆，心情不平静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走走，像一条鱼静静地游在过往的时光里。街灯将他的身影拉长又缩短，他漫无目的地走，他的影子惆怅地跟着他，他们就那么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停在一扇门前。门的颜容已经沧桑，质地依然良好，就像一个身体硬朗的老人，展着岁月的皱纹迎接他。

兆泽百感交集，伸出手去抚摸门。门敦厚得让他踏实，让他相信有它的守护，一切都安然无恙，相信只要他轻轻一推，就会飞出可爱的女儿，梅哲仍笑吟吟地站在甬道上等他。

真的，她一直都在这里等他！他已经嗅到了她的气息，淡淡的兰花的气息。

就像迷途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召唤，巨大的幸福和委屈喷着涌着冲上他的眼睛、鼻子，将他整个淹没。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累，丢开一切吧，那苦苦支撑的，那极力维持的，还有所谓的雄心壮志，统统丢开，此刻，他只想在她的肩头痛哭一场。

可是，他的手还未用力，门却自动开了，探出一张陌生的男人的脸，惊讶地问他找谁。

美芝路王宅，尤拉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天早就黑了，会早就散了，王兆泽还没到家，她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天上，星月黯淡，雷电酝酿在云层间。

一万五千元，说捐就捐了？如果是过去，钱能大把大把地挣，今天捐的也许明天就回来了，她自然无话可说。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在银行里欠了多少债自己不知道吗？一掷就是万金，他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尤拉悲从中来。十几年的夫妻，他还是他，他做什么事都不会跟她说，好像故意让她捉摸不透，让她着急难过。她偏不，她要让自己快快活活的。过去她爱跳舞，常常在自家开舞会，现在她跳不动了，那就打麻将吧，时间倒是容易打发，可身上的肉长了不少，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淡。一个女人，没有完全拥有自己的男人，终究是一种悲哀。最悲哀的是，直至今日，他仍是她看得上眼的男人。她巴巴地嫁给他，给他生孩子、养孩子，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

电光在云层里闪过，没有风，院子里的树一动不动。

孩子们在屋里玩，不时传出笑声。一个孩子悄悄地在她身边坐下，不用看，这是国华。九岁的孩子好像完全懂得她的情感，陪着她静静地坐。

尤拉还记得自己第一眼见到的国华，襁褓里小小的一团，安静又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似乎在等待一个判决。她当即决定收留他。那时候，王兆泽在上海，她还不知道他是海妹的儿子。她给他请奶妈，像母亲一样疼他爱他，他似乎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对她的依恋比两个哥哥还要多。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份。

尤拉问国华：“你不去跟哥哥们玩，坐在这儿干啥？”

“侬陪阿妈等阿爸回家。”

一句话，就是家的温暖。尤拉心一热，眼眶就湿了，她把国华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门开了，兆泽进来。

国华叫声“阿爸”就跑过去，兆泽亲切地摸摸孩子的脑袋，手中的皮包就被孩子接过去了。孩子蹦蹦跳跳把皮包拎进屋，将空间留给两个大人。

尤拉看到兆泽走过来，影子被院门的灯拉得老长，他走在自己的黑影里，沉重又散垮。她抿抿嘴唇，将心疼按捺下去，浮上嘴角的就是一丝冷笑了。

“你怎么坐在这里呢？”他问她。

他的声音空乏无力，就像发自一具空壳。是的，空壳。琼州人的大头家王兆泽已经是个空壳了。活该！

“这是我的家，坐哪里还要向别人申请吗？”她恨恨地说。

她听见他轻轻的叹气。

她知道那叹气的含义——见识短浅的女人就这么讨厌。

如果他也像抚摸国华一样，在她的脑袋上抚摸一下，或者伸出手来搀她一把，她想她会立刻被他俘虏去。她要的不多，一点点温情就够了。但他从她身边过去了。

恼羞是会成怒的，她站起来，蹬蹬蹬地跟过去，一直跟进三楼的书房，关上门，她才火山爆发：

“借钱装大面，打肿脸充胖子，你当牛做马，为的是你的琼州乡亲，可人家都看到了吗？”这话的逻辑有点混乱，可她顾不上了。

他看了她一眼，那神情仍然是“见识短浅的女人就这么讨厌”。

很多时候，夫妻吵架也不失为一件痛快事，若是棋鼓相当，针尖对麦芒的不屈不饶，更是又痛又快。最可恨的就是像王兆泽这样，不管你出什么招他都一概不理。尤拉曾经理解为这是男人的涵养，人家那么有涵养，她不得不偃旗息鼓。后来，她发觉自己错了，他哪是什么涵养，分明就是不屑。

现在，她被王兆泽的不屑刺激得发疯，讽刺挖苦滔滔不绝，闪电和雷声在屋外助阵，痛快，真痛快！

可是，她的敌人坐在书桌前，拿起小楷笔，开始写些什么。

“王兆泽，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今天你必须说清楚！”

尤拉插着腰，头发蓬乱。吵吵闹闹十几年，这样鱼死网破的狠话还是第一次说，她要说得硬气一些，让他知道他不说清楚的后果，至于后果是什么，她还没想好。

没有任何回应，他的笔在优雅地动。

他在挑战她的极限？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扑上去抢他的笔。她以为他会被激怒，然后他们会扭打在一起，然后她抓他挠他捶他打他。她没想到，她一抓就把笔抓到手里了，用力过猛还使她往后趔趄了几步。他却坐着不动，保持着书写的姿态。

院子里的树哗啦啦地响，一阵燥气扑进屋来，眨眼间，雨就到了。

尤拉将笔狠狠地丢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地哭了。

这是何苦呢？他说。

这是何苦呢？她这是何苦呢？尤拉哭得更伤心了。

“我今天是捐了一万五千元，但请你放心，我有办法挣回来。”他站起来说。

说得轻巧，钱要这么容易挣，谁还去跳楼啊？

“银行的贷款我也有办法还上，你要相信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用过度担心。”

他说得高瞻远瞩，胸有成竹，她用手背使劲地抹去脸上的泪：“我怎能不担心，银行的贷款都是长嘴的，它们一天天地吃呀啃呀，市场又这样不景气，这个家迟早会被吃空的。”

她又愁苦又焦虑，真成了见识短浅的女人了。

他揽过她的肩膀：“别担心。我们中国人讲否极泰来，事情糟糕到极点就会渐渐好转。这些日子我接了几单轮胎生意，虽然不大，但我已经嗅到市场复苏的信息，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真的。你过去不是喜欢朗诵英文诗吗，那一句怎么读来着？”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兆泽用中文重复，“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

尤拉破涕为笑。这么多年，琼州仔王兆泽最吸引她的，就是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劲。

兆泽帮她擦泪，她抓住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放进他手中：“这折子上有五万叻币，你先拿去应急。”

尤拉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坐在台阶上等他回来不是为了吵架，而是给他救急的。女人啊，你就是这么可笑。

门开了，国振用托盘端了一些吃食进来，说这是阿公给父亲做的。门外还有探头探脑的国中和国华，脸上的忧虑还未褪尽，眼睛却是笑的。孩子们越来越懂事了。

过些日子，琼州理事会在海滨找到办学的地皮，培英学校开始筹建新校舍。

不久，从唐山来了一个国术团，大街小巷都贴出国术演出的海报。上面画着一个雄赳赳的中国武师，拳脚踢打出万钧雷霆，“中国功夫，扬武强国”几个红色大字特别醒目。晚上，大家都争着买票去看中国功夫。长骏和昌文也去了，回来就眉飞色舞地讲中国武师的功夫有多么多么厉害。国振馋死了，可父亲偏不让去，说读书人应该专心读书，不要被旁门左道分散了注意力。奇怪的是，阿妈这回跟父亲站在一起，默契地把三个男孩圈在家里，不允许他们看国术表演。还是舅舅好，编个借口就把国振带出去了。

戏院路的大剧场全是人，暑气汗气烟气脚丫气浑浊浓重，台上的国术表演却让人大开眼界。原来，中国功夫名不虚传，它可以把凡胎肉身变成铜墙铁臂，把俗人变成英雄，可以叱咤风云，纵横天下。国振迷上中国功夫。

星洲又添了几家武馆，华族兴起一股学武的热潮。国振壮着胆子向父亲提出，他也想学武功。父亲还是那句话，读书人要专心读书，不要被旁门左道分散了注意力。国振悲哀，他们父子还是隔着难以逾越的大山。

假期来临，海滨游泳的项目已经取消，找些什么事来玩玩呢？长骏提议去武馆看人练武功，国振不同意，光看别人练有什么意思，有本事自己也练呀。长骏和昌文都跃跃欲试。学好武功，他们还怕那几个流氓吗？

国振很沮丧，父亲是不可能让他学国术的。

长骏和昌文也很沮丧，国振不能做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做。

那就骑车吧，往郊外骑，看不一样的风景。这一骑就骑到了莲台寺，普空和尚与王国振的尘缘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