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拾遗（四）》编后语（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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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丨张寒冰
图片 丨刘建洪

前几天我们在编辑群里讨论出版《紫贝拾遗（四）》事宜，这时哥野数起了岁月：《紫贝拾遗》项目启动于2015年，到明年2022年出版第四册，满7年了。

“痒”。思维活跃的姐二打了这么一个字。

我不禁莞尔。“七年之痒”人人皆知。“婚姻历经年限后会变成‘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之典故人人皆知。

《紫贝拾遗》从2015年的启动，2016年爆发式来稿，2017年同时出版第一、 第二册......到今天我们准备出版第四册，蓦然回首，仿佛瞬息之间。

2015至2016年，面对雪花片式的来稿，编辑们埋头苦干，每天发布新文章在公众号。记得那时，几乎每个晚上，我都挑灯夜战，看稿、与作者交流、修 订......

2017年出版发行第一和第二册，举办首发式。2018年出版发行第三册，举办首发式。盛况仍历历在目。

而如今，《紫贝拾遗》从当初的激情澎湃变成了静水深流。作者、编辑们从轰轰烈烈的讨论、辩论变成了温情脉脉的交流。很多人产生了巧妙的默契和友谊， 成为了生活中熟悉的朋友。很像“七年之痒”吗?

2019年和2020年，来稿逐渐变少了。我们不再每天发布新文章，而是每周两次、一次，有时候甚至不定期。是因为“七年之痒”吗?是故事写完了吗？是大家太忙了吗？也许都有吧。

我们的初衷是鼓励普通人，以多样的视角，“记录一个个普通的家庭、村庄、市集、乡镇的故事”，在前二册里，更多的作者以饱满的笔触、深切的感情，写下了自己家庭、家族的记忆：关于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的、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的......我们的作者绝大多数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往往写了自己心中最柔软、最温暖、最痛楚的那一片记忆，就此搁笔了。

我不知道哥野当初是凭直觉还是出于什么考量而招募了我们几位编辑。我们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我们都很从容淡定。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讨论过来稿变少的问题。这是默契，是不用说出来的共识——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从热闹到冷静，到最后的沉寂。我们没有想过《紫贝拾遗》什么时候结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结束吧。想必到时我们也会如此淡定。

顺应规律，也是我们的默契和共识。

第一、第二册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家庭成员的。“我的外公”有好几 篇，“我的外婆”有好几篇。于是有批评的声音出现：类似文章太多了。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我们没有过多干预。奇妙的是，第三册的类似主题大幅度减少了，第四册几乎没有了。看来，这就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默契和共识。哥野在编者序里写“......《紫贝拾遗》一书证明了乡土文学是可以在民间自发地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我觉得，正是“自发性”让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交流更加自由和发散，逐渐产生了奇妙的共振。从第三册开始，作者们更多地把目光投 向了家庭之外的村庄和乡镇，投向了那些平时不被关注的事物和人物。有人写了小学校的消失，有人写了普通的村民，有人写了小人书摊，有人写了破旧的折叠椅，有人写了失明工匠做竹编摇篮，有人写了屋顶上的瓦镜，有人写了自己先顽劣后奋发的少年时光，有人写了好玩的民间偏方......我们也更加仔细留意那些平时少被关注的题材，一旦在闲聊中发现有人谈及一些值得记录的故事和题材，我们便鼓励对方写出来。在收到来稿时，只要是好的题材（尤其是未被写过的），即使内容和文字有所欠缺，我们也愿意多付出精力进行沟通和修改。有一位作者写了燕子在家里筑巢的事情，却过于简单，我一直在等他扩充，他说他小时候也很少回农村老家，确实写不出更多了。我想：或许，有别的作者可以好好写一写燕子筑巢的故事？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作者写了如何选梁木盖房的事，非常经典，但遗憾的是语言文字过于粗粝，错漏较多，他自己也没有心力修改，只能等我费多点力气去订正了......这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正是我们立志要拾起来、存起来的“遗”。它们就像一颗颗珍珠，被作者们不断打磨，不再湮没于时间的尘埃， 而是串成了有血有肉的文昌，很具象、很琐细的文昌，有温度、可触及的文昌，有来路、有去向的文昌。至于具体的文昌是什么样的，她也许是充满书香的，也许是烟火气的，也许是重男轻女的，也许是......我们不提倡一定要下定义，而是鼓励作者们叙述，读者们体会和思考。在不同文昌人的体验中，文昌是不同的， 但一定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集体记忆”并非是整齐划一的记忆，而是多重视角的、丰富多姿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一座大熔炉。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大熔炉的一片火光，它们交相辉映，又融为一体。

曾经，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村庄的时候，我总是悲哀地想：我的童年生活真是太枯燥单调了！我的乡镇记忆真是太乏善可陈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写出来！

后来渐渐地，或许是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或许是别人的感悟触动了我，或许是大熔炉里的那些火光照亮了我的记忆。我记忆中的宝藏闪烁着光芒：家里的“番客”回乡做斋招魂，大坡村的那条清澈的无名溪流，爷爷被日本鬼子灌辣椒水，我小时候的“神勇”事迹，村里的认真识字的哑巴，大铺前的戏场和电影院、 船厂和海军、灯塔和七星岭......

我转而想：说不定每个人都与我一样呢！那些未经察觉的回忆就像被关在盒子里，也许只需轻轻一敲，它们就会像美丽的蝴蝶一样飞出来。

你们说是吗？亲爱的作者和读者。

在《紫贝拾遗（四）》下册中，我们特别收录了两颗大明珠——湄丘公邢宥的诗词和朴山公邢谷芃的诗词。

湄丘公是明代政治家、学者，位列海南三贤。湄丘公是文教人。文教出才子， 看来是有渊源的。湄丘公官居高位，有《湄丘集》传世，在官方的记载料必很丰富。我们收录湄丘公的作品，也是出于“拾遗”的初衷。我们很多人估计都拜谒过、宣传过五公祠、苏东坡故居、海瑞墓，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家门口的邢宥 公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湄丘公一生清正廉明、公正为民。他的诗词风格简明、 直率质朴，以抒发友情、亲情和乡情为主，平实而温情。对邢宥的著作，海南明代大诗人、大学问家丘浚评道：“诗文虽少作，然作必有意趣，不为无益之语，字画亦遒美有法”。

知道朴山公之前，我先认识了他的侄孙邢福伦先生。福伦先生个性耿介、胸怀坦荡、不讲究繁文缛节、擅长诗词。《紫贝拾遗（三）》曾收录了他的诗词。通过福伦先生，我逐渐对文昌中学的老校长——朴山公邢谷芃有了印象和了解。朴山公处清末、民国至共和多事之秋，颠沛流离。他的诗词，大概是遗失了相当一部分在逃亡的路上了。他后来努力整理自己的作品成《朴山诗存》，并自序曰：“......稿多散失，追录一二，以志鸿爪......”他的诗词，描写家乡风物时清雅秀丽，如“南中间气属珠崖，贝翠犀光蕴异才。”“旧荫春留溪北树，清香雪艳岭南梅。”他的早年诗作不乏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之句，如“定当吸尽清江水，来洗人间污秽肠”，“如此湖山休不管，好将责任付阿谁”。而1929年之后的作品多抒发国恨家仇、愤世忧时之情，风格沉郁苍凉、悲愤浓重，如“燕堂无主春风冷，马帐招魂夜月寒。”“东海钓垂姜尚老，西河明丧卜商愁。”也是从福伦先生那里，我有幸看到了朴山公的手稿影印件，看到了他的字。他的诗词造诣极高，语言和诗意浑然天成，时如江河一泻千里，时如溪流涓涓细细，时如浩浩长风，时如皎皎明月。他的字底蕴深厚、磊落坦荡、形神兼具，与他的诗词相得益彰。看着他的诗词和字迹，仿佛看到了身着厚厚的月色长袍的谦谦君子，偏偏陷落于乱世，为破碎山河而呼号不断。读着他的作品，我不禁肃然、惭愧、追悔。肃然是出于对朴山公人品诗情的敬畏；惭愧是自己此前尽做上蹿下跳、舍近求远之事，竟未读先生作品；追悔是自己的前半生不曾好好读书，导致如今识字不全，即使抱着先生作品，亦只能读懂只言片语，想要说些什么却觉得自己胡言乱语、面目可憎，只能怅然憋出两句：恨不生逢君生时，又恨偏偏读书少。

我们收录了朴山公的全部诗词，而不是部分。我想，可能是因为哥野对福伦先生说过：“我们会尽力出版发行朴山公的作品。”

朴山公一生颠沛流离，《朴山诗存》也历经劫难，离散丢失，数次侥幸免于被焚，所幸最终回到族人手中。十几年前，福伦先生开始对《朴山诗存》进行整理、 校对、注释，而后付梓。他仅是印刷供族人学习，并未公开出版发行，也许是由于某些困难吧。面对这样的作品，《紫贝拾遗》编辑团队视出版为己任。

哥野对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慷慨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他把排得整整齐齐的《紫贝拾遗（四）》发给我们，并逐次告知筹款进度时，我深深敬佩。不久之前我问哥野关于下一册的出版计划，他说，现在年景不好，不好开口去寻求赞助。年景不好只是一个说法，其实，对于倔强清高如蒋清野、率直单纯如陈文宣来说，“拉赞助”绝非易事。出于一种呵护的情怀，他们从不指望几位女编辑筹款。当然，有时候英勇如我，蠢蠢欲动想要分担，却往往铩羽而归。对于高度“自发”的《紫贝拾遗》项目，编辑团队极少有谁给谁安排任务，谁觉得可以做什么，就去做便是了。最早的第一、第二册筹款，我们曾探讨、尝试过“众筹”的方式， 但操作上的麻烦让我们改变了方式，从第三册开始，不再公开筹款。我们筹款， 总是以最低的预算去做。所以，我们出版发行《朴山诗存》，并不能单独成册，而是将它收入了《紫贝拾遗 (四)》下册，与湄丘公作品一起，与众多作者的故事一起。这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不分体裁、不限形式、不分门别类、不论长幼尊卑。所以，《紫贝拾遗》就是现在大家见到的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

以上，便是我编辑《紫贝拾遗》的一点心得。

愿时间、空间和疫情都不会将我们与家乡阻隔，愿我们走遍千山万水，总是文昌最清晰。来，打开你记忆的盒子吧！

张寒冰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