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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管理难题屡见不鲜。应对此类问题时，管理部门的局限性和公众参与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需要管理部门和公众双向协作，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而难点在于如何打破公众对公共事务关心不足的局面，激发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周期性管理难题的治理中来。在广州，每年春天的木棉落花已经给市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因此本文以木棉落花引发的周期性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问题为例，探讨激发公众热情、促进管理部门和公众双向协作的实践策略。情境主义是20 世纪中后期欧洲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主张通过艺术实践建构情境，通过重塑日常生活的诗意情境来重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参与性，这为促进城市管理事务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指导和启发。基于此，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开展了一场名为“落花有情”的艺术实践，通过构建“游戏”氛围、解构与重塑场境、唤醒公众意识三个阶段，解决了“落花污染”问题，提出了一条以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促进公众和管理部门共同解决城市管理难题的路径，同时也补充了国内对情境主义理论工具的具体应用和在地性的空间实践案例。
关键词：日常生活空间、情境主义、艺术实践、参与式艺术、公众参与
木棉花，又名英雄花，是广州的市花，木棉树也是广州常用的行道树。在广州的春天，木棉花以其鲜艳的红色和硕大的花朵，盛开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羊城的一张名片。每当这个季节，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会在木棉树下驻足，抬头欣赏，拍照留念。（图1）
而随着季节更迭，木棉在吸引人驻足观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麻烦。木棉树是一种落叶大乔木，一朵成熟的木棉花花形大、花瓣厚实，花长平均10.4 厘米，花径平均13.0 厘米[1]，重可达30 克，成熟后的木棉花会从高达10 ～30 米的树上掉落。如果木棉花落地之后，城市和社区管理部门没有及时清扫，花朵会被往来的脚步和车辆踩踏，流出汁液并变成红褐色。（图2）这不仅会造成地面的污染，影响城市风貌，而且木棉花有一定的重量，从十几米的高空坠落，经常砸到行人。同时，广州多雨，木棉流出的黏液伴随雨水经常导致路人滑倒和骑行通勤的人摔倒。有市民反映，骑摩托车经过时，路面湿滑，花还会弹起来，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甚至会摔到马路中间，十分危险。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旦摔倒，后果就更严重。[2—3]木棉，曾经枝头上的焦点，在落花后却彷佛掉进了“管理的夹缝”中。如何在保持城市美丽景观的同时，妥善解决木棉花落地后的环境卫生和安全隐患问题？
广州市木棉落花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问题并非孤立现象，它只是众多类似管理问题的缩影。木棉，原产自中国南部、亚洲热带至澳大利亚地区，在我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等省和地区都有分布。木棉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优良景观树种之一，被广泛种植，例如木棉树便是广州市道路和单位绿化的骨干树种。[4] 因此，木棉的落花污染不仅对广州的影响范围大，对广泛种植木棉的地区都会造成影响。同时，类似于落花污染的还有“落果”问题。菠萝蜜、绿化芒、木瓜等果树也是广州等地区的行道树，到其成熟落果期，成熟的果实落地摔碎，不仅会造成地面环境的污染，也时常发生砸伤行人、损坏树下车辆、行人踩到果实摔倒骨折的事件。“落花污染”“落果伤人”已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管理部门周期性的管理难题，在特定时间或条件下反复出现。在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模式中，政府兼有城市公共空间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生活丰富性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和管理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决策和管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5] 在城市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存在对不同问题优先级排序的问题，导致某些环境治理问题暂时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和关注。即使政府已经关注到落花、落果等问题，并采取行动进行防治和管理，但由于无法实时监管，这些城市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依旧反复出现。因此，接纳更多公众力量自下而上地参与到公共空间的环境治理问题中，已成为客观的必然趋势。[6]但现实中，公众对公共空间中公共事务的关心并不足够，且对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部分更感兴趣，对公共利益常不予以关注和行动。[7]快节奏生活下日益商品化、表演化[8] 的日常生活状态，进一步使公众失去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对社会事务、环境问题表现得漠然和疏离[9]。那么，像“落花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就成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管理“夹缝”。作为20 世纪中后期欧洲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情境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思考，为审视公众面对公共事务时的冷漠状态提供了批判性视角。情境主义主张通过革命性、超越性的艺术实践来建构情境，通过建构和重塑日常生活的诗意情境来重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参与性，这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方向。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设计专业的艺术实践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策略性的力量，来影响、改变和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情境主义运动中的重要组织，由居伊- 埃内斯特· 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创建于1957 年，是直接影响欧洲现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重要思想母体，成为20 世纪中后期欧洲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10] 德波所主张的“建构日常生活诗意情境”理念，提供了激发和增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事务意识的方式。德波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表演”所主导（图3），普通大众成为默默观赏某种“表演”的观众。这种“表演”是由图像、视觉表现和媒体传播所构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通过视觉表象来展现和塑造社会生活，从而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11—12] 例如，奢侈品广告通过展示精致生活和时尚商品，不仅推销产品，更传递出“这类奢侈品代表着优雅的生活方式和高贵的社会地位”的观念。人们在观看这些广告时，不知不觉间便接受了广告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在商品和人们之间的这些内容就是“表演”，表演实则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需求和情感。因此，“表演”影响和规训了人的意识形态，削弱了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因而在面对“落花污染”等公共事务时，公众往往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和参与意愿，未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3. 情境主义中的“表演”与艺术实践
德波提出通过“建构情境”来恢复个体的主动性和参与感。情境主义者们观察到，一个人的生活由一系列偶然的情境（situations fortuites）构成，这些情境虽不完全类似，但在资产阶级表演意识形态的控制下都别无二致、单调乏味。因此，他们主张将一个个情境构建成更加体现生命本真的诗意瞬间[13]，从而帮助个体找到自身真正的内在需求，唤醒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德波等情境主义者们认为，面对日常生活被“表演”遮蔽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提出改变日常生活的理论，而是要践行对生活的改变，要从身边每天发生的日常生活习惯和不起眼的小事的改变入手。[14] 情境主义者们进行了一系列革命的、具体的、超越性的艺术实践——游戏（game）、漂移（dérivé）、异轨（détournement）、心理认知地图（psychogéography）等。他们通过游戏建构出一种临时性的、自由的、非功利的游戏般的氛围，让人们短暂逃离出资本主义的表演幻象，通过漂移和异轨解构空间、文本等元素，并加以异位拼贴和挪用，以解构和重塑场境，最终唤醒公众意识，激发群众彻底改革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来创造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情境”。[15] 同时，情境主义国际的这些艺术实践可以被看作当代参与式艺术的史前史，他们对于被动观看和积极观看的讨论，对艺术与城市关系的参与，对往后的参与式艺术实验产生了深远影响。[16]3. 参与式艺术是当代建构情境、促进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参与式艺术（Participatory Art）是20 世纪90 年代西方艺术理论界对20世纪 10 年代以来具有明显社会参与性艺术的新分类。参与式艺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参与者进行实践的，以主体间互动为媒介，以重塑参与者主体地位为目的，围绕社会空间展开的事件性艺术，主要特点在于鼓励“观众”积极参与影响艺术作品的创建和展示过程。[17] 比如说，以往观众被认为是“注视者”或“观看者”，现在则被重新定义为共同生产者或参与者；艺术家不再是物品的生产者，而是情境（situations）的协作者和生产者。[18—19]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实践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打破“表演”、唤醒个体的尝试，而参与式艺术可以被看作当代建构情境、促进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参与式艺术通过多样的表现形式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认识和解释日常生活存在的一种技术。[19] 同时，参与式艺术是直接付诸实际行动的，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公众参与到认识和感知日常生活中来，深入接触日常生活中的物、场所和人，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20]，从而可以切实在地改变参与者对某些问题的固有观念，激发人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创造新的人际关系。从本土实践来看，国内已涌现出一批成功的参与式艺术的实践案例，例如何志森（Jason Ho）发起的“扉美术馆”“布碎花花园”，马立安（MaryAnn）发起的“握手302”，都已展现出参与式艺术促进公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
2023 年春天，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学子观察到广州出现的“落花污染”城市管理难题，基于情境主义理论及其艺术实践的指导，于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开展了一场名为“落花有情”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21] 自古以来，木棉花被认为具有观赏、经济、药用、食用、文化等多重价值。“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学生同样将“落花”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通过这场艺术实践给予木棉花二次绽放和展示的机会，更让“落花”完成生命循环中“护花”的使命。受到情境主义的启发，项目形成构建“游戏”氛围、解构与重塑场境、唤醒公众意识三个步骤，并细分为“拾花、捕花、赏花、布花、拓花、品花、回顾”七步举措（图4），与公众共同构建日常生活的诗意情境，解决落花污染的环境难题。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为“拾花”。项目组设置好互动点、互动流程并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营造出轻松自由的“游戏”般的氛围，学生们以一种参与游戏的好奇心态参与到活动中来。二月末到三月初，根据人流和木棉树的栽种情况，项目组成员在五山校区范围内布置了9 个“落花收集点”，每个收集点布置有2 ～ 4 个花笼和1 ～ 2 块宣传板告知活动消息。（图5）项目组成员呼吁学生、老师、居民随手捡起身边的落花，并欢迎大家扫码了解整个活动，随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全面宣传。活动内容引起了广泛转发和关注，为后续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个环节为“捕花”。项目组希望通过在木棉花落下前便将其“捕捉”的方式，减少花落到地面的污染，因此提出“织网捕花”的概念。成员解构渔民捕鱼活动中“渔网”的要素，将其借用到捕花的过程中，从而创造出一种城市管理的可能性、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境”。2023 年3 月3 日至5 日，项目组成员选取了人流量巨大、木棉花聚集的学校小东门（毗邻五山地铁站A 口）进行“捕花”行动。在学校后勤部门的帮助下，项目组成员借助道路两旁的栏杆和树杈搭建了四张大网，来拦截半空掉落的木棉花。项目组成员采用的是白色塑料材质、孔径为2 厘米× 2 厘米的渔网，四张渔网落点不同，网住木棉花的数量不同，整体呈现出如同波浪般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营造出良好的景观效果。（图6—7）同时，公众可透过渔网近距离欣赏花的形态，这也给予木棉花二次绽放的机会。此举极大减轻小东门道路的污染情况，后续小组成员通过半结构访谈、收集社交媒体评论的方式，广泛咨询公众的想法。项目组后续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并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情境”，引导公众观察并感知环境，让公众循序渐进地参与到活动中来。“赏花”环节联合摄影社团，推出以“木棉花”为主题的摄影比赛，引导公众去观察、感知和欣赏木棉花及周边环境。获奖的十幅作品被印成明信片，通过照片初步展现公众的创造力。“布花”环节招募了15 名志愿者，于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1 号教学楼北侧的大草坪上合作搭建了公众参与式艺术装置——“花落的空间”。（图8—9）装置采用模块化的铁网，其表面由志愿者和后续参观的路人随机插花形成，展现出公众的创造力。（图10）装置内部有两个可进入的赏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接触自然、欣赏自然之美的视角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花朵会逐渐缩水、枯萎，掉落在草坪上，变成肥沃的“花泥”，完成其“护花”的使命，将生命的循环呈现给公众。“拓花”环节更是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自主性和想象力。以木棉花为题，公众自主设计出多种形式的工艺品，例如木棉花热缩片、明信片和橡皮章。（图11）而且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纯粹和真诚，很多陌生的志愿者都成了朋友，结成了“木棉花”友谊。（图12）“品花”环节进一步完成权利转移，由后勤部门主控，将渔网每天新鲜收集的木棉花运送到食堂后厨，经由食堂煲煮成木棉花汤，免费派发给师生和周边的社区居民。（图13）
缘自木棉花的这场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旨在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角度促进公众和管理部门共同解决“落花污染”难题。通过这次活动，不仅见证了环境的明显改善（图14）——地面变得整洁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表演对生活的遮蔽，激发了人们对于自然的重新发现与欣赏。来来往往的行人不再是匆匆路过，而是被装置景观所吸引，纷纷放慢脚步，抬头欣赏自然之美。
这场艺术实践促进了公众意识和行动的积极转变。活动结束后，公众的评论和反馈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变化，从“我不理解你们，这里几十年都是这样啊？你们这样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到“你们非常有创意，以前花被踩到地上怪心疼的，现在又干净又漂亮，如果你们还有活动我愿意参加”。公众的转变同样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在“拾花”和“捕花”环节中，一开始由发起人布置花笼、展板和渔网，倡导公众参与；而后续在大家意识到环境的改变后，主动捡起木棉花投向花笼和渔网中。（图15—16）每个点位都收集到许多木棉花，花笼中的花朵会逐渐堆满，发起者们在花笼旁放置了干净的塑料袋，周边居民路过纷纷带走一些木棉花回家煲汤，木棉花的故事也传递到学校外的各个家庭中去。“布花”环节中，“花落的空间”的骨架和部分表面插花由发起人和志愿者搭建并制作而成，后续路人看到装置会主动捡起地面上的花朵进一步填补和完善装置表面，最终“花落的空间”是发起人和公众共同完成的作品。木棉花的故事也引起了学校相关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捕花”环节中，项目组得到了学校后勤部门的支持和响应。“品花”环节更是由后勤部门主控，负责每天对木棉花的收集和加工。在2024 年的春天，项目组成员惊喜地发现，学校后勤处主动在小东门挂上渔网拦截落花，这种爱护环境、珍惜自然馈赠的意识已经在新的春天绽放。通过上述一系列艺术实践，很多关系也被重新建构起来，包括人与自然、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后勤、学校与社区居民的关系。第一个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表演”的遮蔽下，人们往往忽视了自然的价值和美丽，将落花被视为废弃物。而利用非常规的“织网捕花”的情境建构以及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进一步呈现和放大了自然之美，唤醒了人们对木棉花深层价值的认识和尊重。第二个建构：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在“表演”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伪交往”现象，个体间的交往和互动往往是表面的、程序化的，被经济利益所左右，失去了真诚的交流和情感共鸣。而“落花有情”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学生与学生之间创造交流的机会。尤其在“布花”和“拓花”过程中，通过合作搭建艺术装置和的手工活动，进一步打破学院、专业、年级、性别之间的限制。大家未必知道彼此的专业、姓名等信息，而是在一种自由的、非功利的环境下沟通和协作，共同完成一项创造性作品。第三个建构：学生与后勤部门的关系。在整个活动中，后勤部门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捕花环节中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技术支持，同时后勤部门每天将学生们收集起来的花朵送到学校食堂的后厨，为师生、居民提供免费的木棉花汤。后勤与学生之间形成了积极良好的合作关系，学生们为校园环境管理提供低成本、省人力的解决方案，后勤部门也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第四个建构：学校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周边许多社区都与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直接相通，双方共享校园空间。艺术实践搭建了学校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桥梁，在“拾花”“布花”等环节，居民都直接参与到环境的保护和装置的创造中，增强了双方维护共享空间的责任感；“品花”环节中，后勤部门将木棉花煲汤免费提供给学生和社区居民，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学生的创意和对他们的关怀，这有助于形成更加团结凝聚的社区氛围。最终，人们更加关注和尊重自然，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真诚，学生与后勤部门之间多了相互理解，学校和社区居民的关系变得紧密和谐。这些关系的构建，塑造出更加活跃和有凝聚力的社区氛围，而良好的关系和氛围将成为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持续动力。
在应对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管理难题时，管理部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吸纳公众力量参与其中是客观的必然趋势。本研究证明，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在解决广州木棉花落花污染问题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是创造日常生活情境、唤醒和激发个体意识和创造性、促进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这一结果对于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启示作用，指明了通过参与式艺术实践来加强城市管理的可能。目前国内有关情境主义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引入上，主要阐释其理论起源及发展过程，少有对情境主义这一理论工具的具体应用和在地性的空间实践分析。本文从情境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空间，结合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实践策略展开直接具体的“情境”建构，补充了国内对情境主义理论工具的具体应用和在地性的空间实践案例。“落花有情”是一个学生实践项目，由于资金、时间等资源限制，仅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展开详细实践，这可能限制了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本项目前五步举措中师生、周边居民的公众参与依靠学生们的策划和引导，而非完全自发行为，难免也会具备“表演”性质。因此，未来可以在更广泛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进行实践，以评估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普适性和适应性。同时，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营造更有利于公众自发参与的“情境”，进一步探索和实现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潜力，为促进社会和谐与城市空间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朱报、张方秋、潘文等：《木棉花形态结构特征和观赏类型划分》[J]，《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6 年第35 卷第6 期，第42—46，52 页。
[2] 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佛山：木棉花落地成“黏土”街坊出行接连滑倒》[EB/OL]，https://www1.gdtv.cn/tv/266b3954580c361404b287e862497e08，2022–03–22/2024–07–24。
[3] 潮州新闻网：《木棉花落碾成“泥”市民屡“中招”》[EB/OL]，http://www.chaozhoudaily.com/detail/236082，2020–03–13/2024–07–24。
[4] 同[1]。
[5] 聪颖、侯德贤：《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发展机制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3 卷第2 期，第28—33 页。
[6] 同[5]。
[7] 陈伟旋、王凌、叶昌东：《广州市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探究》[J]，《上海城市规划》，2021 年第6期，第78—84 页。
[8]“商品化”源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商品的积累。”“表演化”一词源自居伊—埃内斯特·德波，他认为如今“商品社会”已转变为“表演社会”，他在专著《表演社会》（国内中译本《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有很多学者将这一概念翻译为“景观”，其法文原文是le spectacle，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这里的翻译采用“表演”一词，一是觉得原文直译更加贴切，二是“表演”一词比起“景观”更直观和生动，读者容易理解，三是“景观”一词容易与风景园林中的“景观”概念混淆。
[9] 郭彩霞：《日常生活的异化与公共生活的衰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4 期，第107—114 页。
[10] 张一兵：《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M]，[ 法] 居伊· 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5 页。
[11] [ 法] 居伊· 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4 页。
[12] 张一兵：《居伊·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线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4 期，第103—111 页。
[13] 张一兵：《建构情境: 反对景观拜物教的激进思想革命——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J]，《哲学研究》，2020 年第11期，第87—95 页。
[14] 张一兵：《日常生活批判与日常生活革命——列菲伏尔与德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异同》[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 年第5 期，第58—72，157 页。
[15] 同[14]。
[16] 张意：《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在地实践”与“场域感知”》[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0 卷第5 期，第109—117 页。
[17] 王润舟、宋学智：《艺术生产论下参与式艺术的实践价值——“生产主体”与“生产结果”两个侧面》[J]，《文艺争鸣》，2024 年第5 期，第187—190 页。
[18] [ 英] 克莱尔· 毕晓普：《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M]，林宏涛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2015，第20 页。原书：Claire Bishop.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M]. Verso Books, 2012.
[19] 林世华、李蕾蕾：《日常生活的民间创造性与可沟通城市建构：基于社会场地艺术的个案研究》[J]，《新闻界》，2021 年第8 期，第38—48 页。
[20] 李丹舟：《走向社会实践的艺术：参与式艺术的批评话语与理论启示》[J]，《艺术传播研究》，2024 年第3期，第79—90 页。
[21] 该项目由林广思教授指导，项目组成员有叶伟成、贺肖淇、蒋林桔、苗行健。
原文：《落花有情：重塑日常生活诗意情境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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