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克里彭多夫的设计语意学

学术文化 2024-05-13 14:48 北京

内容摘要

本文以1984 年到2020 年克里彭多夫的文献为线索，解析设计语意学的理论框架和建构逻辑。首先，简要介绍设计语意学的理论内容。其次，重点探讨“意义”“二阶理解”“设计话语”“为了设计的科学”四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再次，追踪了设计语意学的后续完善，及其对各类设计研究的广泛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分析，澄清了一直以来对设计语意学的认识误区和盲点。研究发现：设计语意学致力于设计学科的范式转变；“二阶理解”是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中的核心；克里彭多夫的设计语意学不是设计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产品语意理论提出之初就强化用户视角，设计语意学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具有重要理论贡献。

关键词：设计语意学、产品语意、克里彭多夫、二阶理解、意义

1984 年,《产品语意：探索形式的象征品质》一文发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劳斯· 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莱因哈特· 布特（Reinhart Butter）在本文中共同提出了“产品语意”（Product Semantics）理论，产品语意理论首次被提出。[1] 此后二十余年，克里彭多夫持续围绕该主题不断探索和精进。2006 年，《设计：语意学转向》[2—3]（后文简称《转向》) 一书出版，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设计语意学理论，并引发学界热议，成为设计理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布鲁斯· 阿彻（Bruce Archer）称，设计语意学是设计学科中的重大范式转变，是设计行业未来不可或缺的指南[4] ；奈杰尔· 克罗斯（Nigel Cross） [5] 认为其卓越地综合了一种新的设计观，拓展了对设计和科学的关系理解。

此后十余年，业界和学界纷纷开启了基于产品语意理论的设计探索。1984 年，飞利浦公司率先参与了由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SDA）邀请、克里彭多夫和布特等人主持的产品语意工作坊，产出了以“滚石收音机”为代表的产品创意；1987 年，印度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中心举办名为“Arthaya”（古印度语，指意义）的产品语意工作坊；1989 年，首届欧洲产品语意工作坊在芬兰赫尔辛基工业艺术大学举办；同时，哥伦比亚、德国、瑞士、日本、韩国、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纷纷举办工作坊，语意学也进入一些大学的设计课程中。1996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起了一次大型工作坊，主要涉及设计师如何帮助信息技术更广泛应用，相关设计原理几乎都围绕语意问题；同年，纽约库柏· 海威特国家设计博物馆组织了“事物的意义”的跨学科会议；1998 年秋，西门子公司和宝马汽车公司在德国慕尼黑发起了名为“设计中的语意”的专题研讨会。

那么，设计语意学为何获此盛誉？其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是什么？它与产品语意理论有何不同？这些关键概念又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以《转向》一书为切入点，梳理了从1984 年到2020 年克里彭多夫发表的31 篇论文，重点分析了与产品语意理论相关的27 篇文献，以期厘清设计语意学的关键概念及其构建逻辑，同时对相关引证文献进行整理分类，探寻其与后续设计研究的关联。

设计语意学的基本框架

本节以《转向》为对象，通过分析其内容和结构，呈现设计语意学的基本框架。

1. 理论基础

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回顾了有关产品语意理论的历史背景、哲学根基以及设计环境的变化。该书指出：人工物的发展轨迹让设计的对象不断变化；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设计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即通过自身的设计话语（Design Discourse）进行自我再设计。第二章介绍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Human-centered Design，简称HCD）的基本概念。所有受技术影响的人都参与到了与人工物的互动中，设计师需要摆脱理解用户需求的“上帝视角”，必须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中, 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所创造的人工物的（从而也改变了设计师自己的理解）。这种解读他人理解的方式即为“二阶理解”（Second-order Understanding），解读的中心是“意义”，而HCD正是基于二阶理解而展开的。

2. 理论框架

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克里彭多夫依据语境的差异将人工物的“意义”分为四类，勾勒出设计语意的完整框架。（图1）

1. 关于人工物意义的4 种理论的相互关系（图片来源：根据《设计：语意学转向》第ⅩⅤⅢ 页图绘制）

一是人工物在使用情境下的意义。用户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人工物并与之互动；用户决定人工物的使用意义，而非设计师或其他人。这里的关键命题是“人类总是为了保持其介面（interface）的意义性而行动”，因此，设计师需要以一种能被用户自然接受的方式支撑介面的意义性。

二是人工物在语言、人类交流和社会情境下的意义。人工物不仅出现在使用的互动中，也出现在语言和对话中：如设计师之间讨论创意想法、用户与亲友谈论人工物的用途或特性。克里彭多夫提出“所有人工物的命运都是由语言决定的”。语言能够引导至少两个人的关注，更典型的是指向一个社群；因此语言中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理论，既包含使用理论，也指向一种个体间的二阶理解。

三是人工物在设计过程和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意义。设计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对设计师来说,关键是要在设计、工程、生产、销售、使用、存储、批评、维修和废弃的全周期中，理解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到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并通过利益相关者网络中不同观点的碰撞协商，实现资源的交换，找出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项目”是重新调整利益相关者的一种方法, 一种激发合作的内在方式。

四是人工物的生态意义，其核心命题为“一个人工物的意义由它与其他人工物的交互而构成”。在历史性的、复杂的、开放的人工物生态中，新的人工物不断被设计出来；人工物之间必须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竞争，甚至寄生，才能与其他人工物共同生存。设计师运用生态意义进行创造，将有更大机会使设计保持活力，而违背生态文化的智慧，设计策略可能走向失败。

3. 理论反思

一是学科维度。基于设计语意学对设计方法、设计研究和设计科学进行反思。基于克罗斯总结的设计与科学的三种关系，克里彭多夫提出了“为了设计的科学”（Science for Design）。后文将详细解析。

二是方法维度。将设计语意学与其他学科方法进行辨析，指出符号学、认知主义、人因工程学、美学、功能主义、市场营销和文本主义等方法不能提供“为了设计的科学”所需要的东西，并集中讨论了原因。

三是历史维度。产品语意理论可追溯到乌尔姆设计学院（后文简称“乌尔姆”）的教学和研究，但并非对其延伸扩展；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乌尔姆推崇功能主义而忽略了意义，才启发了产品语意理论的诞生。设计语意学被看作对乌尔姆道德使命的重塑，将设计带入了以人为中心的领域，并为设计师定下了一个新的誓约：“界面追随可认知的意义。”

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

基于克里彭多夫本人在《转向》一书中的重点强调，结合相关学者的评述，笔者确定了四个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意义、二阶理解、设计话语、为了设计的科学。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又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

1. 意义

设计界对产品语意理论的关注始于产品的象征功能、人与人工物在互动中产生的象征意义。[6]1989年，《产品语意：三角剖分与四种设计理论》一文澄清了人们对“意义”的误解，强调产品语意理论的意图不是使产品造型更有趣，而是人的体验与环境互动的介面以及互动中的认知，意义来源于这种互动之中；同时提出产品语意的四种语境：使用、语言、创生（gensis）和生态。[7] 这成为《转向》一书中意义理论的雏形。

人们对意义的获取通常来自感官体验并根据认知模型采取行动。克里彭多夫对意义的研究从两个视角不断深入。

一是设计师视角。1989 年《论人工物的基本语境或“设计赋予（事物）意义”命题》一文指出四种语境可作为设计师创造有意义的形式的四种认知模型。[8]1995 年，《重新设计“设计”：对负责任的未来的邀请》一文指出：意义驱动了人工物的使用，对意义的关注为设计师提供了广阔的探索领域。[9]1997 年，《信息时代的人工性轨迹和设计新原则》一文指出个人（用户）概念（意义）的多样性与设计师的（技术）逻辑同样重要，设计必须越来越多地提供意义的多样性。[10]

二是用户视角。1991 年，《成像，计算和设计心智》一文提出将人工物的意义看作一种认知模型和心理建构，某物对某人有意义的所有语境的综合就是它的意义。[11]1993 年，《意义逃离功能》一文阐明转向关注意义的时代背景：技术趋于复杂性，介面变得更像语言，人的参与越来越重要。[12]2004 年，《内在动机与以人为本的设计》一文补充了内在动机是激励用户产生互动和意义的重要来源。[13]

克里彭多夫还在不同理论的对比中不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1992 年，《超越符号学：为了理解走向理解设计》一文通过对比传统符号学和产品语意理论主张的差异，阐明意义并非是客观世界里等待被发现的东西，而是在人类参与中被建构出来的。[14]1998 年，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用户概念的延伸》中，他对比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下意义的区别：工业社会中，意义被认为是主观和非理性的，同时基于一种普遍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理性标准，因而设计师通常只考虑一个典型用户；而新兴背景下，意义涉及的对象则包含各种类别的利益相关者。[15]2003年，在《意义的对话现实》中，他指出：符号学双世界（符号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本体论和笛卡尔的二分法都是对意义的物化，没有意识到符号载体的结构是人们说话方式的产物，因为所有关于意义的问题都出现在语言中。[16] 在《转向》一书中，克里彭多夫以近40% 的篇幅充分阐释了人工物在四种语境下的意义及关系。

可见，克里彭多夫的意义研究始于产品语意理论。基于产品语意理论的设计实践热衷于赋予产品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与之不同，他深入探究了意义的产生方式，建构出意义的语境理论，并指明：不应把注意力放在意义的象征形式，而要关注不同意义语境及个体理解差异下用户的心智模型和介面的设计。意义并非客观存在于人工物之中，而是产生于特定时间和语境下的人与人工物的互动，并由参与互动的人所赋予。无论在使用、语言、生命周期还是生态语境中，都需要依赖理解利益相关者与人工物互动下的认知与行动，并通过语言对话获取用户感知的意义。

2. 二阶理解

二阶理解的概念源于1974 年海因茨·冯· 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创造的“二阶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意指将观察者纳入观察对象的实践。克里彭多夫以此切入点来探索设计概念：设计师应从他们对用户理解的理解出发，将用户理解的意义作为设计的基本起点。[17] 这种二阶理解呼吁设计师不要再试图“客观地”理解一个人工物是什么，而是关注不同的用户如何理解它并与之交互[18]，让用户参与到对他们有意义的介面中。这也要求设计师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来概念化不同用户的意义。（图2）一阶理解与二阶理解的认识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静态、单逻辑的，后者是动态、多逻辑的（通过对话与互动）。[19] 前者无法反映人类的知识参与，使得研究人员沦为逻辑平坦世界的无条件反射的旁观者；后者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递归地反思自身实践的方法。[20]

2. 作为二阶理解的设计语意学（图片来源：根据《设计：语意学转向》第67 页图绘制）

克里彭多夫很早就展现出对用户个性化理解的关注。[21]1989 年，他首次提及二阶控制论，当时科技哲学从关注本体论转向关注认识论，新的认知主义不再只关注独立于人类观察而存在的事物，而是致力于理解思维和行为如何融入交流和社会结构。从一阶控制论到二阶控制论的转变，启发设计师应当积极与用户合作、介入个人的生活实践。[22]1992 年，他在对比客观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主义语意学，奠定了二阶理解的认识论基础。[23] 前者将交流过程理解为使用共同的代码将符号载体翻译为相应的设计，忽视了文化多样性和个人自主性；后者则尊重和欣赏他人的理解与立场，将人视为建构性的参与者，从而强调了不同立场和个体认知下的差异化理解。1993 年，他还指出设计师的权威性在于站在他人立场理解他人、与用户协商人工物的意义以及将相当一部分设计决策委托给他人。[24] 该文虽未直接使用二阶理解这一术语，但其表述和二阶理解的内涵完全一致。同年，《交际中的主要隐喻及其使用的建构主义反思》一文首次提出二阶理解的概念，强调从个体对隐喻的理解转向对这种理解的理解；这需要外部观察者通过语言去了解一个人对自己行为和意义的解释，意义源自他者，而非观察者的权威解释。[25]实质上，二阶理解体现了对共同体的尊重和鼓励。

后来，克里彭多夫在不同维度将二阶理解的概念进行拓展。在设计话语方面，他于1995 年提出“为设计发展一门真正的二阶科学”[26]，强调设计学作为二阶科学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优势[27]。2000年，他在《以人为中心的主张：设计哲学》一文中提出“二阶知识”，二阶理解确保了设计的社会相关性，开启了设计是道德行为而不仅仅是效率行为的可能性。[28] 在利益相关者方面，他在1998 年指出，设计师需要倾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并承认其重要性。[29]2003 年，他还建议赋予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同的认知和对话能力，在倾听他人意见的同时，不要失去自己的立场。[30]

《转向》一书将二阶理解放在了第二章，将其作为HCD 的核心概念。二阶理解是一种看待用户价值和观念的全新立场，它打破了设计师的权威地位，将用户/ 利益相关者放在中心，倾听用户声音、承认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意见的价值、与用户合作共创成为设计过程中的核心工作。

3. 设计话语

语言、话语和设计话语的概念在产品语意理论中多有提及，也容易被混淆。话语是存在于社群构建中的一种专门化语言，由社群成员共同维护和推进，是一种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指导生活实践的方式，能够使用专门的词汇构建特定的对象、文化和人工物。话语有五个组成部分：其人工物和文本物质、话语社群、循环实践的制度化、界限、正当性。对于设计师而言，将注意力从具体的设计实践转移到设计指导这种实践的语言上，就等于对设计进行重新设计。[31] 简而言之，设计师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设计话语。可见，设计话语建设就是发展设计界独有的语言方式，这对设计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早在1984 年，克里彭多夫就将“产品语意”作为一种重新看待设计的方式，即将产品/ 设计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和交流方式；设计师需要将自己视为传播者，用一种“产品的语言”作为沟通载体；为了成为称职的沟通者，设计师必须培养这种语言的素养，并且这种素养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为必要。[32] 如何提高使用这种“特殊语言”的能力成为“设计话语”出现的伏笔。他在1993 年指出，随着产品语意理论影响的逐渐深入，设计话语已从功能主义转向意义。[33]

1995 年，克里彭多夫明确提出了“设计话语”的概念，并阐明其内涵和价值。首先，设计话语的哲学基础是建构主义，承认世界的本质是建构的或人为的，而非抵制变化的标准二元关系。其次，当时的设计话语已经失去了很多修辞力量，也缺少被广泛接受的参考书；设计师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质疑导致当时的设计界缺乏知识团结（Intellectual Solidarity）；设计话语未得到企业或政府的重视，设计师也更加青睐所谓“最前沿”而忽视设计知识的系统积累；设计界的话语边界不够清晰且容易被其他话语殖民，设计对新概念的探索也要求其不断更新其边界划定；设计中被认为是主观的部分（如审美敏感性、文化洞察力或远见等）很难向他人证明其现实意义。由于设计话语呈现的诸多弱点，产品语意理论便成为应对这些问题的“新的设计话语”，这一话语提出的公理是“人类行为的依据不是事物的物理性质，而是事物对人们的意义”[34]。他还论述了设计话语是设计师最宝贵的智力投资，是设计师共同的谈话方式，对设计话语的掌握是设计师群体得到认可的原因；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话语可能包含的内容。[35] 在2006 年的《转向》一书中，设计话语被置于第一章，并指出设计“设计话语”是发展产品语意理论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可见，设计话语被提出的源头是语意学对语言的关注，产品语意理论将人工物本身及其创造过程都隐喻为一种特殊语言，通过设计界专门化的话语实践构建出人工物和人类的现实。设计话语建构于这种语言观和建构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并结合了设计的现实状况，因而各种描述设计师的工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理论观点都可被看作设计话语。产品语意理论正是作为应对功能主义话语危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设计话语；发展新的设计话语不仅是为设

计师提供指导实践的理论，更是在更大的学科发展维度上巩固学科基础、获得学科尊重的途径。

4. 为了设计的科学

布鲁斯· 阿彻认为，《转向》一书为设计描绘了一门新的科学，为设计者陈述和验证他们的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石。[36] 这门新的科学就是“为了设计的科学”。克里彭多夫进行了总结性反思：语意学重塑了设计中的众多观点，并为探索从前被忽视的领域创造了空间，其入口应是一种新的词汇，用于描述人工物的意义、介面、用户的概念模型、利益相关者、可供性、言语（languaging）等概念。[37] 这一问题无法直接在其他学科找到答案。

设计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该议题一直备受设计学界关注。对设计“科学化”的渴望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 年代的荷兰风格派。克罗斯在2000 年回顾了“设计”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并归为三类：（1）科学化设计（Scientific Design），运用科学知识来做设计，使科学转化成有形之物；（2）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将设计本身看作一种科学研究活动，指向一种有序、理性并系统的设计方法；（3）设计的科学（A Science of Design），将设计活动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研究则由其他学科承担，产生设计的知识。[38]

在参照克罗斯总结的基础上，克里彭多夫提出“为了设计的科学”，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1）“设计科学”更注重一种系统化的设计程序和实践的系统性，而“为了设计的科学”强调从设计实践中反思和提出问题。“设计科学”对设计方法的确立是对实践的合法化，但设计不应受纪律约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质疑，改进这些设计方法。[39]（2）“设计的科学”体现了其他学科的观点、词汇和有效性标准，反映出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对设计的学术兴趣；“为了设计的科学”并未把设计的标准拱手让给其他学科，鼓励设计师用自己的术语检查自己的实践，并在设计师中传播经过验证的设计方法。[40]

克罗斯承认克里彭多夫确实将设计与科学的关系扩展为一门新的“为了设计的科学”，这与将设计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的观点一致；这意味着设计应在自身的条件和严格的文化中基于反思性实践进行研究。[41]

1995 年，克里彭多夫首次提出“为了设计的科学”这一术语，并将其视作一种二阶科学。他发现当时设计话语失去了修辞的力量，需要重新设计“设计话语”，以“为了设计的科学”为入口，提高设计师向利益相关者证明自身建议合理性的能力。[42] 但当时他并未深入比较设计与科学的不同关系，也未明确“为了设计的科学”的具体内涵。后来，他多次强调这一概念对设计学科的重要性。[43—44]《转向》一书最终确立了“为了设计的科学”的5 个要点：（1）关注的是创造尚不存在的且不会自然产生的人工物，寻找可变性是其重要工作；（2）必须成为二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用户长期保持沟通；（3）需要包含能够了解用户需求和反馈的设计方法；（4）需要为设计师提供证实其设计主张的方法；（5）需要能够经常审视自我，摒除误区，发扬成功经验，并持续扩大词汇量。[45]

综合来看，“为了设计的科学”源头旨在对设计话语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修正；产生的方式是通过对设计实践的反思，将反复被验证过的设计实践方法制度化，并在设计界中持续交流、评估和改进；最终形成一个设计成功实践经验、方法的知识集合，为设计师提供有力的设计话语证明自身主张的正当性。意义、设计话语、二阶理解的概念都在“为了设计的科学”中紧密结合，为整个设计语意学勾勒出完整的发展路径和空间。

5. 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设计语意学的理论建构中，“意义”的概念被率先提出并贯穿始终；后续研究完善了意义出现的认识论基础，即二阶理解。在二阶理解概念下对意义的解读成为设计语意学的主体，可从使用语境、语言语境、生命语境和生态语境展开。“二阶理解”和“意义”的概念共同指向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哲学；而重新看待设计师和用户的身份、关系，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个性化理解，二阶理解又成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理论基础。随后，克里彭多夫发现产品语意的这种新意识会影响到设计的话语领域，进一步将“设计话语”作为发展设计语意学乃至整个设计学科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而与“意义”有关的话语是设计学科应当积极构建的、能展现自身独特性的关键话语。“为了设计的科学”这一概念随之提出：一方面，以设计语意学为代表的新“设计话语”能够为设计师提供发展出一门新的“为了设计的科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了设计的科学”也致力于保持“设计话语”的可行性和生产性，探索证明设计师主张合理性的方法。因此，“为了设计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二阶理解”的理论基础上，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二阶科学。由此可见，“二阶理解”才是设计语意学核心概念中的核心。（图3）

3. 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

设计语意学的后续发展及其影响

1. 克里彭多夫对设计语意学的持续完善

《转向》一书出版后，引发学界热议。日文、德文、中文等多个译本先后出版。克里彭多夫则从四个方向持续研究，使设计语意学日趋完善并不断拓展。

一是从本体论层面夯实了设计语意学的基础，进一步辨析、反思了关键对象的本质和内涵。2007年，克里彭多夫提出人工物的人工性逐渐变得更加虚拟、更具互动性、更像语言，并且更依赖人类维持生命力[46] ；人工物具有生命性、动态性，并由专门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支持。此外，他还探讨了话语的物质可供性（Material Affordances）。[47]

二是重申并完善了设计语意学中的重要概念和原则。他于2008 年提出了通过语境线索探究意义的三个步骤：首先观察人工物在他人使用语境的意义；其次根据人工物的意义与其交互，成为语境的一部分；最后从关于特定人工物的叙述中预测使用的语境。[48] 同年，他再次强调意义关注的不是对象，而是人的行为；意义的内涵包含个人的、语言的、社会实践的以及生态的四种意义，并列出以HCD的步骤和产品语意公理。[49] 此外，他还详细阐述了设计话语的价值[50]，建议强化设计师的话语实践[51]。

三是深入思考设计研究是什么以及应当做什么。他延续“为了设计的科学”的概念和观点，指出设计研究必须摆脱保守性和封闭性、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在学科框架之外自由思考和行动，同时关注可变性、话语的说服力、人们在未来世界的生活方式以及利益相关者。[52—53]

四是探索基于二阶理解启发设计的新方法。他在2017 年和2020 年先后指出，设计研究中获取用户理解的来源不仅是文化探针或对话等民族志调察，设计师同样也可作为研究的调查对象；并由此总结出设计师如何利用用户理解的文本素材产生设计创意的方法。[54—55]

2. 设计语意学对设计研究的启发与影响

设计语意学启发了许多当下正被关注的热门研究话题，至今仍是学界与业界探讨相关问题的知识源泉。

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围绕二阶理解与意义的概念展开、继承HCD 理念的研究。重新看待过去被忽视的用户及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设计师的核心任务从关注物质性转向理解用户的理解。这种理念促使设计更加重视民主化参与（Binder et al.,2015）[56]，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协同设计（Co-design）、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共同创造（Co-creation）等成为丰富设计中民主表达的新设计形式（Dollinger et al.,2019 ；Trischler et al.,2019）[57—58]。相关研究（Westerlund et al.，2003）也在积极探索在这些新的民主化设计活动中，对不同人具有的意义以及如何获取这种意义。[59] 人工物在生命周期语境和生态语境下的意义往往是这类研究（Ehn,2008 ；Bjögvinsson et al.,2012）考虑的重点。[60—61] 相关研究议题主要包括设计师设计过程中的集体性和政治性（Ehn et al.，2002）[62]、设计师和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Crilly et al.,2004,2008）[63—64]、如何基于二阶理解创造优秀的产品（Demirbilek et al.,2003）[65]、如何将设计语意学方法拓展到其他非产品领域（Altay,2014 ；Goodyear,2015 ；Battistella et al.,2012）[66—68] 等。

罗伯特· 维甘提（Roberto Verganti）则在克里彭多夫的基础上试图突破HCD。他希望寻找一个设计定义来澄清设计、技术和市场对创新的不同贡3. 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献，最终他将研究植根于“设计赋予（事物）意义” 这一克里彭多夫对设计的定义。[69] 后来，他发现HCD 将注意力放在了更深入地理解用户需求；用户沉浸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导致他们的解释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一致，难以帮助理解产品意义可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因此只适合于渐进性创新。[70] 而意义的改变需要激进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这不受用户需求或观察的牵引。[71] 因此，“设计驱动的创新”（Design-driven Innovations）需要植根于研究和观察更普遍的社会变化，寻找新的、突破性的意义。维甘提采用了克里彭多夫对设计的定义，认为意义可以解释“设计驱动的创新”的本质；然而他只强调了产品语意中指向的情感和象征价值，并未关注到设计语意学反映出的二阶理解和更大的意义语境。因此他认为使用特定的设计语言为产品赋予意义，可以弥补“设计驱动的创新”过程和方法的缺失：当产品采用的设计语言符合当前的社会文化演变模式信息时，意义创新是渐进的；当产品语言传递出对意义的重新解释的重大信息时，意义的创新是激进的，后者又被称作“意义驱动的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维甘提仅将HCD 看作一种狭义的设计方法，而克里彭多夫所说的HCD 实则是一种更开放的设计哲学思想。因此，也有学者指出，诺曼和维甘提提出的HCD 设计模型限制了语意和认知框架内的互动，HCD 的内涵不仅是关注现有的产品、系统、服务和意义的范围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也强调思想的开放性、对现有约束的挑战以及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认为激进式和渐进式创新都是HCD 的自然结果。[72]

“设计话语”这一概念对设计学科和设计研究的本体论思考具有重要启发。一方面，正如克里彭多夫所言“人工物的命运由语言决定”，学科的命运同样与其话语息息相关。“设计话语”为学界重新看待设计学科提供了新的视角。Jürgen Faust 高度认可克里彭多夫将设计师及其作品定位在一个普遍的哲学语言学转向——“语意学转向”，并指出：设计的发展已走向一种话语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设计师不仅像哲学家或其他思想家一样参与到事物的意义中，还将人们“语言化”到周围的美学话语和美学结构中，进而归纳出8 种设计话语。[73]《话语性设计》（2019）一书指出：克里彭多夫提出了通过物体进行沟通交流的最为成熟的符号学概念，这不仅对话语性设计很重要，而且对四域方法（商业性设计、责任性设计、实验性设计、话语性设计）中的其他领域也很重要。[74] 张黎（2023）认为：话语作为人工物的理念启发了话语性设计，话语性设计作为一种“属”，能对其他“种”的新兴设计实践概念起到统领作用；从克里彭多夫界定的设计话语的5 种特征中，设计学的话语变迁轨迹清晰可见。[75] 另一方面，设计话语还启发了对设计研究的内涵和探究方式的思考。Johansson 透过设计话语的观点反思知识获取的途径，强调一种从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概念的研究范式，并在研究中注重调查用户的理解及他人的语言。[76]Escobar 则认为由于话语的社会构建作用，需要考虑设计研究活动的政治性。[77]

此外，一些研究（Johansson ‐ Sköldberg et al.,2013 ；Auernhammer & Roth,2021）将克里彭多夫提出的“作为意义创造的设计”看作是对设计思维和设计师式思维的几种主要解释之一。[78—79]关于“为了设计的科学”这一概念，未发现后续研究直接引用其术语或理论展开探讨。

对设计语意学的再认识

1. 设计语意学与产品语意理论的比较

本文将“Product Semantics”称为“产品语意理论”，将“Design Semantics”称为“设计语意学”，不仅因后者更为完整、系统，还体现出理论发展前后期的变化。同时，“设计语意学”也更能体现克里彭多夫在构建该理论时的初心和意图。

产品语意理论是设计语意学的起点。作为工业时代最典型的人工物，产品成为设计语意学最初的关注点。随着信息时代新型网络空间的出现和发展，产品语意理论的应用领域拓展到非物质对象。克里彭多夫在1997 年就清晰描绘了人工物的发展轨迹：产品—商品、服务和识别—介面—多用户系统—项目—话语。[80] 该轨迹一直被沿用到《转向》一书中。他在2008 年还进一步建议设计师不要局限于工业产品，而是要将处理信息社会中精神上、计算上、组织和文化上的人工物作为重心，将它们设计成对用户世界有意义的东西。[81]

如果说，设计语意学是产品语意理论在对象上的拓展，这一点是时代发展使然，那么，从产品语意理论到设计语意学贯穿数十年从未改变的，则是致力于改变旧范式、为设计开辟新的可能性。最初（1984 年），克里彭多夫强调产品语意理论并不是一种新风格，更不是对形式或风格的优化，而是对人与人工物互动中产生的意义的严肃研究。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在建立意义的四语境理论等核心理论框架后，他进而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和理解设计：1992 年，他反思了传统符号学中的问题，并提出语意学应当在建构主义的道路上探索[82]；1993 年，他质疑了功能主义，指出信息技术社会应当关注意义[83]；1995 年，他提出要从设计话语的角度重新设计“设计”，勾勒出设计作为一种职业的新轮廓[84] ；2000 年，他思考了设计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提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话语[85] ；2006 年，他汇集了之前的研究并系统阐释，指出设计语意学介绍的是一种关于设计概念的新的理解方式[86]。可见，“意义”“二阶理解”“设计话语”“为了设计的科学”等核心概念既是一步步的理论深入，又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重新定位设计。

在《转向》一书和此后的相关研究中，他多次使用“设计语意学”这一术语表述语意学转向的理论内涵。他强调：语意学是对意义的研究，设计语意学有助于设计出对用户有意义的人工物，设计语意学的目标是设计出让用户能够读懂的人工物，并引导他们通过愉快的介面进行使用。[87]

2. 设计语意学与设计符号学的比较

设计语意学长期被许多学者视为设计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首先，克里彭多夫认为两者寻求意义的道路不同。他在1984 年就明确提出产品语意理论是对符号学的挑战：符号学是一种传统语意学，强调在语言表达中区分符号（sign）、指称物（referent）和思想（thought）；但产品语意理论认为一个物体的形式并不能说明它是什么，相反，人工物的本质是它向用户传达的信息。此后，他多次（1989、1992、2003、2006、2008）[88—93] 澄清了设计语意学和符号学的不同道路：符号学研究沿着客观主义的道路，建立在符号载体的物质性上，具有一种标准化倾向；设计语意学则相反，认为意义不存在于符号或物质性中，而是在不同语境、不同立场、不同个体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复杂、动态、建构主义的。他还指出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的差异：设计符号学多沿用符号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对设计领域展开分析，侧重于从物的角度对“符号”和“意义”进行关系的解释，并据此产生人工物的设计方法；而设计语意学将意义探索的重点放到了“用户”和“人”的角度，在人工物和人的互动中找寻意义，致力于发现设计师如何理解用户的意义，以及支撑这种解读的设计方法。

当然，两个理论有很多关联之处，因而造成了概念理解的混淆。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两个理论都采用了“语意学”（Semantics）这一术语。查尔斯· 莫里斯（Charles Morris）提出符号学的三个分野：语构学（Syntax）、语意学、语用学（Pragmatics），设计符号学一般都沿用此分类。[94] 克里彭多夫提出的产品语意理论和设计语意学并未沿用莫里斯的三分法，而是在避免符号学认识方式的基础上，退回到语意学的源头，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学和希腊词汇中选取了该词，作为了研究意义相关的理论称谓。[95] 二是克里彭多夫是乌尔姆的学生，而乌尔姆是第一所尝试设计符号学教学的院校，乌尔姆的教师马克思·本泽（Max Bense）、托马斯· 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do）等都是研究设计符号学的主要学者。很多人非常自然地认为克里彭多夫承袭了乌尔姆对设计符号学的研究。然而在《转向》一书以及后来其学术生涯自述中，他强调不太认同本泽和马尔多纳多等人的符号学或语意学观点。他在乌尔姆的毕业论文《物品的符号与象征特征》也转而向里特尔（Horst Rittel）寻求指导，并将规划理论应用到用户与人工物的交互中，成为产品语意更早的理论原型。[96] 可见，设计语意学萌芽于乌尔姆的学术土壤中，但很大程度上是在乌尔姆之后和之外发展而成；它不是对乌尔姆设计符号学理论的扩展，而是对其设计研究的反思和改写。

关于克里彭多夫对符号学的批评，Mick 等人站在符号学的立场回应称：这些符号设计和营销案例中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符号学缺乏对用户行为相关知识库的全面了解，而非符号学本身的固有不足。[97] 克里彭多夫也曾指出：不应该因为符号学的局限性而简单地摒弃符号学思想, 而应该避免符号学的认识论陷阱。[98] 关于设计语意学与设计符号学的理论辨析，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

3. 设计语意学对UCD 和HCD 的理论贡献

尽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CD）和“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并非源自设计语意学，但设计语意学对其理论贡献可能一直被低估。

21 世纪以来，UCD 和HCD 极大影响了设计研究和设计实践。UCD 主张让用户参与设计过程的所有阶段。[99] 一般认为，1986 年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的专著《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设计：人机交互的新视角》是其概念源点。[100]HCD 是对UCD 的发展，从“用户”到“人”的转变体现了对更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语境、社会与文化的重视。[101] 其理论主张最直接的体现是ISO9241-210 中将HCD 定义为：“系统设计和开发的方法，旨在通过关注系统的使用，应用人体工程学和可用性知识和技术，使交互式系统更加可用。”[102]其理论源头则是马丁· 马奎尔（Martin Maguire）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103]、诺曼的《情感化设计》[104] 等。

实际上，克里彭多夫也是UCD 和HCD的重要理论贡献者之一，尤其在产品语意理论中隐藏的用户视角，一直被学界忽视。克里彭多夫早在1984年就指出：通过与用户的互动，物品成为用户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具有意义，产品语意理论提供的知识关键在于用户解释的个性化。[105]1989 年，他进一步强调以产品语意理论为代表的设计新范式要求设计师与用户合作，并介入个人的生活实践。[106]

这些都充分体现出UCD 思想。产品语意理论的关注点从形式转向意义，但意义的来源不是设计师的认知而是用户的认知。在最初阐述的四种意义语境中，语言语境将人工物的涉及对象扩展到了旁观者、评论家以及和用户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创生语境考虑到在人工物的生命周期中更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如潜在的生产商、供应商、银行、市场研究人员和用户等。这已经超越了“用户”视角，走向了更为广泛的HCD。

在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基于“二阶理解”，他将设计师的任务定位在理解用户的理解上，将设计看作一种合作方式，设计师需要赋予他人一部分的设计决策权利。他在多篇论文（1997、2000、2004、2008）[107—110] 和《转向》一书中，反复阐述了HCD 思想。他提出，设计活动的核心是确认产品、系统或服务应该提供给人们的意义，HCD应当关注人们如何感知、理解和体验人工制品。可见，HCD 不仅是设计语意学的理论基础，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转变还是语意学转向中设计话语转变的重要体现。

结论与展望

克劳斯· 克里彭多夫（1932—2022）开创了内容分析、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产品语意等多个重要领域。本文以其文献为线索（图4），首先，简要介绍了设计语意学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和理论反思；其次，重点探讨了“意义”“二阶理解”“设计话语”“为了设计的科学”四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建构脉络及其关系；再次，追踪了克里彭多夫对设计语意学的持续完善，及其对各类设计研究的广泛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分析，澄清了学界对设计语意学的认识误区和盲点。

4. 克里彭多夫的设计语意学研究时间线

研究表明：（1）意义是设计语意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可在使用、语言、生命周期、生态等四种情境下探讨。“二阶理解”是克里彭多夫的原创性概念，尤其在设计语意学的四个核心概念中，“二阶理解”才是核心概念中的核心。“意义”与“二阶理解”对后续从“协同设计”到“设计驱动的创新”都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2）从1984 年提出产品语意理论至今，克里彭多夫始终致力于为设计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力图从设计学科内部基于反思性实践提出坚实的设计话语，追求设计学科自己的探究范式和产生实用知识的方式。尽管“为了设计的科学”这一概念鲜有后人提及，但正如阿彻所说，设计语意学属于库恩术语中的一种范式转变，是对一门学科内部已被接受的思想、角色和程序的重建。

设计语意学是全球设计学术史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其发展也是原创设计理论建构的典范之一，对今天中国设计学科自主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984 年，克里彭多夫首次提出产品语意理论时，就对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展望；纵览近40年的研究，他基本实现了当初的规划。

第一阶段（1984—1989）：强化理念、增强意识。他所提出的关注“意义”成为万众瞩目的标志性理念。
第二阶段（1990—2006）：概念发展、话语创造。这个过程必须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并测试和淘汰，最终合适的设计话语得以确立；他不断完善意义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不断提出新的话语去阐释、支撑理论内涵，直到2005 年《转向》完稿。
第三阶段（2007至今）：精益求精、应用拓展。在建构出完整的设计语意理论体系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断反思核心概念的本质，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法。

当前，设计语意学研究仍处于第三阶段，并未也不应该随着克里彭多夫的逝去而终止。对设计研究而言，只有积年累岁、深耕易耨、持之以恒、精进不辍，才能从“观”到“学”，最终建立起完整系统、影响深远的原创理论。

就设计语意学的原创起点而言，作为在设计学和传播学都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跨学科学者，克里彭多夫首先在设计领域发现并确认了设计中独特的不可动摇的东西——“意义”；然后以意义为立足点，从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控制论和建构主义等外部学科借鉴话语，丰富、支撑、完善设计语意学。可见，设计理论创新和设计话语创新应根植于设计学科自身，深究设计学科具有本源性和独占性的“元”特征，再主动连接设计之外的观点、理论和话语。切不可抛弃设计之本，盲目、被动跟随热点，沦为“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

20 世纪80 年代，面对技术革命的复杂多变、物质型消费向信息型消费转变，克里彭多夫提出产品语意理论，改善人工物和用户间的互动并增加销售机会。[111]1997 年，面对计算机和网络空间引发的范式转变，他又提出设计师不能只关注技术本身，更需要理解用户与设计师对同一种技术的（不同）理解之间的关系，指出保持技术以人为中心的重要性。如今，AI 浪潮势不可挡，设计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希冀更多学者在知识洪流中深深扎根设计学科，为中国设计学科“三大体系”建设贡献“自主原创”，为世界设计学科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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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书中译本为[ 美] 克劳斯· 克里彭多夫：《设计：语意学转向》[M]，胡飞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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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装饰》2024年第2期

原文：《克劳斯·克里彭多夫的设计语意学：核心概念与文本线索》

作者：赵佳琦、胡飞（通讯作者），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延伸阅读：

《装饰》2024年第2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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