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世界”的反映：唐纳德·舍恩的设计理论

学术文化 2024-05-09 09:58 北京

内容摘要

唐纳德·舍恩是20 世纪的美国哲学家，他以实验的方法做思辨的学问，设计理论在其所有理论成就中居于中轴的位置。隐喻、行动、组织学习的研究是其设计理论的先导，寻找所有实践的共通结构，构建“实践认识论”，改革大学之教育，是其设计理论的目标。为此，他用“反映”与“设计世界”的概念将杜威以科学为中心的探究理论改造成建构主义的版本，形成了“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与“设计世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又解释了以类型为单元的“设计世界”构成，以及从类型衍生出来的设计推理，来回应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挑战，同时标示出设计研究应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唐纳德· 舍恩、探究理论、实践中反映、设计世界

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的“反映性对话”理论是设计思维史的重要篇章。他将设计描述为一种具有理性结构的人文实践，在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人文与科学的设计范式之争中，做出了深刻有力的论辩。舍恩有关设计的著述多发表于80 年代，近40 年来影响广布，启发了后来学者如“框架创新”“问题空间与解题空间协同演化”等策略性的设计理解，也遭到过来自设计学、教育学多方的批判。国外学界对舍恩核心的设计论点不乏精辟阐释，舍恩的几部重要著作也已有中文译本，本文只尝试做一些补遗的工作。

其一，舍恩是哲学出身，治学广博，设计研究在其学术冰山中只占一角，以往对其设计思想的讨论，注重历史视野中与其他理论观点的关联，甄别得失，明晰方位。至于与舍恩其他学术成果关系之“末节”，则较少追究，本文尝试做些许补充。

其二，舍恩的“反映性对话”论点，来自于他对科技理性模式的批判，及对统摄不同专业的“实践认识论”的寻求。他将设计师的思维视为破题之钥，因而注重设计与其他专业实践共性一面的解析。本文尝试回归舍恩的理论旨趣，不再纯然地就设计论设计，解释舍恩费力揭开一种描述性、规范性、建构性的知识活动，从中寻找内在结构的原因。

其三，舍恩的反映论以杜威探究理论为根基，复而他又以设计为原型，修正了杜威的理论。本文辨析迥异其趣的两种探究，是为阐发舍恩如何以设计活动为根据，发起概念与系统的改造的。他从实用主义的起点走到了建构主义的终点，认为“设计世界”是探究发起与终结的关键。

最后，本文尝试唤起学界对舍恩另外几篇设计专论的关注。“反映性对话”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实践认识论”，而他在设计理论与方法小组的研究是为回应20 世纪80 年代技术条件下设计如何计算的问题。为此他深入到“设计世界”的阐发中，分析设计知识表达与推理的特征，从而建议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的方向。今日世界已将他早先思考的问题煽至前所未有的热度，冷静回溯应有益处。

“反映”与“设计世界”是舍恩设计理论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反映”描述出设计以默会、对话、渐进的方式认知与介入现实的机制；“设计世界”是设计知识与价值存放的空间，是设计对现实进行规范与建构的凭借，描述出设计整体性地学习与交流的特征。补遗的目的是为了较完整地把握舍恩的设计理论，文中将“反映”与“设计世界”并重，并从以上四点分别解释其理论发展由何、为何、如何、应何的问题，也是为此。

舍恩其人

1. 唐纳德·舍恩

唐纳德· 舍恩1930 年生于美国波士顿，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完成本科学业，后赴巴黎索邦大学求学。回国后，他于哈佛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1955 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对杜威探究理论的研究。自此，杜威哲学成为其一生思想的根基。在欧期间，舍恩还于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与钢琴，此后演奏不息，尤爱爵士乐。即兴协作的爵士乐演奏方式成为他后来“实践中反映”理解的原型之一。舍恩没有成为一个典型的哲学家，他希望以实验、观察、访谈的方式来做概念分析，阐明专业实践的探究过程。这一治学方式显然为20世纪中叶美国哲学界所不容，因此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堪萨斯大学的哲学系短暂担任教职后，他便出走实业界。据其自述，他成为“流离失所（displaced）”[1] 的哲学家。

自1957 年始，舍恩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阿瑟· 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管理咨询公司工作。他在公司组建的新产品小组（New Products Group），为 30 多家工业公司提供产品设计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1963 年，他加入肯尼迪政府的商务部，领导标准局新成立的应用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Technology）。1966 年，他离开政府部门，回到剑桥，创建社会和技术创新小组（Organization for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从事住房、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的研究和干预工作。1972 年，他正式回归学术圈，在麻省理工的城市规划与教育学院担任福特教授，直到1992年退休。

在哲学界与实业界之间常年的游弋，让舍恩获得了一种边缘视角。他能够深入接触各类专业实践，“会说一百种专家团体的语言”[2]，同时又能像他自比的“长颈鹿”一般好奇且疏离地俯瞰实践世界，保持冷静的观察与结构性的思考。在1983 年出版影响广布的《反映的实践者》专著之前，其理论主要关注“变革”“隐喻”“行动理论”和“组织学习”，尤其是后两者，学术贡献不亚于他后来对专业实践的讨论。

从变革、隐喻、行动理论到组织学习：设计研究之前的理论进路

舍恩关于组织与社会变革模型的思考发表在1967 年的《技术与变革：新赫拉克利特》和1971 年的《超越稳定状态》两本著作中。他将古典哲学家巴门尼德“存在静止不变”与赫拉克利特“万物永恒变化”的理论投射到现实世界。他发现，当时的组织和社会仿佛认同巴门尼德的理念，存在一种对稳定状态（Stable State）的信念，要么相信生活核心不可变，要么相信生活的不变可以追获[3]，常“为保持不变而斗争”[4]。而在技术增长与社会因素影响下，舍恩认为：“组织与机构的稳定、个人的自我定位与价值体系都在经历解体或面临解体的威胁……稳定的状态本身变得越来越不真实。”[5] 因而他更认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引导、影响和管理这些变革。我们必须使变革的能力成为自身和机构的组成部分”[6]。

舍恩在这一时期及之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在回应如何应对不稳定状态的问题。

其一，他提出生成性隐喻（Generative Metaphor）的概念，以与修辞语法意义上的隐喻做出区分，他认为生成性隐喻能够将某种视角与框架从一个经验领域延续到另一个经验领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产生过程”[7]。它使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构建意义”，同时保持旧经验和新情况之间的连续性。这里他引入框架重组（Frame Restructuring）一词描述隐喻的生成，认为在新情境中，必须对概念进行框架重组，否则无法确定相关事实与评价规范；在社会政策辩论中，相互冲突的不是事实，而是不同框架为事实建构的不相容的含义与价值，同样需要框架重组来整合情境中的关系与特征，“将其嵌入新的、协调的描述中”[8]。舍恩在自己的第一本书《概念的置换》（1963年）中探讨了这一观点，并在《生成性隐喻：社会政策中的问题解决视角》（1979 年）一文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框架”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热衷使用的概念[9]，舍恩的“框架”并非创新[10]，但后来在其设计分析中却是关键，赋予了设计一种建构的解释。

其二，舍恩与克里斯· 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共同发展了行动理论。[11] 该理论致力于分析人类行动的特点，解释、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舍恩与阿吉里斯希望探究有利于改变现状的行为选择。1974 年，两人合著出版《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一书，做出系统阐释。他们首先区分了信奉理论（Espoused Theory）与使用理论（Theory in Use）。信奉理论是人们对外宣告的行动理由，来自信念，并不一定是行动的真正原因，使用理论是人类行动中实际遵照的模式；进而又区分出两类使用理论：第一型使用理论是单向、封闭、非赢即输、理性地奔向自设目的的理论，会造成行动的停滞不前；第二型使用理论是信息公开、合作控制、目标灵活的理论，会提高行动有效性。这种以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默会知识为基础的使用理论，以及在情境中灵活设定策略与目标的第二型理论，后续也转换成了描述设计历程[12] 的版本。

其三，舍恩与阿吉里斯从个体转向组织，共同发起了对组织学习的研究。1978 年两人合著的《组织的学习：行为透视理论》是最早提出该概念的论著。他们认为：“组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组织是否有能力以新方式看待事物，从而获得新理解并形成新行为模式。”[13] 他们以“反馈回路”的概念为核心，区分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与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两种组织学习[14]，对应个体行动中的第一型和第二型理论，带有强烈的控制论色彩。这种反馈环的结构后来也是舍恩分析设计师“假设实验”的基础，据他观察，设计师是以预期结果是否意外、是否满意的反馈来调整行动的理论与目标的。[15]

2. 舍恩的“假设检验实验”图示，作者自绘。舍恩认为肯定（affirmation）逻辑在实践中具有优先性，设定了严谨度的界线。除非为积累案例做准备，否则理论是否证实（confirmation）就是次要的

主体对情境的建构（隐喻与框架）、行动中的默会知识（使用理论）、基于反馈的框架重组（双环学习）是他后来描述设计活动的重要特征。这让我们疑惑，似乎舍恩在设计研究真正开展之前，基本观点早已注定。而实际上，舍恩于50 年代起就开始接触产品设计，70 年代初，受时任麻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的威廉· 伯特（William Porter）邀请，参加建筑教育研究项目。[16] 在时间线上，对设计的观察与所谓早期的理论几乎不分先后。我们可以推测，在舍恩的思想发展中，设计活动大概扮演了类似影子原型的意义，只是由于设计研究的著述多发表于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成果出现得较晚，以至于我们在论文中见到的是他预先织就的讨论设计活动的框架。

作为反映性对话的设计实践：科技理性模式的替代方案

舍恩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分析，目的是构建一种适用所有专业实践的新认识论，以替代科技理性的模式。在舍恩看来，所有的专业实践是“设计式”（designlike）的，这里有两层含义。一层建立在赫伯特· 西蒙（Herbert Simon）人工科学的理解上，认为所有实践都有设计的成分，即引导情境向预期的转变；另一层是指复杂的设计历程对于其他专业实践具有典范意义，设计不是工具性地运用固定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在情境的“回话”（Talk Back）中不断反映出新理解，进而重新塑造情境的过程。在1983 年出版的《反映的实践者》中，他最早提出了这种“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Refle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e Situation）的行为结构。由于认知与改造在此间是齐头并进的，实践因而获得了知识生成的意义。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专业实践陷入信心危机，在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引领下，舍恩将病症诊断为科技理性的专制。在认识论层面，舍恩认为科技理性导致手段与目的、知与行、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沟壑渐深，其根源是近300 年来的实证主义思想，它将“世界唯一有意义的陈述”归结为对经验的观察以及衍生出来的抽象解释，简化为逻辑与数学的分析模型，而实践知识无法“干净利落套用到实证主义知识类别中”[17]，自然遭受排斥。在方法论层面，舍恩认为科技理性造成了严谨性与适切性（relevance）的两难，在“工具性实践”适用的“干爽高地”之外，还存在应对“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问题的“沼泽低地”[18]，专业实践者面对现实无法依照严谨的知识行事，或只能削足适履地切割实践情境，最终牺牲了当事人，造成了专业的合法性危机。在社会体制层面，从19 世纪后期到20 世纪初美国确立了以工、农、医为模型的大学体制，将知识等级化为最高的基础原理、居中的应用方法与末位的服务技巧，知识等级越高的专家学术地位越高，进一步造成研究与实践的分野。

3.“反映性对话”的解释学循环图示，作者自绘。舍恩认为实践者在对话中跃入情境，成为情境的一部分，在情境的回话中不断打破预设的意义，最终将情境整合为对话中的意义，实现世界和情境的深入融合

舍恩的方案不是为科技知识寻找适切性的道路，而是在专业实践中找到具有严谨性的知识结构。他认为实践者在情境中，会对自身的策略、规范、状态、过程甚或角色做出反映，即存在一种“实践中反映”（Reflecting-in-practice）的认识论。而设计活动常面对不确定情境，与情境的反映以对话方式展开，舍恩认为这是实践者“在处理令人困惑、多样的实践情境时所展现的艺术性的核心”[19]。他以一对建筑学师生的教学为主要案例，分解出其中核心的命名、框架、行动和评鉴4 类行为[20]，它们螺旋上升、反复迭代，构成所谓“艺术性”的内在机制。当然，出于对复杂性的尊重，舍恩从未对这种反映性对话进行模型化的描述。[21]

舍恩所谓的“命名”（naming）[22]，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中，用过去习得的语料，将其中相关元素及其关系凸显出来。据他观察，建筑师运用选址、空间组织、建筑结构、比例等语言归纳情境，区分出了情境中不同事物的优先次序。“框架”（framing）则是在情境中对问题的设定，是面向预期的价值，为命名的元素与关系在情境中寻找一致性、协调感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以上选址、空间组织、空间感受等语言在情境中相互关联，为情境设定了规范。这两项操作倏忽而至，相互纠缠，在论述中经常并置出现，舍恩借此将设计解释为一种主观建构：它们是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实践者运用知识库中的材料以相似的思路理解与处理新事物，将过去的经验投射到新的特殊情境中。它们又是描述与规范的融合，实践者借此将改造的意向投射到情境中，实现“从数据到建议、从事实到价值、从‘是’ 到‘应该’的规范性飞跃”[23]。

然而，情境不能完全受控，因而“行动”（Making Moves），即与情境的反映性对话就可以理解成根据情境的回话，不断重组框架的过程。根据舍恩在不同地方的解释，框架重组具有实验的意义，又具有解释学循环的意义。在实验意义上，实践者是以行动为探针，通过改变情境来严谨地测试问题框架是否恰当，是否利于转化为设计。这种实验是置身其中的（而非中立远观），是不分变量的（而非实验室控制），是为下一步行动做指引的（而非追求得出客观的知识），舍恩认为它具有不同于科学实验的严谨性。在解释学意义上，实践者与情境进行对话，是意义达成共识的过程。舍恩说：“情境的意义必须包含他自己对于情境的贡献……该情境本身具备与他意图无关的步调，所以可能阻碍他的计划，并带来新意义。”[24] 这十分类似伽达默尔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带着前理解而来，面对新意义再修正自己的理解，最终达成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循环。现场实验和解释学循环的双重性解释赋予反映性对话的设计实践一种人文主义视野下的严谨结构。

以上3 项行动还无法解释框架重组为何发起、实验结果以何判断的问题。舍恩借鉴杜威的理论，认为实践中存在差异性的欣赏系统（Appreciative System），框架与行动都会经受欣赏系统的“评鉴”（evaluating）。欣赏系统是专业带到情境中的“价值观、规范和喜好”[25]，是专业共同体的行动惯例。这就如同库恩的范式，来自历史性的共识，而非超越性的标准。实践者凭借欣赏系统，确定目标和方向，并决定何时停止实验，将假设变成结果。这正如舍恩所说：“这个过程（反映性对话过程）即评鉴、行动、再评鉴等依次循环，周而复始。这个独特而不确定的情境会通过试图改变而获得理解；也会通过试图理解而发生改变。”[26] 专业实践于是不再是科学通则知识的应用，自身就是独立的知识生产过程。

舍恩对科技理性的见解遭受过严厉批评，他将以设计为原型的实践描述为科学实证知识活动的对立面，被认为是过度简化、言过其实，甚至是“反智主义”的。然而，这一偏颇的前提将他引向了设计活动兼具人文性与融贯性的解释，意味着设计是迥异于科技理性的价值实践，同时又是严谨的知识活动。在他之前，如奥托· 艾舍（Otto Aicher）、赫伯特· 西蒙、霍斯特· 里特尔（Horst Rittel）、奈杰尔· 克罗斯（Nigel Cross）都已列数过设计与科学之别，均不如他鞭辟入里。同样，在这一前提下，舍恩尚不在意设计相对于其他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设计世界”虽已在其中，却隐而不表。再往后几年，舍恩才对后者做出了更深入的阐发。

设计的探究：对杜威探究理论的继承与改造

舍恩的分析以杜威探究理论为基础，他对设计的描述，即“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实质上是探究的另一种表述；反过来，设计的实证研究又促使他重新加工处理杜威的探究理论。舍恩曾在1992年著文详述与杜威探究的关系，不仅将杜威的“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ought）改造成“反映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27]，而且用“设计世界”的概念将它转换成建构主义的版本。这里有必要辨析这两个版本探究的异同，从而解释舍恩何以能如此这般描述设计。

探究（inquiry），是杜威改造近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传统认识论中对象与主体、知与行、价值与事实二元分离，认知于是沦为对外在对象的注意与观察，造成一种“旁观者认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因而，他以探究活动让主体投身世界中，对世界的发问、整合与转变，以参与的姿态进行认识，从而重新建立哲学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关联。舍恩的“实践认识论”从科技理性的二分法批判开始，找到了“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的替代方案，显然依循的是杜威铺设好的哲学路径。在1938 年的《逻辑：探究的理论》中，杜威为“探究”下过一个定义: “探究是对于一种不确定情境的受控制或有方向的转变，使其中作为构件的诸特性和关系变得如此确定, 以使原有情境中的各要素转变为统一的整体。”[28] 这一过程是通过问题制订与问题解决，不断定向、控制，给予未知、变化的要素整体的秩序。在舍恩对设计历程的解析中，我们能轻松发现杜威的理论印痕。

在杜威思想中，有一个与探究相关紧密的概念系统。杜威认为逻辑具有工具性，是情境中探究的操作与控制，而不是先验而完满的理性形式；知识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它来自过去的根据，并作为未来探究的资源，处于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不是至高永恒的真理。情境是环绕的背景性经验世界，万事万物都浸润在情境中，充满了差异与关系。探究从情境的困顿中产生，引向确定性的情境，在此过程中不存在完全孤立的对象。确定性寻求的目的是“变成行动”，使行动成功有效，而不是为了构建自洽的理论。欣赏是一种心领神会，既是理智与观念上的掌握，又是感觉上的满足与愉悦。从舍恩的著述中可见，其“实践认识论”是在杜威搭建好的概念框架下构建的，所用情境、知识、欣赏、确定性等概念与杜威的概念含义高度一致。

舍恩与杜威探究理论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设计为原型，而后者是以科学为中心，反映在理论中是知行关系、知识形式、知识与外部实在关系的突出差异。在前者的探究中知与行是融合的，后者的探究中知与行是交替的；前者讲的是实践即真知，在后者的理解是实践孕育与验证真知；前者认为探究是对世界的建构，后者认为探究是对世界的作用。

舍恩的思考时时参考着设计活动，以确立一种有别于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类型。他用狭义的设计活动来推论广义的设计（所有专业实践的设计），这种探究更接近杜威意义上的常识探究。他坚持这类探究是严谨的，是与科学探究分庭抗礼的知识形式。而杜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另立知识的门户，而是批判科学相对于常识的超越姿态，希望确立科学探究与常识探究的连续性。他认为常识不严密、不系统，在逻辑上更为简单，但仍旧是探究的类型。常识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在科学中得到精确的探究，形成融贯的知识，再于常识中得到验证，进而拓展常识所能支配的内容。这意味着在杜威看来，科学是知识活动中的中间阶段，但仍是“追求知识的主要范式”[29]。

为论证设计实践本身就是知识活动，舍恩引入了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波兰尼认为造就全新融贯性的格式塔革命是推动科学范式演进的关键力量[30]，因而激进地表述：“科学发现无法由明确的推论达到，它的正确公断也不能被明确地陈述出来。发现只能通过精神的默会力量（Tacit Powers of the Mind）达到，而且，它的内容，就其是不确定的而言，只能被默会地认识（Tacitly Known）。”[31] 这可能鼓舞舍恩形成了行动中认知的概念。他发现，我们有时自发行动无须即时思考；常常不自觉间学会了某事；会将认知内化到感觉当中，于是认为行动中认知是“日常实践知识特有的一种形式”[32]。舍恩著述的译者夏林清将reflecting 译为“反映”而非“反思”，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舍恩眼中“反映”是感觉、意向、思考相综合的心理活动，而不仅仅是理智的操作。相较而言，杜威的反省思维是理性为核的思维，是“反复、严肃、持续不断的深思”[33]，是从疑难困惑转向清晰连贯的过程，它使人自觉、有预见性、有价值追求地合理行动。可见，舍恩眼中的探究是身体力行，行与知是一致的过程；杜威眼中的探究是学以致用，行与知交替进行。

舍恩还认为设计实践是一种建构，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纳尔逊·古德曼“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的影响。前者视语言与世界为同构关系，语言与实践相互交融，语言不是对世界的精确反映，而是对世界的灵活作用。[34] 后者持更激进的建构主义立场，认为世界并非发现，而是心智中符号的创造，不同的符号衍生出多种可能世界，我们通过符号的组合与分解、强调、排序、删减和补充、重塑或变形等方式，在已有世界基础上生成自己的世界，以适应自己的实践。[35] 舍恩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世界转型的逻辑叠加在杜威探究理论之上，将杜威的探究理论改造成一个建构主义的版本。他认为，设计师不仅发现了情境的现实性，而且用感知、语言、价值和积极的操作构建自己的世界。

从他的理论表述中可以看出：其一，设计的发起源于世界的建构，每个设计师都拥有自己的“设计世界”，其中包括“自己熟悉的结构、看待事物的方式、选择的策略和对任务的理解”[36]，设计师借此从一片混沌中设定出问题；其二，设计的过程是世界的转型。设计师在与情境的对话中，会不断遇到相互冲突的要素与要求，他们通过“游戏和欣赏性判断来构建一致性”[37]，从而更新自己的世界；其三，设计的结束意味着建构的完成。他认为设计停止的规则是“设定的问题客观上得到解决”[38]，这就将探究的终点放置在主观的建构得到客观的回应之上。舍恩对杜威的批判，正是认为后者为了“抵御相对主义的幽灵”，视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协作为客观基础，批评杜威误信“‘观察到的事实’ 既然是事实，那么对问题的判断就可以用事实来检验”[39]。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两人都坚持走知行合一、主客交融的哲学路径，但舍恩的探究始于主观、终于主观，而杜威的探究恰相反，它始于客观问题，终于客观验证。

设计世界：走向计算的设计

如果说“反映性对话”是舍恩通用的设计研究，那么他专门的设计研究实际发起于同一时期。

1982 年秋，他参与发起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理论与方法小组（Design Theory and Methods Group），来自建筑、规划、环境、工程与计算机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松散的团队[40]，共同探究设计本质与设计师的知识。据舍恩说，他们认为研究设计理论的前提是“跨学科的方法”[41]。1984 年与1988 年，舍恩及其同仁在《设计研究》杂志策划了两期专题，发布小组成果。在彼得·劳埃德（Peter Lloyd）对设计研究的历史回顾中，认为这批成果将话语置于“科学”或客观真理之上，认识到设计过程的社会基础和对话本质，开启了设计学科中新的探究类型。[42] 舍恩为两期专题分别撰写了导言，并发表了论文《设计历程中的问题、框架与视角》与《设计历程：规则、类型与世界》，再加上1992 年发表的《设计历程：与设计情境中的材料进行反映性对话》一文，他比以往更深刻地讨论了框架转型、设计推理与设计情境。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回应发展中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萌芽中的人工智能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诞生于20 世纪50 年代，70年代进入个人软件市场，80 年代开始从高效、精确的绘图工具向基于特征与参数的建模工具发展，辅助领域不断拓展。80 年代同样迎来了人工智能领域第二个发展高潮，诞生于60 年代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在20 年后得到商用普及，这类计算机模型是“知识库”和“推理机”的结合，可以模拟专业领域的专家答题解疑。[43] 设计理论与方法小组的研究或是直接瞄准软件模型的创建，或是反思设计如何计算的问题，多少与此相关。[44]据舍恩总结，他们共同关注几个核心问题：设计及对象的表达、设计知识的推理、设计话语的本质[45]，几乎都在回应设计领域专家系统如何搭建的问题。表达的研究考察设计思维与对象的关系，如对象哪些特征表达在设计知识中，如何聚类、融合的问题。推理的研究考察设计师思维与一般形式逻辑、个人化的思维特质之间的关系，如在同一框架中的“本地化推理”的差异问题。话语的研究关注设计历程中不同参与者的兴趣、表达策略与语言，其核心是话语中意义感知的差异。

舍恩的研究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涉及，但前两者的研究与设计计算的关系最为密切。舍恩认为，设计知识的表达要处理好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独特性与普遍性、累积性与生成性、多元性与共通性四对内在矛盾。设计推理的规则具有偶发、临时、相对、开放、与对象情境相关的特质，而且时常是默会的，它不是一般的形式逻辑，而是建立在类型之上的衍生构造。类型如同知识与价值的储存单元，将“设计世界”累积搭建起来。在舍恩的经典表述中，类型是“以一般方式发挥作用的特殊事物，或具有特殊事物‘完整性 ’ 的一般类别”[46]，具有“具体的普遍性”。例如维特鲁威编撰的建筑类型，在今日仍具有普遍规则的意义。舍恩根据类型在推理中的作用，总结了功能原型（Functional Types）、参考示例（References）、空间格式塔（Spatial Gestalt）与体验原型（Experiential Archetypes）4种类型。（表1）[47] 它们会帮助设计师对情境进行预构建（prestructurings），形成动作序列与设计指南。在与情境的对话中，也会生成新的类型，丰富设计师的“设计世界”。因此，舍恩认为设计知识的表达“应该以熟练设计师所掌握的各种类型为中心”[48]，“与设计师的知识表达策略是否相匹配、相融合决定了设计辅助系统的易用性”[49]。

舍恩1992 年的文章是对视觉计算先驱大卫· 马尔（Daivd Marr）1982 年遗作的回应。马尔将视觉视为信息处理系统，将视网膜上的图像与空间中的物质图像表述成信息。立足于此，舍恩反思设计如何才能表述成信息处理，进而思考人工智能设计的形态。他认为，设计活动具有物质性，面对的是可触可感的物质情境；具有规范性，是基于感官和语言的积极构建；具有个体性，越是创新，设计世界越可能是独有的；具有社会性，设计交流是设计世界之间围绕类型模棱两可的解读。而且，设计师是在“观看—图画—观看”的连贯结构中驾驭设计情境的复杂性，意味着设计任务无法事先预料，问题空间也无法事先给出。显然，他对设计的信息处理观表示怀疑。他说，如果人工智能设计指的是设计现象的模拟，那就需要建立设计欣赏系统，模拟设计过程中的实验与意图变化，模拟“设计世界”之间的交流。言外之意，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指的是设计功能的模拟，绕过从世界到情境的建构、从属性到品质的表达、从类型到规则的推导，它也必然是在一个或多个恒定且预设结构的设计世界中运行，这种模拟必然是受限或受控的。因此，舍恩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景不是模拟设计师，而是充当辅助工具。他做出了几点设想，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的今日可能仍有价值，转录如下：

创建计算机环境，增强设计师的“观看—图画—观看”能力。

创建类似设计世界的微型世界，借此扩展设计师构建和探索设计世界的能力。

提供一个系统，扩展设计者的原型库，提高设计者探索原型，及使原型与特定情境发生对话的能力。

创建一种环境，帮助设计者发现和反思自己的设计知识。[50]

舍恩以人文、社会的视角看待设计，却仍对人工智能设计高度乐观，因他在神秘而开放的设计直觉中发现了结构。这种结构目前无法模拟和替代，却可在关节处借助辅助工具来增强。在30 余年前他呼吁：是时候让更多优秀人才投入这个领域了。

结语

尽管设计理论在舍恩所有研究中只占一小部分，却是其所有理论的中轴。行动理论研究为他引入了默会知识，隐喻研究将他导向了主观建构，组织学习中的反馈论思想让他能结构化地处理主体与情境的对话关系，这些理论方向汇聚到设计的观察中，为他找到“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的结构特征。复而，这一知识的结构特征又是他凝结教育理论的凭借。他发起对科技理性的认识论之战，据此建构出新的“实践认识论”，进一步发展了知行合一的表述，倡导在此基础上重建大学，解放实践领域的研究人员，让他们自足自得地生产专有的知识。在人工智能甚嚣尘上之时，他又回到“设计世界”的复杂机理中，思考人工智能的作用与限度的问题。

舍恩的设计理论是连贯的，“反映”与“设计世界”是一种说法、不同侧重。“反映”让主体具身地投入情境，身心合一地与情境对话，应时权变地重组框架，灵活改换策略、意图与意义的设定。“设计世界”是主体栖息其中的知识与规范，“反映”由此发起，它又在“反映”中不断累积。若将反映论的语义补充完整，正是“设计世界与情境进行反映性对话”。简而言之，“反映”赋予了“设计世界”生成性，“设计世界”又为“反映”提供了起点、动力与目标。今日，我们身居不确定性持续增长的世界，设计之“反映”机制确为我们贡献了通用的良策，这一说已得到足够重视。而对“设计世界”同样不应忽视，尤其在学科知识融合、人工智能辅助已成大势之际，这一概念的发展可避免前者沦为粗糙的嫁接，避免后者陷入忘我的迷失。

舍恩的设计理论自然也存有问题，遭到过很多批评，其中最精准的批评来自诺伯特· 卢森伯格（Norbert F. M. Roozenburg）和吉斯·多斯特（Kees Dorst）的文章。[51] 他们认为：第一，舍恩夸大了问题情境的独特性，认为一般理论的演绎无法解决特殊的问题，将科技及其理论对设计的支撑排除在外；第二，舍恩“行动中反映”并非独创，因为它实际是共通的行为方法，早有行动科学专家做出过类似归纳；第三，舍恩的探究陷入了一种机会主义，变成了盲人摸象，遗漏了总体性设计战略的指引；第四，舍恩过分强调主观建构，忽略了对象的物理属性，实际上“框架所起的作用可能要比舍恩所说的有限得多”[52]。

舍恩的理论孕育在科学权威遭受质疑、相对主义思想滋生的年代，“偏颇”之处可以理解。但要知道，我们直到今日，仍一次次回到“框架实验”与“设计世界”的概念中寻找论说的力量。也许，面对舍恩理论最为积极的态度，是不再将它用作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论争的武器，而是在其中发掘弥合范式裂痕的力量。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Leonard Waks. Donald Schon's Philosophy of Design and Design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 January 2001: 38.

[2] 同[1], p37.

[3] 同[1], p9.

[4] Donald Schon, Beyond the Stable State: Public and Private Learning in a Changing Society [M], London: Temple Smith, 1971: 32.

[5] 同[2], p15.

[6] 同[2], p30.

[7] Donald Schön, Generative Metaphor: A Perspective on Problem-setting in Social Policy, in Andrew Ortony eds., Metaphor and Though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7.

[8] 同[7], p160.

[9] 一般认为，最早系统阐述框架（frame）概念的是人类学家格雷戈里·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在1955 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中，把框架用作一种阐释性的语境。1956 年，欧文· 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经典社会学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已使用“框架概念”，作为一种理解与阐释现实的认知结构。1974 年，戈夫曼出版专著《框架分析》对此做出进一步阐述，认为社会本混乱无序，“框架的存在使人们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参见段善策：《作为新闻的框架：从贝特森到梵· 迪克》[J]，《东南传播》，2010 年第7 期，第84 页。

[10] 舍恩的框架理论借鉴了卡尔·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1970 年），后者认为历史文化不能用实证主义态度去语境地接近，唯有在具体指涉框架（Reference of Frame）中才能理解。而只有解释学循环中，人与才具备共同的指涉框架，达成普遍性的理解。参见肖瑛：《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兼论相对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J]，《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3期，第47—57 页。

[11] 行动研究的源头是19 世纪末的“教育科学化运动”，20世纪4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Kurt Lewin）最早提出并阐释了行动研究的概念，他将行动研究的过程描述为“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具有实证主义的特征。舍恩的行动理论与后续的专业实践研究显然建立在勒温成果的基础上。参见刘良华：《行动研究的史与思》[D]，华东师范大学，2003，第5—9页。

[12] 设计历程特指动词意义的设计，即designing。

[13] [ 美] 克里斯·阿吉里斯、[ 美] 唐纳德·舍恩：《组织学习》[M]，慈玉鹏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2021，前言，第二页。

[14] 单环学习是工具性学习，通过环境与结果的感知与监测，调整组织策略，以维持组织规范与目标。而双环学习是在单环之外，出现了第二个反馈环，基于结果反馈发起对组织价值观与目标本身的挑战。

[15] [ 美] 唐纳德· A. 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M]，夏林清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121—129 页。

[16] [ 美] 唐纳德· A. 舍恩：《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专业领域中关于教与学的一项全新设计》[M]，郝彩虹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前言，第XI 页。

[17] 同[15]，第31 页。

[18] 同[15]，第17—39 页。

[19] 同[15]，第53 页。

[20] 吉斯· 多斯特将这4 个行为理解成舍恩设计模型的4个环节，以便开展对比实证研究。Kees Dorst, Describing Design: A Comparison of Paradigms [D]. PhD Thesis,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997.

[21] 原文说的是“很难用固定的模式来表示”。同[20]，第67 页。

[22] 舍恩对名称、语言的重视受益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晚年哲学，这在他早年的隐喻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从《反映的实践者》第三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察觉出他对设计语言的理解。其一，设计语言是模糊的，与经验中的案例粘连在一起，导致新手在沟通时的困境。其二，设计语言是习得的，通过对“实践中反映”的反映进入自己的语料库。其三，设计语言不仅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和建构性的，赋予情境以秩序、意义与体验。最后，设计语言是演绎的，遵照“如果……那么……”的命题模式，以此种方式不断在情境中进行探究。

[23] 同[7]，p147.

[24] 同[15]，第133 页。

[25] 同[16]，第29 页。

[26] 同[16]，第111 页。

[27] Donald A. Schön, The Theory of Inquiry: Dewey's Legacy to Education[J], Curriculum Inquiry , 1992, Vol. 22, No. 2: 123.

[28] [ 美] 约翰· 杜威：《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二卷（1938）》[M]，邵强进、张留华、高来源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77 页。

[29] 徐陶：《杜威的探究理论与当代科学认知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3期，第37 页。

[30] 张一兵：《迈克尔· 波兰尼: 意会推论在科学研究的融贯性逻辑力量》[J]，《人文杂志》，2021 年第2 期，第21 页。

[31] [ 英］迈克尔· 波兰尼:《认知与存在》[M]，李白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 114 页。译文将“tacit”译成“意会”，本文为保持上下文一致，对引文做出了调整。

[32] 同[15]，第46 页。

[33] [ 美] 约翰·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第11 页。

[34] 张学广：《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观》[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5 期，第5—16 页。

[35] 姬志闯、时贤：《纳尔逊· 古德曼的隐喻思想及其认识论意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 期，第19—24 页。

[36] 同[27], p129.

[37] 同[27], p131.

[38] 同[27], p131.

[39] 同[27], p123.

[40] 小组成员包括建筑史学家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SAR 设计方法的开发者约翰· 哈布瑞肯（John Habraken），城市和环境设计师加里· 哈克（Gary Hack）、计算机专家马克· 格罗斯（Mark Gross）、工程设计专家路易斯· 布恰雷利（Louis Bucciarelli）等。

[41] Donald A. Schön, Louis Bucciarelli,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C]. In: Newsome, S.L., Spillers, W.R., Finger, S. (eds) Design Theory ’ 88 . New York, NY, 1989, Springer: 29.

[42] Peter Lloyd，You Make It and You Try It Out: Seeds of Design Discipline Futures[J], Design Studies , Volume 65 (November 2019): 171.

[43] 张煜东、吴乐南、王水花：《专家系统发展综述》[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0 年第19 期，第43 页。

[44] 例如马克· 格罗斯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名为“限制管理器”的设计模型，用于建构、读取图表，检索和处理可视化设计参考资料。路易斯·布恰雷利的文章《工程设计的民族志观察》探讨设计话语交流的特点和结果，表示计算机要对同一对象保留多重表征痕迹，留出模糊的空间。

[45] 同[41], p32.

[46] Donald A. Schön, Designing: Rules, Types and Worlds[J], Design Studies , 1988, 9(3): 183.

[47] 同[46], p188.

[48] 同[46], p189.

[49] 同[46], p189.

[50] Donald A. Schön, Designing as Refle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terials of a Design Situation[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 1992, 5(1): 146.

[51] Norbert F. M. Roozenburg, Kees Dorst, Describing Design as a Reflective Practice: Observations on Schön’ s Theory of Practice . In: Frankenberger, E., Birkhofer, H., Badke-Schaub, P. (eds) Designers: The Key to Successful Product Development [M]. London: Springer London, 1998: 36-39.

[52] 同[51], p39.

来源：《装饰》2024年第2期

原文：《“设计世界”的反映：唐纳德·舍恩的设计理论》

作者：李云、张严，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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