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 | 形象与认同:湖州“笔娘娘”卜香莲形象塑造与传说建构

学术   2024-08-05 20:47   北京  


 
2014年,《装饰》杂志进行了首次年度“优秀投稿论文”的评选暨优秀作者交流活动,并作为年度常设活动举办。

日前,《装饰》2023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出炉,我们将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2023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并附上编辑评语,以飨读者。


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篇
“民俗民艺”栏目的优秀论文


民俗民艺
栏目主持:赵毅平      

编辑点评

     

     本篇文章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新意,以往学界对于制笔业行业神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蒙恬身上,而本文将焦点放在了关注较少的女性行业神——“笔娘娘”卜香莲身上。作者首先通过文本梳理与考察,探讨了笔娘娘作为行业神是如何出现并与湖州的制笔技术和地域关联起来的;接着,作者从人物姓名、贞节观念等入手,考证了卜香莲的形象塑造过程、形象内涵及其与湖州女性从事毛笔生产合理性之间的关联,厘清了湖州“笔娘娘”卜香莲的形象塑造与传说构建过程。并且,对于这一人为建构、完善行业神的过程,文章从几个层面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分析论证的可信度较高。而且,作者的研究对象是笔祖信仰,但在分析时没有局限在信仰流变层面,而是把地方产业的发展纳入观察的视野。因而,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民间信仰的建构与变化过程、民间信仰与地方手工艺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一种视角。(赵毅平)



原文:

形象与认同:湖州“笔娘娘”卜香莲形象塑造与传说建构


高 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湖州笔祖信仰与制笔业相伴而生。湖州笔工通过嫁接、拼凑传世文献中蒙恬造笔的传说,不断完善湖州笔祖信仰中蒙恬与卜香莲的形象,达到强化身份认同的目的。湖州笔祖信仰最早出现在元代,到清代中期文本逐渐丰富,晚晴民国时期笔娘娘形象成形。从湖州地区笔祖信仰的特殊性出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间信仰与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多重关联。

关键词:蒙恬、制笔业、笔祖、卜香莲、湖州

中唐以后,科举制的普及使制笔业兴盛起来。为寻求庇护及身份合法性,蒙恬逐渐被笔工尊奉为全国性的制笔业始祖。目前,学界对蒙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军事、修路、制笔等行为事迹上[1],关于湖州笔祖传说多为民俗学的考察[2],缺乏对笔娘娘卜香莲作为行业神传说生成过程的研究。本文从湖州笔娘娘信仰出发,考察其形象塑造的过程及其在制笔业当中的特殊性,探讨民间信仰与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多重关联。


湖州笔祖传说文本的形成与笔娘娘的出现


“天下毛笔出湖州,湖州毛笔出善琏。”[3]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浙苏皖三省交会处,东邻嘉兴,南接杭州,西邻安徽省宣州,北濒太湖,与江苏省无锡市、苏州市隔湖相望,处在太湖南岸,因湖而得名。地势大致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多山,东部为平原水网。元代,制笔业兴起;明代始,湖州毛笔开始成为贡品;清代,随着湖州笔客外出销售,湖笔的市场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到民国时期,湖笔产量已十分惊人,仅善琏镇毛笔“年产400 万支左右”[4],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笔生产中心。

湖州制笔业的兴盛使笔祖信仰传说流传甚广,现将文本摘录如下:

善琏,古称蒙溪。相传,秦始皇东巡稽、邮拳,命护驾大将蒙恬屯兵游城,镇犒吴越。蒙纳卜夫人,随征塞上。卜夫人,字香莲,贤而慧,取羊毛、兔毫制笔,书于帛,仕尉皆颂其才。后蒙恬被执遇难,夫人携幼子颖,由门客卜廷、沈且伴归故里隐居,授乡民以制笔之技。汉武帝时,谥封蒙恬为安定,立祠以祭,称其地为蒙溪。[5]

由此可知湖州蒙恬信仰的大概结构,即秦始皇东游时令蒙恬护驾并伴随左右,行至湖州地区,与当地女子卜香莲结婚。婚后卜香莲随蒙恬在塞上生活并创造了毛笔。蒙恬遇难后,卜香莲带着幼子蒙颖回归故里,教授乡民制笔技术。汉武帝时,善琏村民修建蒙恬祠以纪念。

1. 湖州蒙公祠内蒙恬、卜香莲、蒙恬太子像

2. 湖州蒙公祠内的卜香莲像


文本中出现了几处关键信息,分别是“蒙恬”“卜香莲”“子颖”“秦始皇东游”等,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找寻该传说的文本形成过程。

1. 建立蒙恬与湖州的地域联系

湖州笔祖信仰文本首先是对《史记》中秦始皇东游的路线做了删减、附会,湖州民众试图利用秦始皇东游各地点,使湖州与传世文献中的蒙恬产生地域上的联系。笔者通过核对《史记·始皇本纪》原文发现,跟随秦始皇巡游者为蒙毅。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6]

传说文本则将随驾的人物替换为蒙恬。通过拼合、替换,形成“秦始皇东巡稽、邮拳,命护驾大将蒙恬屯兵游城,镇犒吴越”的历史建构,完成了传说文本中制造蒙恬笔祖信仰的第一步。

确立了蒙恬与湖州的地理交集后,第二步就是对蒙恬造笔一事进行加工。最早记载蒙恬造笔故事的史料为《古今注》:“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7] 由此,蒙恬造笔一事在传世文献中被确定下来。此后,随着历时性文献的不断建构,蒙恬成为制笔业的行业神。但根据湖州传说文本的记载,似乎造笔一事与蒙恬本人并无直接关系,而将毛笔的创造者放在了其妻子卜香莲的身上。卜香莲成为破解湖州笔祖传说建构的关键。

2. 创造配祀神——笔娘娘与蒙恬太子的形象塑造

配祀神是民众为了使神灵符合人间社会的生活状态而创造出来的。根据学界研究,配祀神的设置与人间社会的差序格局类似,即首先表现为以血缘家庭为中心创造的配偶、儿女、后代等,其次表现为主神处理事务所形成的工作班子。配祀神早在宋代就已经广泛存在:

既塑其王鬼之夫妇,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圣考圣妣;又塑鬼之子孙,曰皇子皇孙。一庙之迎,动以十数像,群舆于街中。且黄其伞,龙其辇,黼其座,又装御直班以导于前,僭拟逾越,恬不为怪。[8]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结构中的配祀神与主祀神的搭配形式表现不一。一方面,在家庭关系的塑造上,人物往往是为主祀神量身定做的,配祀神并无过多的人物故事,如龙王娘娘、土地奶奶之类往往只是被简单概括为主祀神的妻子;另一方面,则是在人物原型上并无过多可以追溯的母题文本,人物设计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拉近与主神的关系,或是将神灵纳入信仰者的生活圈子当中。如华北龙王信仰中的龙王奶奶各不相同,一般出身均为求雨圈之内某个村子的农姑。[9] 而工作关系中的配祀神则根据工作内容寻找相关的神仙进行比附,如陈靖姑信仰中的七爷八爷、龙王信仰中的风雨雷电各神等。
湖州蒙公祠中也为笔祖蒙恬创造了两位配祀神:一位是他的妻子卜香莲,一位是他的儿子蒙颖。这种安排完善了笔祖蒙恬的家庭结构,也与湖州制笔的家庭手工业分工形成呼应。可以说笔祖蒙恬的家庭构成正对照了湖州笔工家庭手工业中的生产结构。而在传说的文本构成中没有过多关于笔祖之子“蒙颖”的描述。毛笔又称“毛颖”,颖的创造背景出自韩愈的《毛颖传》,“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10]。卜者说蒙恬将会抓住毛颖,取其毛可制笔。此后“毛颖”成为毛笔的代称。从这一点上来看,“蒙恬太子”的名字“颖”正好形成语义上的双关,包括血缘上的儿子和创造出的毛笔两层含义。毛颖的出现和湖州信仰文本中蒙恬之子“颖”相对照,把造笔一事纳入家庭伦理的故事脉络中。

“笔娘娘”卜香莲的塑造与其他配祀神并无过多不同,主要强调其当地人的身份。一方面,传说文本中说她来自湖州善琏西堡村[11],该村是湖州善琏最大的毛笔生产中心。另一方面是她的姓氏,据调查,到晚清民国年间该村卜姓家庭只有3 家不从事毛笔生产[12],足见其姓氏在当地制笔业中的代表性。不同的是,在湖州笔祖信仰文本中,创造笔的人由主神蒙恬转移到其夫人卜香莲身上,“取羊毛、兔毫制笔,书于帛,仕尉皆颂其才”[13]。正是由于创造笔的举动,才使她在丈夫死后返乡并把制笔技术传授给乡民的行为有了合理性。但笔者考察历史文献发现,传说与湖州制笔业出现的时间及技术来源相矛盾。湖州制笔技术源于宋元之际自宣州移民而来的笔工,“此法流吴兴……而宣州之笔殆无闻焉”[14]。另外,矛盾还表现在蒙恬信仰在湖州出现的时间上。传说文本中汉代乡民建蒙恬祠与传世文献中元代才出现的蒙恬信仰不符。

拼接、修改后的传说文本将湖州乡民毛笔制作时间提前到了汉朝,并将制笔技术的来源归结于卜香莲的传授,完成了制笔技术和地域上的双重关联。由于行业神崇拜与特定行业及其群体紧密相关,区域性行业神崇拜对于揭示地方的产业结构、经济生态与社会网络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由于一些行业在地方发展成为主业,行业神崇拜的影响由行业扩大到地方社会,单一行业神崇拜“升格”为地方信仰。[15] 卜香莲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湖州制笔业者在身份上的合法性,增强了湖州笔工的身份认同,并将原本与湖州没有关联的蒙恬塑造成湖州笔工某种意义上的祖先。因此,在湖州蒙恬除了作为笔祖外,还是善琏的土地神。[16]担当土地神的往往是本地籍贯的人鬼[17],蒙恬与本地女子卜香莲的结合使其善琏土地神的身份正当化。至今在善琏的蒙恬会上依然保留着让卜娘娘后人贡奉祭品的传统。


娘娘“卜香莲”的形象内涵


通过考察卜香莲形象的塑造过程可以推测出湖州笔祖信仰传说文本的完成时间。分析笔娘娘卜香莲人物形象的内涵可以进一步完善我们对湖州制笔业的认识。

1. 卜香莲形象构成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她的姓氏。卜姓在湖州出现较早,早在宋代就有以卜姓聚居的村落,“迁葬公于湖州归安县广德乡卜村南黄龙坞”[18]。《(嘉泰)吴兴志》中也有卜城里、卜高里二村。[19] 西堡这一村名则到明代才开始出现,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得知,西堡村村民大部分为卜姓[20],且从事制笔业。

其次考察她的家乡“西堡村”。从“堡”这一村名的设置可得知其设置当在明代。明代承袭元代驿站制度,在全国各地设置急递铺,一些地名因此改为某铺,与“堡”同音。另外,明代在全国各地大量设置卫所,实行屯田制度。卫所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更是要筑堡屯田[21],以“堡”命名的村落也因此出现。因此,西堡村中的卜姓村民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明代。

那么女子参与制笔最早始于何时呢?元代湖州家庭制笔业已经十分发达,“山下人烟如井邑,家家缚兔供文苑”[22],达到了家家户户制笔的程度。但制笔技术的传承仅传给直系血缘中的男子,女子尚未参与制笔。[23] 从明初到清初,湖州制笔业发展情况变化不大。《永乐大典·湖州府》记载:“本县善琏村居民大半能制笔,其笔视他处为特胜。”[24] 按元末每家都参与制笔的规模来计算的话,到清初善琏居民尚有一半不能制笔,说明此时女子仍未参与毛笔生产。情况到了清代中期发生改变,史载此时的女子已经参与制笔,“善琏家家以造笔为业,男女老幼莫不称能。然女工胜于男子”[25],甚至将制笔中最为重要的水盆交给妇女操作,女性在制笔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男性。到清代晚期,幼女参与家庭制笔已经十分普遍,“卜天云,女,西堡村人。父业笔为生,女幼随父母操作”[26]。

通过“香莲”二字在何时开始用作人名,可以进一步考察卜香莲人物塑造的时间背景。“香莲”二字在秦汉时期多指植物莲花。[27] 唐代佛教普及开来,为了方便大众接受教义,也以莲花喻佛。到了明代开始以香莲指代女子缠足后的小脚。《林兰香》有“真正香莲一弯恰才三寸”[28] 的描写。但清代以前尚无“香莲”二字被用作人名的先例。笔者对历史文献进行检索,发现香莲二字用作人名最早也要到清中期才出现,其中道光朝1 例、光绪朝5 例、同治朝3 例、民国3 例。[29] 可见,“香莲”二字用作人名的时间与湖州女子参与毛笔生产的时间大致吻合。

卜香莲的形象塑造。根据清代文人笔记《水窗春呓》中的描写:“见一丽人,年约十八九,钗荆裙布,不施脂粉,而风神绝世,秋波炯然,不似勾栏中人。询其姓字,自言。‘孔姓,无字,此间人号我为香莲耳。’”[30] 将此一描写与明代以来金莲崇拜相联系,大概可以了解到清代“香莲”二字用作人名,成为美女的代称。

此外,明清贞洁观对卜香莲的形象塑造影响极大。文人与笔工又在女笔工性别上进一步塑造了其参与制笔的合理性。他们从阴阳观念出发,“男为阳,女为阴”[31],“火为阳,水为阴”[32],通过确定女人与水的阴阳属性满足女工主做水盆的工作需要。不光如此,他们还强调“(毛笔)出自处女之手更加纯粹。惟心愈静则愈精,功愈细则愈纯也”[33],更将女工制笔提升到贞洁观念上来。这在善琏流传的口头传说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传说卜香莲与蒙恬初遇有两个版本:一是卜香莲因父母双亡无奈投河,被蒙恬相救;一是卜香莲洗衣不慎落水被救。[34] 在明清贞洁观念中,男女授受不亲。女子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落水被男子施救都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产生肢体上的接触,进而代表着贞洁的丧失,等待她们的只有死亡和与施救者成亲两条道路。如清代江西突发洪水,被困女子被救后,“呼号大哭曰:‘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将同被灾者菜刀自断其臂,仍赴水而死”[35]。再如《乐小舍弃生觅偶》[36],则是通过描写男主施救落水女主而喜结姻缘的故事。

3. 中国湖笔文化馆蒙恬、卜香莲塑像


2.“笔娘娘”卜香莲形象内涵

概观众多行业神,女性神灵十分少见,常见的仅有面花女娲、蚕祖嫘祖、蚕花娘娘、布业黄道婆等。据笔者统计,行业神中除炉火娘娘外,大部分都与妇女家庭劳作有关。女神的地位伴随着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失落而逐渐丧失,行业神性别的设置也反映了古代妇女从事职业的局限性。行业神信仰的文化作用在于,特定行业从业者可以向本行业神祇祈愿,以满足精神需求并获取实际利益。在神祇选择上,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行会往往倾向于选择与本地域、本行业联系较深的人物加以崇拜。[37] 据此理论,笔者对比分析全国其他地区的笔祖蒙恬信仰文本,主要通过地缘、血缘上的联系来拉近笔工与笔祖之间的关系。如衡水侯店传说倾向于蒙恬驻边途中路过衡水并制笔授民,在地理上较为贴近;而南充金台村传说则倾向于与自身姓氏蒙姓结合,在宗法血缘上拉近关系。湖州笔工选择在蒙恬信仰之上塑造笔娘娘,不但拉近了与笔祖在地域上的联系,也为妇女参与毛笔制作找到信仰上的依据。

根据分析卜香莲人物形象可以得知,湖州笔祖信仰传说文本最早形成于清代中期。行业神崇拜的兴盛来源于行业经济的支撑,清中期湖州笔客往来于全国进行毛笔销售,使制笔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社会生产率在生产工具没有革新的前提下很难得到提高,为适应制笔业的发展,提高毛笔产量,湖州女子开始参与毛笔生产。在技术分工上,女子足不出户,更适合与水盆劳作,形成了“女水盆、男干作”的家庭分工模式。为了给湖州女子参与制笔寻找合法性依据,“笔娘娘”卜香莲应运而生。“笔娘娘”卜香莲被塑造为善琏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而且姓氏必须是笔工姓氏中占比最多的“卜”姓,家乡也是湖州地区制笔最为集中的西堡村。她的出现满足了笔工将蒙恬拉入本地话语的条件,也成为妇女参与制笔的精神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技术的传承带有局限性。由于制笔分为水盆和干作两大部分,女子受阴阳理论支配,长期只能从事水盆作业,但毛笔的完成要经由干作才算基本完成。因此,尽管清代到民国时期善琏妇女大量从事毛笔生产工作,但仍无一位女笔工成名于世。这一结果背后不仅仅是女性话语的湮没,更体现了毛笔生产与分工制度背后的权力结构。


湖州笔娘娘与地域社会


笔祖信仰的形成与地域社会有很大关系。在此可将湖州笔娘娘与河北衡水侯店蒙恬信仰作一对比。侯店毛笔号称“蒙笔”,在近代中国,与善琏湖笔、河南太仓毛笔并称“三大名笔”。但在衡水侯店制笔业中并未出现女性神灵形象。对比二者信仰模式的不同,可以进一步深化湖州笔娘娘出现的特殊性及其与湖州地域社会的内在联系。

衡水侯店信仰与传说较为多样,但基本上都沿袭着蒙恬路过此地制笔并教授乡民的建构脉络。[38]明代发生变化,“据说该村的制笔手艺始自明初山西移民王友能,他把此技传给了四个儿子,后渐传至全村,至今已传二十多代。”[39] 可以确知的是,侯店毛笔最早记载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衡水县志》载:“侯店村,治西南十二里,民居六十余家,民多造笔贩笔为业。”[40]此后,笔工为了扩大侯店毛笔的影响力,直接称毛笔为“蒙笔”。为了提高这个名称的影响力,笔工开展了各项祭祀笔祖蒙恬的活动。“侯店村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纪念蒙恬的活动,届时家家包饺子,饮酒庆贺,以示对笔祖蒙恬的怀念。这天还是毛笔厂的拜师学艺日,每值此日,都有一批徒工到‘蒙恬堂’行拜师礼”。[41] 光绪时期,随着侯店毛笔成为贡品,侯店毛笔的销路打开,笔工逐渐增多。“民国时,全村300 余户人家,村里有80% 的人家从事毛笔生产”[42],毛笔主要行销京、津一带。

以上传说和史料证明,衡水侯店毛笔形成产区最早应该在明初,到清末发展到了高峰。但总体从业人数及产量相对不大,行销区域较近。因此,该地产业规模并未达到需要男女共同从事生产的地步。加上传说中王友能仅把毛笔制作技术传给了儿子,毛笔传人李庆根在访谈中也说:“以前,制笔的手艺传男不传女。”[43] 所以,侯店历史时期并无女笔工,笔娘娘一类的女性笔神也就没有了出现的可能。

湖州善琏情况则与侯店大不相同。早在清中期,制笔业就开始实现家庭内部的男女分工。清代中晚期以后,大量湖州笔客外出设置笔庄,进行毛笔销售活动[44],致使湖州制笔业迅速发展。笔工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急需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扩大生产量。在以制笔业为代表的传统手工业中,生产工具长时期无法得到革命性的创新,因此,制作毛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无法实现质的突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提高劳动者数量成为关键。但在古代社会,一项可以糊口的劳动技术师承关系往往十分严格,湖州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不允许将制笔技术传授给外地人。因此,家庭内妇女从事制笔成为唯一的选择。自此,湖州制笔业中形成“择笔传男不传女,水盆传女不传男”的传统。民国时期,湖州制笔业进一步发展,仅善琏毛笔作坊、工厂已达300 多家,年产毛笔在400 万支左右,手工工厂中“女水盆、男干作”的分工模式确立起来。因为水盆工作较干作来说,工序更为复杂,所以女笔工在人数上逐渐超过了男笔工。据载仅“(善琏)全镇正式之工人日常在毛笔工厂内工作者,男工三百余人,女工一千余人”[45]。据此计算,湖州地区女笔工在数量上是男笔工的三倍多,其他散户和家庭作坊中的笔工更是难以计算。大量女性进入毛笔行业进行生产,成为湖州地区毛笔行业的支撑力量。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这一行为,表达了女笔工寻求身份认同的渴望。而传统制笔行业中的蒙恬信仰不能满足她们迫切的精神需求,可以说,“笔娘娘”卜香莲的出现是笔工现实需要的产物。因此,女笔工在湖州笔祖信仰传说的构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在回过头通观传说文本,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笔娘娘身份地位的转变。不同于其他传说中的配祀神的次要地位,湖州笔祖信仰中的卜香莲从一开始就处于制笔活动的主要位置。从创造毛笔到传授乡民,笔娘娘卜香莲已经成为传说中的主角。笔娘娘与近代湖州女笔工在制笔中的主导地位相呼应,凸显了民国湖州女笔工谋求身份认同和获得独立人格的时代要求。

但卜香莲的塑造仍受时代背景影响,反映了湖州女笔工的现实命运。首先,卜香莲作为蒙恬的配祀神从开始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她的出现就是为了拉近湖州笔工与蒙恬的距离。因此,除身份和制笔二事之外再无更多的文本描写。其次,她的出现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全国其他地区的笔祖蒙恬信仰均未出现笔娘娘的身影。其他地区的笔工往往在地域重合或蒙姓上做文章,以强调本地笔工制笔的合法性。巧合的是,其他地区的制笔业虽在清代就已经广泛存在了,但仍然仅有男性从事制笔生产。正是由于湖州妇女大量从事制笔才导致卜香莲的出现。最后,行业神是从事该行业与传承行业技术的权利的象征。卜香莲虽被封为笔神,但从传说文本中所描述的文字来看,她仍然是处于男权话语体系之下的被书写者。她的名字被赋予了金莲崇拜的暗示,她的身体被置入明清贞洁观念与阴阳之说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晴民国湖州女笔工的生存状况。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湖州笔祖信仰传说文本,将其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笔祖蒙恬信仰的初始时期,时间大约从宋元之际到清代早期,此时湖州笔工仍以男性为主,在行业神信仰上也并无创新之处。第二阶段是笔祖蒙恬信仰的完成时期,时间最早应该在清中期前后。传说文本在原有蒙恬信仰的基础上,加上了配祀神“笔娘娘”卜香莲及“蒙恬太子”蒙颖,其形成与湖州家庭制笔业中的劳作模式紧密相关。第三阶段最晚形成于民国时期,笔娘娘卜香莲与湖州女笔工一样成为制笔的主导力量,反映了民国时期大量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生产毛笔,开始主动寻找身份认同的历史过程。

总之,行业神信仰在传统社会是从业者寻求身份认同和从业合法性的精神寄托,更是古代规范行业发展的有力抓手。他们的存在既是行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反映,也带有不同地域社会的深刻烙印。时至今日,湖州笔祖信仰依然兴盛不衰。虽然在信仰形式上更多表现为“蒙恬会”和祭祀中的各种仪式,但它仍然起到了联结从业者的情感纽带的作用。湖州笔工的笔祖信仰的出现为笔工提供了文化认同的资源,对于湖州善琏地区的制笔业经济发展与笔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冯湘:《代县“蒙恬墓”真伪考》[J],《山西档案》,1997 年第5 期,第42—43 页;贾衣肯:《蒙恬所筑长城位置考》[J],《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25—45 页;艾亚玮、刘爱华:《神圣的“制造”:造笔传说与历史的观照》[J],《装饰》,2011 年第2 期,第100—101 页;姚丹、朱晓琳:《善琏笔业制售的节令民俗与信仰考察》[J],《装饰》,2016 年第11 期,第85—88 页;王子今:《秦始皇直道起点辨正》[J],《人文杂志》,2017 年第1 期,第96—104 页。

[2] 施敏锋:《民间信仰的湖州镜像:一种区域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知识”探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第50 页;费三多:《湖笔制作习俗与信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 稻作文化田野调查》[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第209—217 页。

[3]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文化地图看浙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115 页。

[4] 张加强:《湖州之远》[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152 页。

[5] 一般认为蒙恬传说文本载于《归安杂记》,但该书无法确认其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籍全貌,且仅有此一条史料留存。目前能找到的最确切的史料,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写的《浙江地名简志》的转引资料,其他转引没有注明作者及出处或错引。因此,为考察湖州笔祖信仰文本的生成过程增加了难度。传说文本详见浙江省地名委员会编:《浙江地名简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24 页。

[6] [ 汉] 司马迁:《史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60—263 页。

[7] [ 晋] 崔豹撰,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M],北京:线装书局,2015 年,第209 页。

[8] [ 宋] 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札》,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 卷六千七百二十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69 页。

[9] 苑利:《华北地区龙王庙配祀神祇考略》[J],《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2 期,第158—168 页。

[10] [ 唐]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六《毛颖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第2717 页。

[11] 施敏锋:《民间信仰的湖州镜像:一种区域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知识”探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50 页。

[12] 程建中、王文章主编:《湖笔制作技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29 页。

[13] 同[5]。

[14] [ 明] 李诩:《戒菴老人漫笔》[M] 卷七《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78 页。

[15] 邓庆平、王崇锐:《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J],《民俗研究》,2018 年第6 期,第119—132,156 页。

[16] 詹石窗总主编:《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2 辑)》 卷四[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第44 页。

[17] 任荣:《霸王信仰形成之文献考释》,李铁范、王政、邱瑰华主编,郭全芝、冀云鲁、任荣副主编:《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5 辑)》[M],合肥:黄山书社,2016,第256 页。

[18] [ 清] 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880 页。

[19] [ 宋] 谈钥,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嘉泰吴兴志》(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第29 页。

[20] 同[4]。

[21]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82 页。

[22] [ 元] 沈梦麟:《赠笔生陆文俊》[M],杨镰主编:《全元诗》第五十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89 页。

[23] 根据传世史料中元代笔工资料分析,制笔技术的传承以传授给直系血缘内的男子为主。在缺少直系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则选择代际传承,其中传给外甥的有两例。可见元代女子不参与制笔技术的传承,因此女子也没有机会参与毛笔制作。参考马明达:《元代笔工考》,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4 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0—50 页;朱友舟:《〈元代笔工考〉校补》,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4 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96—109 页。

[24] [ 明] 解缙:《永乐大典》卷三千二百七十八《湖州府》[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171 页。[25] [ 清] 迮朗撰,贾素慧校注:《绘事琐言》(卷一)[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第23 页。

[26] [ 清] 宗源瀚修,周学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八十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第1618 页。

[27] [ 清] 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卷十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9 页。

[28] [ 清] 佚名:《林兰香》(卷二)[M],[ 清] 随缘下士编:《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第二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年,第31 页。

[29] 参见清道光笔记小说《归田琐记》有女名香莲,光绪香山县中有女名李香莲,抚州府有女名香莲,华州有女名戈香莲,广州府有女名李香莲,黄县周太元女银姐名香莲,临川县香莲投河死,铅山有女名钱香莲,修武县有女名赵香莲,铁岭县有女名祝香莲,溆浦县有女名贺香莲等等。详见《归田琐记》《光绪香山县志》《光绪抚州府志》《光绪三续华州志》《光绪广州府志》《同治黄县志》《同治临川县志》《同治铅山志》《民国修武县志》《民国铁岭县志》《民国溆浦县志》。

[30] [ 清] 欧阳兆熊、[ 清] 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呓》(卷下)[M],《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5—26 页。

[31] [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重印版,4397 页。

[32] [ 清]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165 页。

[33] 同[29]。

[34] 同[2]。

[35] [ 清] 姚元之撰,李解民点校:《竹叶亭杂记》(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52 页。

[36] 详见[ 明] 冯梦龙编纂;洛保生、于春媚校注:《警世通言》(卷二十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第237—244 页。

[37] 张悦、张永乐:《清代南阳张仲景行业神信仰研究》[J],《南都学坛》,2022 年第2 期,第118—124 页。

[38]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M],北京:新华书店,2003,第392 页。

[39] 赵云旺:《云旺走笔:衡水人文掬萃(上)》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第119 页。

[40] [ 清] 萧鸣凤等纂修:《(乾隆)衡水县志》(卷二)[M],日本内阁文库藏乾隆十九年本,第16 页。

[41] 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第197 页。

[42] 同[41]。

[43] 李辉、李真:《十企联手壮大侯店毛笔产业》[N],《衡水日报》,2019 年2 月14 日,详见http://hs.hebnews.cn/2019-02/14/content_7348913.htm。

[44] 姚丹、胡飞:《论清代湖州笔工群体的分化与外埠笔庄的创设》[J],《装饰》,2017 年第8 期,第84—86 页。

[45] 果鸿孝:《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第422 页。


来源:《装饰》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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