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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在田野点——仁吉侗族村的参与式观察，将绣花工艺研究从技艺本身转向以“人”为核心。文章以田野工作的展开为书写顺序，从田野点的筛选、问题的发现、调查方法使用、资料整理分析几个方面呈现绣花工艺的调查过程与思考。文章如实记录在具体调查和绣花工艺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与经验。将绣花置入地方语境的日常生活中，从当地针法侗语命名展现仁吉侗族人如何保持传统技艺的持续生命力。仁吉村绣花工艺的生存与发展特点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现状的缩影。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学背景的学者将应用设计的前期研究投入田野。因此在当下，我们能查阅到大量此类文献，但多为撰写的最终成果。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恰恰应该更关注田野点如何选择、问题如何发现、田野笔记及文本书转化写等细节。本文的田野工作叙述以笔者九年中对仁吉侗族绣花工艺的观察为基础。本研究选择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力求从他者视角理解民间织染绣工艺在地方语境中的存在与创新，讨论具体田野工作过程中的问题与用途，为当下民间工艺传承保护方法提供借鉴。
将民间织染绣工艺回归到产生并存在的地方语境观察其发展，首先须找到一个可供长期观察的田野点。2015 年1 月，笔者开始聚焦多民族聚居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与黔东南布依族自治州。随后的两个月，研究工作在40 多个村寨展开，探访地有苗族、水族、侗族、汉族、布依族或多民族居住村寨。初期筛选田野点的条件是：过去普遍有做织染绣的习惯，并预判长期都会保持制作的自然村，同时该村的织染绣工艺需具有西南少数民族的普遍性。对部分村寨进行踩点前和后，笔者与当地苗族侗族学者、贵州西南史研究者、人类学学者等就田野点的选择问题进行阶段性探讨与比较，最终选择了仁吉村作为“地方语境中民间织染绣工艺传承发展研究”的田野点。仁吉村侗族织造、染色、绣花技艺在日常生活中完整保留，具有典型性。同时，其兼具优于其他备选点的其他因素，具体有以下三点：首先，与其他田野点相比，仁吉村研究样本量大。截止2023 年，仁吉村约有住户1000 户，九成以上自称为“七十二寨侗族”[1]。当地女性目前依旧保持着日常身着右衽侗衣的习惯（图1），会在特定季节制作蓝靛、染布、绣花，并缝制生活用品，例如服饰、居室用品、仪式用品等。手工织染印绣的制作周期以“年”为单位，具有规律性，有利于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反复回到田野点观察记录，回访验证。1. 日常生活中的仁吉女性
其次，仁吉村各自然寨分布比较集中。（图2）[2] 从北往南沿着仁里河依次分布：田坝寨、大寨、大湾寨、坳寨（富寨）、岩晾寨、小湾寨。当地依水流方向称靠北的寨子为“上寨”，靠南的为“下寨”。从最北的田坝寨到最南的岩晾寨，步行仅需两个小时左右，方便调查时一天折返于各个自然寨。各寨共供奉当地称为“利”的“萨”于大寨[3]，九成侗族姓吴，分为五大房族，即gongl leic、Jik baix、dong lac、menx
seit、la sunmc。以大寨为中心的仁吉各寨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方社会，有利于观察血缘、婚姻、地缘等要素与技艺传承的关系。最后，前期在其他村寨做调查时，笔者常常不能与当地女性顺畅地沟通，因而影响田野工作。日常生活中，仁吉人普遍用侗语沟通（包括其他民族的当地人），虽仁吉大多女性仅会说客话（榕江话），但多能听懂普通话，尤其是年长女性。这也避免了调查时的沟通障碍。
在田野调查初期，研究除了明确“织染绣技艺”方向，并没有细化研究内容，甚至初期准备的“田野大纲”在后续的持续观察中也被舍弃，原因是觉得先入为主的观点会影响研究结论。日常生活中技艺的传承依赖于方言表述，特别是织染绣技艺的专用词是当地女性更觉得“理应如此”的部分。因此，受访者往往难以在访谈过程时转译为榕江话或普通话，田野访谈遭遇大量侗语成为常态，即使在后续翻译时也很难找到对应的专业用语。例如在分析绣花技艺时，笔者过去专业所学的同种针法会被当地女性理解为两种或多种不同针法，而不同针法在当地却有可能会被认为同一种针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类差异？这些针法在长期使用中会有变化吗？它们是如何变化的？通过对绣花针法、绣花图像、绣花功能等各个方面的整理比较，笔者认为从当地侗语的针法名称入手，能更贴近当地人的思考方式去解释上述问题。
针法命名规律的发现主要归功于田野访谈与田野笔记记录过程，田野工作中研究方法的合理应用往往能使笔者捕捉到微小的经验差异。笔者在仁吉期间具体的田野记录，除照片与视频外，主要有两种形式：田野笔记与田野日志。田野笔记被普遍认为是研究与文本写作的基础，它及时保留了田野工作期间的有效信息；田野日志则为每晚休息前对当天田野工作的整个回顾与思考记录。两者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具体的界定，但都能记下最直观的身心体验，这是文献、实物及访谈资料所不能给予的感知体会，是对其他研究资料的重要补充。绣花针法侗语名特殊性的最初发现源自于访谈时的田野笔记。访谈时，笔者一般不会使用录音或录屏设备，多依赖速记，尽可能和访谈对象说话同频，一边记录一边进行思考，既把握了后续问题提出的逻辑连贯，也随时记录下灵光乍现的发现。多数人类学者也赞同这样的观点：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对他人生活细微而复杂的理解，应该如实地同步记录过程和阶段，而非依赖最终结论的回顾与解构。[4] 在访谈时，笔者发现多数访谈者依旧习惯在说客语时夹杂侗语表达无法转译的专用词，其中绣花针法名的表述尤为明显。在田野初期还不能分辨其差异，只能暂时采用拼音记音。回顾从2015 年7 月至2023 年8 月的田野笔记，在前四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共收集到当地侗语织染印绣核心词168 个，其中绣花针法侗语48 个，在随后的四年多田野调查中，陆续增补新出现的专用词，其中新增针法侗语14 个。关于针法名的记音须特别说明的是，仁吉侗语与车江侗语、宰荡侗语等有部分发音的差异。因此在从田野笔记转化为文本书写时，笔者没有直接引入词典中的侗语（侗语词典以章鲁地区发音为标准），而是根据仁吉侗语具体的发音，整理了一套自己的田野记音方式，以便更好地做调查记录、书写及后续分析研究。绣花或刺绣在仁吉被称为weic meng，weic即绣，meng 即花之意，统称为“绣花”。仁吉绣花针法繁复，材料颇多。仁吉人习惯将服饰需装饰部位以绣花品种进行分类，如衣袖可分为盘花衣袖和版花衣袖。仁吉绣花品种多样，多使用于女性服饰和儿童用品上，从事绣花工艺的也多为女性，男性服饰上并不多见。仁吉侗族常用的绣花侗语针法名共62 种。当地常用的针法命名（复合）方式大致有5 种。仁吉侗族针法最常见的命名方式就是针法名之后加缀绣完后的形态。例如guadl nuic 针法，guadl 即打籽针，nuic 即虫。因为常见侗语针法命名跟汉语相比，多属于倒装结构，例如nou la，nou 为花，la 为拉之意，当地女性将其译为拉花绣，nou duit 可译为挑花绣。因此guadl nuic 可直译为“虫打籽绣”。结合当地女性的语言习惯，将此针法译成“线结虫打籽针”。这种针法常用于女装衣领绣片间的连接，或男女装前后衣片下摆的连接，或死者所穿鞋子鞋底的绣花装饰。第二种常见命名方式就是两种针法组合，即针法名加针法名。例如sanc guadl，sanc 的针法非常类似《雪宦绣谱》中的扎针，即在直针上再绣横针，但当地女性在翻译成普通话时习惯将这种针法称为“占”。这种针法在当地的版花绣中大量出现，是分辨版花绣的重要装饰针法。guadl 即打籽针，因此sanc guadl 针法就是一种在直针上再加绣打籽针的针法，即“占打籽针”。第三种命名方式为针法名之后加缀材料名称，说明针法使用的材料。例如sanc pran 针法（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曾使用sanc ban，在田野中反复纠音后，目前更改为sanc pran）。pran 是绣花材料，由白色芯线外部紧密缠绕白线形成的一种线材。大量使用这种线材的绣花品种在当地被称为盘花绣，也是目前普遍被认为“七十二寨”侗族支系服饰特色的绣花。与之区别的另一种线材被称为dian，这种材料的制作工艺、外形与盘线非常相似，差异在于外部缠绕的线为多彩，并不加捻。（在2010 年前后dian 的材料发生变化，外部缠绕的线出现加捻，并持续至今。）因此虽用同一种针法，但在当地的理解中却是不同的，一种被称为sanc pran，另一种被称为sanc dian。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命名方式还出现有材料名前置的情况，例如bian dongc guald，bian dongc 目前特指服饰绣花中点缀的亮片或珠子装饰，将其固定的针法常见的有三种，bian dongc guald 实际上就是用打籽固定亮片的针法。当地绣花针法的第四种命名方式是结合针法常用的图案主题，常见为针法名后缀花卉名称。例如sanc
gei。gei 是侗语梨花的意思，但在田野访谈中大部分女性都表示没见过梨花，从侧面可以反映出这种花型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外来原因。第五种方式就是所用的服饰部位或配饰名称加绣花针法。例如针法guang duit，guang 的意思是围腰（在仁吉侗族女性的侗衣围腰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红布围腰，使用者为已生育女性，这种围腰被称为guang ya yac ；第二种为绣花围腰，使用者为未婚育女性，这种围腰当地称为guangsheng）。guang duit 这种针法仅用在红布围腰的腰带及腰部左右三角区域，用连续的双面挑花针法绣出图案，常见为蓝色或黑色，近几年有彩色图案出现。以上五种方式基本能概括目前仁吉侗族所见的绣花针法命名方式。（表1）在田野工作的具体过程中，研究方法的使用界限并不非常明确，针法名称的收集也是记录、访谈、观察等灵活切换或叠加使用的结果，缺一不可。访谈就是田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访谈就是对仁吉当地及相关人群进行合理的提问，主要关注他们记忆中的绣花技艺、成品使用和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问题设计相对开放，期望受访者围绕绣花制作或看法展开话题，尽可能少地受到问题限制。问题的方式也应值得重视，否则会影响受访者的理解，甚至会导致访谈资料的错误。例如在关于绣花工艺的提问中，笔者起初将问题设置为：“你常在几月绣花？”或“你常在几点绣花？”后发现仁吉侗族人的时间表述习惯不同，田野笔记的记录常表现出前后不一的问题。后改为：“你常什么时候绣花？”几个字的调整得出的田野资料就基本呈现出仁吉及周边侗族支系的时间理解规律。这段经历已如实记录到《时间的文化逻辑：基于仁吉侗族染织工艺的田野调查》[5] 一文中。针对仁吉绣花的访谈多为仁吉当地人。仁吉女性是长期操作绣花工艺的亲历者，因此是访谈的主要人群，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男性群体的调查。田野点的访谈对象实际上是面向所有居住在仁吉村的人们，但在长期的实地调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类特定的访谈人群，他们有着各自的背景，提供的地方知识和朴实的述说方式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在长期的访谈交流中，这部分人群比较熟悉研究需求，常能提供令人出乎意料的内容。合适的访谈人“培养”会让田野调查愈加顺利。（图3）在仁吉，主要访谈人有24 位，分别来自仁吉村的7 个自然寨。大部分为七十二寨侗族人，但也有水族、汉族、其他侗族支系人群。有仁吉村的原有居民，有举家新迁入的外乡人，也有嫁入仁吉的媳妇。主要访谈人虽是田野调查期间磨合的结果，但笔者也有意识选择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层的差异，确保能从更多不同人的角度获得当地绣花的信息。访谈需要尽可能地迅速与访谈对象建立亲密的联系，从而能高效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在绣花名称分类研究过程中，基本在第一次调研时，仁吉绣花的整体意向就已经初现轮廓。仁吉侗族绣花名称大致有三类，即绣花统称、绣花品种名称和针法名。统称，即当地人所说的“绣花”。这个名称包括当地男性与儿童在内的人都会使用，是区别于织布、编腰带等其他工艺品种的常用词汇。绣花开始之前，当地女性购买花样或绘制花样时，须表达解释所需绣花的最终效果，就将“绣花”细分为不同的品种。这些词汇本文将其称为“绣花品种”，即绣花工艺最终展现出的具体整体样貌。女性常用这类名称区分侗衣的品种，是当地侗衣分类的方式之一。通过访谈发现，当地少数男性会知道或运用这些词汇。仁吉目前依旧可见的绣花品种有版花、盘花、拉花、穿花、绞花、挑花和绑腿花。这些绣花品种目前构成了当下仁吉绣花工艺的整体面貌，目前最为常用的绣花品种为盘花与版花。（表2）此外，根据上述梳理可以明确当地侗语的复合针法命名都有“针法名+ 其他”的规律。将其中的“针法名”提取出后回访当地女性，发现这类“针法名”常被频繁独立使用，并从词语结构上不能再被继续解构。因此在研究中将这类“针法名”设为“基本针法”（‘基本’
为区别‘基础’ 针法，此类针法不一定是初学者学习的入门针法）。“基本针法”这个词很难在仁吉找到对应侗语，但却是当地女性最为关注的。在夸赞某人绣花水平时，会运用到这类针法侗语名称。目前在田野中还没有遇到熟悉这类名称的当地男性，可见这一类是绣花时仁吉女性间的专属用词。除上述两种方法外，回访验证法是笔者对阶段性研究资料及结论进行的有效验证。此外，仁吉相关的文献资料、档案资料研究分析都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样对同一资料的解释也会获得不同角度的田野资料。文献的阅读和疑惑促进再次田野调查的进行，田野现象和疑惑反思又回归文献找寻答案。以此笔者随即进行了第二次田野调查、第三次田野调查，直至第六次田野调查。除了个人对研究资料进行回访反思外，笔者在田野调查时也会将工艺操作示意图与流程图展示给仁吉当地女性观看。热情的当地女性会及时指正错误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图4），有利于对当地工艺技术及背景知识加深理解。回访验证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针对前一次调查资料整理的回访验证；二是针对阶段性结论的回访验证；三是对工艺示意图及目的的理解验证；四是对文献资料对比的回访验证。在此过程中，不断确认田野资料分析方法和结论的合理性、准确性和严谨性。4. 回访验证时的修改与补充
绣花名称分类图谱的形成也是多次回访验证的结果。在对当地绣花品种和针法的名称进行汇总和归类后，笔者将这些名称按照当地人的使用逻辑进行分层。这种分层也可理解为当地女性对绣花针法的理解与分类。分类图谱第一稿示意图在2016 年11 月时整理得出。2016年12 月初次见到这个图时，仁吉当地女性都觉得很新鲜，在短暂看过后，大部分年轻女性都会表示理解和认可，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反复一直持续到2023 年7 月。（图5）期间，此图谱被不断增补与修正，笔者也及时将当地绣花针法的创新变化纳入，记录仁吉绣花工艺的发展。※ 彩色部分是2019 年—2023 年新增针法名图谱是以绣花针法分类和针法命名规律为基础的设计，将绣花统称、品类与基本针法分置第一至第三层。当地女性还会用词汇描述针法的排列与运用，这类名词主要为复合针法名。（表1）从当地侗语词汇结构角度分析，此类针法名是在基本针法名上叠加的复合词，因此被归入第四层，可以理解为是在基本针法上继续细化区示而产生的一类针法。具体命名方式是在第三层针法名称前或后加缀名词，用于形容这种针法的具体功能或具体表征。这层分类目前在当地女性的理解中是模糊的，经常用于购买材料或制订绣花图时用于详细解释。但随着绣花工艺愈加兴起和针法功能细化，这层词在2019 年至2023 年的田野调查中已经明确增至第五层。第五层针法的出现是近几年盘花品种极度兴盛的结果。目前新增最多的是以占盘线针（sanc pran)发展出来的新针法，这部分针法名的特点是以“sanc pran”为前缀，新出现十种针法名。越来越多的当地女性喜穿盘花服饰、爱绣盘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即是：2019 年左右男孩童帽上也绣满了盘花装饰，完全颠覆了原来无绣花装饰的习惯。因此，在图5中明显能看到跟盘花品种相关的其他新针法出现，例如剌针新增3 种针法名，另外还出现在盘花上使用的绞金线针。如果“盘花热”一直能持续，可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针法名出现第六层。回访验证是访谈方法的拓展，能确保每次田野资料的相对准确性，有助于及时发现前期的理解偏差或错误，辅助研究者加速理解当地人的行为与思考，为田野工作的进一步顺利展开助力。此外，回访验证也会让受访者更深入地理解本研究，成为田野工作的“他者”。随着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深入，研究者的“观察者”视角会成为考验。
大部分研究者的工作习惯是在田野调查结束后，对所有资料进行整合分析，随后进行文本的书写。因此，笔记成为田野工作期间的一手资料。笔者在仁吉村初期的几次田野调查也保留了这种习惯，因为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文本的呈现。但在长期的调查时发现，田野笔记转化为文本书写时会让调查工作更加明确清晰。因此在后期的田野工作期间，部分文本书写的工作也在田野期间即完成，这也有赖于笔者在研究中对以往田野资料的熟悉与整体理解。仁吉绣花针法名称的整理消除了一种误解：常见的当地绣花品种盘花，并非当地现存的代表性品种。实际在当地侗衣上可以看到多种绣花品种装饰，这些绣花品种与针法一起构成了当下仁吉绣花工艺的整体。绣花针法名称的及时梳理也更好呈现了仁吉针法之间的关系和整体面貌。后续的田野工作基本是在仁吉绣花技艺的整体架构上展开，这也为后续不同年龄所穿服饰的针法差异与装饰区示等研究的展开铺好了基石。在整体前提下，不同绣花品种之间不是互相独立割裂的关系，绣花品种之间互享针法，同时也内含针法发展的关系和时间线。结合实物资料来看，上世纪20 年代左右，这种品种还没有在当地出现，预计出现的时间在上世纪40—50 年代，甚至更晚。图6 ①所示为上世纪70 年代的绣片，这种针法一度被称为“sanc bial”（占花边针），直至本世纪初，随着图6 ③针法的形成，出现了“yu lav”（剌针）的名称。2019 年左右，仁吉当地出现了图6 ⑤，这种剌针直到2021 年左右才出现明确的针法名“jiao lav”（剌针）。2023 年，图6 ⑥所示的针法“yu
lav bai maix”（单边多层剌针）开始在仁吉普遍流行。从占针转化为剌针的关键时间点可以推断为大致上世纪中期。从图6 ①发展到②可以直观看到绣花材料从过去的花边转向面料，虽然当时的材料已经改变，但依旧能在②中看到占针的使用。在随后的几年中，当地女性根据新材料的特点，将针法改善，出现了“剌针”，以区别于“占针”。仁吉侗族绣花针法的内在联系分析说明，民间技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时刻发展变化的。按照这个思路，在访谈中笔者捕捉到了一种消失的绣花品种suan daling。直至今日，只有女性老人知道这个名称，而针法如何、纹样如何已没有人能描绘，现今保留的实物上都难以找寻（因此在图5 中并没有给出对应的专业名称翻译）。这一针法名仅有名无实物的现象也说明，在当地，绣花工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工艺的变化是随着时间流转的，每种绣花品种都有各自的初期、发展、兴盛、消失的生命周期。针法名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仁吉侗族针法的历史。通过对仁吉绣花针法名的整体梳理、命名逻辑、使用语境、新旧变化等因素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1） 保留传统的核心针法。从图5 可以直观地看到第二层、第三层针法实际上在四年中并没有出现新的针法名，新增的针法基本出现在针法分层图的第四、第五层，特别是第五层针法的丰富。这就意味着仁吉村绣花针法最基础的部分短期内没有颠覆性的改变，甚至可以理解为保留“传统”。（2）针法创新中的新材料与新图形。新针法只有被大部分女性普遍使用时才会有固定针法名的形成。在第五层针法名中发现，新针法名是在上一层名称基础上后缀了两类词：一类是材料词，另一类是图形主题词。这也说明材料与图形是近几年丰富传统针法的两个主要内容。从针法名主题词上看，虽继续沿用了当地喜闻乐见的原有主题，但图形与新材料的创新结合促成了针法名的出现，以便区示原有针法名。（3） 可预见的创新空间。在第三层的针法名称组合中，可以清晰看到两个特点：一是特定的针法组合形成了绣花品种。针法的自由表现特征使绣花工艺保持了技法上的创新渠道。当针法组合走向模式化时，新绣花材料的接受又给当地绣花工艺带来新的生机。纹样造型基本是三者中最为稳定的元素，保持了当地传统绣花品种的传统样貌，但也非一成不变的要素。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绣花品种间可共享同一种针法。因此在“保守中不断创新”可以概括为仁吉侗族绣花技艺的创新特点。由于稳定的前三层针法保留了当地绣花针法的特点，创新一般出现在第四层、第五层。可以预见，随着绣花的兴盛，分层图中极有可能继续细化发展出第六甚至第七层针法。这个预见在2016 年的田野笔记中如实地被记录下来，到2023 年重新观看仁吉绣花针法分层图谱的变化时，这种预见在近三年的田野工作中被证实是正确的。从绣花针法分层图谱在随后展开的田野调查中的作用可以体会到，田野工作的展开是为了“分析与理解”，而分析与理解工作的及时进行会推动田野工作的高效进行。这种高效体现在访谈时信息的抓取、观察时实物的及时分析、田野笔记的及时记录等。
从当地侗语角度理解仁吉侗族绣花工艺，是期望尽可能依照当地人的行为逻辑思考织染绣工艺发展，并将其如实书写。田野调查工作的展开有利于研究者在异文化语境中重新反思自己的经验，将已有的“知识”与被研究者的“知识”进行潜意识地对比，从而获得新的思考。仁吉侗族绣花技艺的研究过程内核，是笔者过去学科训练中的经验与仁吉侗族人生活经验的一次次生动比较。田野点的选择、访谈记录、行为观察、当地生活体验等综合经验的叠加，才能使人在田野资料梳理中合理分析、理解并产生观点。仁吉绣花针法的命名逻辑与技艺发展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民间工艺的创新都是基于其深厚的传统。核心技艺被当地人普遍认可，并在长时间的锤炼中塑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审美经验。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并不会阻碍传统技艺的发展，只要有工艺文化的支撑，新材料与新技术就会推动传统技艺的发展，使其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传统”是不受定义的，受定义的是“仁吉侗族绣花”。仁吉村绣花工艺的生存与发展特点正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现状的一个案例和缩影。[1] 仁吉村现人口3422 人（2013 年止）共700 户，其中九成以上为侗族七十二寨侗支系。参见：榕江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榕江县侗学研究会编：《七十二寨》[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14。
[2] 此图根据榕江县文物管理所提供的测绘图资料绘制。2013 年之前岑规寨行政上属于公街村，自2013 年起正式划入仁吉村。在2023 年的田野调查时，岑规寨重新划入公街村，岑规寨在七十二寨侗族支系内被认为普遍属于往里地区。因此此图没有出现田野调查2015—2021 年归属仁吉村的岑规寨。[3] 萨是侗族民间信仰中的一种始祖女神，仁吉的萨坛处于大寨，根据祭萨时的唱词得知仁吉的萨叫“利”。[4] [ 美] 罗伯特· 埃默森、雷切尔· 弗雷兹、琳达· 肖：《如何做田野笔记》[M]，符裕、何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吴越齐：《时间的文化逻辑：基于仁吉侗族染织工艺的田野调查》[J]，《装饰》，2020 年第12 期，第102—105 页。[1] 欧亨元：《侗汉词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 裴盛基、淮虎银：《民族植物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原文：《针法命名的民间逻辑：一个西南村寨绣花工艺传承的田野观察》
E-mail：zhuangshi689@263.net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A431 中国装饰杂志社编辑部电话：010-62798189 010-62798878投稿1.5月后可致电（010-62798878）查询初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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