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孙禄堂武学录》出版后，我发现《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中对孙禄堂先生的父亲孙国义先生去世年份的记载与1934年为孙国义先生所立墓碑碑文的记载不符。为此笔者曾向孙剑云老师询问其因。孙剑云老师感慨说：“出书时没有人仔细校对。”
笔者问道：“是不是应该以孙国义先生的墓碑碑文为准？”
孙剑云老师说：“是的。”
因笔者在江苏省国术馆1929年7月编印的《江苏省国术馆年刊》上看到孙禄堂先生的履历档案，其中有孙禄堂先生在晚清时被选用知县、知州的记载。江苏省国术馆是江苏省政府的直属机构，其编印的档案资料是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可靠性的史料。然而孙禄堂先生的这段重要经历，在《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中没有具体记载。于是笔者向孙剑云老师询问关于孙禄堂先生晚清时被选用知县、知州的具体情况。
孙剑云老师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听先父讲早年他曾多次帮助官军剿匪。据说鹿传霖和善耆都曾举荐过先父。以后先父去东北，徐世昌也举荐过先父。但先父不愿做官。他们举荐先父大概与先父参与剿匪建功有关。1993年，吕紫剑来北京参加八卦掌的活动，他对我说他见过有关先父参与剿匪建功的碑文。当时在表演现场，我没听清具体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表演结束以后，我也忘记问他了。”
那么，孙剑云老师讲的这些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和依据呢？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清晚清时选用知县、知州的条件是什么。
笔者在国外，手上没有清史的史料，根据清史研究者李治亭先生“清代基层官员铨选制考察——以《清史稿·循吏传》为例”一文考证：
清朝任用基层官员州县官，其标准甚高，条件甚严。主要选用高科第的人，这是指受教育多年，历经府州县学，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为皇帝钦点，成为进士的人选。至此，读书、考试均达到最高阶段，无以复加。也可称这批人为最高“学历”，从中选出部分人出任地方官即知县、知州。其次是举人，会试未被录取，也就失去了殿试的资格，不能成进士，原则上不予授职，但仍在落榜的举人中，选取部分举人出任州县官。三是“选优”，没经科举考试，但表现优异者亦可被选为官，如，或以积功多次受奖，或以“拔贡”而被任用；四是由某方面要人给予推荐，破格任用。
实际上，在基层官员队伍中，以高科第即进士出身者占据一半以上，其次才是举人，其余则为少数。这从《清史稿·循吏传》可以得到证明。应当指出，因为州县官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生活，现今所存清代官书及档案中，极少有关州县官活动的记载，如清历朝《实录》，就很难找到有关州县官活动的记录。唯《清史稿·循吏传》与《清史列传·循吏传》等专门记录了清代基层官员中的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为这部分人物保留了十分珍贵的史料，这成了我们研究清代州县官这批人物的主要依据。
根据上述李治亭先生的考证，孙禄堂先生被选用知县知州应该属于或以积功多次受奖，或是由某方面要人给予推荐，破格任用。 因为孙禄堂先生幼年（12岁）考中附生（秀才末等）后，因家贫，没有在县馆读书继续参加科考。所以，孙禄堂先生被选用知县知州必然是因积功多次受奖，或是由要人举荐。
晚清时，孙禄堂先生既不是地方官吏，也不在军中任职，孙禄堂先生所以被选用知县知州只能是积功多次受奖或是由要人举荐这个原因，而孙禄堂所以能积功多次受奖或是由要人举荐也只能是依仗着自己卓绝的武艺立功。
那么，这大概就与孙禄堂先生协助官军剿匪有关或与护卫要人建功有关。
那么关于孙禄堂先生参与剿匪的事迹在当年史料中有没有线索呢？
关于孙禄堂曾协助官军剿匪的事迹，笔者在1934年2月10日《世界日报》上找到有如下一段记载：
“孙抵施南时，适值该地山匪作乱，匪徒剽悍异常，官军往剿，屡遭败绩，孙侦知匪系本地土苗，群聚一山洞内，洞口石壁峭立，仅容一人上下，而洞内则山河村庄，阡陌相连，颇有桃园景象，故苗匪竟蓄异志，曾囤积大批粮食军火，故即官军将洞之四周围数年，断其粮道，绝其接济，彼亦不怯也。孙悉此，乃往见当地军官，献策曰：余曾登山峰侦察，见其舍一口可入外，则无他路，但则洞内口直径长约五丈余，每隔五尺余，有天窗一孔。为今之计，惟有备炸药，投入天窗内，将洞炸平，此匪无险可守，当不难一鼓而平焉，
时军官包围匪巢，已逾半年，闻孙言欣喜，但无人能登山向天窗投掷炸药，孙乃自告奋勇，愿前往一试，双方约定时日后，孙即携带炸药，纵身数跃，已达绝壁之巅，遂以炸药自天窗投下，旋闻轰轰数响，山裂石开，洞口四旁山石，全行炸散，官军正愕然间，忽见于烟霄云雾中，如有一鸟坠地，视之则孙也，时守洞之匪全被炸毙，余匪向洞内逃窜，官军遂垂手而克，乘势进兵，入洞搜索，竟毫不费力，将余匪扫数擒获，匪首亦就擒，即解城内正法，该军官欲保孙出仕，孙坚却，托言尚有要事，即日辞去。”
从这段记载可知，官军面对的苗匪剽悍异常，官军往剿，屡遭败绩，孙侦知匪系本地土苗，群聚一山洞内，洞口石壁峭立，仅容一人上下，而洞内则山河村庄，阡陌相连，颇有桃园景象，故苗匪竟蓄异志，曾囤积大批粮食军火，故即官军将洞之四周围数年，断其粮道，绝其接济，彼亦不怯也。此时官军围剿半年仍无功，孙禄堂主动前去献计，并以自己高超的武艺独自破关，使官军能垂手而克，乘势进兵，入洞搜索，竟毫不费力，将余匪扫数擒获，匪首亦就擒，解城内正法。故孙禄堂先生所立此功不可谓不大。
1934年2月10日《世界日报》
经查，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升任四川总督。在任大力维护治安，整顿吏治，并创建同文学堂和算学馆，培养有用人才。
孙禄堂先生协助官军剿匪是否在鹿传霖川督任上，待考。
关于孙禄堂先生作为幕僚在东北总督徐世昌府上任内巡捕，在当年史料中多有记载，其事迹之一在1930年6月22日《上海报》“胡朴安与孙禄堂”一文有报道：
“有传其轶事者，谓孙昔年随徐世昌巡抚辽东时，曾在一巨译中遇十数剧盗，孙屏息以待，有一盗首，先来前，孙伸出食中二指，点其额部，该盗即呆若木鸡，余皆辟易而去。”
此时孙禄堂、徐世昌均健在，故此轶事的可信度颇高。由此大概可以推测当时的情境，当徐世昌等人在一巨译中遇到十数位匪盗时，由孙禄堂先生一人断后，其他人护送徐世昌离开此险地。孙禄堂先生轻取匪首，并生擒之，化险为夷。此举亦属重大立功之举。当然，孙禄堂先生的立功事迹绝不仅限于此。本文仅举例而已。
笔者在定兴县时，听当地县志编写人员郝先生（名字记不清了）讲述孙禄堂先生在定兴曾协助官军剿匪之事。因此，孙剑云老师认为其父晚清时被选用知县知州与孙禄堂先生多次参与剿匪立功有关是有根据的。
近年来，因笔者以大量史料和史实揭露了康凤元、康星编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是一部秽史，于是康凤元、康星在他们的公众号上丧心病狂的不断编造谎言、颠倒黑白的污蔑诋毁孙禄堂先生、孙存周先生和孙剑云老师。康凤元、康星毫无任何史料依据的诬蔑孙禄堂先生被选用知县知州是花钱买来的官职。康凤元、康星在网络上不断的欺骗读者大众，不知康凤元、康星你们还要卑劣无耻到何时！难道你们以为你们这种卑劣行径是没有后果的吗？你们就继续表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