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民国武术史的基础
（一）研究中国武术史始终要坚持的三个原则
1、 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
2、 研究近代武术史，尤其是研究民国时期的武术史，与其他方面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要以当年的史料记载（如当年的报纸、刊物、书籍）为基础进行逻辑辨析。
3、 以既成史实和可靠史料为基础进行严谨、慎重的逻辑辨析时，不可进行逻辑链断裂下的解读，比如，不可通过粗率的类比叙事来暗示结论。
（二）界定史料可靠性最重要的三个条件
1、时间的同期性。
时间性这个指标是武术史研究中确定一份史料记述的内容的可靠度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是确定一份资料是否具有史料价值的关键指标。这是中国武术史研究与帝皇朝代史研究的主要不同点。区别的核心就是二者对史料的干预性的不同，即作为记录对象对记录内容的干预性是不同的，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对记录对象的干预性是不同的。如民国时期，尤其时民国最初的25年（1912年——1937年）是新闻媒体相对自由年代，一方面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力不是很强，办报相对自由。另一方面那时确有一批骨头硬的媒体人，如《申报》的史良才、《京报》的邵飘萍、《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大公报》的张季鸾等。因此，这些报刊更不是一个拳师可以买通的。
2、材料的斥伪性。
这里有两个原则：
其一，史料叙事内容的存疑原则。这是针对史料中确有相关叙事的记载，对相关史料中的记载要允许存疑，但是质疑的前提是，该史料中的记载与已经确定的史实在逻辑上兼容牵强，此外，质疑需要通过具有同等可靠度的史料来质疑，或通过更高可靠度的史料来推翻。
其二，材料叙事的辩伪原则。对某一叙事，首先要确定历史上是否有此叙事，即首先假定此叙事的存在事实为伪，然后需要通过寻找相关史料证据来证明其真，若不能证明为真，则该叙事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
通过以上两者，来确定史料的性质，第一种是具有可辨析性的史料，即具有进一步辨析史料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的条件。第二种是确定某一资料的陈述或传说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由此确定该陈述（传说）是否具有作为研究相关历史的依据资格。若无法证明这一陈述或传说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则该陈述或传说就不能作为相关历史研究的依据。如杨氏太极拳杨露禅的“杨无敌”之称就属于这种情况。
3、材料与既成史实在逻辑上的闭合性。
研究历史一方面要以史料为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在既成史实的基础上研究结论在逻辑上是闭合的。同时历史研究也需要有想象力，但想象力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开启思路，而不能凭着想象去推演结论。想象力可以无拘无束，充分的发挥直觉和灵感，但求证要论据可靠、逻辑严谨。尤其作结论时，在武术史研究中常常因为材料的原因还不具备下定论，没有定论的研究也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结论，不能硬性的为研究对象下定论、划句号。
研究结果无定论，常常是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形成对研究对象新的认知维度的契机。而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硬性作定论实际上与造伪无异。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常识，尚未被当今中国武术史研究者所认识，在观念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认知。这也是导致中国武术史研究长期处于低质化状态的原因之一。
只有对上述这三个原则和三个条件的认识趋同，才具有共同讨论中国武术史的基础。否则，就不具有对话的基础。
二、根据上述原则，举例说明康凤元、康星为民国时期的王子平涂脂抹粉是徒劳的
上世纪20年代，王子平是混迹于上海滩的江湖把式，以表演举石担子、举石锁及摔跤为主，也参加类似当地民兴社一类的民间组织的擂台赛，笔者称其为“民兴社类擂台赛”。关于“民兴社类擂台赛”的特点就是真真假假，其中很多比赛的结果是比赛前就商定好的，见1918年9月19日《时事新报》。王子平在民国时期的“高光”时刻就是曾担任过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门长，但是好景不长，王子平上任不久就栽了跟头，此后数年在当时国术界几乎销声匿迹了。其分水岭就是1928年8月。
那么在这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呢？
1928年8月王子平与人进行了两次比武，一次是王子平与高振东的比武，这次比武，在当年史料中没有相应的报道与记载，属于后人的回忆，因此日后双方对这次比武的结果有争议。另一场是王子平与孙禄堂的徒弟的比武，这次比武在当年史料中有明确记载，在1928年8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比武的概况，【1】孙禄堂之徒打败了王子平，而且王子平是完败，让旁观者感到王子平“徒有力无技”既孙禄堂的徒弟轻取了王子平。但在谭延闿的日记里没有写出孙禄堂这个徒弟的名字，只写了王子平“徒有力无技，为孙禄堂之徒所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打败王子平的孙禄堂之徒一定不是高振东。因为那时高振东还没有拜在孙禄堂的名下，那时高振东是马玉堂的徒弟，直到1929年孙禄堂去杭州时，高振东通过马玉堂的亲自引荐才拜在孙禄堂的名下。此为其一。其二，根据当时也在比武现场的杨松山的回忆，高振东与王子平比武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让王子平“徒有力无技”的大败场景。综合上述两点，打败王子平的这个孙禄堂之徒一定不是高振东。
笔者之所以要费这番笔墨，不直接指出打败王子平的这位孙禄堂之徒是谁，并非是故意卖关子，而是因为当年打败王子平的孙禄堂之徒的家人不希望笔者在本文中把他先人的名字说出来。
王子平经历了这次惨败后不久，就离开了中央国术馆，在此后数年都几乎不在国术界露面。
如一个多月后，上海特别市举行该市首届国术考试，作为一周后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的先声，因此中央国术馆和上海特别市都高度重视。上海特别市成立了以市长张定璠为国术考试委员长的委员会，中央国术馆委派该馆副馆长李景林去上海协助张定璠进行这次国术考试。
1928年9月26日晚6时，张定璠于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2】
1928年10月2日10时，张定璠市长在市政府召集会议，当场推定李芳辰、孙禄堂为评判处正副主任，蒋百器、熊天翼为监察处正副主任，又评判员19位，监察员13位，并议定了评判规则与监察注意要点。【3】
在这19位评判员中没有王子平，在这13位监察员中也没有王子平。
此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是民国以来上海市最重要也是规格最高的国术活动，具有典礼性质。此时在上海武林混迹了10多年、曾经一度担任过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门长的王子平即没有入选这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评判员，也没有入选监察员。
一周后，10月15日中央国术馆举行轰动全国的首届国术国考，南北各家报纸纷纷报道，甚至追踪报道，在目前见到的各家报道中都没有见到王子平的身影。
在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结束一周后，上海特别市举行规模盛大、规格空前的“上海特别市国术运动大会”，由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任会长，张之江、熊式辉、李景林为名誉会长，聘请孙禄堂为大会的名誉指导，位列诸名誉指导之首。【4】
大会首日，张之江亲率中央国术馆教师骨干10余人到场，参加随后的大会表演。然而无论在大会聘请的嘉宾中还是参与大会的表演者中都不见王子平的身影。【5】
因此，王子平从中央国术馆出走后，不仅在当时所有重大国术活动中皆不见其踪影，而且也没有一家省市级的国术馆（包括上海特别市国术馆）聘请他去任教。由此可见，此时王子平在国术界的影响力甚低，其国术地位亦甚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能不说与王子平在2个月前的比武中惨败有直接关系。
一年后，1929年4月27日，上海特别市举行了第二届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王子平同样没有入选评判员，也没有入选监察员，只是入选了49位指导员之一。此次国术考试的评判主任是孙禄堂，评判员：有褚民谊、胡朴安、孙存周、杨澄甫、叶大密、陈微明、吴鉴泉、朱国福、刘德生、叶良、罗叔青、傅梦生、徐文甫、马华甫、佟忠义、赵联和、傅秀山。【6】
监察员有：蒋百器、朱少沂、马景援、章启东、刘守铭、翁国勋、顾伯华、凌□川、罗念慈。
1929年4月29日《申报》“昨日二次国术考试盛况”
因此，直到此时王子平在国术界的地位与影响力也没有什么起色。
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省政府223次会议上提出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获得会议通过。【7】同时会议决定聘请李景林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8】同月，浙江省国术馆成立。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隆重开幕。6月8日在西湖博览会大礼堂补行浙江省国术馆成立典礼，邀请的主要来宾有孙禄堂、褚民谊、孙存周、杨澄甫、杜心五、金佳福、刘百川、吴鉴泉等，成立典礼上先后共有数十位国术家登台献艺，同样在邀请的嘉宾和表演者中都没有王子平。【9】
这次活动有全国多位声名显赫的国术名家来浙江表演国术，在浙江尚属首次，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1929年11月16日，筹备了半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正式开幕，这次大会设立了擂台比赛，这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擂台比赛，故被后人称为“千古一会”。浙江省政府聘请李景林为评判委员长、孙禄堂和褚民谊为副评判委员长，评判委员26位，检查委员以孙存周为首，共37位。在评判委员和检查委员名单中都没有王子平。某人说，大会请了王子平，王子平没有到。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因为评判委员和检查委员的名单都是在大会召开前就已经公布的。在当时公布的名单中就没有王子平。所以说，王子平在当时国术界已经不具有被聘请到这种最高等级国术活动的影响力和资格了。
事实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王子平在当时国术界的这种窘境被紧跟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行的上海国术大会（即上海国术擂台大赛）再次印证。
1929年12月18日，上海国术大会正式开幕，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岳军（张群）为大会主席，大会筹备主任李景林，大会评判主任孙禄堂，评判员有张兆东、姚馥春、吴鉴泉、刘百川、佟忠义、陈微明、李星阶等。【10】同样这次上海国术大会没有聘请王子平。
王子平在上海武林混迹十余年，此时落魄到这等程度，即使在所谓少林、摔跤这个领域的地位，也远远不及佟忠义等人的影响。所以，虽然康凤元、康星（以下简称二康）极力为王子平涂脂抹粉、编造谎言进行吹嘘，然而胭脂涂抹的再厚，在史实的照射下，也必定要脱落的。
在1933年10月10日举行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这次全国运动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国术项目首次进入全国运动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而在这次全国运动会的国术项目的裁判员名单中没有王子平 ，【11】说明这次大会没有聘请王子平。
王子平在国术界的重要活动中再次露面是1933年10月20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国术馆第二届国术国考，王子平被聘为评判员，位列第13位。【12】这时与他离开中央国术馆已经是5年多了。
两年后，在1935年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比赛项目的裁判员名单中，王子平仅被聘为摔跤组的裁判之一，没有入选拳术与器械组的裁判名单中。
1935年9月18日《新闻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大会裁判员名单发表”
以上就是民国时期历次最重大的国术活动与国术比赛中王子平的情况，其地位与影响力之低，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国术家。
事实上王子平在武术界再次风光是在1949年以后，在那个讲究一切以政治立场挂帅的特殊年代，王子平在政治身份上有优势，这时频频在一些武术活动中露面，因此从1958年到1964年王子平当选了两届中国武术协会的副主席。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郑怀贤当选了中国武术协会第三届的主席。
至于二康炫耀的《光明日报》上有篇“武林之首”的小作文，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光明日报》社既不是武术主管部门，也不是武术专业机构，《光明日报》登这么一篇小作文完全不能代表武术界的认识。
第二，这篇小作文的作者署名是个人，而不是《光明日报》社，所以充其量也只代表某个人的看法而已。
所以《光明日报》的这篇小作文完全不能证明王子平在民国时期武术界的地位。
1949年后，真正有一定意义的评比活动是由中国武术协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武术研究院主办的武林百杰评选活动。在那次评选活动中，被评选为杰中之杰的“十大武术名师”的孙剑云、李天骥和张继修都是孙禄堂武学的传人。而王子平的门下没有任何一位入选“十大武术名师”。
此外，在由原中央国术馆职员、学员以及专业人士组成的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央国术馆史》中，对孙禄堂先生的评价是“一代宗师 千秋武圣”，而对王子平的评价远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程度。这才是当年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那些职业拳师和当代武术专业研究者的认识。
所以，还是那句话——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
注：
【1】《谭延闿日记》第19册，2019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
【2】1928年9月27日《时事新报》“张市长昨宴本埠国术人员”。
【3】1928年10月3日《民国日报》“国术考试将举行”。
【4】1928年10月28日《申报》“市国术运动大会昨日开幕”。
【5】同【4】。
【6】1929年4月29日《申报》“昨日二次国术考试盛况”。
【7】《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8】同【7】。
【9】1929年6月10日《申报》“国术名流表演与欢宴”。
【10】1929年12月19日《申报》“上海国术比赛大会第一日”。
【11】1933年10月10日《申报》“国术职员”。
【12】1933年10月22日《申报》“评判委员题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