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11日，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下同，笔者注）举行欢迎该馆主任兼武当门门长孙禄堂大会暨该馆的开课典礼。【1】但不久孙禄堂得知国术研究馆频频收到有针对自己的匿名诽谤信，同时看到国术研究馆内各种意见横生，孙禄堂不满意这里的工作环境，于是在五月中旬左右提出辞职。【2】在这期间，在国术研究馆并没有发生有谁挑战孙禄堂之事。因此根本不存在孙禄堂找高振东替自己比武一事。所谓“孙禄堂找高振东替自己比武”之说是高振东的外孙子邢志良在2000年前后编造的谎言，相关史料论据与相关论证见《孙禄堂为何因为匿名信而辞去国术研究馆（中央国术馆）任职——不去深究武术历史真相的武术必将是无本之木》一文。【3】
由于孙禄堂的辞职，一些本来准备追随孙禄堂来国术研究馆任职的拳家也不来了。因此，国术研究馆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但这时国术研究馆已经举办了开课典礼，形意拳已经被定为国术研究馆的必修课，因此急需聘请几位形意拳师前来任教。张之江、李景林请孙禄堂推荐，推荐外省的拳师，时间来不及，孙禄堂就近处推荐了上海的靳云亭，但靳云亭不想来。
于是1928年6月，张之江去上海亲自考察那里的拳师，重点是教授形意拳的拳师，最终选定4位，这四位是朱国福、朱国祯、张长义、时蕴章。张之江于1928年6月14日致电，聘朱国福、朱国祯为国术研究馆名誉教练，聘时蕴章、张长义为国术研究馆教练。【4】
1928年7月20日——22日，上海法租界举行规模盛大的“中华义勇团游艺大会”，国术表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术组的表演由李景林负责组织邀请表演人员并亲自挂帅参加表演。【5】李景林找到孙禄堂，希望孙禄堂能帮他找一些拳师参加这项活动。这时孙禄堂身兼南京、上海三个机构的教务主任，即江苏省国术馆教务主任、中华体育会教务主任和俭德储蓄会国术社教务主任等，有时忙不过来。所以，孙禄堂分别致电给北平的孙存周和天津的李玉琳，要他们南下上海帮助自己分担三处的教学工作。7月中旬，孙存周、李玉琳到达上海与孙禄堂、李景林会面，由于这时国术研究馆还没有选定武当门门长，李景林请孙禄堂推荐一位武当门门长。当时国术研究馆把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都归为武当门，孙禄堂得知朱国福、朱国祯、时蕴章、张长义等被聘入国术研究馆教授形意拳，而这四位都是马玉堂的弟子，所以孙禄堂就向李景林推荐他们四位的大师兄高振东担任武当门门长。这是因为孙禄堂知道国术研究馆内派系林立、意见横生，推荐他们四位的大师兄高振东担任武当门门长，至少有利于在武当门内商量事情时便于沟通，便于开展工作，并非是高振东的功夫好。这是当年孙禄堂推荐高振东担任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的原因。
1928年7月5日《时报》“李景林将表演武术在义勇团游艺会中”。
1928年8月初，高振东去国术研究馆任职，一个月后，高振东也离开了国术研究馆。期间国术研究馆改称中央国术馆。此后国术研究馆取消少林、武当两门，改为教务处制，教务处直接管辖教授各门拳械的教习。马良、刘崇峻、朱国福、吴峻山、吴翼翚等先后担任过中央国术馆教务处处长。
事后有人说，马良这个政客玩手段确实了得，先是通过鼓动别人不断写匿名诽谤信，让一向青云高蹈的孙禄堂不满意这里的工作环境从国术研究馆拂袖而去，又通过挑拨离间让年龄相当、都以力气著称且又相互不服的武当、少林两门门长经过一番恶斗两败俱伤，导致国术研究馆撤销武当、少林两门，最后马良坐享其成，收渔翁之利，成为中央国术馆第一任教务处处长。
然而康凤元、康星（以下简称二康）公然编造谎言，他们声称只有太极拳的传人才能担任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然而高振东不是太极拳的传人，高振东是形意拳家马玉堂的徒弟，高振东在上海和浙江时一直都是教形意拳，高振东担任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的时间虽短，但已证明二康声称只有是太极拳的传人才能担任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之说纯属是他们编造的谎言。
注：
【1】1928年5月12日《中央日报》“国术研究馆已开课并欢迎主任孙禄堂”。
【2】1947年8月21日《小日报》“近代武术闻见录”。
【3】微信公众平台【武学与武道】公众号。
【4】1928年6月15日《民国日报》。
【5】1928年7月5日《时报》“李景林将表演武术在义勇团游艺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