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高振东的外孙子邢志良把他编写的“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贴在《孙氏内家拳》网站上，其中关于所谓在中央国术馆孙禄堂因为遇到王子平的挑战，叫孙存周、李玉琳去上海请高振东替自己比武，而孙禄堂自己从中央国术馆辞职这段描写完全与史实不符，漏洞百出、子虚乌有，其中所述场景在历史上不曾发生过，因此这是高振东根本不可能回忆出来的场景，所以这个说法纯属是邢志良编造出的谎言。
笔者看到后立即要求与邢志良通话，在电话中笔者指出这段描写中的一些谬误，希望邢志良不要把他编造的谎言掺入到高振东名义下的回忆中。然而邢志良不仅没有删除他编造的那些谎言，而且针对我指出该文中的一些硬伤进行了修改，并将他修改后的内容塞进了所谓高振东的“口述”中。该文先后以“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又名《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和“天生我才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为标题发表在多个自媒体网站上，继续散布这些谎言。于是就有了近一个时期以来网络上一些宵小们大肆炒作所谓在中央国术馆王子平挑战孙禄堂，导致孙禄堂请高振东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从中央国术馆辞职这个讹传。宵小们借以诬蔑诋毁孙禄堂。这个讹传的源头就是出自高振东的外孙子邢志良的编造。
关于对邢志良在“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又名《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和“天生我才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两文中编造的所谓在中央国术馆内王子平挑战孙禄堂并导致孙禄堂请高振东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从国术研究馆辞职这个谎言的具体剖析，参见《绝顶出青云——武者武学 武道》附录：附件2“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实录”一文。【1】
现将邢志良分别在“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又名《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和“天生我才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两文中编造的部分谎言与当年史实分列于下，其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
如邢志良在“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又名《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中高振东竟有以下这段回忆：
“到京后我即刻去见孙先生，谈话间李督办也来了，他把我和孙先生叫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寒暄了几句之后李督办就说：‘言归正传，振东，我给你的信你都知道了吧？可能孙先生也和你说了过了吧’，我说：‘师伯刚要说你就进来了’，他接着说：‘那好，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任馆长，我是付馆长，教务方面以门长为武术之首，馆内分设两个科，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门长（少林），孙先生是内家门长（武当），两个门长的地位一样，工资也一样，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馆内的一些人也趁机煽动起来，如果叫你师伯和他比，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不太适合，子平四十多岁，正在壮年，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和他比武，……’”
在邢志良编写的高振东的这段“回忆”中，就有好几个场景是高振东不可能回忆出来的场景，虽然任何回忆都有可能会出现误差，但不可能回忆出来的内容与事实真相出现翻天覆地的不同。
如例1：在邢志良编写的高振东的回忆中，高振东“回忆”出李景林对他讲：“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任馆长，我是副馆长，……”
李景林讲的这番话是高振东不可能回忆出来的场景，为什么呢？
李景林是中央国术馆主要创办人之一，参与了中央国术馆筹建的全过程。
在《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的这段文字中，高振东讲李景林与他这段谈话发生在1928年6月，而这时还没有中央国术馆这个名称，那时还叫国术研究馆，直到高振东离开国术研究馆后，才改名为中央国术馆。
有人辩解说，高振东晚年回忆时可能因为后来一直叫中央国术馆，因此就回忆为李景林对他讲的就是中央国术馆了。
那么，同样在《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的这段文字中高振东“回忆”出李景林对他讲“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
而是事实是：
第一，倡导成立国术研究馆（即中央国术馆）的时间是在3个月前的1928年3月，【2】而不是去年，即不是在1927年。李景林是此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会把3月前发生的事，说成是去年吗？
第二，倡导成立国术研究馆（即中央国术馆，下同）的地点是在谭延闿、李烈钧、张之江、李景林4人在宴请前来参加南京国术游艺大会表演的40余位拳师的宴会上，是众人在宴会上共同倡导的。【3】这是有当时多家报刊报道的实况。因此，李景林怎么可能对高振东讲成立国术研究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李景林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吗？
第三，国术研究馆开办费只有区区一千元，【4】以后也仅仅申请到每月1万元的预算限额，其中5000元还需要自筹。高振东怎么可能回忆出李景林对他讲：“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
高振东能回忆出这个场景吗？
第四，中央国术馆成立时，其组织架构中就没有设立监事长一职，【5】而且从国术研究馆成立到中央国术馆举行第一次国术国考，理事长始终是李烈钧。【6】高振东怎么可能回忆出李景林对他讲：“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
高振东可能回忆出这些内容吗？
例2，在邢志良编写的《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的这段文字中，高振东“回忆”出李景林对他讲：“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馆内的一些人也趁机煽动起来，如果叫你师伯和他比，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不太适合，子平四十多岁，正在壮年，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和他比武，……”
然而事实是，孙禄堂在4年前的1924年出版的《拳意述真》中摘录有形意拳拳谱，从那时一直到1928年孙禄堂来国术研究馆，就没有再出版过什么形意拳谱，4年前的事李景林能说成是前些日子吗？因此，高振东如何能回忆出来李景林对他讲“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
此外，李景林与孙禄堂有金兰之交，1928年孙禄堂68周岁，难道李景林不知道他的盟兄孙禄堂的年龄？李景林怎么可能对高振东讲“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同样高振东又怎么可能会讲出这样的回忆？
还有，孙禄堂从国术研究馆辞职是因为孙禄堂到了国术研究馆后得知有针对自己的匿名信，于是孙禄堂当即退还聘书并提出辞职。李景林挽留，没有留住。这是孙禄堂辞职的原因。这是当年的史料记载。【7】在这期间根本不存在王子平挑战孙禄堂之说。因此，高振东怎么可能回忆出来李景林对他讲：“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馆内的一些人也趁机煽动起来，如果叫你师伯和他比，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不太适合，子平四十多岁，正在壮年，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和他比武，……”这番话！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知《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中所述的李景林与高振东这番谈话的内容完全出自邢志良的编造。因此，其中所谓在中央国术馆内王子平挑战孙禄堂之说是邢志良捏造出来的。
邢志良在《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中编造出来的高振东的“回忆”不仅这些，以上仅是举例而已。
在邢志良将《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贴出后，我在与邢志良通话中例举了该文存在的三处硬伤，其一，国术研究馆的开办费只有区区1000元，哪里有30万元开办费。其二，1928年孙禄堂周岁已经68岁，怎么可能是年近花甲。其三，孙禄堂只是在4年前出版的《拳意述真》中附有形意拳学谱，【8】直到孙禄堂到国术研究馆时没有再出版过形意拳谱。
于是邢志良在此后出笼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一文中对同一件事又进行了相应的删改，邢志良把高振东的这段“回忆”修改为了下面这番场景：
“到了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约6月初的一天，孙禄堂先生的儿子孙存周、弟子李玉林两位师弟突然由南京到上海来找我。他们带着师伯孙禄堂先生的信，说南京有事让我去。因当时我手头的事脱不开身，托二位师弟上复师伯，替我说明情况，二人就返回南京了。第二天，俩师弟又急速返回上海在家等我。见面后，我问师弟，有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师弟拿出督办先生（南京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的信和名片、孙师伯的信和名片。我说：我文化浅，你们念给我听听吧。信写的很简单，概况是王子平先生要和孙先生比武，要求我再忙也要把几处的事停几天，速来南京。俩师弟说，老师和督办很着急，要你即刻起身到南京去，与我们一起走。我不敢耽搁，立刻拿着南京方面带来的名片和信，告诉我教拳的几个地方，各处都很理解，满意我的安排，只是希望我早去早回。在去南京的车上，俩师弟进一步介绍了事情的详细情况。到了南京，见过孙禄堂师伯。茶饭后回到住处，孙先生与我谈话。谈话间李督办到。我见礼后，督办安排孙先生和我到一个安静地方喝茶说话。聊了几句话后，李督办说：话归正题。振东，你俩师弟拿我和孙先生的名片和信都见了吧？孙先生也许和你谈过了吧？我回答：师伯刚说督办就到了。督办说：好，那我就向你再简单地说一遍。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得到很多国府委员的赞成和支持，批准成立的国术管理机关。设监事、理事、馆长、科长等。有关教学方面有门、科教授、教员等。戴传贤为监事长，于右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为馆长，我是副馆长。下设科室。武术教务方面以门长为首。国术俗称内外两家，所以馆内分设两科。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门长（现在称为少林门长）。第二科孙禄堂是内家门长（现在称为武当门长）。两个门长级别一样，工资也一样。上期，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先生见了□□□□（此处省略四个字）。说把内家拳说这么好，我不服，要和孙先生比武较量。馆内有人趁机煽动起来，于是馆里批准他二人比武。唯今，考虑到你师伯早已年近古稀，和40多岁的人比武是有些差别。何况子平先生有“千斤王”之称，不但武功好，还有摔跤本领。恐怕你的师弟们不能胜任，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
对比邢志良在《孙氏内家拳》网页上刊登的《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邢志良在“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刚好把我在电话指出的这三处硬伤进行了删改。而我当年在电话里没有告诉他的《记武当门门长高振东》一文的谬误，他依然保留。邢志良的这一修改恰恰证明，这个所谓“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的内容是可以由邢志良任意修改的，由此不打自招，该文中描述的高振东“回忆”出的李景林与高振东的这段谈话的内容完全是出自邢志良的编造。
那么，作为“高振东先生回忆录”的编写者邢志良为什么要把他捏造的情节塞进所谓的“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呢？
在当年我与邢志良的通话中，他明确表示这是因为他对1996年由张耀庭等人编纂的那本《中央国术馆史》中关于高振东与王子平比武过程的描写不满，所以他要予以“纠正”。
而邢志良进行“纠正”的方式就是用他编造的谎言来“纠正”他认为的不实，于是邢志良通过诬蔑孙禄堂、孙存周、李玉琳和张之江来抬高高振东，可谓损人不利己，其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顺便说一句，本文对邢志良编写的高振东回忆录中诸多硬伤并没有完全都点出来。因为我知道宵小们还会继续编造。
自邢志良编造的这个谎言出笼后，网络上的宵小们对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因为遇到王子平的挑战，叫孙存周、李玉琳去上海请高振东替自己比武而自己从中央国术馆辞职这个谎言进行大肆渲染，用以诬蔑诋毁孙禄堂、孙存周、李玉琳。而网络上一些脑残们完全没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竟然也跟着起舞。这出拙劣的闹剧不仅是对孙禄堂、孙存周、李玉琳的恶意诋毁，也是对百年来中国武术界的侮辱。
【1】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2】1928年3月7日《中央日报》“国术研究馆筹备大会”。
【3】同【2】。
【4】同【2】。
【5】《中央国术馆汇刊》“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央国术馆1928年7月出版。
【6】《中央国术馆汇刊》“请各省市征求在野国术人才举行登记通电”。
【7】1947年8月21日《小日报》“近代武术闻见录”，陈微明撰。
【8】《拳意述真》孙禄堂撰，1924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