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一些人打着给他人写回忆录以及打着写某类“历史”的名义营造虚假的历史情境，借以散布讹传。从高振东的外孙子邢志良在20多年前把他编造的诸多虚假情节混入60多年前他人记录了高振东的口述中，【1】到2024年1月由台湾逸文出版社出版的由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一书（以下简称“《近》书”），该书打着写近代中华擂台史的名义通过片面选取的史料并配合捏造谎言、营造虚假情境这种手法挖空心思的诋毁、矮化李景林和孙禄堂，由此在线上线下掀起了一股通过片面选取史料并利用春秋笔法曲解史料，营造虚假历史情境的邪风。本文重点针对《近》书下面这段描写，通过当年史料戳穿《近》书打着写“史”的名义曲解历史的真面目。
在《近》书第289页有这样一段描写：
《近》书这段文字营造了两个情境：
其一，李景林要借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让他所请来的“外援”名家和江苏、浙江两馆的名家教员夺魁来问责张之江，借此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
其二，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因为“夺权失败”，“仓皇”离开了上海，并且直到李景林去世前，华东地区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
那么史实真是这样吗？事实究竟如何？
自从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馆成立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对于国术以及国术人物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传说、臆测很多，但这些传说、臆测不等于事实。
对于李景林是否要借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赛和之后的上海国术大赛的成绩来问责张之江，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需要回到已确定的当年史实本身来判断，而不是依据个别人的揣测按照武侠小说的思维来判断。若能如此，只要不是立场置先，自然会有一个相对合乎事实真相的判断。
首先，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是个什么性质的大会？这次大会具有考核中央国术馆管理绩效的性质吗？
根据1928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223次会议，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这次会议上提议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目的有二，其一，为将要成立的浙江省国术馆征集国术人才。其二，引起浙江人对国术的热度。换言之，是为将要成立的浙江省国术馆制造声势、扩大影响。【2】“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虽然声势浩大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但其性质终究是浙江省政府主办的国术游艺活动，目的是为浙江省国术馆征集人才和造势，而不是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办的国术考核活动。所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对于直属于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国术馆不具有任何管理绩效考核的性质与任务。
其次，假使中央国术馆派出的参赛人员没有夺魁，就能以此来证明中央国术馆的管理出现重大失误吗？
在浙江省政府第223次会议上，因为兹事体大，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请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以及孙禄堂、褚民谊来浙支持一切，以资号召。聘请李景林为大会筹备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副主任。因为，这三位是当时中国武术界不同的方面的代表人物。李景林是中央国术馆副馆长，中央国术馆是全国武术的最高管理机构，各省国术馆属于中央国术馆分馆的性质。褚民谊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全国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党内的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其党政地位在李景林之上。孙禄堂虽为一介布衣，但在当时武术界声誉至高，被誉为是“海内唯一的国术专家”。【3】所以他们三位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面。
因此，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李景林所代表的是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派员参加大会，对于这次大会是一种前来襄助的行为，而不是前来应战的。因此，李景林当然希望中央国术馆派来的是高手，能够让自己有面子。故有李景林在会前给张之江写的那封信，希望央馆派高手来。但是这封信怎么被说成是李景林挑战中央国术馆呢？
因此，即使中央国术馆作为襄助这次游艺大会派来的选手没有取得好成绩，最多也就是让李景林丢些面子，这无论如何也算不到中央国术馆的管理有重大失误上。因为在中央国术馆的主要职责中就没有参加任何国术活动都要拔得头筹这项指标。作为中央国术馆副馆长的李景林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吗？
第三，在军政界潮起潮落大半辈子的李景林难道不知道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交给谁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吗？
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党国体制，最初开办中央国术馆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4】他们两位都具有代表着当时国民政府的身份，正是由于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术研究馆才得以顺利开办。当时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张之江背后的政治资源，可利用的价值远在李景林之上。因此，当时张之江不仅是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还是蒋的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团主任，并且代表冯玉祥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张之江背后有冯玉祥一系这个政治资源。而李景林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孤家寡人带着几个随从秘密投奔到南京国民政府阵营。此外，张之江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军政地位以及受信任的程度也是李景林不能比的。因此，即使中央国术馆在管理上出现什么非政治性的问题，也不可能让李景林接替张之江管理这个国民政府下的直属机构。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不可能为了李景林得罪张之江。此外，虽然这个中央国术馆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军政方面的权力，但是这个机构培养的各期学生很多都是要进入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去当教官的。所以，国民政府是不会放松对这个机构在政治可靠性上的管控的。
综上，无论是李景林背后的政治资源，还是李景林的身份、经历和背景，【5】使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份量远达不到可以接替张之江的程度。对于这一点，作为在军政界潮起潮落大半辈子的李景林是不可能没有这点基本的政治认知的。换言之，在政治上李景林不是小白，李景林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政治资源，也知道自己不被南京国民政府所信任。因此，李景林怎么会天真的认为通过一次地方主办的游艺大会的成绩就能去问责张之江，进而夺取中央国术馆的领导权呢？
《近》书作者用这种低俗的武侠小说的逻辑按照自己的立场去写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不过是司马昭之心而已。
当然，当时在个别媒体上炮轰张之江和中央国术馆的报道也不是没有，但不能证明这是李景林所为。【6】
最后，根据当年史料记载在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真的是从上海“仓皇”离去的吗？以及从此以后直到李景林去世前东南地区真的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吗？
这是《近》书刻意营造出来的两个“历史”情境，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先介绍一下上海国术大赛选手的成绩与背景，看看《近》书中所谓“李景林从上海仓皇离去”这一场景与这次大赛的成绩有没有什么关系。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一名的曹晏海，其本门功夫是燕青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曹晏海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门下，学习武当剑和八卦拳，同时与郭长生结盟，向郭长生学习独流通背拳。【7】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二名的马承智，幼从黄树生习少林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马承智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门下，学习武当剑和八卦拳。同时马承智向马英图学习八极拳、劈挂拳。【8】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四名的章殿卿，进入中央国术馆后拜在李景林门下，系统向李景林学习武艺。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五名的李树桐，是李景林的嫡传弟子，跟从李景林习武多年。【9】
获得上海国术大赛第八名的袁伟，是李景林的嫡传弟子，跟从李景林习武多年。1928年7月，袁伟拜在孙禄堂门下习形意拳。【10】
李景林的这些获奖弟子出自中央国术馆，当然不能成为问责中央国术馆教学的理由。同时他们都是李景林的弟子，因此也不应该成为李景林 “仓皇离开”上海的原因。
那么，李景林是如何“仓皇离开”上海的呢？
1930年1月22日《天津益世报》
李景林离开上海的原因是要回天津探望其老母。【11】
上海国术大赛于1930年1月6日比赛结束，1月7日进行颁奖典礼。
1月13日，李景林发表上海国术大赛闭幕宣言，该宣言被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多家媒体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上海）、《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著名报刊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全文。
1月21日，李景林乘太古公司顺天轮前往天津省母，1月21日下午1时，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为首，先后200余位前往码头为李景林送行，送行者包括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褚辅成、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以及青帮通字辈的张啸林等，还有武术界的叶大密、任鹤山、翁国勋、朱霞天，商界的吴蕴初、艺术界的李桂山等。1月21日下午3时，爆竹声中李景林脱帽向送行者握别，并言3个月后即行来沪，筹备大规模之国术运动。【12】
自1930年1月7日上海国术大赛颁奖典礼结束，到1月21日，李景林离开上海，期间长达2周。
以上就是《近》书作者在该书中所称的上海国术大赛后李景林“仓皇离开”上海的真实过程。如此“仓皇”的离开某地，实属罕见。
让我们再通过当年史料看看，自从李景林离开上海后，是否直到李景林去世，东南地区真的再也没有李景林的消息了吗？
1930年5月14日《大上海》报报道：“中央将任用李景林”，报道称：“……惟自全国国术比赛会开幕后，李氏始与现代诸政治中心人物相往还，仆仆京沪道上，颇形忙碌。……此次为中央任用，间接为蒋主席作说客，其职务初定参谋，列与秘书邵力子、周佛海一类。此职不可谓微末，关于中央军事前途至巨。惟李氏始终不愿有何名义，籍避外界之妄测。故此项任命，不知何日得以发表也。”
1930年8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等著名报纸报道“李景林任山东招抚使”。
1930年9月20日，南京的《中央日报》报道“李景林赴前方”，同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李景林北上”。
1930年10月6日，上海《时报》报道“李景林在济表演国术”。
1930年11月20日，上海《新闻报》报道“李景林在尚德国术会训话。”尚德国术会在上海法租界。
1930年11月29日，《上海报》以“李景林一页之失意史”介绍李景林。
1931年9月10日，《时事新报》撰文“李景林”，介绍李景林国术轶事。
1931年9月17日，《时事新报》报道“邵力子偕夫人由浔返京，李景林同来”。
以上仅仅是摘录了当年上海、南京部分报纸报道的李景林离开上海的场景，以及自李景林离开上海后直到李景林去世前，京沪两地部分报纸对李景林行踪的报道。然而，这一历史实境竟然被《近》书作者篡改为——李景林从上海“仓皇离开”并且从此东南地区直到李景林去世都再无李景林的消息了。
综上可知，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篡改史实、营造虚假历史情境的秽史。
注：
【1】《绝顶出青云——武者 武学 武道》附件2：“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实录”，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2】《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3】1928年《兴华》第25卷第18期，第44页。
【4】《中央国术馆汇刊》“本馆筹备会纪事”，中央国术馆1928年7月出版。
【5】李景林原系奉军名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率军攻占天津后年余，李景林联合冯玉祥反奉，以后又反被冯军攻击，失掉直隶及天津。后在走投无路下，投靠国民政府。
【6】1929年11月29日《世界晚报》“中央国术馆之整理”一文。
【7】曹晏海为李景林弟子，见《武当剑法大要》黄元秀编著，曹晏海为孙禄堂的弟子，见《孙禄堂武学录》孙剑云编著，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8】同【7】。
【9】见《武当剑法大要》黄元秀编著。
【10】同{7}。
【11】1930年1月22日《天津益世报》。
【12】1930年1月22日《民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