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由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收录了中国历史上下三千年近百位拳师，该“国术史”在中央国术馆出版的《国术周刊》上连载，其中“孙禄堂”一篇刊登在中央国术馆出版的《国术周刊》（152——153期合刊）上，在该篇中对孙禄堂如下两段记载，呈现了孙禄堂在中国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孙技虽精绝，遇同道中人，罔不谦逊，如无所能者，而忠义之心肝胆相照，尤非常人可与比也。……禄堂先生之为人，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伪者所可同日而语，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

上述记载引出了三个方面的蕴意：

第一，“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即孙禄堂）为千秋金鉴”，为什么要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

那么什么是挟技凌人者？

就是那些依仗着自己武艺高超而以势压人者。

此外，这里挟的是什么技？

因为这里挟技凌人者要对比对象的是孙禄堂技击因已炉火纯青一句，因此这里的所挟之技指的是技击功夫。

所以，这里所谓的挟技凌人者指的是依仗着自己技击功夫高，压制或傲慢同道的人。

在中央国术馆《国术史》“孙禄堂”一篇中提出世上这些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孙禄堂）为千秋金鉴。

由此引申出——

其一，孙禄堂的技击功夫不仅是炉火纯青，而且一定是公认超越了时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孙禄堂的技击功夫没有达到超越时辈，对于世上那些武技比孙禄堂高的人，你凭什么让人家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呢？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换言之，那些挟技凌人者会说，孙禄堂不挟技凌人，是因为世上有功夫比你孙禄堂好的，所以孙禄堂不敢而已。

因此，在中央国术馆《国术史》“孙禄堂”一篇中提出“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孙禄堂）为千秋金鉴。”说明当时国术界公认孙禄堂的技击功夫超越时辈，无人能比。

其二，当时虽然公认孙禄堂技击功夫卓绝，但孙禄堂从不以功大压人、慢待同道。

在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中被列传者近百位，其中惟有在为孙禄堂的立传中记载孙禄堂“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术与道通，”故“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由此说明孙禄堂在技击通于道的方面是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一位。

第二，那些不挟技凌人者，是不是就不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呢？

中央国术馆《国术史》把孙禄堂作为千秋金鉴所对应的标准是技击炉火纯青、术与道通，所以即使你没有挟技凌人，但只要你追求的是技击炉火纯青、术与道通，都应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

第三，“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也表明孙禄堂不是所有习武者的千秋金鉴。

孙禄堂是哪种人的千秋金鉴呢？

是那些挟技凌人者的千秋金鉴。

何谓千秋金鉴？

就是人们用来矫正自己的千秋典范。

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典范呢？

作为“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术与道通，”这样的典范。

因此孙禄堂既不是那些不以追求技击功夫高超为目的者的典范，也不是那些不以追求术与道通为目的者的典范。

那么，习武者中有不以追求技击功夫高超为目的的人吗？

当然有，而且非常多，在当今差不多是大多数。

举个例子，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五次全国性的技击比赛上——即1928年第一次国术国考、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上海国术大赛、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和第二届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上，习杨氏太极拳和吴氏太极拳者无人能进入前10名。但是这一时期却是杨氏太极拳和吴氏太极拳爆发式发展的时期，其研习者之多是其他拳派不能企及的。由此说明这些练习杨氏太极拳和吴氏太极拳者中，绝大多数不是以追求技击功夫高超为目的去练这两门太极拳的。所以，对于这些人而言，自然没有道理让他们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

同样，当代习太极拳者据说已数以亿计，其中有多少人真正去追求术与道通呢？以笔者五十年来对武术界的了解，看到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自然也没有道理让这类习者以孙禄堂为千秋金鉴。这就如同你不能让一些业余打乒乓球玩的老头以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双满贯选手马龙作为他们日常进行对标的典范一样。

因此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是把孙禄堂作为规劝那些技击功夫高超的挟技凌人者应去追求武与道合这一境界的千秋金鉴，而不是作为普通习武者的千秋金鉴。

在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孙禄堂”一文中对孙禄堂的记载有以下几个关键处：

孙遂能批大隙、道大空、神乎其游刃矣。于是驰名燕赵，无人不知活猴孙禄矣。

叹孙矫捷轻灵得未曾有。

孙技虽精绝，遇同道中人，罔不谦逊，如无所能者，而忠义之心肝胆相照，尤非常人可与比也。

孙禄堂尝语人曰：“饭可一日不吃，拳一日不可不练，余七十老翁，健如少壮者，由于朝斯夕斯，从未间断也。”

禄堂先生之为人，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伪者所可同日而语，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

在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中收录了上下三千年近百位拳师，惟孙禄堂一人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那么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对孙禄堂的这个评价是不是一家之言呢？

当然不是。

如——

相应于“孙遂能批大隙、道大空、神乎其游刃矣。于是驰名燕赵，无人不知活猴孙禄矣。”这段记载——

清史馆纂修之一陈微明在《拳意述真》序中写道：“如是精练者数年，游行郡邑，闻有艺者必造访，或不服与较，而先生未尝负之。故郭、程二先生赞曰：‘此子真能不辱其师。’”又据1934年2月3日《世界日报》记载孙禄堂：“经其孤心苦诣研究之结果，孙之艺竟臻绝顶。嗣后遨游南北数省，声名雀起，国内技击家无不知孙福全其人矣。”

相应于“叹孙矫捷轻灵得未曾有。……孙技虽精绝，遇同道中人，罔不谦逊，如无所能者，而忠义之心肝胆相照，尤非常人可与比也。”这段记载——

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上有清史馆纂修之一陈微明撰写的“孙禄堂先生传”一文，该文记载：“先生（指孙禄堂）通易理及算数、奇门遁甲、道家修养之术，道德极高，与人较艺未尝负，而不自矜。喜虚心研究，老而不倦，所诣之精微，虽同门有不知者。”又据1934年1月28日《大公报》刊登的“孙福全传”记载：“君之论拳术也，不分派别，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

相应于孙禄堂尝语人曰：“饭可一日不吃，拳一日不可不练，余七十老翁，健如少壮者，由于朝斯夕斯，从未间断也。”这段记载——

据孙剑云讲，其父孙禄堂即使在去世前仍每日练拳。对此，清史馆纂修之一陈微明在1934年《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孙禄堂先生传”中记载孙禄堂：“每日书字练拳无间，惟不食者二旬，预知殁之日，临终见佛至接引，嘱家人诵佛号、勿哀哭，安坐而逝，曰：“吾视生死犹游戏耳。”其所养至此，岂偶然哉？”

又据1928年9月13日《申报》“剑影刀光壮国殇” 一文报道：“孙禄堂叟，以七十老翁，表演武术时，犹如二十几之少年。”

再据1930年3月16日《新江苏报》“孙禄堂剑术惊人”一文报道：“孙禄堂遂舞了一段八卦剑，日晖与剑光相映，剑芒与鬚影齐飞，忽徐忽疾，忽疏忽密，或轻盈夭矫，或斫地盘空，所谓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皆不能曲写奇妙。诚武术界之神手也。”当年这类报道与记载甚多，在此不一一枚举。

相应于“禄堂先生之为人，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伪者所可同日而语，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这段记载——

中华武术会秘书、李存义的弟子杨明漪在《近今北方健者传》（1923年济南含英斋出版）一书中记载：“太极八卦形意三家之互合，始自涵斋（涵斋即孙禄堂的号，笔者注），涵斋于三家均造其极，博审笃行者四十年。”该书同时又记载道：“老辈中现存者如翠花刘、程四、秦月如，中辈如尚云翔、周玉祥、程海亭、李光普、定兴三李诸人，尤精粹中之精粹，至孙禄堂集三家之大成者，益不待言。”

又据1928年5月17日《谭延闿日记》（第19册）记载：“孙字禄堂，武当派高手，长髯、广额、隆准，颇有老英雄之风，谈拳术通于道，娓娓不休，能自圆其说。郑作屏复言，国术馆之意见横生，吾固知华人不了此也。”

诚如清史馆纂修之一陈微明在 《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孙禄堂先生传”中对孙禄堂的记载：“先生通易理及算数、奇门遁甲、道家修养之术，道德极高，与人较艺未尝负，而不自矜。喜虚心研究，老而不倦，所诣之精微，虽同门有不知者。”

综上可知，之所以在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收录的上下三千年近百位拳师中惟对孙禄堂作出了“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也，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这个高度的评价，既认为历代拳师中惟孙禄堂是世上那些挟技凌人者应该学习的最高典范——所谓千秋金鉴，这并非是中央国术馆的一家之言，而是有事实基础的当年国术界的主流认知。

所以，对于孙禄堂这位中国历史上上下三千年的武与道合的典范，1996年由张耀庭牵头组织的《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央国术馆史》以“一代宗师 千秋武圣”为标题介绍孙禄堂是毫不为过的。

事实上，孙禄堂对中国武学的整体性提升以及通过其武学为中国文化注入的新的精神与生命力是武圣一词的蕴意远不能涵盖的，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武术史上无人能够企及。相关史料及史实辨析详见《中华传统文化危机下的孙禄堂武学》（上）、（中）、（下）三篇以及《千秋金鉴——中国武术文化的道德巅峰岂是武圣一词能溢美的》（上）、（中）、（下）三篇，【1】有兴趣研究者可查阅之，本文对此不作赘述。

【1】微信公众平台【武学与武道】公众号。

附：有关孙禄堂的武圣之誉的读者反馈。

近日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运用人工智能分析了唐才良写的“乱捧孙禄堂‘武圣’是倒行逆施”一文，这位读者希望我将该文刊登在【武学与武道】公众号上。我对这位读者讲，对于唐才良这类一直以来靠着胡搅蛮缠、撒泼打滚来疯狂诋毁、诬蔑孙禄堂先生的泼皮，我认为根本没有与他们对话必要，因为与他们这类泼皮对话对于澄清史实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位读者认为，刊登人工智能的这篇分析文章不是要与唐才良们对话，而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人工智能的逻辑分析辨别真伪，因此对于提高广大读者的逻辑辨析能力还是有意义的。我以为这位读者讲的有道理，以下三篇就是该读者根据人工智能“橙篇”进行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