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由台湾逸文出版社出版的由康凤元、康星所撰写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以下简称“《近》文”）是一部处心积虑编造的秽史，该书打着编写近代中华擂台史的名义，却通过片面的选取史料结合他们捏造的谎言以假乱真，营造出一幅幅虚假的历史场景，突出的表现为他们以这种手法挖空心思的诋毁、矮化李景林和孙禄堂。如，该书声称孙禄堂与李景林“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那么史实是这样吗？
还是用史料记载来回答吧。
一、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
作为全国性的首次中国武术对抗性竞技就是中央国术馆举行的第一届国术国考，这次国术考试最初酝酿于1928年3月7日，具体方案架构由骆斌提出，主要筹划者是张之江和李景林，1928年3月15日《天津益世报》“李景林提议恢复武考”为题披露其内容。而作为第一届国术国考的先声是1928年10月6日、7日两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实际上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从未有由政府组织的这等规模的国术考试。因此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对此次考试高度重视。张定璠于1928年9月28日晚6时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1】
1928年10月2日10时，张定璠市长在市政府召集会议，当场推定李芳辰、孙禄堂为评判处正副主任，蒋百器、熊天翼为监察处正副主任，【2】又评判员19位，监察员13位，并议定了评判规则与监察注意要点。【3】
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作为中央国术馆举办首届国术国考的先行，其评判处正副主任是一个特别重要也是特别敏感的岗位。李景林作为评判处正主任是因为他是中央国术馆的副馆长，作为这次国术考试在所属管理关系上他具有权威性。孙禄堂被推定为评判处副主任是因为孙禄堂的武功造诣在当时武术界享有至高声望，代表了国术这个领域里的专业性权威。
显然最终确定李景林与孙禄堂担任此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正副主任，是数日前张定璠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的结果。
试问，如果孙禄堂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而这次国术考试的主要内容（正试内容）恰恰是综合性的对抗性竞技，孙禄堂的评判如何服众？张定璠以及上海国术界会推定这样的人担任这次国术考试的评判副主任吗？张定璠作为这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总负责人会闲的没事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吗？
因此，只要有正常人思维逻辑的人都能判断出《近》书作者所称“孙禄堂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并非事实。
事实上，孙禄堂只是对于如何提升技击能力在认识与方法上与有些人不同。比如，孙禄堂曾对某些前来求学的人讲：“你若想打天下第一，另请高明。我所授之艺强身健体绰绰有余。”孙禄堂之所以对某些求学者这么讲，是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奔着要提升自己的技击能力来的。否则，孙禄堂没有必要说这番话。对于如何提升技击能力，孙禄堂认为“君子务本”，“反者道之动”,要想提升技击能力，就不能总想着打天下第一，而是要首先把心态放平，先扔掉打天下第一的念想，踏踏实实的把基础打好，甚至对于有些人需要重新建立基础。因此，孙氏拳的技击训练强调“体外无法”，【4】以体为本。如果这个“本”的水平不高，整日乱打一气，虽然短期内能够提升技击能力，但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技击能力的天花板太低。多年后中央国术馆第二次国术国考的表现就证明的这一点。【5】
1928年10月6日，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开始举行预试，预试是个人演示武艺。10月7日进行正试，正试是进行格斗竞技，包括散手、摔跤、长兵、短兵等对抗性技击。
1928年10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上海新闻】国术选考昨日正试 徒手比试破鼻流血者颇多”因为正试是对抗性格斗竞技，所以是日来宾是前一日的数十倍，约有四五千人，所有位置都已站满，拥挤异常。到场人员为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正副评判主任李景林、孙禄堂及各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此外还有何应钦、【6】张定璠、熊式辉、蒋百器等数十位军政要员。
1928年10月8日《中央日报》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可以说是一周后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国考的一次预演，为其举办提供了重要经验。
因此，李景林与孙禄堂是近代中国开展综合性技击大型赛事的先行者。
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省政府223次会议上提出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获得会议通过。同时会议决定聘请李景林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7】同月，浙江省国术馆成立。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隆重开幕。6月8日在西湖博览会大礼堂补行浙江省国术馆成立典礼，邀请的主要来宾有孙禄堂、褚民谊、孙存周、杨澄甫、杜心五、金佳福、刘百川、吴鉴泉等，成立典礼上先后共有数十位国术家登台献艺，此次全国多位声名显赫的国术名家来浙江表演国术，在浙江尚属首次，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8】为接下来将要举办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奠定的信心。
1929年9月上旬，张静江再次致函李景林，正式聘请李景林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褚民谊、孙禄堂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请于10月1日前来杭州筹备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一切事项。李景林复函承诺前往。【9】
1929年9月25日，李景林就赴任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一事到镇江拜访孙禄堂，商议有关事项。【10】
1929年9月30日，李景林到达杭州赴任。【11】
1929年11月2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及进程登报公诸于世，内容分三部分，拳术表演、器械表演和徒手擂台竞技，定于11月15日举行开幕典礼，11月16日至18日拳术表演，11月19日至20日器械表演，11月21日开始进行徒手擂台竞技。【12】
对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决定进行徒手打擂一事，在筹备期间曾发生争议，筹备副主任褚民谊不赞成进行徒手打擂，又提出他那一套以测力为主要内容进行比试。
因早在一年多前，在1928年10月27日到28日上海举行的上海国术运动大会上，褚民谊就以其握力器测试握力出过一次风头。1928年10月28日上午，在由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及李景林、熊式辉和褚民谊向代表上海参加国术考试的人员颁发中央国术馆国术考试证书和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证书后，褚民谊忽然从自己的衣袋内拿出一个计步器，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解释其用，随后又拿出一个握力器解释其用，褚民谊自己先握了一次，显示为63度，然后交给张定璠，张定璠握了两次，一次37度，后一次为42度，然后又交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测试，熊式辉第一握，只有34度，褚民谊告以熊式辉握姿及方法，熊式辉再握，则是47度，最后李景林试握，为42度。【13】褚民谊由此在这次国术运动大会上大出一次风头。
在这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会上，褚民谊又提出这类方案。当褚民谊提出他的方案后，立即遭到了本次大会的另一位筹备副主任孙禄堂的反对。孙禄堂伸出一个手指，请当场选出一位力大者，握住自己的手指可任意撅扭，当该人握住孙禄堂的手指后，该人只能随着孙禄堂身体的转动而转动，由于该人完全被控，故无法施力撅扭孙禄堂的手指。孙禄堂以此示范了对于技击而言，力大者未必能将其力用于技击。于是此次大会否定了褚民谊提出的方案。因此，谈何孙禄堂不主张开展对抗性技击竞技？！【14】
在这次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擂台比赛上，选手不准戴护头面具及皮手套等，乃是赤手相搏。【15】这是与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术国考的拳术比赛所不同的，因此其对抗性强度大于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的拳术比赛。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打擂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多为跟随孙禄堂不及两年的弟子，老弟子中只有孙振岱、陈敬承参加了擂台比赛，但由于他们的功力远胜他人，为了防止在打斗中他们无意间的本能反应会伤及对手性命，孙禄堂嘱咐他们在打斗中务必不要伤及对手性命，乃至孙振岱在与对手比赛时，有意不踢中对手，接连使出两腿皆擦面而过，其势令对手骇服，立即认输。【16】孙禄堂随后建议孙振岱不要继续比赛。陈敬承也是在轻取山东武术名家纪炎昌后，【17】随即放弃后面的比赛。
孙振岱是自幼从学于孙禄堂，是孙禄堂的入室弟子之一，此时孙振岱为江苏省国术馆的一等教习。孙振岱曾在山东省公署及山东省东临道尹公署任职，并在山东第三师范、第二中学教授武术，大枪名手冯锡珍即孙振岱在山东时收的弟子之一。
陈敬承是孙禄堂在鄚州时收的亲传弟子，主修形意拳，此时是江苏省国术馆形意拳教习。
郝家俊16岁时拜在孙禄堂的门下深造形意拳，但因其年少，其艺主要是由李玉琳代师（孙禄堂）传授，此时是上海尚德国术会的教师，获得本次比赛的第28名。
获得此次比赛第5名的胡凤山是于1927年拜在孙禄堂门下，从孙禄堂深造形意拳，是得到晚年孙禄堂传授形意拳的弟子之一。【18】
其余，如曹晏海、马承智、李庆澜、袁伟、童文华、徐铸人等十余位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比赛的选手拜在孙禄堂门下皆不及两年，【19】虽属于带艺投师者，但也皆得到晚年孙禄堂的亲自传授。其中曹晏海获得本次比赛的第4名、马承智获得第6名、李庆澜获得第14名、袁伟获得第21名。【20】
由上可知参加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有十余位。
因此，《近》文称孙禄堂的弟子中只有胡凤山、孙振岱参加过擂台比赛。这完全是在公然说谎。
因此，康凤元、康星在其《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中声称“孙禄堂先生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之说完全与史实不符。
三、上海国术大赛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次大会虽是一次游艺大会，但在社会以及国术界的影响不在中央国术馆举办的首届国术国考之下，尤其经济效益斐然。于是上海的虞洽卿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决定在上海也举办一次国术大赛，他们邀请李景林、孙禄堂于12月初来上海筹备上海国术大赛。
由于有了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经验，上海国术大赛全程都是徒手擂台对抗比赛，拳械表演合并在擂台比赛的间歇。因此，由李景林、孙禄堂确定的上海国术大赛赛程是以打擂的形式贯穿始终的。谈何李景林、孙禄堂不主张开展技击对抗？
上海国术大赛的前三名为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三人之间未进行比试，是由评判主任李景林、评判副主任孙禄堂、褚民谊及各评判员商议的结果。
这些获奖者所练的拳术多是兼学多家，其中多位获奖选手如曹晏海、马承智、李树桐、袁伟等在参加这次比赛前一年，就已经拜在李景林、孙禄堂二人的门下。此外，张熙堂是孙禄堂的弟子，章殿卿是李景林的弟子。
本次大赛第一名曹晏海的本门功夫是燕青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兼修独流通背拳、八卦拳、太乙腿法和武当剑（亦称太极剑）。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的马承智，幼从黄树生习少林拳，进入中央国术馆后不久，马承智拜在李景林门下学习武当剑、拜在孙禄堂门下深造八卦拳，又从马英图学习八极拳和劈挂拳。只有获得本次比赛第三名的张熙堂专修形意拳、八卦拳。张熙堂原本从肖格清、孙存周学形意拳、八卦拳，1928年张熙堂拜在孙禄堂门下深造形意拳。
此外，第4名章殿卿1928年就已拜在李景林门下，是李景林的亲传弟子，第5名李树桐、第8名袁伟原本就是李景林在天津时的亲传弟子，1928年7月二人又拜在孙禄堂门下，成为李景林、孙禄堂两人门下的弟子。
另外参加上海国术大赛擂台比赛的孙禄堂的弟子还有胡凤山、郑怀贤、杨洪滋、郝家俊等。因此谈何孙禄堂的弟子中除了胡凤山、孙振岱，其他人没有参加擂台比赛？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海国术大赛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两次全国性擂台大赛，李景林和孙禄堂是这两次擂台大赛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者。两次大赛也是以李景林和孙禄堂二人的弟子成绩最为突出。当然这些弟子中有一些是带艺投师者，但也不能因此否定李景林、孙禄堂根据每个带艺投师者的条件因材施教传授他们武艺的事实以及对他们武艺的造就。马承智曾对其弟子余永年讲，他在跟孙禄堂学八卦拳前，转八卦时，是人围着树转，在跟孙禄堂学八卦拳后，感觉是树围着人转。此外，马承智的地面解脱术也是来自孙禄堂的传授。此为马承智的弟子余永年对笔者所述。而当时中央国术馆的一些教师还不了解地面技术。上海国术大赛后，中央国术馆组团，由张之江带队去日本访问，与日本柔道交流后才有所了解。
因此，康凤元、康星在《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中声称“孙禄堂先生对于技击并不十分热衷，其本人和其亲传弟子对于竞技对抗的项目也极少参与”之说以及孙禄堂、李景林不主张开展技击对抗等说法皆与史实不符。
注：
【1】1928年9月27日《时事新报》“张市长昨宴本埠国术人员”。
【2】熊天翼（1893年5月19日—1974年1月21日），讳式辉，字天翼，时任上海警备司令。
【3】1928年10月3日《民国日报》“国术考试将举行”。
【4】《绝顶出青云——武学 武学 武道》第五篇第4章“仙人指路 孤诣传灯”（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5】《求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金陵之行”一文（山东省国术馆1935年1月10日出版）。
【6】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7】《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浙江省国术馆1930年3月出版。
【8】1929年6月10日《申报》“国术名流表演与欢宴”。
【9】1929年9月12日《大公报》“张静江聘李景林组织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10】1929年9月27日《时事新报》“李景林过镇”。
【11】1929年10月2日《南京晚报》。
【12】1929年11月2日《时事新报》“浙江国术游艺会讯”。
【13】1928年10月30日《晶报》“张定璠、熊式辉、褚民谊、李景林大赛握力”。
【14】《孙氏太极拳》“孙禄堂先生传”居浩编写，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67年出版。
【15】同【10】。
【16】同【7】。
【15】同【7】。
【18】《孙禄堂武学录》孙剑云撰，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另据孙剑云介绍。
【19】同【18】。
【20】同【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