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从笔者揭露了康凤元、康星（以下简称二康）在其《近代中华擂台史》中的部分谎言后（该书中充斥着大量二康营造的虚假武术情境，除了笔者已经揭露的部分外，以后还将陆续揭露之），二康慌的手脚，于是连续发文以谎言和鬼故事开路，在网络上继续大肆散布谎言，营造虚假的历史情境，一方面继续诬蔑、诋毁孙禄堂，一方面开始攻击孙剑云、李慎泽和笔者乃至整个孙门。

二康营造虚假武术史情境，有一个惯用的套路，这个套路是：

二康通过列举他们实施了手术后的“史料”（特点是用史料作噱头、藏头去尾、断章取义、大多不标明资料的出处）+直接编造谎言、歪曲史实（编造连环谎言、偷换概念、营造虚假前提、诱导不成立的因果关系，尤其经常在读者不经意之处抛出他们捏造的谎言，诱导读者进入虚假的历史情境、）+刻意抹煞资料的历史背景——于是完成营造符合他们意愿的虚假历史情境。

二康就是用这个套路，欺骗读者，尤其是网络上的那些小白和脑残。

正文部分

二康撰写的《破碎虚空后的孙禄堂以武入道，成为“武圣”？。孙禄堂“武圣”绰号考证。》一文（以下称“破”文），其每个段落中至少有一个谎言甚至数个谎言。笔者在《一谈康凤元、康星的造假公式：康凤元、康星营造虚假“武术史”的套路解密》一文中仅以二康“破”文中一个不到200字的段落为例，就揭露出二康在这个段落里通过编造的五个谎言营造出一个虚假的历史情境。因此，近日有读者希望笔者对二康这篇“破”文中的谎言再多举几个例子以正试听。笔者以为这是个体力活，因为二康写的文章中到处充斥着各种谎言，可谓举不胜举。

因为有读者提出要求，希望笔者再举几个例子。故笔者就二康这篇“破”文中的谎言再举一个例子吧。

再例：

      二康在“破“文中称：

     “孙禄堂在1921年也曾南下，但波澜未起，对比程海庭吴鉴泉二老的影响，不知作何感想。

  不过马上就有机会结识权贵李督办了，到时候自然会有机会名扬天下。

  接下来到了1928年，姜容樵和韩慕侠在王子平创办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中任职。姜容樵书写了武林人物传记，其中有孙禄堂。但也未提及孙禄堂有何绰号。直到1928年60多岁的孙禄堂不但没有获得“武圣”绰号，就是活猴子的绰号也没有夺得。”

二康在上面这短短不到200字的叙述中，这次一口气又编造了5个连环谎言及其虚假情境。下面分述之：

1、二康编造的5个连环谎言及其虚假情境是：

1）孙禄堂1921年南下。

2）孙禄堂南下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名声掀起波澜。

3）孙禄堂因为没有参加马良主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造成他在武术界的名声不如程海庭、吴鉴泉。

4）1928年姜容樵、韩慕侠在王子平创办的“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中任职。王子平创办“中华国术技击学会”。

5）姜容樵写的武林人物传记中没有提到孙禄堂的绰号。

2、二康营造的一个虚假前提是：

在“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举办后，孙禄堂因拒绝参加，心里酸酸的眼馋程海庭、吴鉴泉因参加此会使他们的名气比自己大。

       那么史实究竟是怎样的？

       下面分别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揭示史实真相：

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1）“孙禄堂1921年也曾南下。”

      史实真相是：孙禄堂1921年在北京政府总统府任职。【1】没有看到任何史料记载1921年孙禄堂为了让自己的名气在武术界掀起波澜，自己从总统府跑出来去了江南。

      请二康对你们所说1921年孙禄堂南下江南一事拿出史料证据！

      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2）孙禄堂南下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名声掀起波澜。

      史实真相是：1922年4月，孙禄堂应郑佐平之邀去杭州休假散心。孙禄堂这次行程的起因是，1922年初孙禄堂的幼子孙务滋因感染破伤风去世。孙禄堂最喜欢这个小儿子，因此孙务滋的突然去世对孙禄堂的心情打击甚大。郑佐平是跟孙存周学习形意拳的学生，也是孙存周的盟兄，得知此事后，为了让孙禄堂从悲痛中能早日解脱，邀请孙禄堂来杭州散心。

      孙禄堂从总统府请辞后，于1922年4月去了杭州。期间，郑佐平请孙禄堂给浙江学技研究会、体育会等团体作了一次演说。【2】郑佐平亦借孙禄堂来杭之行，拜在孙禄堂门下。

      对于一个因老年丧子之痛被儿子的朋友邀请去杭州散心的人，二康竟利用此行诱导读者去质疑孙禄堂此行为何没有在武林中掀起什么波澜。

      试问二康：如果你们的子女死了，你的朋友邀请去他的家乡散心，你们还要去那里掀起什么波澜吗？

      一些宵小们为了诋毁、矮化孙禄堂，什么样的谎言都敢编。心地如此阴暗，正是编写秽史者的共性。

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3）孙禄堂因为没有参加马良主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造成他在武术界的名声不如程海庭、吴鉴泉。

      史实真相是，无论在马良主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之前，还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孙禄堂在当时武术界的声誉与影响力都远在程海庭、吴鉴泉之上。

      证据如下：

                                        1912年9月14日《亚细亚日报》

      证1，早在1912年，当吴鉴泉还在宋书铭的手腕底下奔腾旋转、跌跌撞撞的向宋书铭学习太极拳时，这时孙禄堂已经是北京首个由国会议员发起的高端武术机构“中华尚武学社”的两个号召性人物之一，另一人是李存义，其他几位发起人皆是当时的国会议员。【3】这个机构在社会上的层次是高于此后许禹生开办的“北京体育研究社”的。

      证2，1923年中华武士会秘书杨明漪在其《近今北方健者传》【4】例言中写道：

      “老辈中现存者如翠花刘、程四、秦月如，中辈如尚云翔、周玉祥、程海亭、李光普、定兴三李诸人，尤精粹中之精粹，至孙禄堂集三家之大成者，益不待言。”继而又评述道：

      “涵斋（孙禄堂，号涵斋）于形意、八卦、太极三家皆造其极。”

      由此可知，杨明漪在《近今北方健者传》中认为孙禄堂的武功比包括程海庭在内的其他那些名家至少要高出一个层次。尤其杨明漪在撰写《近今北方健者传》时曾与当时多位武术名家进行沟通商讨、征求意见，该书出版后，得到当时武术界绝大多数同道的认同，因此《近今北方健者传》中的评述在当时武术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公信力。

      证3，1928年10月6日、7日，上海特别市举行历史上首次国术考试，这是作为一周后举行的中央国术馆国术国考的先声，意义重大。市长张定璠亲自担任此次国术考试委员会的委员长。【5】因此，其规格远高于1923年马良主办的那个“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

  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实际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从未有由政府组织的这等规模的国术考试。因此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对此次考试高度重视。张定璠于1928年9月28日晚6时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6】

                               1928年9月29日《时事新报》

      1928年10月2日10时，张定璠市长在市政府召集会议，当场推定李芳辰、孙禄堂为评判处正副主任，蒋百器、熊天翼为监察处正副主任以及评判员19位，监察员13位，并议定了评判规则与监察注意要点。【7】

  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作为中央国术馆举办首届国术国考的先行，其评判处正副主任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特别敏感的岗位。李景林作为评判处正主任是因为他是中央国术馆的副馆长，作为这次国术考试在所属管理关系上他具有权威性。孙禄堂被推定为评判处副主任是因为孙禄堂的武功造诣在当时武术界享有至高声望，代表了国术这个领域里的专业性权威。

  显然最终确定李景林与孙禄堂担任此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的正副主任，是数日前张定璠在市政府俱乐部宴请上海各派国术人员七八十人共商这次考试的办法及组织架构的结果。

  吴鉴泉比孙禄堂早来上海从事武术活动很多年，孙禄堂被公推为上海特别市首届国术考试的评判副主任，而吴鉴泉只是19位评判员之一。因此，即使在马良主办的那个“全国武术运动大会”结束后多年，孙禄堂在国术界的声誉与威望也是远在吴鉴泉之上的。

  按照二康的逻辑，是否也要问问不知吴鉴泉有何感想？

           1928年10月3日《时事新报》“市国术考试委员会议录”

      二康在“破”文中煞有介事的质问孙禄堂拒绝参加马良主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后有何感想？

      孙禄堂有什么感想笔者不知道。笔者知道的是，根据1923年前后与孙禄堂有过实际接触的杨明漪的记载，早在1922年冬，孙禄堂对他表示“近有出世之想，亦未决。”（《近今北方健者传》）这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孙禄堂在考虑的事。

      二康在“破”文中以他们的井蛙之见暗设虚假前提，然后煞有介事对孙禄堂发问“对比程海庭吴鉴泉二老的影响，不知作何感想。”

      二康这一番操作，不仅暴露出他们在认知与境界上的俗陋，同时也再次暴露了他们内心的阴暗与可鄙。

      必须承认，二康捏造谎言的水平确实厉害，仅仅轻描淡写的甩出一句话，竟然能营造出一系列的虚假情境。

      孙禄堂生于1860年，吴鉴泉生于1870年，程海庭生于1880年，孙禄堂的年龄比吴鉴泉大10岁，比程海庭大20岁。

      这里二康称比孙禄堂小10岁的吴鉴泉和小20岁的程海庭为“二老”，而对孙禄堂直呼其名，由此暴露出二康处心积虑处处都要借机矮化孙禄堂，因此二康编造的所谓“武术史”自然是一部处心积虑要刻意矮化孙禄堂的秽史。

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4）“1928年姜容樵、韩慕侠在王子平创办‘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中任职。”以及 “王子平创办‘中华国术技击学会’”。

对此，笔者遍查有关姜容樵与韩慕侠的史料，未见姜、韩二位有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的任何记载，而且在当年史料中，甚至也没有找到有‘中华国术技击学会’这个机构。

因此，笔者对二康此说深表怀疑，所以，请二康出示姜容樵与韩慕侠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的证据！

笔者认为，尽管目前笔者没有查到姜容樵与韩慕侠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的史料记载，但并不等于就可以下定论说姜容樵与韩慕侠没有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但是二康既然信誓旦旦的在其“破”文中写“1928年姜容樵、韩慕侠在王子平创办‘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中任职。”那么二康就应该提供姜、韩二位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的史料证据。

笔者之所以对二康此说深表怀疑，因为二康往往喜欢在读者不经意之处抛出他们捏造的谎言，这是他们一惯的伎俩。

所以有理由要求二康出示姜容樵与韩慕侠在‘中华国术技击学会’任职的史料证据。

如果二康无法提供这份史料证据，基本上可以肯定这又是他们捏造的一个谎言。

针对二康编造的谎言5）“姜容樵写的武林人物传记中没有提到孙禄堂的绰号。”

二康此说又是纯属谎言。

史实真相是：姜容樵在他写的武林人物传记中不仅提到孙禄堂的绰号，而且还记载了孙禄堂赢得此绰号的原因。

二康为了蒙蔽小白，在其“破”文中掐头去尾的贴上一幅姜容樵《当代武侠奇人传》的史料图片，然而就在姜容樵这部《当代武侠奇人传》的第47回中，【8】姜容樵不仅明确的提到了孙禄堂的绰号而且还讲了孙禄堂赢得这一绰号的原因。

  姜容樵写道：“他（指孙禄堂）的技艺无一不精，刀枪剑戟都比别人来得高妙，所以当时南北驰名，差不多要压倒那些老前辈。人家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万能手，也真称得起是盖世英豪。”

  由此可知，当年孙禄堂在武林中的绰号是“万能手”,孙禄堂获得这个绰号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刀枪剑戟都比别人来得高妙，所以当时南北驰名，差不多要压倒了那些老前辈。姜容樵认为孙禄堂真称得起是当时武林中的盖世英豪。这是孙禄堂赢得这个绰号的原因。

此外，姜容樵在他这部《当代武侠奇人传》自序中宣称，他在书中所写的内容“事必确实，语有明证”， 姜容樵的这一宣称表明，至少他对书中所写的内容是事实这件事是负责的，不是瞎编的无厘头故事。

因此，史实再次狠狠的打了二康的脸，二康以他们裁剪的史料图片作噱头，捏造谎言、欺骗读者的行径再次暴露无遗。

     综上可知，二康通过刻意营造虚假历史情境进行他们所谓的“武术史”叙事，他们以此编造的《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自然是一部他们处心积虑捏造的秽史。

注：

【1】1921年2月16日《益世报》刊登2月15日“大总统令”中孙福全（即孙禄堂，笔者注）授为陆军步兵少校。

【2】1922年4月4日《大公报》“演说拳术”。

【3】1912年9月14日《亚细亚日报》“中华尚武学社简章”。

【4】1923年济南含英斋出版。

【5】1928年10月5日《时事新报》“市国术考试要讯”

【6】1928年9月29日《时事新报》“张市长昨宴本埠国术人员”。

【7】1928年10月3日《时事新报》“市国术考试委员会议录”。

【8】1932年8月上海振民书局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