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近代开展中国武术对抗性竞技大型赛事的先行者——李景林、孙禄堂不主张开展武术的对抗性竞技吗？》一文中介绍了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会上孙禄堂反对褚民谊提出以测试力量等游艺作为此次大会比试方案。
于是有人问：1929年4月上海特别市举行第二次国术考试中，就没有设置对抗性技击类的考试内容，而孙禄堂是这次国术考试的评判主任，为何孙禄堂不站出来反对？
答：当上海特别市政府聘请孙禄堂担任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评判主任时，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的内容和办法已经确定了，并且已经通过中央国术馆和国民政府的两级批准。因此，这时孙禄堂只能按照这个已经被确定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办法去履行评判主任的职责进行评判，而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已经被中央国术馆和国民政府这两级上级机构批准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办法。
此说有证据吗？
1929年4月3日，上海市教育局举行了第一次上海特别市国术考试筹备委员会的筹备会，参会人员中没有孙禄堂，此时尚未聘请孙禄堂担任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的评判主任。在这次该筹备会会后将这次会议所议定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办法报请中央国术馆和国民政府核准。【1】
1929年4月10日，上海特别市收到中央国术馆和国民政府对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办法的核准，上海特别市教育局致电市公安局及各国术团体，要求4月12日推举声望卓著的国术家组成考试委员会。【2】
1929年4月12日，上海特别市各国术团体推定了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委员会的组成，推定孙禄堂为本次国术考试委员会的主会（主任），推定的评判员依次为褚民谊、孙存周、杨澄甫、叶大密、陈微明、吴鉴泉、胡朴安、朱国福、刘德生、叶良、罗叔青、傅梦生、徐文甫、马华甫、佟惠文（疑似是佟忠义之误）、赵联和、傅秀山。监察委员依次为蒋伯器、马景援、翁国勋、刘叔民、章启东、朱少沂、罗念慈、顾伯华、凌谓川。中央国术馆刘崇峻列席。【3】
由是可知，在推定孙禄堂为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主任时，其考试内容与考试办法早已通过了中央国术馆和国民政府的核准。尽管张之江后来表示他对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办法很不满，【4】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中央国术馆竟然核准了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的内容与考试办法。
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央国术馆第一次国术国考中暴露了此次国术考试办法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中央国术馆致函各省（特别市）政府及各省国术分馆“原颁国术考试条例暂行废除”。【5】于是给各省（特别市）国术考试自行一套办法有了实验的机会。此外，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将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交给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徵主抓，陈德徵与褚民谊联手搞出了一个没有对抗性技击比试的方案。在这次国术考试的内容塞进了一个新奇的游戏——摘锦。摘锦这个游戏是由上海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的刘德生设计出来的。1929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对此作了专门介绍。【6】那时上海人似乎欢喜这类体育游戏活动。但笔者以为这个摘锦游戏与技击实战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其具体内容如小儿游戏，对于笔者来说深感无聊，本文就不介绍了。
由于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中上演过这么一幕，孙禄堂是亲历者，所以数月后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会上孙禄堂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褚民谊的方案，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上海特别市第二次国术考试确定的一部分考试内容与考核实战技击能力没有直接关系。
上海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笔者以为并不奇怪，因为上海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对打得头破血流的竞技难以接受。由此大概亦可以得出为何民国时期杨澄甫、吴鉴泉这两家太极拳能够在上海这地方那么火热的缘由。
刘德生发明的这项摘锦游戏，正是因为其不属于对抗性技击项目，再过五年（2029年以后）就有了申请世界非遗的资格，因为申请世界非遗的项目似乎需要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此外申请世界非遗的项目不能是技击项目。因此，摘锦作为上海地域的文化活动获得世界非遗似乎还是有希望的。此外，这项活动也有进入奥运项目的可能，似乎比中国武术进奥运的机会大。有此意愿的上海人可以把摘锦这项活动现在就搞起来。这篇短文就馈赠给上海的有心人了。
注：
【1】1929年4月4日《时事新报》“教育、公安两局会议国考办法”。
【2】1929年4月11日《时事新报》“市教局将开国术团体联席会议”。
【3】1929年4月13日《民国日报》“市国考推定考试委员”。
【4】“十九年五卅纪念勘中央国术馆同志”张之江撰。
【5】1928年10月31日《民国日报》苏省151次会议。
【6】1929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国术摘锦比赛之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