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看到笔者写的《唐才良再次疯狂诬蔑孙禄堂——兼谈1931年9.18事变后孙禄堂为何突然从江苏省国术馆辞职的原因》一文后，对孙禄堂和杨澄甫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各自都在干些什么颇感兴趣，希望我能否再详细介绍一下，于是笔者在此作个介绍，当然仍是介绍其概略。
一、关于1931年9.18事变前后孙禄堂在干什么
这一时期，孙禄堂担任江苏省国术馆的副馆长，虽是副馆长，但孙禄堂是江苏省国术馆的实际负责人。这时的馆长是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胡朴安。由于民政厅是省政府最繁忙的一个厅，所以江苏省国术馆的工作实际由孙禄堂主持。但1931年9.18事变突发后不久，孙禄堂就离开了江苏省国术馆，不仅放弃了江苏省国术馆每月400大洋的薪水，同时也放弃了上海方面两个机构每月共计400大洋的聘金。那么，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的传说，但笔者始终没有看到当年有关此事具体的史料记载，因此在笔者以往的叙事中存在着不够准确的地方。近年笔者通过看到相关此事更详实的史料，故对此事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1年9月17日，孙禄堂上报给江苏省教育厅的函，提出开设一个只招收5人的特别高级班，由孙禄堂亲自教授高深的技术。1931年9月24日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的批准。①
为什么孙禄堂突然会上报这个提案？
起因是某日孙禄堂在与胡朴安交谈时告知胡朴安，自己最多在江苏省国术馆再干一年，就要返回北平。于是胡朴安一再建议孙禄堂一定要教几个能够继承自己武艺的人再走。
由于江苏省国术馆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以普及国术为宗旨，②所以江苏省国术馆以往的教学设置都是按照这个宗旨开展的。江苏省国术馆属于江苏省政府的下属机构，不是发展一门一派的私人拳社，因此开设这样一个专门以传承孙禄堂武艺为目的的特殊班，就需要上报江苏省政府进行审批。因此有了1931年9月17日，孙禄堂上报给江苏省教育厅的函，提出开设一个特别高级班。并于1931年9月24日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的批准。③
但是就在孙禄堂递交江苏省政府申请开设江苏省国术馆特别高级班的第二天，9.18事变突发，不久日军攻占了几乎整个东北，此事迅速震动全国，全国民众群情激愤，尤其江苏正处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地带。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作为江苏省国术馆实际负责该馆馆务的副馆长孙禄堂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义为重，立即中止了自己原定开设一个特别高级班的计划，转为在江苏省国术馆组织抗日义勇军，于10月2日组成了一个以袁伟为队长、黄思卿为副队长的19人的抗日义勇军，准备听后指令随时奔赴前线。④
那么这个义勇军要奔赴抗战前方，谁去打前站呢？
孙禄堂以72岁的高龄亲自出马，奔赴当时正处对日前沿的北平。
由于孙禄堂是当时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其行踪一直被多家媒体跟踪报道。此时江苏省国术馆组成抗日义勇军的消息已被多家报纸报道，因此如果孙禄堂这时突然放弃江苏省国术馆新设立的特别高级班的教学而无缘无故去北平，必然会引起日方人员的高度警觉。为了掩人耳目，1931年10月16日孙禄堂声称自己咳血症加剧，恳请请假返乡。江苏省政府给出的假期是两个月⑤
1931年10月3日《时事新报》“苏省国术馆义勇军成立”
那么为什么用这个理由掩人耳目呢？
因为早在1928年8月7日《时事新报》上孙禄堂就已经制造了自己在电梯内被点穴暗算受伤吐血的新闻，并随即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为自己将来随时隐退埋下了伏笔。当然那时孙禄堂制造这个伏笔的目的是为了推辞一些不必要应酬以及为自己随时隐退而设。⑥
然而，孙禄堂达到北平后，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即对日开战，而是一边准备对日作战，同时也希望通过国联调解。此时，孙禄堂感到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心浮动，已经失去传授其武学的社会环境。因为孙禄堂的武学是武与道合，如在入门时作为最初一步功夫的无极式，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把心放下，能够进入虚无、空静状态，此后是将这一状态贯穿全体。这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因此，孙禄堂决定正式辞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的职务，⑦这样方便自己继续留在北平联系昔日旧识为抗日义勇军打前站进行相关的工作，否则，自己久留北平对外是没有理由的。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大日本帝国陆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塘沽协定》的停战协议。中国军队于1933年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此时，孙禄堂自感回天无力。因此，当1933年10月全国第五届运动会聘请孙禄堂担任国术组裁判员以及随后中央国术馆第二届国术国考邀请孙禄堂出任评判委员（位列评判委员题名录第二位）时，⑧孙禄堂皆未莅临，力辞之。
以上就是根据当年史料呈现的1931年9.18事变后孙禄堂突然从江苏省国术馆辞职的过程与原因。
试问：孙禄堂面对突发的民族危难，断然舍弃了培养自己传人的原有计划，同时也舍弃了每月800大洋的收入，转而以72岁高龄亲自投入到抗战救国的事业中，乃至立即亲赴对日前沿的北平，这究竟是唐才良讲的“拆烂污”还是一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行为？自可见仁见智。
而同一时刻，比孙禄堂年轻23岁的杨澄甫在干什么呢？
自从1931年春夏之交，杨澄甫与萧聘三发生冲突造成两败俱伤后，⑨杨澄甫辞去了浙江省国术馆的任职，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圣母院路圣达里6号调养。
杨澄甫在法租界里调养了两年后，于1933年6月1日，先是由陈微明登报，为其师杨澄甫招募学员，1933年6月1日《申报》“学太极拳者注意”一文称：“杨澄甫先生为当今太极拳家，师现居圣母院路圣达里6号，欲深造而得太极拳精微应妙之意者，可往求教。幸勿错过。陈微明启”。
该启事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了三天，然而似乎成效不大，因此10多天后，1933年6月16日《申报》又刊登出“太极拳正宗”一文，内中写道：“杨澄甫先生为武当嫡派，自河南陈长兴传自杨露禅师，家法相承，渊源有自。澄甫先生即健侯师之子、露禅师之孙也。曩者南北教授，从游甚众，前年来沪修养，即不肯轻易示人。人杰等近感世道之荆榛、人心之险□，不有妙术以强健身体则国魂无自而苏。因固请先生毋怀宝以秘其术，今幸承其见，许允将家学之真传以济世。吾愿世之有志武术者，闻风来学，幸弗失之交臂也。张人杰、蔡元培、陈铭枢仝启。杨先生寓法租界圣母院路圣达里6号，如欲来学或聘请者，不论男女老幼及身羸弱者均可传习，简章函索即寄。”
这篇短文实际上是篇未注明是招生启事的招生启事，或说是为杨澄甫招收学生的招生广告，这次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了四天。这篇事实上的招生广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三个署名作者：张人杰（静江）、蔡元培、陈铭枢，这三位的特点是，三位都是民国国府高官且都不是武术中人，更不是技击家。尤其牵头的张人杰还是个需要坐轮椅的瘫痪的残疾人，他根本练不了拳。
这两篇杨澄甫教拳的招生启事，不同寻常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为何20天内要在《申报》上刊登前后两篇招生启事，并相继刊发了七次？
为何是由国府高官张人杰等人为杨澄甫在他自己寓所中招生出头？
为何张人杰要拉上蔡元培和陈铭枢这两位国府高官，而不找两个有影响的武术家？
根据张人杰等人为杨澄甫所写的这篇招生启事可知，杨澄甫于前年（1931年）来沪修养，而且来沪后未公开教拳，一直在上海修养身体。
1931年发生了什么事使杨澄甫辞去浙江省国术馆的职务来上海修养？
1931年杨澄甫只有48岁，而且这一修养就是两个年头。
其实只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难。
首先反映了这时杨澄甫急迫要招生。
为什么急迫？
张人杰等人为杨澄甫写的招生广告里讲了“前年来沪修养，即不肯轻易示人。”即自1931年杨澄甫来上海，直到1933年6月，杨澄甫一直没有出来教拳。所以，这期间杨澄甫更不可能去中央国术馆公开教他的太极拳。没有教拳，收入就受影响。因此，当时很现实的事情就是杨澄甫急需通过教拳来解决收入问题。
而且由半个多月内前后两波、连续七次刊登招生启事可以看出，在陈微明于6月1日为杨澄甫发布招生广告后，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同时也反映出这时中央国术馆仍没有聘用杨澄甫的意思。如果中央国术馆有意聘用杨澄甫，也就无需再把党国要人张人杰等人请出来，为杨澄甫招生广而告之了。
那么，为什么要请张人杰出头为杨澄甫招生摇旗呐喊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1931年浙江省国术馆发生的那场杨萧冲突。杨澄甫正是由于那场与萧聘三发生冲突受伤后离职的。杨澄甫被肖聘三打伤后来到上海法租界修养，从1931年到1933年6月两年没有出来教拳。当年张人杰是浙江省国术馆的馆长，是杨澄甫的老东家，无论当年是谁的责任，杨澄甫是在浙江省国术馆受的伤，因此由老东家张人杰出面为以前的伙计找事由吃碗饭这是情理之中的。
根据张人杰等人为杨澄甫写的这个招生启事，无论从时间上的吻合，还是从杨澄甫的身体状态上都可以旁证陈天申当年所述杨萧冲突之不虚。
但是张人杰给杨澄甫写这个招生启事有个先天不足，就是他本身是个瘫痪病人，练不了拳，虽然他身居高位，但如果只有他给杨澄甫做宣传，效果将打折扣。张人杰自然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拉上他的两朋友蔡元培和陈铭枢，这样也许力度就大些了。
于是问题来了，有张人杰、蔡元培、陈铭枢这三位国民党大佬出面给杨澄甫做招生广告，张之江怎么还是没有聘用杨澄甫去中央国术馆任教呢？
当年杨萧斗殴之事，虽然张人杰不让在场的学生们说出去，但对这一重大事件，他瞒不住而且可能也不想瞒住张之江。因此杨澄甫在浙江省国术馆的作派，张之江不会不知道。军人出身的张之江不会认同杨澄甫的作派，包括杨澄甫的所谓“纯太极拳”之说。这从张之江给马永胜的《新太极拳书》所写的序文中可见端倪。尤其是中央国术馆是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10出早操，而杨澄甫习惯晚起，早上要睡懒觉，在浙江省国术馆就是因此与萧聘三发生的冲突。杨澄甫的这种作派大概也是中央国术馆一直没有聘用杨澄甫的原因之一。
有人问，张人杰本身就是国府高官，他为何还要找两位与他同级别的国府高官，而没有找两位武术家为杨澄甫招生启事站台呢？
从当年史料中，目前没有发现确切答案。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杨澄甫修养身体这两年，吴鉴泉的太极拳在其弟子褚民谊的大力推动下，在上海得到快速发展。当时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他在政界和社会上很有鼓动能力，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市国术馆传播的是吴鉴泉的太极拳。此外，吴鉴泉的另一个徒弟徐致一也是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使得吴式太极拳在上海的普及度迅速蹿升。这大概成为当时杨氏太极拳传人希望多有政界高官为其宣传站台的缘故。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由上可知，9.18事变爆发前后，杨澄甫始终躲在上海的租界里琢磨着如何招生捞钱。当然杨澄甫的这种一以贯之的做法能够赢得唐才良的共情，至少在唐才良心目中“不拆烂污”。
注：
① 《第八五六期江苏政府公报》1931年9月28日。
② 《江苏省国术馆18年年刊》江苏省国术馆1929年7月编印。
③ 同①。
④ 1931年10月3日《时事新报》“苏省国术馆义勇军成立”。
⑤ 1931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苏省政府会议”。
⑥ 《绝顶出青云——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出版简体版。
⑦ 1932年1月20日《民国日报》“苏省政府会议”。
⑧ 1933年10月22日《申报》“国术国考 评判委员题名录”。
⑨ “浙江省国术馆内发生的一桩憾事”——《杭州记忆》第一辑（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作者张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