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鼐（1889 — 1960），字筱和，早年肄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11年任浙江讲武堂教官。1917年任浙军第二师第四团团副。在此期间，李家鼐与孙存周相识，从孙存周习武，本欲拜孙存周为师，孙存周以年纪相仿为由，与之结为盟兄弟。
孙存周教人习武，在习者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即进行喂手、散手练习。在由喂手过渡到散手的训练中，孙存周常因地因时的进行情景设定，要对方以所学技艺进行反击。
大约在1923年到1924年间，某次孙存周和李家鼐等数人在台球房打台球，轮到某人打球时，李家鼐站在一旁，这时孙存周从李家鼐身后抱住李家鼐，要其解脱，此时有熟人进台球房，在孙存周身后向孙存周打招呼，孙存周扭头回应，同时双手松开，恰巧也就在这时李家鼐正用台球杆向后一捅，台球杆正捅在孙存周戴着的水晶眼镜的镜框边缘，结果碎水晶溅入孙存周的左眼，造成孙存周的左眼失明。
因此，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事发后，按照李家鼐的意思由他出费用要孙存周去美国做换眼球的手术，结果被孙存周拒绝了，后来李家鼐又提出在国内做这个手术，用死刑犯的眼珠来换，也被孙存周拒绝了。孙存周讲：“人家本来是挨一枪的罪过，不能让人家留不下个整尸首。” 李家鼐要给孙存周费用，孙存周也不要。后来李家鼐随军离开杭州前，把他在北京小竹帘的房子的房契寄到孙存周在北京的家里，但孙存周始终不在房契上签字。直到1949年后，新政府要对房产重新登记，而这时孙存周也得知李家鼐已经去了台湾，所以，才在房契上签字。以上是结合了周剑南先生的记载和孙叔容师姐对笔者所说。
在1931年5月24日《克雷斯》刊物上有“孙禄堂之虎子”一文，内中写道：“孙先生之公子，佚其名，人皆以小孙称之，幼承庭训，长又勤学，某年官于杭，适有大盗，来去无踪，难于琢磨，积日即久，案亦渐多，而盗之胆日益大，小孙初不在官，亦不应役，囚置之。然以盗之目无余子，则心中不无愤怒。后以居停再三怂恿，小孙亦因急公好义之故，始允出力。索得线行，伏而伺之。某日盗劫一巨室，饱掠后，正思飃去，小孙腰击之，盗交手知遇劲敌，越屋拟逸，小孙飞空而获之。小孙喜酒，更好为击弹戏，一日正击弹，两球使互撞，忽别一组之赳赳武夫，竖其弹棒为戏，棒尖恰入小孙目，因眇。后乃医而易一玻睛。或云此盖忌小孙者所为耳。小孙则从此更儒雅不甚显武术，不知者固勿□其绝技焉。”这个说法不仅与周剑南记载的孙存周亲口对他所讲的经过不同，也与孙剑云、孙叔容所讲述的经过不同。笔者以为此说有道听途说之嫌。理由之一，1931年，孙存周在武术界已享盛名，尤其在沪杭两地。而该文作者竟不知他所写的“小孙”就是孙存周。说明该文所述内容并非来自孙存周本人。理由之二，当时杭州军界中少壮如郑佐平、李家鼐、施承志、黄元秀、叶大密等皆从孙存周习武，且为孙存周的盟兄弟，若是他人有意挑衅所为，即使孙存周不计较，这些人岂能放任其人而不予惩戒。理由之三，孙存周在北京小竹帘这幢住宅确为李家鼐因误伤孙存周所赠。这是可以查证的。
1927年，李家鼐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第九师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驻西安行营参议兼军政部西北伤兵管理处处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军事参议院咨议等职。1936年10月被授予陆军中将。抗日期间曾任陕西省政府总参议。抗战胜利后回杭州闲居。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后定居台湾。【1】
李家鼐喜好书画，晚年时，常与友人以作书画为乐，其书画作品多有收藏价值。
正面：陈定山、高逸鸿、林中行、邵幼轩题识、钤印皆略。
背面：张百成、钱大钧、李家鼐、余井塘、李猷题识、钤印皆略。
李家鼐 胡致 马润庠 行书 （三帧） 镜心
注：
【1】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林吕建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