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祇园祭

进入7月，高桥老师茶室里床之间的挂轴，变成了一只淡绿色的粽子，旁边写着“苏明将来”几个字——是祇园祭的典型意向。挂在玄关等候处的那一幅，我却不太看得明白，上面是几个身穿武士盔甲的人，仿佛在游行的样子。应该也是和这个季节有关的事物，我却从未在祇园祭上看过这幕场景。

“这叫‘犬神人’。”高桥老师说。八坂神社所在的清水坂一带，有名为“弓矢町”的街区，从前此地的人们主要从事弓弦制造和贩卖活动。这些人作为祇园社的属民，还有另一项日常工作：负责处理尸体与墓地，保持神社境内的清洁。到了祇园祭期间，每年会从犬神人中选出6人：他们身穿柿色衣服，头戴白色面罩，手持长棒，走在神幸列和还幸列的最前面，在对神轿进行引导，同时承担着“净化”沿途道路的重要职责。进入近代后，随着犬神人从下层町民变为弓弦职人，他们的装束也从鲜艳的头巾变成了甲胄，并改为骑马引导队列。据说这一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即便犬神人这一职业消失后，也由弓矢町的居民继承了下来。一直持续到1974年。那之后，由于每年盛夏身穿甲胄、调配马匹参加游行，对于一个街区来说经济负担太重，最终中断。

《本愿寺圣人传绘》中的犬神人。这被认为是描绘犬神人的最古老的绘卷。（图｜维基百科）

“但是，你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犬神人的存在”，高桥老师告诉我，每逢祇园祭期间，弓矢町都会在街区里举办甲胄展示活动，或是在商店橱窗中，或是在住宅玄关里。免费对外开放。最近这些年，由于年轻人人手不足，本市的大学生也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帮忙，对年轻的人们来说，这是只有在京都才能得到的体验传统文化的宝贵机会。

弓矢町的甲胄展示，被一些老派的京都人称为“另一个祇园祭”。它不同于观光客蜂拥而至前来观看的热闹的宵山和山鉾巡行，而是另一种更为寂静的守护，是由本地居民默默维护的、包含着对已经消逝的事物的纪念与传承。

离开高桥老师的茶室后，在老铺鸠居堂看到一幅祇园祭山鉾的色纸，买下来挂在了我家玄关

高桥老师就是这些老派的京都人之一。她居住在御所旁边，家中代代皆是城中茶道名人，与家元相交甚密。日常人脉关系也皆是纯正作风的京都式交往。我因此有幸常常在这间茶室里，听到许多京都人之间的秘话。

例如此时她说起的就是祇园祭上稚儿的闲话。她说，每次被选为稚儿的家庭，都要支出一笔巨额费用。又说今年被选中的小学生6年级生西川君，他的父亲是城中某家著名米其林二星日本料理店的店主，因此才能够负担得起这个钱。

“稚儿”这个词，原本指的是在神社佛阁的祭礼和法事游行中，装饰华丽参加的小孩。在古代的传说中，神灵容易降临到幼童身上。因此，“稚儿”的角色就成了“神的使者”。而如今说起祇园祭的稚儿，专指的是在前祭山鉾巡行中，乘坐在首发山鉾“长刀鉾”上的男童。

长刀鉾的稚儿（图｜维基百科）

祇园祭历代的稚儿都是通过内部推选产生的，每年公布人选新闻，都是京都人关注焦点。他们看起来只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居住在祇园祭中心街区长刀鉾町的男孩，年龄在8岁至10岁之间；第二，与神事相关的活动，要求家庭在一年内没有遭遇不幸事件。但其实京都人非常清楚，这从来都是一场有钱人的游戏。纵观过去历代稚儿的家世背景，无外乎以下三种：或是城中富裕的商人家庭，或是经营老铺的传统家庭，或是政治和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正是高桥老师说的：被选为稚儿的家庭，要负担的费用十分高昂。

网上有一种说法，稚儿家庭“最低也要花费2000万日元（约合100万人民币）”。其中包括稚儿及其父母的服装费用、稚儿的交通费、各处的供奉和心意礼金、祇园祭顺利结束后的宴会费用，但高桥老师认为这纯属不知情的外部发言，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大约需要1亿日元”。除了上述几项，还有许多“隐形费用”，例如“打点周边关系”，以及给长刀鉾所在的街区捐赠一大笔费用，用这个古老山鉾的日常保存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处境，即便在京都，大多也并不富裕，举办祭典的钱多是靠这样的渠道得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说：祇园祭是由京都的居民支撑的民间节日。

长刀鉾

稚儿的家庭所面临的，不仅是钱的问题。祇园祭的活动，不止山鉾巡行这一天，它前后会持续整个七月。在这期间，稚儿的家庭生活和普通的家庭生活完全两异。首先，在稚儿起居的家里，禁止女性进入，只能由父亲或家族里的其他男性长辈来照顾生活，并且要在设有祭坛、挂有注连绳的房间里度过。其次，为了保持“神使”的“清净”，他的一日三餐，都需要先用“火打石”净化膳食，然后才能进食。而且，稚儿可以直接接触地面，需要随时被抱着移动。遵从各种传统礼仪琐碎不堪，有些家庭会选择直接雇佣男性工作人员来进行此项工作。那又将增加另外的一大笔支出。虽然稚儿的母亲不被允许接触孩子，稚儿的饮食也不能出自女性之手，但她并没有清闲下来：她要负责准备稚儿服装、家中装饰、祭典活动的安排，还有街区住民和关系者的各种接待和交流等等。在众多仪式的前后，她需要到各个相关地方进行拜访，有时一天要跑好几家。一种说法是：稚儿母亲每到一个地方，都需要穿不同的和服，不能每次都穿同一套。因此，为她准备和服的服装店，仅靠这一单的销售额就能维持一年的生计。

站在长刀鉾的稚儿，2017年（图｜维基百科）

说起稚儿，自然要说到斋王代。斋王代是在5月下鸭神社举办的葵祭上，穿着唐衣裳装束，脸涂白粉、牙齿染黑、乘坐轿子的女主角。与稚儿类似，她们通常是从与京都有渊源的寺院神社、文化人或实业家的家庭中选出的的未婚女性，任期为一年。相较来说，由于祇园祭已经发展为国家祭典，参与的关系者构成复杂，需要打理的关系较多，但葵祭仍被视为京都人自己的市民祭典，因此斋王代的费用就便宜多了，“2000万日元足够了”，高桥老师断言。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在这间茶室里，过去就曾有一位女性来自斋王代之家。她说，成为斋王代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原来，京都传统家庭的小姐们，还延续着传统的相亲结婚的旧式作风，女性与男性见面之前，要先向对方的家庭送去一份贴着和服照的个人履历，而女性一旦做过斋王代，就意味着得到了省去这一环节的特权，因为人人都知道：她来自一个好家庭，一个支付2000万让她的优雅和美貌可以登上京都新闻头条的家庭。

葵祭的斋王代

“代代的斋王代，都来自京都背景很好的家庭，”高桥老师又笑起来，“只有一次，后来人们发现，那个人的祖父过去竟然是黑道！”

我听闻传统的京都商人之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成为斋王代，就等于为自己涂上一层金箔，可以嫁进一个好家族。作为京都女人，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像是斋王代那样，稚儿也有类似的‘好处’吗？”我问高桥老师。

她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恰恰相反，出现了很多人生自此跌落黑暗的例子。日语里有一个词，叫做‘位負け’，指的是处于一些超过自己能力的地位，反而会对当事人不利’。成为神使就有这样的风险，毕竟人和神之间地位悬殊。”高桥老师说，因此，固然有些人或是出于企业宣传的目的、或是出于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决定为此付上一大笔钱，但更多的京都人其实并不愿意让自家孩子成为稚儿。

每年到了祇园祭的季节，京都就会微妙地进入一种“非日常”的状态。不只是像这样在茶室里的对话。祭典的存在感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了日常之中。高桥老师说起有一年，也是刚进入7月，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钱汤泡澡，看见浴池里泡着一个胳膊和腿上都布满纹身的女性，十分健壮，颇感疑惑，不久后出来遇见从男汤出来的儿子，惊魂未定地看着她，降低了两个声调道：“今天来了好多黑社会！”她才反应过来：“是祇园祭抬轿子的人们啊。”

对京都人来说，整个7月，都是祇园祭的季节

布满纹身的男性未必是黑社会，很有可能是祭典的专业轿夫。虽然数量极少，其中也有一两个女性身影。从江户时代起，从事此类体力活动的男性就有纹身的习惯。高桥老师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看24日的还幸祭，在夜晚举行，一直持续到凌晨，她和周围很多京都人一样，从不去看山鉾巡行，但在年轻的时候，每年都去看还幸祭，在她看来，那才是真正的祭典。那场祭典的主角，正是轿夫们。

还幸祭

对老派的京都人来说，祇园祭有两个面貌。一面是在7月17日和24日早上，由鉾町为中心组织的山鉾巡行，它成为日本热闹的“三大祭典之一”，每年涌进几十万人观看。这一面的祇园祭，是政府大力宣传的，是属于观光客的。京都人几乎从来不去现场看山鉾巡行，顶多在家里打开电视瞥两眼直播场面。而高桥老师口中“真正的祭典”，是八坂神社的例祭，在17日和24日的夜晚分别举行的神幸祭和还幸祭，前者是将八坂神社供奉的神灵的魂移到神轿上，并一路送到御旅所的神事。从这晚起，神轿将在御旅所安座七天，直到24日的还幸祭，再次回到八坂神社。据说这两场神事活动才是祇园祭的原型，山鉾巡行其实是后来由市民自发举办的、为正式的神事开路的“热身活动”。如今的神幸祭和还幸祭，还一如既往持续着它过去的传统，总共三座大神轿，竟需要1000名轿夫才能交替将其抬到目的地！

山鉾巡行的表演

今年的前祭山鉾巡行，我也在家打开了电视。解说员说，总共有14万人在现场观看，第一个观众出现在凌晨3点半，他成功占据了早早瞄准的绝佳机位，架起了相机，等待6个小时后的几架山鉾在他面前转弯掉头——这也是人们公认最精彩的看点。

我过去几年总是上街去看巡行，今年也发现了电视转播的趣味。在大街上或许能更加感受到一种临场感，但电视里的讲解员显然做了许多情报搜集，因此能听到许多山鉾的故事和这一年的新动向。例如白乐天山受到少子化中止多年的“童谣”演唱，今年重新在宵山之夜复活了——归功于新建的高级公寓群，这个街区的人口回流初见成效。又例如保昌山站在醒目位置的旗手竟然是一位赞比亚人，身型高大，十分显眼，据说他在京都居住多年，一直是山鉾巡行的忠实观客，金诚所至之下竟然被接纳参与传统祭典，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再例如太子山时隔240年重新制作了挂在车体上的胴掛，新胴掛是在越南的工坊制作的，图案是“生命之树”。两位讲解员对此发表了看法：“250年，对京都人来说，不算什么吧？”“100年200年的，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情啊。”以及，这一年最年长的参加者已经86岁，而最年少的参加者才刚刚6岁，后者已经是家族里第五代承担此项职业的人了。所谓传统文化的生命延续，便是如此代代相传。

深受游客喜爱的山鉾巡行

这时候再坐在喫茶店里，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来读，也常常会翻到一整个专版都在讲祇园祭的历史。有一篇文章，引用了本地历史学家林屋辰三郎过去的著作，介绍说在1000年前，那些擅自制作山鉾的市民被藤原道长下令逮捕，罪名是他们亵渎了朝廷祭神活动的神圣性。

林屋辰三郎生前写过许多关于祇园祭是如何体现京都町众文化的文章，我读过一些，得以了解一场夏日祭典是如何从信仰活动变为市民活动，而后又是如何彻底转为观光活动的。其中的主线原是这个城市的近现代化过程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受益匪浅。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写于1956年。就是在那一年，山鉾巡行改变了传统的路线，从山鉾街区狭窄的街道上转为在京都最广阔的主干道上游行，据说这是神社和政府经长期对立博弈之后才终于定下来的解决方案。也是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可以预见今天祇园祭的商业色彩了。

但祇园祭的珍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尽管它一年比一年商业化，甚至变本加厉地向游客卖出高达40万日元的高级观览席——这点固然引来本地人的批评反感——但对于京都人来说，他们仍然积极热情地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地阐释着这场祭典作为市民活动的本质。

林屋辰三郎在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感言，直至今天也没有改变：

24日那天，我听从高桥老师的建议，头一回观看了还幸祭。

早早等候在八坂神社门口的人们

到达八坂神社门口是在晚上10点刚过，门前的主干道早早就封了路，几位警察拿着荧光棒站在道路中央指挥着交通。八坂神社的正门前，已经坐了许多人，一直等到了11点，路上终于有了动静：先是有一个穿着古代装束的男人骑马前来开路，才渐渐有抬着轿子的白衣人群从路的尽头涌来。我没想到夜祭是如此有趣的一件事，与山鉾巡行的豪华绚丽截然不同，竟然隐隐有种百鬼夜行的感觉，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这或许才是原始的祭典氛围。轿父们粗旷豪迈地抬着神轿，神轿在高声呐喊中狂暴地摇晃旋转着，十分壮观。不断吆喝其实是为了互相打气，神轿太重了，每架重量高达2吨，需要50至60名轿夫同时施力，才能将其抬起。即便如此也体力有限，每隔10秒左右就要更换下一批人。这就是这场祭典需要1000名轿夫参与其中的原因，它是一场完全由男性的体力劳动实现的祭典。

还幸祭

我后来听说，祇园祭的轿夫们之所以身着统一的白色服装，是因为这种颜色有着“死亡的装束”的意义。不仅抬起沉重的神轿有技术上的难度，在交换时稍微失误，人群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导致受伤甚至死亡，更是因为扛抬神轿、祀奉神灵之魂这件事，自古以来就要求人们带着必死的觉悟。

我流连至深夜，直至凌晨，才匆匆赶往车站去搭乘末班车，半路突然发现自己走在一群白衣人之中。是轿夫们下班了。我混杂在他们之中，偷听他们的闲聊。“想赶紧回家喝一杯啊……”“为了快乐的事情，辛苦大家了！”“不是玩儿的事情！”“嘛，总之，是快乐的大叔。”我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出纹身的痕迹，很遗憾，无论是露胳膊的还是露肚子的，甚至是脱掉长裤只穿一条裤衩的，一个纹身也没见着。听闻，过去的专业轿夫组织确实偶有黑社会成员，但在十多年前，京都市开始对抬神轿的人们进行严格的身份确认，“祇园祭彻底排除暴力团！”当时的报纸上写着这样的标题。实际上，今天在祇园祭上抬神轿的人很多并非专业人员，而是街区居民的自发参与，但人数显然还是不够，因此每年祭典之前，官网上都会面向大众募集抬轿的志愿者，要求通常放得很宽：年龄在19至55岁之间、体力充沛并对自己体力有信心的男性，不限国籍。

下班的轿夫们

我学的花道所在的流派，有一家从江户时代起就御用的剪刀铺老店，我最近偶然得知，常常为我磨剪刀的父子二人，也都是抬神轿的。那位儿子说起过一个故事：有个每年一起抬轿的友人，因病时日无多，他前去探望时，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但当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友人说“祇园祭的神轿快来了，加油啊！”的时候，对方竟然回应了一声：“嗯。”这件事令他非常触动。后来，友人的妻子告诉他，在去世的前一天，她为丈夫播放了神轿的视频，虽然已经没有了意识，但在听到抬轿者的集体呐喊时，他也跟着低声呢喃了起来，还做出了用左肩抬神轿的动作。

“对我们来说，抬神轿不仅仅是乐趣，而是我们为之倾注生命的事物，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剪刀铺的京都男人，此后一直这么坚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