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在日本

今年10月10日晚，下班后到家没多久，忽见《朝日新闻》网络版跳出一则速报：“韩国作家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首位获奖的亚洲女性。”

2024年10月，韩国作家韩江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

不久是新一则报道，配图是纪伊国屋书店新宿本店迅速摆出库存的五种韩江日译本，最醒目的是今年3月白水社刚出版的《別れを告げない》（不作告别）。几乎同一时间，也看到了国内媒体的报道。这是东亚读者超越语言壁垒共振喜悦的时刻。接下来连续多日，《朝日新闻》等报刊都隆重刊载了有关韩江的种种新闻与作品解读，并采访了韩江日译本的主要译者斋藤真理子。其实就在一个月前的9月7日，《朝日新闻》“领先者”栏目刚对斋藤真理子做过专访，长期关注海外文学的《朝日新闻》文化版编辑想必格外欢欣。

今年3月白水社出版的《別れを告げない》（不作告别）

斋藤1960年生于新潟的学者之家，父亲斋藤文一是宇宙物理学者，也致力于研究同为岩手县出身的宫泽贤治；比她大四岁的姐姐美奈子是文艺评论家。1979年，她考入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专业，很快意识到自己对考古学没有太大兴趣。1980年，开始在大学社团学习韩语，老师是朝鲜古典文学研究出身的朝鲜语大家高岛淑郎。学完基础的韩文字母后，高岛老师就带着学生们阅读朴婉绪、金洙暎、黄顺元等名家的著作。那一年，斋藤在电视上见到了光州事件的场景，深受冲击，也从此对韩国社会有了更深的兴趣。

1982年，斋藤第一次去韩国旅行。大学毕业后，她做过很多自由职业。1991年至92年，她前往延世大学，专门学习韩语。93年回国后，还在韩国出版了韩语诗集。当时，她孩子还很小，但为了继续学习韩语，带着孩子去冲绳生活了四年。她找到了那霸市的韩语班，老师是某大学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韩国学者。每周一次的学习使她暂时从育儿中喘口气，也使她将韩语学习坚持了下来。之后机缘巧合，她去了东京一家在日朝鲜人系统的报社上班，此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

2010年代初，斋藤拜访了东京的独立出版人文弘树，帮她朋友打听能不能出版一本韩国主题的书。文弘树1961年生于京都南区的东九条，这里是有名的在日朝鲜人街区。从同志社大学毕业后，他到东京谋生，做过编辑、水管工等，后来成立了独立出版社“Cranebook”（図書出版クレイン），主要出版在日朝鲜人问题、日韩关系主题的书籍。他看过稿子，礼貌地拒绝了斋藤，但提出了一个新要求：想请她翻译韩国作家朴玟奎的短篇小说集《卡斯提拉》（카스텔라）。此书原著2005年出版，作者1968年生，2003年登上文坛。文弘树当时已请韩国译者译了一稿，但觉得译文尚较生涩，想请斋藤共同翻译。当时斋藤是自由编辑，对于找上门的工作基本来者不拒。2014年4月，斋藤与韩国译者共同署名的这本《カステラ》顺利上市。次年，此书获得第一届日本翻译大赏，评委称赞译文“少见的流畅，阅读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瞬间意识到这是翻译”。

中译本《卡斯提拉》也是2014年出版，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新经典书系”，然而至今关注度都很低。日译本虽借翻译大赏获奖作品的名头稍微得到一些关注，但也是十足的小众书。十年前，中日两国读者对韩国当代文学的陌生感很类似。直到近年，韩国文学在日本大火，才有读者重新留意到朴玟奎这本《卡斯提拉》。

2010年代中期之后，韩剧和K-POP在日本卷起新的韩流，韩国文学也借得东风，逐渐走进日本读者的视野。2016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斋藤翻译的赵世熙小说集《矮人射出的小球》（난장이가 쏘아올린 작은 공，こびとが打ち上げた小さなボール）。2017年，斋藤共出版了四本韩国译著：朴玟奎的《乒乓》（핑퐁，ピンポン，白水社）和《三美超级明星队最后的球迷俱乐部》（삼미슈퍼스타즈의 마지막 팬클럽，三美スーパースターズ 最後のファンクラブ，晶文社）、黄贞殷的《谁都不是》（아무도 아닌，誰でもない，晶文社），还有韩江的《希腊语时间》（희랍어 시간，ギリシャ語の時間，晶文社）。这是斋藤第一次翻译韩江的作品，在此之前，韩江的日译本仅有2011年CUON出版社出版、金壎我翻译的《菜食主义者》（2011年，中译《素食者》）。

2018年是斋藤翻译的丰收大年，共有七本译著面世（黄贞殷《野蛮爱丽丝》、千明官《鲸》、安宁达《西瓜游泳池》、郑世朗《五十个人》、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韩江《白》、전수찬《羞耻》）。“我也是”的浪潮在日本虽较中韩两国来得较迟，而这一年，性别问题终于在日本得到了空前关注。这年4月，财务省的福田淳一事务次官被爆反复性骚扰多名女性记者，媒体公开了他的录音文件：“可以摸你胸吗？”“可以捆你手吗？”一时舆论哗然，福田旋告辞职。而那年最大的新闻，还是东京医科大学被爆长年在入学考试中一律调低女性考生成绩，以控制女生合格人数。理由竟是女学生日后会因生育离开职场，不如一开始就多招男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文部科学省调查显示，这种暗箱操作并非孤例，顺天堂大学、北里大学等名门医科大学也有这等潜规则，更令民众愤慨。

斋藤这一年的译著中，有一部畅销至今，即《82年生的金智英》。此书日译本18年12月初上市，仅一月即卖出5万册；到19月11月底，已卖出15万册；如今应有30万册，可以说是日本最广为人知的韩国文学作品。用斋藤的话说，赵南柱有意塑造了面目模糊的金智英，她的出身和经历居有高度的普遍性，因此读者很容易代入，并清楚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一路走来遭遇的困境，并非因为自己不够努力，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82年生的金智英》以前，斋藤翻译的多是文学属性更强的作品，也意味着更小众，这从出版社规格也能看出来。而这部由大社筑摩书房推出，意味着韩国文学正式进入一般日本读者的视野，斋藤也成为知名的韩文译者。

在日本卖出了30万册的《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明快易读，情节普通甚至温和。虽是异国故事，却完美呼应时事，唤起人们超越国界的广泛共鸣。一位日本师兄也跟我隆重推荐过此书，说非常精彩，“你一定感兴趣”。我告诉他，如今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也很流行，我已看了此书的中译本。他感慨：“我们日本文学已经太落后了。”

有意思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中文世界颇受到文学鉴赏角度的批评，认为作品毫无文采，情节像公众号爆款文章合集，内容单薄，一会儿就翻完了。但日本读者似乎较少从这些角度批评，或许因为日韩双语文法相近，韩译日后文章体量变化不大，并不会感觉缩水。而对当下多数日本年轻读者而言，比起华丽摇曳的词藻、精心编制的情节，“易读”“有趣”才是更重要的判断标准。

与之对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中文世界引起剧烈反响，其文学价值也令读者叹服，但日译本却没有激起什么水花。我曾连续几年在中文精读课上跟学生介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并选择一些段落，对照原文和译文，逐字阅读理解。译者泉京鹿曾留学北京大学，在中国生活过十六年，是翻译过余华、阎连科等人作品的资深中文译者。在我看来，她翻译的林奕含称得上优美精准。虽有这样高水平的译文参考，学生们仍普遍认为譬喻奇巧，文章瑰丽，读起来有点难。如今日本年轻人早不复百余年前沉迷咀嚼海外艰深名著、追求“教养”的风气，普遍不太愿意阅读长篇大论，对“名著”也没有特别的追求。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首先不能有太高的理解门槛。

韩国当代文学如今在日本受到高度关注，也因为有韩流的二十年铺垫。韩流在日本大约有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冬季恋歌》热播时，裴勇俊迷倒无数日本女性。第二阶段是2010年代初期，东方神起、少女时代等偶像团体登上红白歌会舞台。第三阶段是2017年之后K-POP的大流行，最近的第四阶段则是2020年之后，《寄生虫》《爱的迫降》《梨泰院》等影视剧在日本爆火。有一回打车，司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途中兴致勃勃地跟我推荐起《爱的迫降》，说刚刚在路边休息时就在刷剧。并盛赞韩剧情节生动新颖，演员俊美动情，“日剧真的太差太无聊了”。很多初高中生因迷恋K-POP而对韩语产生兴趣，民间语言培训机构增加了不少韩语班，大学的韩语专业也空前热门。长期以来，日本大学生首选的二外都是汉语，因为汉字多，考试容易过，实用性也高。近年韩语则后来居上，一些原本未设韩语专业的学校也新设了韩语课程。

京都大垣书店的韩国文学专柜（图｜库索）

一位日本友人因为迷恋韩剧《金秘书为何那样》，而去买了剧中提到的畅销诗集《所有瞬间都是你》（すべての瞬間が君だった，2020年）的日译本，又网购了原版诗集（모든 순간이 너였다）。诗集作者河泰完非常年轻，日译本卖出10万多册，同年出版的中译本几乎不为人知。想来也是因为韩文流行诗歌译成中文后不仅体量缩水，看起来也像随处可见的鸡汤段落，难以令有丰富古典诗文作鉴赏底色的中文读者折服。另一位日本友人因喜爱韩剧《永远的君主》，而去关注剧中提到的诗人金素月的诗集《金达莱》。此书日译本收入“世界诗人丛书”，2011年出版，与中译本同年，也同样极其小众。而《永远的君主》播出后，也新出了日译本，亚马逊读者评论就说“因为喜欢看剧而买了这本书”，“是想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悠然饮茶、优雅地翻开的一册书”。

说起来，日本虽有不少研究朝鲜史、朝鲜语、朝鲜古代文学的学者，但几乎无人研究韩国现代文学，韩国文学在大众印象里也长期是空白。斋藤真理子总结了日本翻译朝鲜半岛文学作品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本战败后到1960年代前期，该时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作品占据优势，因为当时关心朝鲜的日本人多带左翼色彩，认为南朝鲜政权腐败不堪，文学作品自然也不值一提。第二阶段是196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这是颂扬韩国抵抗文学的时代，即关心韩国民主化斗争中的文学作品。在审核严峻的年代，诗歌比其他文体都更抽象模糊，可以蕴藉诸多无法形诸言辞的情感和理念，因此当时韩国诗集极为流行，韩国诗人也有崇高的地位。斋藤回忆，她刚开始学习韩语的1980年代，在东京一家韩国书籍进口书店，看到整架的诗集和诗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阶段是1990年到2010年代中期，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与日本交流对话更多，许多作品解禁，日本市场逐渐开始全盘介绍韩国文学。第四阶段则是最近的2010年代中期以来，是正式关注韩国文学、韩国文学被普通读者广泛阅读的时代。

其中，第一、二阶段的译者，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朝鲜人群体，他们为宣传、保留祖国文学倾注极多心血。1970年代开始，终于出现了日本的朝鲜语译者。而斋藤真理子则属于第四阶段的译者，她敏锐地指出，第一至第三阶段的译者都是男性的天下，那时被介绍的作家也多为男性。而第四阶段活跃的译者，包括在日韩国人译者在内，则多为女性，被介绍的作家也多为女性。“女性译者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应该也起到了相乘的效果。”这种巧合的原因虽然难以简单概括，但无疑与东亚世界女性困境逐渐被看见、女性声音逐渐被听见有内在关联。女性作者、译者、读者之间产生了超越国界和语言的连带感：我们要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斋藤说，她不喜欢被人评价译文只是单纯的“漂亮”，而更希望通过翻译还原作者的“声音”。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翻译过程里不可避免会损失原文的“声音”，而尽最大努力将原作者的“声音”传达给异国的读者，也等于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作者的呼吸与温度。

更难得的是，斋藤不仅对韩国文学发展脉络、韩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史有极深刻的理解，她在谈及韩国的历史社会问题时，也不忘叩问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责任。她赞叹韩国文学中的母题之一：在满身伤痕的历史和不断的自我修复中坚强生存。她还指出，韩国作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明确的记录过去历史与当下时代的意识，她认为这对日本作家和读者都是很大的启发。我曾痛感日本年轻人对过往历史的漠然甚至无知，在东亚近代史的课堂上，这点感受尤深。不过我渐渐发现，与其要求他们阅读艰深的论文或专著，还是通过文学、文艺作品，更易使他们进入对他们而言陌生或自以为毫无关系的世界。从译文里听见原文的声音，或为之心动，或受到安慰，或从此走进更幽深的丛林。

韩江获奖后的那个周末，我去家附近的小书店Hohoho座闲逛。问店里还有没有韩江的日译本，店主很开心地笑说，不仅所有的韩江译本都卖完了，连斋藤真理子的单行本和其他韩国文学作品、甚至韩国料理书也统统售罄。店主一直进不少韩国主题的书籍，还有京都韩国文艺爱好者自印的小册子，比如之前韩剧《我的解放日记》大热时，几位爱好者就编过一本感想集。他说，韩江获奖后，他网店立刻涌入不少订单，很快库存全部卖完，估计大书店也差不多。“不过下个月加印还有新版都会上市了，那时你再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