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接受“拿来主义”却不脸红?

文化   社会   2024-10-15 17:30   北京  

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日本人是世界上“拿来”的好手。因此给他们贴上“拿来主义”的标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汉字是古代从中国传来的,写汉字的铅笔是日本制造的,但追溯原本则是德国人在1565年发明的。照亮写字台的台灯灯泡是明治18年(1886年)第一次进口日本的。口渴了,要喝茶。但喝茶这件事,也是在13世纪前从中国传来的。来日本的外国游客,喜欢日本的独创食物——天妇罗与牛肉火锅。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天妇罗的原型是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由葡萄牙传教士带来日本的。牛肉火锅也是明治时期进口的美食文化。所以有日本人惊叹,如果试着书写关于我们生活万般的血统书,删除了外国原产之物,还会留下什么呢?日本原创之物究竟何在?或者,日本有原创之物吗?


如今被视为日本美食代表的牛肉寿喜锅,其实是明治时期的进口产物


为此,加藤周一在1956年发表“杂种”文化论,就是基于战后复兴成功,政治转型顺利,经济高度发展,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即便杂种又如何?现代化,日本人也行。他甚至想代表东亚,高呼东亚人也行。这里,承认自己的文化是杂种,并非是矮小自己也不是自卑,反而是基于一种沾沾自喜或自鸣得意。不过,丸山真男对这种“杂种论”没有好心情,说这恰恰是我们自身“绝对性缺失”的一个明证。而鹤见俊辅干脆弃用“杂种”选用“转向”的话语,说转向本身也应该在转向的问题中展开讨论。写过《日本边境论》的内田树,最近又出版《日本习合论》。他造语“习合”取代“杂种”,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共存时,日本的创造力就会发挥到极致。内田树还认为习合意味着不破坏、不排斥,并强迫不相容的事物相容。“习合”作为人类学用语,表明通过文化接触产生的两个以上异质文化要素的混合与共存。在习合中,原来的文化要素被重新解释、建构、并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


日本人把“拿来”的喝茶文化,变成了“茶道”


这样,我们在谈论日本文化时,至少有了三个同义异语的表示概念:杂种/习合/转向。三个同义异语,用一个词语概述就是“拿来”。“拿来”我们并不陌生,早前鲁迅就写过《拿来主义》的文章,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看来日本人也真信了鲁迅的话(这当然是文章之语,表意“拿来”是一切的根本。)如以神佛习合为例,相信八百万神的日本人拿来了外来佛教,并与之习合,表明他们并不关心神道与佛教以及江户时代盛行的儒教哪一个是正确或者哪一个最具意义,而是将它们混合起来,创造出被称之为“日式”的东西则是他们的擅长。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在意正确和意义这种短路性的讨论,期待的是否有适合自己的东西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存续了近千年的神佛习合,明治新政府一夜就能使它神佛分家,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一个原因。看来这就是杂种/习合/转向本身自带的问题。趣味点也在这里,没有硬要誓死捍卫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文化焦点(即便接触即便碰撞,也不会被习合)。一切都是可有可无,一切都是若即若离。这种状态,才是日本文化的生成状态。


著名的日光东照宫,神道教的鸟居和佛教的五重塔,是日本“神佛习合”的典型代表


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映。日本人喜欢拿来,对万物不排斥,也不惧怕异端,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丰富多样。如到了年底,他们过圣诞节,除夕夜听钟声,吃荞麦面,去神社寺院参拜,写下新年的第一幅书法,观赏相扑,在节分的气节自以为除掉了鬼怪,吃着寿司卷,根据自身的需要,情人节之后再设一个白色情人节,婚礼和葬礼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宗教中举行等。这种生活方式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可能是无节操的表现,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点,不过他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这正如内田树在《日本习合论》中说,我们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匹配是一件“坏事”。其实生活中充满了不匹配,我们生错了家庭、上错了学校、交错了朋友、嫁错了人、过错了生活。事情就是这样。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美好的东西,并把它留在这个世界上,周围的人会说“你过得很幸福”。如以这个视角看文化或生活,纯粹,或者追求“变得纯粹”才是问题的百出。因为悲剧就发生在我们开始要求他人纯粹的那一刻。再放大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不再利用美国自建国以来所拥有的“混合优势”或“混合能量”。


爱过圣诞节的日本人


当然,我们的兴趣点还在于拿来主义为什么在日本会变得毫无抗拒、乐于接受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拿人家的东西为自己所用,在全无知识产权的古代和近代,日本人占了先机。其实,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原点在芥川文学。芥川龙之介在短篇小说《神的微笑》(1922年)中创意出“改变构造力量”的物语,诠释了这个问题。芥川在《诸神的微笑》里面,描写了奥尔甘蒂诺神父和日本诸神之间的论争。奥尔甘蒂诺认为,在十字架的威光面前,肮脏的日本神灵的力量要获胜依然是困难的。他坚定地说:没有人胜过上帝。但那位有日本神灵变成的老人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说中国道教和印度的佛教传入日本,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和日本神教并存或是与之结合在了一起。这位老人也坚定地说:是上帝获胜还是大日灵贵获胜,直到现在还不能轻易断定。


这样看,日本人之所以乐意接受拿来,有如下几点:


1、不伤和气的融合,比什么都重要。


1996年,日本宗教学者阿满利麿出版了《日本人为何没有宗教》(筑摩书房)一书。当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引起很大反响。日本人没有宗教吗?那么多神社,那么多寺院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的年中行事又怎么解释?原来阿满说,日本人被认为没有宗教,无宗教信仰,是与“创唱宗教”相比较而言的。何为创唱宗教?就是指有特定教祖、有明确教义的宗教。如基督教有耶稣基督,伊斯兰教有穆罕穆德,佛教有佛陀。但印度教和日本神道就没有特定的教祖和教义,民间信仰中也不存在特定的教祖。可以说是由无名的人们自然实践的。这样看,日本人常说自己“无宗教”,是说他们是以年中行事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宗教”为重并将宗教世俗化,如每年的“墓参り”(扫墓)、夏季各地的“祭り”(夏日祭典)之类的行事活动。这些自然宗教的根底,说到底都与村落共同体有关,因为要维护村落的团结,使之形成哪怕是表面层的集团主义,便需要抑制个体对一神教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这样看,无宗教也是日本人在长年岁月积淀下的一个智慧——消除对峙、不伤内部和气的融合。


日本最著名的夏日祭之一:京都祇园祭


2日本人顺从和宽恕意识——没有办法/しょうがない


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学。对语言构成的世界感兴趣,就是对他人存在感兴趣。对他人存在感兴趣,就会生出肯定他人的想法。而日本的思想,无论是否巧合还是机缘,原本就有可能对这一现代趋势做出回应——肯定复杂性、尊重多样性。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绝对虚无”和“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就是将矛盾视为矛盾,接受矛盾的本来面目,并使之涵盖一切,甚至逻辑。假设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消磨时间的方式,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同国家和文化共存的世界更有趣的了。这种有趣感养成的前提需要有一种顺从感和宽恕意识以及对根本无解的世界的考量。可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现代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承认模糊暧昧领域存在的重要性,视排出矛盾,完全纯粹化是一种危险,从而最终为和谐铺平道路,使之成为一个不同个体的“有趣世界”。古与今,新与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存,以及不被任何一种文化所左右的独创性的发展,就是作为拿来主义的“日本式”,而这一方向正是通往“有趣世界”的道路。所以《鬼灭之刃》在日本的火爆,就是因为讲了一个关于鬼与人习合的故事。


3、认为现世就是一切,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时间。


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生存状态的恶劣与自然灾害的频发,都将理想与未来归还于大海的深处,触目可望的都是海水的表层,尽管也是波光闪闪的。所以日本人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世主义者。所谓现世主义,就是认为现世的所见所闻才是一切,并不存在一个超越现世的普遍原理。如果把这种现世主义转移到时间轴上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主义了。现代主义的要义就是忘却过去,不考虑未来。没有过去和未来,也就没有本来意义上的时间。因此历史意识也无法成立。思考领域的哲学史也无法完成,因为缺失主体性。如“哲学”一词来自日本,但日本至今没有一套皇皇的从古至今的《日本哲学史》。表明中江兆民所言“我日本自古至今都无哲学”并非夸大之词。所以,主体性问题,一直是日本人精神构造中最为缺失的部分。不与外来切割,本土主体性就无从谈及,但切割了外来,勉强得到的主体性又有何用?正是在这个摇摆的层面上,内田树说日本是一个档案馆,倒也说出了真相。档案馆,最不需要的是主体性,最要紧的就是调和性以及万物都是中心的平衡性。所以日本人养成了并不急于拒绝外来之物,先把它拿来留在身边再说,或许哪一天能用得上。大乘佛教的《般若心经》是有梵文原本的,现在印度没有了,中国是玄装大师取经归来把梵文翻译成的汉文。而如此贵重的原来作为《法隆寺贝叶写本》竟然留在了日本。目前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献纳宝物之中。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人为什么乐于拿来的问题。


《法隆寺贝叶心经》


当然,近年来世界流行的一个词语就是“文化盗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作为拿来主义的大国日本,嫌疑自然重大,但是反过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被盗用问题,也显得无动于衷,至少是不敏感。作为日本人,之所以不谴责外国人用他们的“着物”之名为自己的内裤起名,也不指出改良版寿司“加州卷”的盗用行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和服与寿司文化更具有普遍性和平民性,而不是骄傲的源泉,更不是用来填补自己弱小感和自卑感的工具,相反,他们在心理上或许还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你看,外国人也喜欢上了我们的东西。


加州卷


对日本人来说,日本文化可能只是一个概念的实体,并不视为可以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习合的心态,这就是拿来主义者对反向拿来的一种理解与宽容。大家拿来拿去,世界才有趣。所以就像鹤见俊辅,看似是可以打满分的“土著”一个,但他的一生就是喜欢喝可口可乐,并将其视为“放荡之味”。他死后,人们在他的棺木里,存放了可口可乐。这就是杂种/习合/转向的有趣点,当然更是日本文化的有趣点。


姜建强专栏丨寂光院

姜建强

旅日学者

致力于日本哲学

和文化研究

著有《另类日本史》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为什么日本人更乐意接受拿来主义而不脸红》。文章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一览扶桑立场。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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