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国民水果，竟然是它

日本的水果昂贵，苹果桃梨皆是如此。橘子几乎是最便宜的，但过了季节，一样奇货可居。唯一从年头到年尾都本分如一、不必掂量价格就能随手买得的，大概只有香蕉。日文虽然有“蕉”字，但香蕉却是用了banana的片假名音译，写作“バナナ”。三到五根一小把，包在塑料袋里，卖价不过一百到两百日元。或在专卖果蔬的青果屋，小塑料篮装一大串，也就是三四百日元，甚至比国内还要价廉。

日本街头的香蕉自动贩卖机（图｜维基百科）

这对我是好事。窃以为香蕉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水果。甜香柔软不费牙，又不用水洗刀切，更不会如蜜桃芒果之类糊一手黏腻的果汁，简直是专门利人的典范。但若要细究这种偏好在心理上的由来，大约在九十年代初年的贫瘠小城镇，香蕉还是一种难得的珍稀水果，充满南方热带风情，用途主要是探病和送礼。小时候有一段体弱多病，频繁去医院。白床、铁皮床头柜、消毒水气味、点滴落下时在管壁溅出的细小水滴，以及透出塑料袋的香蕉气味，似乎这样的环境之中，不适感更容易被安慰。

但太太跟我的意见相反。她对香蕉嗤之以鼻，认为它甚至不能算是水果之列，简直应该算粮食。又嫌未熟透的香蕉有一股青涩气，说是“猴味”。我猜这个称呼含着近墨者黑的告警，但实在是冤枉了香蕉。众所周知，我们东亚常见的猴类，主食是嫩枝树叶，而且因为地理所限，其实并不太有机会吃香蕉。

香蕉算不算正经水果到底是个人意见，姑且存而不论。在百物腾贵的日本，香蕉简直和豆芽、牛奶、鸡蛋、纳豆之类常年平价的食物一样，足以让最拮据的人也能享受食之自由。

查了一下资料，香蕉是日本消费量第一的水果，每年要消费约100万吨，平均下来，一个家庭一年能吃18公斤，比位居第二的苹果要多三分之一。据NHK的报道，香蕉消费量高的城市集中在关西，其中大阪的堺市是日本第一，平均家庭消费量超过23公斤。古都奈良和京都也在前十之列。

日本本土不是香蕉产地，只在冲绳、鹿儿岛、宫崎等地有少量栽培，因此几乎全数依赖进口。仅此一项，便占了进口水果总量的六成，可见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对香蕉依赖之深。

一种热带水果在此间成为国民食物，历史想必不会太长。一个说法是，织田信长是第一个吃过香蕉的日本人。永禄12年（1569），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路易斯·弗罗伊斯（Luís Fróis）拜访上洛的织田信长，向他献上“南蛮物产”，其中有香蕉。但这一说法颇有疑点，未可确信。不过此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岐阜作为织田信长布武天下的据点，干脆将本地所产香蕉称作“信长バナナ”。

后来信长身死，丰臣秀吉排斥传教，在京都毁坏教堂，弗罗伊斯远走长崎与澳门。等到历史中再次出现香蕉，便已是三百多年之后。其时清朝于1895年割让台湾，遂开启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的物产，便源源不断输入日本“内地”。

台湾的香蕉树（图｜维基百科）

香蕉原本也不是台湾本土作物，大致在十九世纪初自福建、广东引入，渐渐稍有种植。台湾呼香蕉为“芎蕉”，有俗谚说，芎蕉吐囝為囝死。原来香蕉种植时，需伐去老株，使新芽生发，以此比喻父母对子女之牺牲奉献。

至台湾为日据之初，有大阪商船公司所属的轮船“台中丸”航行于神户、门司、长崎与基隆之间。同时，曾作为辅助巡洋舰被征用、参与对北洋舰队黄海海战的客货轮“西京丸”亦常在此海域航行。于是，有好事船员便将日本所无的香蕉携入，零星在港口商店贩卖。而第一次成规模的输入，是在1903年。基隆商人赖成发与日本邮船公司的都岛金次郎一同，将台北县产的香蕉以竹笼装运，自基隆运抵神户，台日之间的香蕉贸易由此正式开始。

明信片上的照片是基隆港装载香蕉的货轮大和丸号

二十世纪之交，也正是香蕉在欧美流行的时代。发达各国的水果公司在热带国家与殖民地开拓香蕉种植园，香蕉成为国际大宗贸易商品。日本正当明治年间，亦步亦趋，推崇这种富有热带风情的南国水果，并视之为一种“文明开化”的果品。报纸发消息，说明治天皇喜爱的水果是御苑所产的“バナナ”，随后，台湾所产的香蕉也被“进贡”给明治天皇夫妇。台湾香蕉便迅速在社会上层流行开来。报刊登载香蕉食用指南，告诫人们不要粗鲁地剥皮吃，而是要放在盘子里，用小刀切去两端，再切成便于优雅品尝的小段，以叉子送入口中。作为一种高级水果，香蕉皮也会被精心对待。1920年的《妇人和家庭》杂志登有一则香蕉皮料理法：香蕉皮切薄片，加砂糖和盐，煮至柔软，待冷却后食用，十分美味。及至三十年代，香蕉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享用的水果。在1932年，东京神田果蔬市场，450克香蕉售价六至七钱，而当时十个鸡蛋的市价大概是17钱，可见香蕉已经十分廉价易得。

30年代的《少女俱乐部》杂志介绍香蕉的吃法

香蕉在美国风行，中美洲诸国便开辟大片种植园，成为“香蕉共和国”。同样的情境，也发生在亚洲。随着日本市民消费香蕉越来越多，台湾的山地之中也随之开辟了大片的香蕉种植园，短短十年间产量就急剧攀升到十几万吨。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台中文人张子材写诗，句云：“东去墩山十里遥，汴溪曲曲水迢迢。年来果价高于谷，远近人家尽种蕉。”

此时，香蕉已与砂糖、大米一起，成为输送到日本最重要的物产。基隆港香蕉堆积如山，被呼作香蕉之港。而距离台湾航线最近的日本门司港，大量的青香蕉越海而来，在门司港上陆。商家将其存放在地下仓库中，待其成熟变黄，再上市销售。有一部分果品会在运输途中提前成熟，因为是装在竹笼中，被称为“笼熟”。笼熟香蕉便会在港口直接低价售卖。售卖的办法与荷兰式拍卖相似，商贩逐渐报出更低的价格，直到有人买走，谓之“叩き売り”。商贩会拍手唱歌，以招揽客人。

常见的一首歌是：

粗略翻译一下，即是：

其后的歌词，描述了香蕉远来的路程，大意是：装进竹笼，拥挤着离开阿里山。在火车上一路摇晃，到达基隆港。从基隆出海，波浪闪着金光银光。远航的旅程哟，千辛万苦，终于到门司。

人类学者鹤见良行的《日本人和香蕉》，通过香蕉贸易探讨明治以来日本与台湾及南洋诸国的关系

门司港的香蕉拍卖，后来成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因而这首歌至今仍在门司港歌咏不绝。在歌谣中，香蕉的抵达被描述为一场充满南国浪漫风情的远游，自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背后的黑暗面。实际上，虽然当时台湾香蕉产业被视作“黄金时代”，但几乎全为殖民政府所掌控。自20年代起，垄断台湾香蕉产业的台湾青果株式会社，重要的干部都是日本官僚，台湾本土人士仅能担任最基层的职务。各地同业组合的组长或代表人，也都由地方殖民政府任命或者直接兼任。台湾香蕉种植和出口虽然在亚洲风光一时无两，但种植与贩卖的利润，最终多半为殖民者所得。

门司港“香蕉拍卖发祥地”石碑所在地街景

到日本濒于战败，航路断绝，香蕉便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至于战后，香蕉再次出现在日本市场上时，又一变而为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级果品。当时日本人平均月收入不到一万日元，而一公斤香蕉的市价则在两千日元左右。在贫乏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蕉常常与战争之前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曾经的中产人士追忆当年繁荣丰盈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享受啤酒、牛排和香蕉，哀叹战败后的凄惨景况。与此同时，曾经被日本占领过的东南亚诸国，关于香蕉的记忆则是另一番风景。日本在被占领地区强迫发行的钞票上印着象征南方风情的香蕉树，很快就因为滥发而一文不值，被当地人叫做“香蕉票”，用来比喻无用之物。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马来亚和婆罗洲发行的“香蕉票”

虽然战后随着贸易再开，香蕉重新回到日本市场，但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是一种昂贵的水果。一直到1963年开始香蕉输入自由化，情况才为之一变。日本本土少有香蕉种植业，因此放开对其输入的限制，香蕉重回普通国民的餐桌。此后十余年间，更加廉价的菲律宾香蕉大量输入，取代了台湾香蕉的市场地位。今日日本市场所能见到的香蕉，几乎都是菲律宾进口。甚至还有为担心糖分摄入过多的人士提供的低甜度香蕉，价格竟然比甜香蕉更贵一些。

后来亦有日本的左翼知识人追问，心安理得地享有海外的廉价水果，而不关注产地劳动者的健康、贫困与过度劳动，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否是一种道德的消费方式。我未曾觉得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一国的国民，能普遍抱有如此的自觉。但商业社会中的消费者，至少是可以用钱来为商品投票，而不是转过身去，只听取香蕉到港的欢快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