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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前期,佛师们的任务就是如何袭承定朝的“佛像本样”。但到了12世纪后期,奈良佛像师中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奈良县长岳寺《阿弥陀三尊像》(1151年)便是其前兆,中尊阿弥陀像深雕的衣褶意在回归天平、贞观佛像样式。运庆(? ~1223)的出现及其杰出的贡献,为复古运动上升至时代样式发挥了作用。
运庆画像,出自《集古十种》
运庆留下的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记有安元二年(1176)铭的圆成寺《大日如来坐像》,上面写有“大佛师康庆实弟子运庆”。这尊佛像的肉身表现柔和,脸部表情娇嫩,这些都证明了运庆年轻时的天才资质。
1180年南都发生了火烧事件,此后1186~1208年,南都佛师领衔东大寺、兴福寺造佛,这在日本雕刻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在京都、奈良两地佛师手艺擂台赛上,京都佛师的制作风格相对保守,以兴福寺为大本营的南都佛师则呈现出崭新的制作风格,他们的统帅便是运庆的父亲康庆。康庆制作佛像的风格是在学习天平、贞观的雕刻风格基础上创立的,虽属于复古样式之一种,但刚劲有力,充满新时代的气息。1189年制作的兴福寺南圆堂本尊《不空羂索观音坐像》,饱满的脸部和躯体极具生命感,而《法相六祖像》的特点在于鲜活的写实性。
当时运庆跟随成朝下行关东,于1186年制作了伊豆愿成就院的《阿弥陀如来坐像》。这尊佛像反映了关东武士的气质,充满粗犷的立体感。其他作品还有该寺的《不动像》《毘沙门天像》以及受和田义盛委托制作的净乐寺《阿弥陀三尊像》(1184年)。在制作完成这些作品后运庆返回京城,自1194年底起跟康庆、快庆、定觉等人一起在短时间内制作了东大寺中门的《二天像》(高二丈三尺)、大佛殿的《两侍像》(高三丈)、《四天王像》(高三丈二尺)等巨型佛像。虽然这些纪念碑性的作品今都不存,但1197年制作的高野山金刚峰寺不动堂《八大童子》中的六尊,反映了运庆壮年期成熟的制作风格。
高野山金刚峰寺不动堂《八大童子》之一
建仁三年(1203)运庆和快庆等人共同制作了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
立像》(仁王像)。同年七月二十四日动工,花了六十九天时间完成的阿吽两像,高8.4米、重4吨、构件各三千件,为镶嵌木雕像。平成元年(1989)六月至平成五年(1993)十一月,花费五年时间对佛像进行了拆卸修理,发现吽形像内藏经书,其题跋中记有“大佛师定觉、湛庆与小佛师十二名”的字样,还见有重源(八十三岁)的名字。
东大寺金刚力士像(阿形像)
在阿形像的随身物中发现了“大佛师法眼运庆、快庆与小佛师十三名”的铭文,其中记录有大佛师定觉制作了东大寺大佛侍像和四天王像及中门持国天像,但未见留下的作品。此前人们推测“阿形像”出自快庆之手,“吽形像”出自运庆之手,然而这一推测与铭文记录并不相符,如何解释成为新问题。尽管如此,就吽形像雄浑的表现形式而言,没有运庆的参与难以成就。再者,定觉的身世不详,有说是运庆的弟弟,其制作巨像的经验也很丰富。定觉所发挥的作用当予以考虑。
东大寺金刚力士像(吽形像)
东大寺俊乘堂的《俊乘上人坐像》塑造了在面朝西方念佛中圆寂的重源形象,老人的容貌特征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有一种对信仰始终不渝的人格威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受到了宋朝写实性肖像雕刻的影响,但单凭这点不能给出圆满解释。这是尊充满主体性造型的镰仓现实主义杰作。
东大寺俊乘堂的《俊乘上人坐像》
关于作者的推测说法不一。但我还是赞成水野敬三郎的观点,即从“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老躯的动感,诸如驼背,把弄念珠的手势被精准无疑地置换成雕刻上的量感,衣褶雕刻法与《无著、世亲像》类似”等来看,制作者当为运庆。
兴福寺北圆堂《无著像》
建造东大寺佛像后,晚年的运庆在1212年指导小佛师十人,着手制作了兴福寺北圆堂的《弥勒坐像》及《无著、世亲像》。无著和世亲是4~5世纪在印度推行唯识派思想的一对兄弟学僧,因此,元兴寺和兴福寺以法相宗理论为基础。运庆或许将印度高僧的模样托付在他周围的日本僧人身上,威严庄重的人物形象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成为日本雕刻史上无与伦比的佳作。
兴福寺北圆堂的《世亲像》
图书介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8%AF%B4%E6%97%A5%E6%9C%AC%E7%BE%8E%E6%9C%AF%E5%8F%B2/22477366?fr=ge_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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