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古书店主

昔日丰臣秀吉改造京都，为方便管理，命各处寺院迁至平安京东侧，并将这一带起名“寺町”。于是，寺町一带伽蓝整然罗列，繁盛时多达80余座。寺院门前自然形成了商店街，贩卖书籍、念珠、文房具的店铺尤多。自江户时代起，寺町通丸太町以南就成为有名的书店街。1950年代以后，书店逐渐减少，如今仍剩下一些，多为历史悠久的老店。沿寺町通一路南行，文苑堂、众星堂、赤尾照文堂、芸草堂、尚学堂、竹苞书楼、文荣堂、其中堂、大书堂……一路目不暇给。过了四条，气氛逐渐冷清。三密堂、吉村大观堂、藤井文政堂等专营佛教美术的旧书店聚集于此。

早几年，这里还有一家叫“书砦梁山泊”的“硬派”旧书店。所谓“硬派”，即主营社科哲学类书籍，与主营文化艺术类书籍的“软派”相对应。店主岛元健作，1973年在冈山开创梁山泊， 1976年将店铺迁至大阪梅田的阪急古书街。1999年，岛元健作将梅田店交给儿子岛元草多管理，即“古书肆梁山泊”。自己则在京都寺町通四条以南租下三层小楼，扎寨囤书，并以此为总店，在“梁山泊”前冠以“书砦”二字。

从前，我偶尔会去逛寺町通的书砦梁山泊。一楼和三楼是仓库，陡峭的楼梯边堆满全集本，小心登楼，就进入了二楼店铺书架林立、宛如图书馆的空间。柜台靠近楼梯，里里外外堆满了书。里面有时坐着健作先生，有时是年轻的店员。冬天，柜台前还有一只温暖的煤油炉，上头常有咕嘟咕嘟的热水壶。接天接地的书架外挂着分类牌记，“社会”“哲学”“法律”“东洋史”“西洋史”之类，也有文库本专区。最初，我对这类“硬派”书店总是十分敬畏，若没有找到想买的书，也不好意思一直泡在里面。后来去梅田的阪急古书街，逛进草多先生经营的“古书肆梁山泊”，店里不少和刻本、版画，气氛很明亮，虽然不太买得起，流连其间却不觉得紧张。几年前，东京的小川图书、浅仓屋书店，京都的菊雄书店、众星堂，与大阪的梁山泊结成联合品牌“万响”，在神保町还有实体店铺，每年刊行两期同名彩印书目。我同时从众星堂和梁山泊那里收到了《万响》，也照着目录先后买到过神田喜一郎家的旧藏。总之，父子二代经营的梁山泊气质迥异：书砦是坚实的社科城堡，古书肆是插架缥缃的琳琅世界。有国内师友问起京阪两地的旧书店，我也总会推荐说，两家梁山泊都值得一去，不是简单的总店与分店的关系。

2020年4月20日，读到《京都新闻》文化版的报道，“硬派古书店，从京都撤离”，“社会科学专门书店‘梁山泊’，今秋迁往大津”云云，不由吃惊。报道称，疫情之前，来实体店的客人就已锐减，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多亏网店营收，才勉强免于赤字，但前景堪忧。因此时年74岁的健作先生想在75岁到来之前，将寺町店的二十多万册图书整理至十分之一，带着这批最精华的旧书撤到比叡山中的家里去，在家中重筑书砦。

搬去比叡山中的书砦梁山泊

那时京都旧书业界弥漫着伤感的空气，因为世事艰难，好几家书店都宣告关门。我给健作先生打了电话，说眼下疫情蔓延，不能去店里当面告别，实在不好意思。他的声音比我想象得开朗许多，说京都市区房租太贵，不如回大津。新店有孙子帮忙，他现在很喜欢旧书，以后会继承梁山泊。“大津虽说不如京都有名，但从三条坐京阪公交车，三十分钟就能到我的新店。等形势稳定了，欢迎光临我的新寨子，顺便还能看琵琶湖呢！”

过了一年半载，检索“书砦梁山泊”，已定位在新址“滋贺县大津市比叡平三丁目”。比叡平位于比叡山西侧山腰，标高三百多米，从前是一片山地，只有零星的水田。高速经济发展时期的1967年至1977年间，开发商看中这片林木幽深、山溪淙淙的区域，凿山填壑，开发出近一平方公里的住宅用地，“比叡平”的地名也随之诞生。当时，日本各地都流行大兴土木，修建新城或别墅区，比叡平最初的定位也是京都、滋贺居民的别墅用地。不过，比叡平的交通实在不能说方便，进山只有一条“山中越道”，也就是志贺越道。这是自平安时代以来连接大津与京都的山道，曲折狭窄，对面来车都需靠边停让，才能小心会车。唯一的公共交通是京阪公交车，由于常年赤字运行，原本一小时一班的车最近又减了班次。一位熟识的老师若干年前在比叡平买了别墅，结果很少去住，也说交通不便。离城虽然不远，但自己开车太考验技术。冬天大雪封山很麻烦，夏天暴雨台风也相当危险。因此比叡平的常住人口逐年减少，老龄化也远比城里严重。

2023年2月初放春假时，我终于去了一趟梁山泊的新店。从银阁寺道搭京阪公交进山，沿途都是未融的积雪。好几处道路都在维修，看样子是之前暴雨后泥石流的痕迹。车开得很慢，一弯清流常伴身侧，看地图才知道是白川上游。

进山途中相伴的白川上游

车不久驶入一片平缓的住宅区，路过一家很大的全家便利店，我在“三丁目东”一站下来，没走几步就看到路边一座传统木构小楼。看样子应该重新装修过，一楼遮雨棚内堆着尚未收拾好的书箱，二楼细木窗棂上挂着熟悉醒目的招牌：“书砦梁山泊。”从右侧玄关进门，首先看到的是柜台，似乎还用着从前的桌柜。成排书架与柜台垂直纵深排开，二楼打通，抬头可以看到木结构屋顶。靠墙的书架接天接地，高处堆满全集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佛兰西大革命史》……墙上挂着明治时期教育家、政治家西毅一的书法，录《自新箴》一篇。柜台内是一位女店员，姓大村，说家住附近。不多时，岛元健作吃午饭回来，见店里有人，反而吃了一惊。他不太记得我，因为我之前好些年都没去过寺町的店里，但记得我三年前打过电话。

比叡山新店书架上的全集本

他很热情，当下与我闲谈，说自己从前是冈山大学日本史专业的学生，1960年代投身左翼学生运动，是运动骨干。被学校开除后，先在冈大附近开了旧书店，后辗转多处，最终来到比叡山中，“这是我最后的堡垒”。

他说学生时代每天都和同志一起听“北京放送”，也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虽然不懂中文，但喜欢那充满斗志的激昂语调，也喜欢开头播放的中文版《国际歌》，与日文版感觉很不一样。我当场搜出中文版《国际歌》给他听，他立刻跟着哼唱起来，又笑问：“你们年轻人现在不唱这个了吧？”我笑笑。又问他新店生意如何，他说，到店里来的人屈指可数，不过网店生意还行，“我这里不少绝版书，主要是研究者下单”。午后下山的公交车只剩下三趟，我赶在天黑前离开。临行前匆匆挑了三本书，矢野峰人《去年的雪》（去年の雪）、孙性祖《亡命记》、鹤见俊辅等人的对谈集《战争留下的》（戦争が遺したもの）。健作先生又送了几册他多年来坚持自编的杂志《书砦》，说有空再上山玩。

岛元健作先生编纂的《书砦》

健作先生提及的往事引起我强烈的好奇，也立刻理解了为何店里总有大量与革命和左翼运动有关的书籍。回家后上网检索，变换各种关键词，偶然发现2021年代岛治彦拍摄的纪录片《在你死后》（きみが死んだあとで）中，赫然有一段健作先生的访谈。片中还采访了一位当初同样投身左翼运动的岛元惠子，是健作先生的胞妹。1967年10月8日，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为反对首相佐藤荣作访问越南南部，在羽田机场和警察机动队发生激烈对抗。京都大学文学部一年级学生山崎博昭在暴力冲突中死亡，年仅十八岁。警方声称山崎是被学生们开的车碾死，而学生与遗属们主张解剖结果指向山崎死于警察的棍棒殴击。这起事件直接导致学生运动的激化。同月17日，人们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了盛大的“虐杀抗议·山崎博昭君追悼中央葬”。井上清、寿岳文章、鹤见和子、奈良本辰也等学者发起联名抗议。上野千鹤子是山崎博昭在京大文学部的同级生，五十年后，上野在追忆文中说，“山崎的死，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人生第一次参加的游行，就是悼念山崎的活动，此后也投身学生运动。《在你死后》采访了14名山崎的亲友或10.8羽田斗争的亲历者，有山崎的兄长、山崎的高中同学、山崎的大学同学。岛元健作与山崎并不直接认识，但他参加了10.8羽田斗争，是当时冈山大学“中核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岛元惠子是山崎的高中同学，也是京大的同级生，在山崎的追悼中央葬上作为友人代表致辞。

因为背景知识的匮乏，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有不少地方都看不太明白，要随时停下来检索。健作的片段是在寺町通梁山泊店内拍摄，惠子是在退休后归隐的丹波农村家中接受访谈。单挑出两段采访回味了几遍，渐渐看到了兄妹二人青春时代的轮廓。健作1945年出生，1964年考入冈山大学，最初是沉迷练习剑道的保守青年。大二时参加了社会学系的辩论社团，前辈劝他多看萨特和吉本隆明的书，他说自己因此受到感化，“逐渐左倾”。不久后的学生自治会选举中，健作得到新左翼党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中核派（简称“马学同中核派”）的推荐，成为少数派共同候补的一员，并成功当选。随后，他正式加入马学同中核派，参加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的活动。10.8羽田斗争前夕，他率领十多名冈山大学的学生搭火车前往东京参与斗争。他在混战中听说了山崎的死讯，也在人群中看到了同样茫然自失的妹妹惠子。

1966年起持续的三里冢斗争（反对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附近建造新东京国际机场，亦称“成田斗争”）、1968年1月的佐世保斗争（阻止美军企业号航母停靠的斗争）、1968年3月的王子野战医院反对斗争（反对在东京王子地区建设受容越战美军伤兵的野战医院），健作全部参加过。那时他频繁往返于冈山和东京之间，也受过各种伤。1968年暑假，他因身体虚弱回到大阪枚方家中，被诊断为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肝也出了问题。短暂的入院疗养之后，健作又回到大学，全力参与反美军基地、反自卫队军事基地的斗争。当时学生运动群体内部经常发生各种分裂，有派系主张学生应主攻学园斗争，与学校对立；有些派系主张学生运动应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合流，比如积极响应反基地斗争。健作的立场是后者，由于路线与战术上的对立，他被排除出冈山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位置。1969年1月，健作参加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攻防战，随后被捕，在东京巢鸭拘留所关押一年之久。同年11月，惠子在东京参加反对佐藤荣作访美的斗争，当场被捕，同年12月被转移至东京拘留所。

他们的父亲对自己的这对革命儿女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健作表示“既然是你坚持的信念，就要斗争到底”，对惠子则是第一时间请律师、交保释金，命她从此远离政治。健作在拘留所度过了孤独痛苦的一年，对学生组织的运动方式有诸多反思，但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缓刑获释后，健作被大学开除。他的女友是同校师妹，一直坚定地支持他。婚后二人一起找工作，妻子虽然名校毕业，成绩优秀，但用人单位一看已婚，就拒绝了。而健作则顺利找到了大阪古本屋工会的工作，担任事务员。“女人结婚后就觉得马上要生孩子，不能工作。男人结了婚反而觉得可靠，用人单位更喜欢，真难以理解。”两年后的1973年，他在冈山创设“梁山泊”，希望自己书店搜罗的书能如梁山泊英雄豪杰那般丰富多彩。那时旧书店生意比较好做，是喜爱独立自由的人不错的选择。

惠子在69年12月底就获保释，后被判处两到三年的缓刑，于1972年春顺利拿到了京大教育学部的毕业证书。此后在高中担任英语教师，53岁时提前退休。“很多人都说从山崎的死里受到震撼，影响了之后的人生。但对于实际参加了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一切又不一样。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同样的死。正因为此，亲历了现场的人才更难轻易开口。我可以和亲历者谈论那件事，但若和那之外的人开口，就仿佛是对死者的亵渎。”

2010年起，惠子搬进兵库县丹波市青垣町的古老民宅，在山中过着种菜养花、自给自足的生活。代岛镜头下的惠子坐在自家田地里，刚刚种完土豆，背景是已然返青的早春群山，一只猫偎依着她。她家门前挂着“雀之宿”“moyori咖啡”“moyori文库”的小招牌。据说“moyori”在当地方言中是村落最末端的单位。惠子说，当初左翼党派将组织内最小的单位称为“细胞”，她青春时代就曾做过组织里的“细胞”，仿佛是金字塔型组织中最末端的存在。而“moyori”是水平结构共同体的最小单位，意味着平等互助，她已从“细胞”时代过度为“moyori”时代。她将自己的藏书整理出来，免费供当地儿童阅读。经常有孩子来她家玩，抱着猫问她：“奶奶，有没有点心和饮料呀？”这是她感到非常快乐的时刻。

得多去山里，多跟健作先生聊聊。看完纪录片，心里涌起这样的念头。但再度进山，已是2024年7月25日，暑假开始的前夕。仍从银阁寺道搭京阪电车，上山的路弯弯绕绕，连日酷暑蓄积的热浪使得山里的气温和山下没大区别。下车后走到梁山泊门前，碰巧遇到健作先生在门前搬书。他很高兴地迎我们进店，腾出书架中间的一张小桌，为我们泡了红茶，三人坐下聊天。我说看过了纪录片《在你死后》，知道了您兄妹二人的往事，很震撼，也很感动。他有点意外，因为那是非常小众的纪录片。他又回忆起大学时抱着收音机听“北京放送”的光景，说那时不仅爱听中文版《国际歌》，还爱听《东方红》和《草原情歌》。

《草原情歌》即《在那遥远的地方》，1951年人民广播器材厂出品的“人民唱片”收入喻宜萱版《草原情歌》，旋律与今日我们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稍有不同，但歌词完全一致。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民歌选》里收入此曲，亦题作《草原情歌》，标注“青海”，“徐缓、优美、抒情”。1950年代初期，“人民唱片”与《中国民歌选》即传入日本，后由青山梓、刘俊南译出日文歌词。195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文教材中也收入此曲，并附曲谱与日译。1961年，日本双胞胎姊妹歌手组合花生（The Peanuts）翻唱此曲，之后此曲在日本广为传唱，对战后日本亲中群体而言，是非常熟悉、充满中国情调的曲子。

我在手机上搜出日文版《草原情歌》放给健作先生听，他笑着拍手道：“正是这个！”跟着哼唱了几句，又道，“现在手机实在是太方便了，要什么有什么。”不过话锋一转，说自己坚决不用智能手机，因为不想被手机完全控制，不想被手机信息洗脑。他仍用着功能最简单的非智能机，有需要智能机的时候，就请店员或家人帮忙。平常网店联络事务也由店员完成，他负责从书库找书、搬运。问起新店的经营情况，他笑说：“如今全日本的古书店，大概只有经营汉籍或面向中国客人的书店情况不错。一般旧书店都不怎么样，因为好些年前开始，日本学生就不怎么买书了，研究者也没钱。在寺町那会儿，来店里买书的不少都是中国青年，我印象很深。”

“不过，既然生意就是这么回事，我也就不考虑别的，只想成为完全照着自己心意来的、最彻底的古书店主人。”他很肯定地说。

问起他的故乡。他说自己的父母都是东京人，父亲曾是国家公务员，母亲高等女校毕业后入职日本银行。父亲的姐夫是母亲姐夫的外甥，父母因亲戚介绍而相亲、结婚。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时期，国家公务员结婚前要接受诸多背景调查。健作说，当时宪兵队不打招呼闯进他母亲家中，也不脱鞋，就穿着靴子在榻榻米的屋子里翻箱倒柜，没发现什么问题才扬长而去。这给他母亲一家留下了相当恐怖的印象，从小就跟他讲过这些故事。东京大轰炸之后，东京市民被强制疏散到各地农村，他的母亲当时和婆婆一起被疏散到山形县的乡下。“那时母亲已经怀了我，到乡下没多久就战败了，但车票非常难买，暂时也回不了家，就在乡下住着。”健作回忆起母亲，神情变得十分温柔，“山形盛产水果，草莓、苹果、葡萄，据说母亲吃了不少，比留守东京的父亲强多了。应该是那年冬天吧，终于买到票回东京了。火车里挤满了人，母亲抱着我，根本没地方坐。就在被推来搡去的时候，一个黑人美军士兵客气地给她让了座。这也让她印象极其深刻，你们想，那时的日本人多害怕军人，多害怕美国人，但居然有美国士兵给她让座。”

他说，自己名字是母亲的大姐夫所起，因为母亲大姐夫妇的孩子起名“周作”——大姐夫爱读周作人。战后，健作父亲转到日本绢纺协会工作。1948年，妹妹惠子出生。1951年，弟弟雄一出生。次年，健作父亲调入日本绢纺协会大阪事务所，一家五口搬到大阪枚方。“我们虽然一直生活在大阪，但口音还是东京的，小时候在学校还觉得挺格格不入。”

与健作先生闲谈的一隅

健作谈锋极健，对时事有锐利精到的批评。且喜用四字成语，一丘之貉、鼓腹击壤——有时我没反应过来，查了读音才恍然。他拊掌笑道：“你可是成语故乡来的人！”又说，“当然现在日本年轻人也早不用这些词了。但我们这一代，我父母那一代，倾慕中国文化的非常之多，汉文素养也可以。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亲中派都是相当坚实的存在。学生运动时期也是，我们那时非常向往中国的革命，熟读毛泽东语录。”

我们闲聊过程中，健作那准备继承梁山泊的令孙刚好来了一趟，瘦高的年轻人，有些腼腆，看有人在，跟祖父打过招呼后就离开了。健作谈兴仍浓，只要回忆起青春时代，语调就不自觉地昂扬起来。他说，当时其他大学的运动领导人通常会把大一新生直接带到游行现场，让年轻人在与警察机动队直接冲突的过程中亲身体会何为权力结构。而京大的左翼运动领袖们要求，不读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不能参加游行。因为希望年轻人们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行动。我问他是否考虑写一本回忆录。他笑：“我只是一个无名的人。”转而又严肃道，“好几十年过去了，当初不少人都变了立场，这也无可厚非。但我觉得，目前没有任何人好好总结、检讨过当时发生的一切。好像那只是年少无知的一场挫折。这是最糟糕的应对历史的方式。”

他环视四周书架：“这里是我流亡的归宿，我最后的堡垒。”我也随着他的视线瞥见书脊上的许多关键词：革命、民众、人权、解放、抵抗……是旧书堡垒梁山泊几十年来不变的关心之所在。

“最后的堡垒”

“有这种说法——当然我不赞成，人生有赢家，也有输家。在一般眼光看来，我肯定算输家这组的。但赢家讲述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全部，输家也有另一种历史叙述。”他笑道。我没有问他“赢家”的具体所指，因为这番见解具备普遍性，我所认同的也绝不在“赢家”那方。

又快到追赶下山公交车的时候。我挑了金赞汀著《朝鲜女工之歌——1930年岸和田纺织争议》（朝鮮人女工のうた—1930年・岸和田紡績争議—）、高桥贞树著《被差别部落一千年史》、宫本又次签赠本《町人社会的学艺与怀德堂》（町人社会の学芸と懐徳堂）、海原彻著《近世私塾研究》（近世私塾の研究）。健作先生赠我一册他和弟弟妹妹编著的私家本，《有父亲，有母亲。有一家团圞的餐厅。》（父がいた、母がいた。お茶の間があった。），副标题是“郊外绽放的一朵家族史”（郊外に咲いた一輪の家族史）。封面印了一家围坐在餐厅被炉前的照片，年轻的父母和三个孩子，最左边是少女惠子，最右边是少年健作。

健作先生相赠的私家本家族史

这本书2020年9月发行，是自家印制的非卖品，此前在网上见过零星信息，却无从购买。如今健作先生慷慨相赠，十分惊喜。在公交站等车时，已迫不及待翻看。第一部分收入母亲岛元文的随笔画、川柳集；第二部分是父亲岛元义枝的回忆文——他已年过期颐；第三部分是惠子的回忆长文；第四部分是健作视角的回忆；第五部分是岛元家略年谱与时代大事记。末附弟弟雄一追忆母亲的文章，作为后记。身后树林忽然窸窸窣窣一阵，竟是母鹿带着两头小鹿。我们的距离非常近，母鹿警觉地隐入树丛，小鹿们看看我，又低头悠然吃草。林中响起尖促的几声呼唤，大概是母鹿在催促。两头小鹿也发出尖细的鸣声，转身轻盈地跃走了。这就是呦呦鹿鸣么？和歌里也无数次咏叹过。

偶然邂逅的小鹿

这册回忆录二百多页，下山回家后不多时就翻完一遍。图文资料都非常动人，收入书中的大量家族照片充分说明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深切的情感羁绊。书中写到，岛元一家搬到大阪枚方后，恰好住在枚方天主堂附近，雄一就近念了天主堂附属幼稚园。不久，一家五人都领洗入教，健作的教名是奥古斯丁，惠子的是玛格丽特。这令我有些意外，又觉得原来如此，仿佛更理解了健作的热情与坚持。“谁履行真理，谁就进入光明。”“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不知这些话语有没有给他带来过鼓舞与安慰。

不久后，我跟健作先生谈起读到这一段时的心情：“万万没想到，您当年可是那么激烈的革命派。”他笑道：“我小时候一度想当神父，长大后虽然不这么想，但还是认为，人活着应该为理想献身。后来虽然因此碰壁无数，也很久没有进过教堂，但最近正想着重新回去。我度过了无悔且精彩的青春，尽情地读书，尽情地追求理想，尽情地付出代价。这一切在如今的主流叙事里大概不会有，但我真的又快乐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