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不是“故事线”,是“书籍线”

文摘   2024-12-28 22:26   广东  


和南兆旭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活动现场合影。现场读者Chris供图。



今天下午去南兆旭主持的“沐浴人文之光”主题讲座分享我的“打开《深圳》这本书”。老友多日不见,一见分外见白头。听说他已受聘担任即将于2026年开馆的深圳自然博物馆馆长一职,祝贺他。我常说,南兆旭是最爱深圳的山西人;现在还得加上一句:他是大学人文学科毕业,却把后半生的智慧献给了深圳的自然生态事业。今天那些习惯把大学专业当成终身职业的孩子们,可以研究一下南兆旭的成功秘钥。心中常怀“理想的自我”最要紧,职业不妨因时因地而变,没什么大不了。

我今天的讲座内容,是要通过我以个人偏好选出来的10种书,提供给听者一个“阅读深圳史”的“书籍线”。

对,不是“故事线”,不是“时间线”,是“书籍线”。


现场读者吴映丽供图。

书籍不仅是读物,不仅是藏品、礼品或奖品,还是方法与视角。“书籍线”接近于“把书籍作为方法”。

既然是“书籍线”,既然选择了10种书,总得有一些支持个人“偏好”的“偏见”。那我就分别分解几句。


《深圳旧志三种》
2006年5月出版

2000年之后,深圳人开始有一种“历史焦虑”。原来说深圳从“小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时,人人觉得变化巨大,感到自豪。后来人们再说“小渔村”,深圳人觉得好像被低估了,不高兴了,于是开始辩护:我们不是小渔村,我们不是文化沙漠,我们也有6000年历史。深圳开始建立新的自我叙述的历史叙事框架。《深圳旧志三种》是深圳人第一次从历史文献角度开始新的自我身份确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中华书局来的张一兵和从黄山书社来的于志斌在深圳意外相逢,于是有了海天出版社的“深圳珍贵史料丛刊”,丛刊的第一种就是《深圳旧志三种》。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这个丛刊也就出了这一种。



《深圳书市》
1983年4月印制

1983年的首届深圳书市,是一个久被后人忽略的特区重大文化事件,其影响波及全国。它清晰显示出了深圳人的文化基因图谱:拿来与敢闯。深圳有许多故事需要重新讲述,首届深圳书市只是其中之一。




《希望之窗》
1984年9月出版

这本书可以作为深圳开始大规模讲述自己故事的标志。这本书也正诞生在最善于创造故事也勇于讲述故事的蛇口。封面上那句口号的故事,最终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故事。这也是“时间口号”第一次登上书的封面。很快,那年的10月1日,这句口号就登上了中国的封面:天安门广场。




《你不可改变我》
1987年10月出版

刘西鸿1986年发表的这篇短篇小说,标志国家级文学形象长廊里第一次出现了深圳人形象:年轻的深圳人,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改变和超越自己,敢于过有色彩有个性的生活,有自由追求并且勇于追求自由。作品也第一次在更大范围展示了特区人的“三观”差异:那不是代沟,那是观念的鸿沟。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1991年12月出版

特区建立十周年之际,深圳开始郑重其事地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而且还要用深圳新的方式来讲述新的自己。这本书把深圳看作是一个“谜”,然后作者用一本书来猜谜、解谜。这本书也回应了当时市领导的谋划: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深圳,将深圳作为一座灯塔,坚定人们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




《深圳读本》
2009年10月出版

这本书一反之前讲述深圳故事的方法,开始以“他者”眼光呈现一个多元视角下的深圳。书里有多种与深圳的相遇方式;有深圳人之间非常不同的深圳故事。



《深圳十大观念》
2011年5月出版

自特区诞生以来,深圳人创造和实践了许多观念,具体表现为传播力甚强的标语、口号。2008年,通过十大观念评选,深圳人创造了“观念的观念”。这本书,既是深圳的观念史,也是深圳观念的基本结构。



《南寻深圳》
2014年10月出版

媒体与城市写作者合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作,一个城市的自然写作新形态由此慢慢形成,同时形成的,还有一个深圳生态写作的群体。这本书讲述了之前人们从未系统讲述过的深圳动植物的故事,这其实也是深圳人生存环境的故事。


《摆渡人》
2018年6月出版

这本书是一位院士、教育家在深圳写的散文随笔结集,书中讲述的故事与深圳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故事高度相关。这本书让我们思考深圳的教育故事应该如何再次讲述。



《袁庚传奇》

2020年1月出版


“宝安袁庚”是深圳人的代表。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出任深圳的“城市形象大使”。他是本土人,原住民。他又是这块土地上的革命者、解放者与改革者。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醒目符号,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的先锋,是敢闯道路上的旗帜性人物。所以,讲述深圳人的故事,从袁庚讲起会是一个非常准确与得体的开始,也是深具故事性与可读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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