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来到深圳，我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名片簿。三十二开书的高度，六十四开书的宽度。棕色硬壳，内含三十张名片袋。以每张正反面各装三张名片计，这个簿册能展示一百八十个人的基本信息。
是在燕南路西侧一家文具店买的。如今燕南路的面貌已经大变，往日小门店早就无影无踪了。依稀记得这个文具店是在路西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女店主又黑又瘦，看起来是本地人样貌，我一句广东话不会讲，未开口心里已经胆怯了。我忘了名片簿的价格，只记得当时是匆匆问价，匆匆付钱，匆匆离开。不是不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假装镇定与老练，可是，你说话的腔调、脸上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都在一刻不停地告诉别人：你初来乍到。
是，我是初来乍到，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很熟悉深圳了。我研读过深圳地图，知道了深南大道的方向（尽管是错的）。我仔仔细细读了一遍《深圳的司芬克斯之谜》。我认认真真读每一期《深圳青年》杂志，连那几页征婚广告都研究，惊讶于征婚可以直接提条件，比如“有车有房有户口”之类。我注意搜集北京各大报关于深圳的报道，好在这并不难，或者说相当容易，简直俯拾皆是，因为《东方风来满眼春》刚刚发表不久。我去北京图书馆翻过几次《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还拜访过一位在商报工作过几个月又回北京央媒担当重任的老乡。我一遍一遍地听《夜色阑珊》，动情地观看每一集电视剧《外来妹》。师范同学还专门领着我跑过冀州，到一个大师家里占卜“孔雀东南飞”的未来。我听说深圳流行卡拉OK，已经默默地准备了几首童安格和齐秦的歌。我还听说深圳见人就要递名片，不递名片不礼貌，接过名片要盯着看几眼，哪怕是假装。虽然我初来乍到，自己没有名片，也还没有接到过任何人递过来的名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名片簿。这个名片簿，可说是我“深圳想象”的结束，也是“深圳生活”的开始。
所以，我的深圳“物化”生活是从名片簿开始的。我珍惜这个名片簿，三十二年之后它依然挺括、紧致，塑胶封面虽没有包浆的效果，但岁月多少还是浸润了那三个烫金汉字。此刻我才发现，“名片簿”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英语——Calling Card File。抱歉抱歉，忽略多年，得罪得罪。不过，烫金的英文并不在乎，它们照样接受了岁月的浸泡。
名片簿里，当年插存的名片都安然无恙，而给我名片的那些人，大部分我如今不知他们在哪里。我甚至忘了那些名字都是谁，他们何时何地何因给了我名片。毕竟三十二年过去，谁又没有自己的沧海桑田？
所以，读过去的名片簿，就仿佛你真的与这些人一一重逢。其中也有少数挚交，虽多年不见，但一见之下，却恍如昨日刚刚告别。这是些“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老朋友。而大部分人，你觉得面熟，知道曾经相遇相识，但就是想不起这人是谁。
不过，这一种读老名片的处境比电梯里或马路边偶逢熟人却想不起人家的名字要好得多。读老名片你不用担心忘了眼前和你热情寒暄的这位朋友姓氏名谁，因为他/她的名字就印在名片上。你想不起来的，只不过是他/她的面容而已。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她人又不真在你面前。当然当然，真人真要在你面前，也就不存在你失忆人家的长相这回事了。
但我仍是掩饰不住的好奇：名片簿里的这些人名啊，你们是谁？你们如今在哪里？当年我们匆匆一面，交换名片，从此又天各一方，再不相见，那我们的闪电相逢究竟所为何事，为何记忆中一丝不存？
一件东西失去了实用价值，就有成为文献的可能。我们现在见面都扫微信，几乎不见有人递名片了。我的名片簿就这样从通联信息变成了岁月标本。
可是，许多香港人还保留着见面递名片的习惯，至少是在大学里。前些天我采访港中大一位教授，落座后他首先还是递名片，然后说：“我知道内地已经不时兴名片了，你们都是扫微信。”
我忽发奇想，从此以后，我要珍藏每一张陌生人递过来的名片。他们递过来的不仅是纸质的名片，还是对一种礼仪的尊重，表达的是坦诚开放的态度。我也要设计一款新名片，以防忽然名片当前自己措手不及。这时候说一句“我扫你……”，唉，太不靠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