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所说的“书籍”，指的是我们手里这些不计其数的家什，这些经过印刷和缝线装订、外面包着一个封皮、封皮上列有作品标题的纸张，那我只能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不相信(电力和现代机械装置的进步也不允许我相信)古腾堡的这个发明还有什么别的前途，因为或迟或早，它一定会堕入过时废弃的境地，不再是一种实时诠释我们精神产品的手段。
引自法国作家及出版商奥克塔夫·于扎纳《书籍的终结》(The End of Books)，载于1894年的《斯克里布讷杂志》。参见《牛津全球书籍史》第十四章，页423。
从这段引文可知，“书籍消亡论”或“书籍终结论”至少已有130年的历史了。这有点出乎1990年代因互联网诞生而高呼“书籍死了”的那些“先知”的意料。他们本以为他们才是比巫师更灵验的预测师，是比未来学家更懂未来的学者，是“技术之上”论的践行者。可惜，奥克塔夫·于扎纳早他们一百年就已经率先唱衰书籍了。尽管时间有差，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以为自己会见到但最终都未见到书籍的死亡。书比人长寿，尤其比那些预言它消亡的人更长寿。
最近几十年预告书籍死亡的人大都是互联网从业人员，包括一批响当当的CEO们。这不由得让人起疑：他们争相宣判书籍的死刑，也许是为了营销自己的互联网产品。这已经不是“饥饿营销”了，这是“死亡营销”：以煞有介事宣判“竞品”死刑的方式为自己的产品鸣锣开道。出版人或出版界在这次甚嚣尘上的书籍终结合唱中，表现得还算镇定。首先，他们不相信书籍会死亡，他们反对“书籍死亡论”，他们到处弘扬纸质书不会消失的信心。他们同时也调整做书策略，更加重视书籍的内容创意、设计水准与印制质量。他们甚至用精装、毛边、插图、限量、书口刷金、书口喷绘等花样，试图让书籍之花开得更美丽，更艺术，更赏心悦目，更有收藏价值。他们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延长书籍的寿命，提供更多“书籍不死”的证明。
让人大为意外的是，130年前宣称书籍“一定会堕入过时废弃境地”的于扎纳，竟然就是位出版商，还是位书痴，“并且为那个时代的书籍装帧做出了天才的革新，设计了一些风格统一的艺术品式书籍”，还曾在1890年代在巴黎创办并编印评论期刊《现代书籍 文学世界及当代书迷杂志》（《牛津全球书籍史》第十四章）。据这一章的作者杰弗里·施纳普说，于扎纳之所以预言书籍的终结，皆因他去了一趟爱迪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橙园的实验室。他目睹了“现代机械装置”的神奇，体验了电力为能源的圆筒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还有其他让他惊叹不已的新玩意儿。尤其留声机让他震惊，认定这留声技术多半会宣告印刷的末日。他后来在《书籍的终结》中说，以后作者会变为录音师，书卷会变身为“跟赛璐珞笔杆一样轻”的录音蜡筒，图书馆会变身为“留声资料馆”，读者则会变身为听众 ，携带着“袖珍唱机”到处游走。
奇妙的是，于扎纳做出这个预言几十年后，录音蜡筒就已经过时，书籍既没有终结，也没有被替代。而今天看来，他的预言反而有一半要成真了，因为如今所谓“音频类内容服务产品”正大行其道，许多人用听书代替读书，有些人喜欢上了播客的陪伴。尽管如此，于扎纳的另一半预言（书籍被替代）距离全部实现恐怕还要等，最终能否实现也还很难说。
于扎纳要比现在高喊“书籍死亡”的人更可爱一些。他是爱书人，是书痴，他的“书籍终结论”是真诚的思考，而不是商业的话术。他太爱书了，他有资格担忧书的命运。如今那些盼着书籍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有相当一些根本不读书也不爱书。他们的书籍命运如何如何的论调，因此更显得幸灾乐祸甚至居心不良。
同时代对书籍抱有悲观态度的绝非于扎纳一人。据《浅薄》所载，1889年，休伯特（Philip Hubert）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预言：今后“很多图书和故事根本不会印刷出版，它们会以唱片的形式进入读者，更准确地说是听众的手中。那时的留声机已经可以记录并播放声音了。休伯特写道，作为创作文章的一种工具，留声机肯定也会“远远超越打字机”。
同一年，未来主义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人们以后将会“闭着眼睛”阅读。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语音播放器，名叫“必不可少”，可以囊括他们的全部藏书、报纸和杂志。贝拉米写道，妈妈们再也不用“为了防止孩子下雨天在家里调皮捣蛋，给他们讲故事讲到嗓子都哑了”，孩子们全都会有自己的“必不可少”。
和于扎纳一样，他们对书籍命运的预测虽然频频破产，对“声音产业”的预感却有些歪打正着。这是书籍对他们的嘲讽，却是“音频”给他们的奖赏。今后不必再担忧书籍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