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几代人不论什么时候谈起高考，不论和谁说起高考，都能聊出故事。高考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故事资源库”。再过几年，估计会诞生一门崭新的学科——“高考学”（也许已经有了？呵呵）
前几天听一位朋友说，当年高考填志愿时，她先填中山大学，后填厦门大学，再填了一个暨南大学。到第四志愿时，想不起还有什么离家不远自己成绩又够得着的学校了。此时来了一位老师建议说，接着填，志愿表格都填满，第四志愿填一个师范大学。她乖乖听老师的话，在第四志愿填了省会的师大。
等成绩出来，她发现自己的分数升中山大学毫无问题。可是，还没高兴一会儿，她就接到通知，她已经成功被那所师范大学录取了。那时的师范院校有优先录取权，只要报了，就会“脱颖而出”，管你是第几志愿。入学后她发现在他们班上她是高考分数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竟然差了两百多分。
她说她埋怨过老师，自己也哭过不止一回，但结局已经写定，闹情绪无济于事，只好把已知的现实当成是未知的命运。这个世界上最倒霉又最忍辱负重的就是“命运”：天下多少无理可讲、无力改变的乱七八糟的事，最后都赖在了“命运”身上。
听到这里，我忽然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四十多年前，我填志愿时，莫非也发生过类似事情？难道我一直未悟出此事的真相？
我多次说过，我参加的1979年高考是大中专一张卷，录完本科录专科，最后中专兜底。中学数学我奇迹般地一窍不通，所以参加的是文科高考，但成绩照样很差，离中专分数线都还差5.5分。眼看我成了需要实践“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高考落榜生，两脚已经站立在回乡务农与读复习班的人生十字路口，谁知天上掉下个好消息，中专录取分数线一下降了二十五分，我的分数反而超分数线二十分。填志愿时，我填了“河北公安学校”“河北交通学校”和“河北商业学校”。我都开始想象自己穿上警服之后的英俊风采了，还担心手枪射击时我心惊肉跳手臂颤抖怎么办。
志愿表上还有一栏需要填：“是否服从分配。”
想都没想，我就“服从”了。
整个中小学期间，我受的教育不就是“听话”“紧跟”和“一切服从安排”吗？不就是“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吗？不就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吗？不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吗？不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吗？在那一栏里填“否”，就等于不服从分配，那不就成了“坏蛋”“流氓”“反革命”了吗？
我可不敢。我要服从！再苦再累也要服从。哭着闹着都要服从。请相信我，请考验我，请命令我——我一定无条件服从，誓死服从！
结果，我就去了衡水师范学校。我从来没有填报过这个志愿，但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师范生”，“忠诚教育事业”从此就是我的新使命。
十年后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1991年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实习时，我遇见到一位当年的河北公安学校毕业生。同是1979年降分数线录取的“中专一代”，因背景相同，感觉异常亲切，聊得热火朝天，有一同经历过命运罗盘转动的“历史感”。说起高考分数，他竟然比我还少了十分。
“为什么你能上河北公安学校？走后门的吧。”我很不服气。
“哪有什么后门。”他说，“我爸不过是个老师。”
“难道录取不是从高分到低分的吗？我也报了河北公安，为什么却去了衡水师范？”
“噢，这个，”他说，“你可能填了'服从分配'。”
“是啊，我填了，”我理直气壮，“都要填啊，谁敢不服从分配？”
“是，我也不敢不服从分配。”他说，“可是，'是否服从分配'一栏，我爸爸让我填的'否'。我爸说，大不了再复习一年。”
他和我握手告别时，左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读研究生了，很不错啊。这还不是因为当年你服从分配了嘛！我呢，你看，咱俩都是来参加同一个大会，你来采访，我却是来维持秩序。”
“不对。”我说，“我要是继续服从，就不会有考研究生的想法。”
“都一样，都一样。”他摘下大盖帽，弹了弹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又郑重其事地戴上。此时远处一声哨响，他朝我挥了挥手，“都是命，不信不行。”说罢快步向集合地点走去。
我想对他说，我再也不信别人安排的“命”。可惜他已经走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