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日子都有故事，但是未必有人都记下来，或者有人记了下来而我们又未必知道。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日子那些事，虽然有时故事更宏大，但毕竟少了些私人趣味。如果能看到很多人的日记就好了，但这又不太可能。所以，有时候我很愿意翻翻当年我参与主编的那套《深圳日记》。十几年前的书了；其中有一本当年深圳市民投给晶报《深圳日记》专版的日记稿。当然，内容都是可以公开的。即使如此，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烦恼与立体的细节还是点亮了一些日子。那些日子因此有了故事，有了质地。今天选几则在这里。
其一
1990年4月8日
（利华，1985年来深）
在八卦岭电子厂打工的表姐今天突然从包里摸出一盒新磁带，说是他们厂里人都爱听的，杨钰莹毛宁李春波他们的歌。
去广东，在这个春天，像一句口头禅，也像一阵龙卷风，吹刮着每一个贫脊的村庄。只是我的表姐不似片中人那么忧伤，刚刚来到深圳，正当最好年华的她，平日穿深蓝色的工装，周末着明黄的碎花衬衫，彼时的深圳，处处皆春天，表姐也像春天的黄莺鸟儿，唱着《外来妹》，从城市的这条街道飞到另一条街道。
【按：有张照片就好了，真想看看“表姐”在那个流行《外来妹》的春天的样子。彼时人民大学研一楼七楼的一间宿舍里，几个人也是天天追看《外来妹》。电视是黑白的，大概十四吋的吧，很小。但是外来妹生活的世界很大。那部电视连续剧是我们在北京校园里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这一种独特的感觉很难与不相干的人分享，后来来了深圳干脆连这种感觉都用不着了。】
其二
1990年10月1日
（木瓜，1989年来深）
半个月前的一天，我正在男友宿舍吃着面条，只听他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们单位可能要分房了。”我听此话头都没抬一下,“分房?”关我们什么事?以男友的工龄和目前单身的状态，分房对他来说真是件很遥远的事。
男友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其实我们努力一把，创造条件也是可以有资格申请房子的。”我抬头瞪了他老半天，看着他一边笑，一边眯着眼打量我的样子，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所说的创造条件就是要我们俩告别单身，领结婚证……。
【按：后来他们真领了证，结了婚，分了房，都是正常的发展，我就不接着抄了。那比较“正常”的年代，年轻人该恋爱恋爱，该结婚结婚。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他女儿有了男朋友，连声感叹要谢谢女儿。我不解。他说，女儿愿意谈恋爱，而且是和异性谈恋爱，当然值得感谢。我说你那未来的女婿如何？朋友说，“没见过呢，但女儿说，她男朋友很正常。这就够了。正常，多难得啊。你还想什么呢？”】
其三
1998年2月21日
（刘庆方，1994年来深)
今天我到报社领取稿费之后，满怀欣喜地往回赶，途经宝安新村时，冷不防被3名治安员叫住:"干什么的,暂住证呢?"“我忘带了(其实没有暂住证)。我知道遇上麻烦了，但尽量保持镇定，同时，掏出身份证和龙华文体站文学创作会员证给他们看，以证明自己并非“三无”人员。
一个治安员接过去看了看，又给另外两个看了一下，脸色温和了不少。他正想示意我走，但其中一个治安员说:"别信他，那可能是假的，把他带到警区再说。”没办法，我只得跟随他们走一趟。
当我被带到警务室时，里面已蹲着6个无暂住证的人员。尽管我是第一次充当这样的角色，但我并不感到害怕。
约一个钟头后，有2人被亲友担保离开了，而我连同其他几人被他们送到上川派出所,随后被关进一间审讯室里。说是审讯室,但他们既不来"审讯"，也不让我们打电话叫人来担保。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终于有一个手戴红袖章的民警来“审讯”我们。他特别留意我的那张会员证,并认真地核对了我的身份证。确认无误后，他不无欣赏地说:“原来你也喜爱文学呀，看来你不是‘三无’，你可以先走了。”
终于遇见了一个“识货”的人。我激动得连一声谢谢都忘记说了，如遇大赦般冲了出去，守门人以为我想逃跑，把我叫住了，但被随后赶来的那位民警解了围。他嘱咐我尽快办一张暂住证，以免再遇到什么麻烦。说罢他掏出一张名片，说他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以后多联系。
我接过名片一看，才知眼前这位可爱的民警是深圳各报纸、电视台的通讯员。原来我们都有共同爱好，没想到关键时候还是文学爱好帮了我，并歪打正着地认识了一位"知音”。
【按：抓“三无”之类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今天看来如此荒唐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没觉得有多过分。“三无”嘛！那时候我们还不习惯要质疑这些做法是否侵犯人的正当权利。那是“治安员”权力无边的时代。这则故事的亮点是那时的民警中还有文学青年，文学青年还有一腔人文情怀。】
